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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康公正如何可能

乌尔里希·贝克在其《风险社会》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表明,在发达的现代性社会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在风险社会中,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 这说明,风险社会的运行逻辑不同于生活必需品时代的传统社会,也不同于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当代社会。在生活必需品时代,人们的生活、工作主要依赖于传统流传下来的生活经验,农业及其生产受到特别重视,变动性较少,依个人生活经验而有的预见性较强;在耐用消费品时代,由于住房、汽车等高价值大宗消费品逐步进入大众家庭,这时的消费模式需要一系列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的支撑, 此时个人对未来的预计和期望越来越依赖于既有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泰坦尼克定律”效应明显,财富聚集的逻辑和制度的设计特别有利于社会上层;在风险社会,因为环境污染而产生的对人们健康的侵害,或者因为各种意外而有的伤害,这些侵害或者伤害的后果逐步会成为主宰社会的主要力量。

由于一系列社会历史原因,目前中国社会的农民大多生活在生活必需品时代,而中国城市社会已经基本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与此同时,中国在加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在追求GDP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速度加快,劳动者所遇到的健康风险加大,不少农民工暴露在有害环境下工作和生活。与这种已经蜕变的外部环境不相一致,众多类似于K村的农民依然遵循着传统的病患观念和就医行为。这就使得他们,一方面不能主动意识到有害工作环境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而采取相应防护措施;另一方面疾病被延误,频繁错过最佳治疗时机的现象成为“常规”,最终农民的医疗成本增加和健康风险提升。

中央领导人提出要运用“共建共享”的原则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这样,在农村建立一个适宜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也就成了各级政府的迫切任务。但是,我们认为要真正化解农民的健康风险,需要国家的较大力度的持续投入。国家在对农民提供合格的卫生设施和方便的医疗服务的同时,需要在农村提升村级卫生院的医疗水平,在乡镇医院提高处理急诊的能力,还需要以多种形式和途径向农民传播卫生健康知识,对他们既有的病患观念进行改造,改变他们不利于病患治疗的就医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政府要特别关注和监控劳动者的工作、生活环境质量是否有害于身体健康。因为,保障人们的工作环境不有害于健康是健康公正基本的要求。

[1] 吴群鸿、张振忠等:《建立我国贫困人口健康保障制度的重要性研究》,《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2 年第 9 期,第 12-17 页。

原新、刘佳宁:《我国农村人口的健康贫困探讨》,《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 4 期,第 94-99 页。

王欢、张亮:《社会资本与我国农村健康贫困的消除》,《医学与社会》2006 年第 7 期,第1-3、7 页。 DMfF7bWaRQoebsQ4hMLj8gsSyM5fd4a6LrqD5M8P5a6mK8CUs7RCQ8FFmVa1mc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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