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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sickness）是指所有生理原因、心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而导致的不舒服。它是伴随着人类生存过程而有的一个古老话题。在古代西方社会，人们认为疾病或者健康都是由神来主宰的。直到公元前 430 年左右，希波克拉底才开始科学地对待疾病，他的著作《医学》《空气与水土》强调医生只有充分了解药物的效用以后，才能对症下药，并且指出人的身体健康与其生活的环境变化有极大的关系。
阿赫克莱门（Arthirkleinman）也指出，疾病并不是一个实体，而是解释模式，疾病属于文化，是医学特化了的文化。
传统上，中国民间百姓的病患观有人格论（ personalistic）和自然论（ naturalistic）两种。“人格论”的病患观与宗教和巫术有密切联系，这种病患观是指把病患的原因归结为超自然物（神灵等）、非人类（如鬼、祖先灵魂或恶魔等）以及特定他者（用巫术害人的巫师等）的干涉性活动，病人实际上是受害者。
“自然论”病患观强调人体的平衡以及人与自然界的和谐。认为病痛是由身体内外的自然力量，如寒、热、阴、阳等的失衡而引起的。这种机体与环境相统一的“天人相应”观，基本上是传统中医的思想基础。传统中医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生命的源泉，人类依靠天地之气和水谷精微而生存，并随着四时寒热温凉、生长收藏的规律以及地理环境的变迁而生活。因此，病患的原因主要是邪气入内而导致身体失衡的结果，如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说：“夫病之由来虽多，而皆关于邪。邪者不正之因，谓非人身之常理，风、寒、暑、湿、饥、饱、劳、佚（逸），皆各是邪。”《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也说：“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灵枢·口问》上云：“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而中国中医学上的健康文化观念则更多地注重整体性，强调人的体型健康、心理健康、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道德健康。
与上述观点不同，一些学者将个人是否能够顺利承担其社会角色作为判断其是否患病的基本标准。如帕森斯就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出发分析健康与疾病，他认为：健康可以解释为已社会化的个人完成特定角色和任务的能力处于最适当的状态；疾病则是健康的欠缺状态，是对个人希望完成任务和角色的能力的干扰。
弗雷德森的标签理论也认为，疾病可能是独立于人们的知识之外存在的一种生物学状态，而病患则是根据人们的知觉所创造的、与人们对疾病的认识相一致的社会状态。
现实中我们发现，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对于病患状态往往有不同的认知与解释。比如小孩轻微感冒和发烧，具备现代西方医疗知识体系的人认为这是一种需要去看医生的疾病；而在中国北方的部分地区很多老人却认为小孩发点烧是在“长个子”，是件好事。
玛格丽特·克拉克（Margeret Clark）对美国西南部的研究也发现，在美籍墨西哥人中，腹泻和咳嗽很常见，他们认为虽然这并不一定好，但仍然属于“正常”现象。
而人类学家理查德·亚当，他早期工作于国际卫生项目，在危地马拉发现，给孩子验血在当地被认为是有害健康的行为。
所以，在病患观上体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很强的“冲突”性。一般说来城市居民拥有更多的现代医学知识，而农村居民的传统病患观念则会更加突出。值得人们关注的是，由于现代化体系所导致的自然环境和人们工作生活条件的变迁，拥有传统病患观念的居民在这场全球化变迁中会有更高的患病概率，他们的健康权利特别容易被忽略，这会引发基础性的健康不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