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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革命“要走历史必由之路”

1935 年 10 月,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落脚陕北吴起镇,两个月后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培养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

(一)“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

1936 年 5 月 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陕北延长县交口召开,会上毛泽东在《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中提出:“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则要办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否则,将来无干部。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犯罪。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5 月 20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具体研究创建红军大学问题。6 月 1 日毛泽东在红军大学第一期开学典礼上讲话时就提出,创办红军大学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的成功。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力量” 。毛泽东兼任红大政委,林彪任校长,教育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红大成立初期,分为一科和二科。一科学员大都是红军师以上干部,有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陈光、张爱萍、莫文骅、彭雪枫、陈士榘、杨成武、谭政、周建屏、彭加伦、王平、耿飚、刘惠农、许建国、苏振华、张纯清、张树才、张经武、张达志、宋裕和、赵尔陆、贺晋年、郭述申、黄永胜、谭冠三、张文彬、杨立三、邓富连、刘鹏、吴富善、罗保连、符竹庭、童小鹏、肖文玖、武亭、洪水等。

1936 年 6 月 21 日后,红军大学迁往保安(今志丹)。同年 6 月至10 月,美国著名新闻记者斯诺来到保安,采访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以及红军战士,最终写下了著名的《西行漫记》一书。在书中斯诺如此描写了抗日红军大学:

“红大一共有四个分部,八百名学员”,“设在山边一排大窑洞里”,“校舍完全不怕(敌机)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一家”,“有什么别的学校由于‘纸荒’而不得不把敌人的宣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或者每个学员的教育费用,包括伙食、衣着、一切在校开支,每月不到十五元银洋?”“在红军大学,学员们一天学习十个小时,异常努力。”

1937 年 1 月 13 日,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入了延安城,不久,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1938 年 4 月,毛泽东在抗大的讲演中指出:“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向,你们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就是要打日本、怎样打日本、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其次要学一个达到及完成这种政治方向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必得有这种作风才能达到及完成以上的政治方向。再次是要学点战略战术。抗大是军事学校,要学做一个军人,学点军事本领。……总之,你们在这里要学到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的战略战术。有了这三样东西,我们便能够最后战败敌人。” 1938年 6 月,毛泽东为抗大毕业证书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用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

1939 年 5 月 26 日,毛泽东在题为《抗大三周年纪念》的文章中提出:“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同时指出“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与从事学习的。” 30 日,毛泽东在延安模范青年授奖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指出: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但是光有这个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不够的,过了三年五年,就把它丢了,那还不是枉然?所以,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后,还要坚定,就是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有一些人,他们嘴上道德、气节乱喊一阵,但在政治上是不坚定的,中途会变节的,这是无道无德。”

那么,什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呢?1938 年 4 月 1 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大会上讲话中作出了回答:

共产党有一个方向,政治的方向。这一个方向,全国人民都以为是好的,那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完成民主政治。这个政治方向是代表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意见的。共产党,从它生下来的那天起,就决定了这个方向。对外,因为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就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对于国内,有些东西都老了,都腐朽了,必须打倒,建立民主政治。这是中共十七年来提出的总方向,全国人民都赞成的总方向。还有一个方向,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大家想想,民主政治建立以后,我们毕业了,还升不升学呢,有的,就是社会主义大学,它可以给人民最大的幸福。你不能够走完民主的路就不往前走了,要走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路。可是,你要到社会主义去,就必须先走现在的路,按照现在的方向走。为什么全国人民特别喜欢共产党呢,因为它不但有了政治方向,而且坚持了这个方向。

毛泽东延安时期一再提到的愚公移山精神就是在坚持政治方向中的坚定不移的表现。1938 年 12 月 1 日在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 15个队毕业典礼大会上的讲话时,毛泽东提到愚公移山的故事,1939 年1 月 28 日在抗大第五期开学典礼上毛泽东重申了这一故事。毛泽东引用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之后,又把话题落到抗日的问题上。指出,我们打日本帝国主义,也是这条道理 。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口头政治报告、结论、闭幕词里三次提到。1945 年 6 月 11 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致闭幕词时说: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作太行山,一座叫作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作帝国主义,一座叫作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愚公移山的精神实质就是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人知难而进、迎难而上、锲而不舍、不屈不挠、坚持不懈、坚忍不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克难奋进精神。

(二)“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那么,毛泽东讲的“打倒帝国主义,完成民主政治”的方向,与“社会主义的理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中国共产党如何把二者统一起来呢?

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在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变化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前途形成了正确的认识。毛泽东在说明政策的变化时阐述了革命转变的思想,认为中国革命的现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民主主义革命何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1937 年 5 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把两个革命阶段的关系比喻为两篇文章,认为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并且明确指出不流血的和平转变是我们所希望的。

在 1938 年 9 月 26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朱德总结统一战线实践的经验,提出了一个深层次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就是要进一步解决广大群众信仰不信仰三民主义的问题。他说:三民主义是国共合作的枢纽。但是,现在群众对三民主义没有什么信仰。我们要使群众相信三民主义,就必须用马列主义来解释三民主义,充实三民主义的内容。同时,我们还要向全党解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和我们为什么拥护三民主义。他还建议将这一问题首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行解释。

1939 年 5 月 1 日,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 20 周年的文章《五四运动》中指出: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要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的话,那它就已经过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今天的抗日战争是其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阶段,也是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阶段。直至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之时,才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从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各有若干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然而就其全体看来,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12 月,在毛泽东等主编的干部教育课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从分析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出发,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进一步阐明了两个革命阶段的逻辑联系,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不仅全面阐述了中国式的特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而且深刻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没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从而建构起了关于革命转变理论的科学体系。毛泽东在分析两个革命阶段的性质与任务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两个革命阶段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的有机构成的两个部分,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第一阶段革命的结果,就是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1945 年 3 月 21 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可见,走历史必由之路,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既不急躁不冒进,也不妥协不退让,坚决地领导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yA+xpYpd4my1IJVv/zbmzkXUM+HOJm3UTsjckItMw0xohPp6LQoUvft+g2VhihQ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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