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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艰苦革命实践中，逐步培育形成了抗大精神、南泥湾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延安整风精神等原生形态，最终形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决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以加强对干部的培养。1936 年 6 月，举行开学典礼。不久，国民党军偷袭瓦窑堡，“红大”与党中央一起迁至保安（今志丹县）。1937 年初，“红大”迁往延安，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为使教育更能适应抗战需要，1939 年 7 月“抗大”毅然挺进敌后，12 月到达晋察冀。1943 年 3 月返回陕北绥德，直至抗战胜利。“抗大”在晋东南、晋察冀、山东、淮北、苏北、晋绥、淮南、苏中、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 12 所分校。抗战胜利后，“抗大”迁往黑龙江齐齐哈尔，改名东北军政大学，揭开新的历史篇章。抗大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形势下诞生的一所无产阶级新型学校，培养了十万余名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革命干部，为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抗大教育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离不开抗大精神。
中国抗日军政大学
抗大的创办过程就是为崇高理想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过程。当时，外有日、伪的包围封锁，内部物资缺乏，经费困难，条件极为艰苦，办学所需要的条件——校舍、桌椅、教材等一无所有。没有校舍，自己动手修建，几千名师生居住的窑洞几乎就是他们一点一点挖出来的；没有教材，为数不多的教员边上课边编写，不少教材就是教员在马背上、膝盖上写出来的；没有课本，就用当地生产出来的粗糙的土纸油印；缺乏笔墨、笔记本，学员就用树枝、石板代替，找来废旧书报在字缝里书写。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抗大师生自己开荒种地、纺纱捻线，到敌占区背粮食，上山砍柴烧炭，一面学习，一面生产，既解决物质等方面的困难，坚持学习，又在艰苦的斗争中磨练了革命意志，培养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最具代表性的一所干部学校，毛泽东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亲手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在长期办学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为主要内容的抗大精神，后来成为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
南泥湾，地处延安东南方向，面积约 6400 平方里，系丘陵沟壑区，土壤为黄绵土、水稻土，林草覆盖率 83％，为汾川河发源地。这里曾经是人口稠密的富饶地区，“在较久远的年代以前，这里曾是延安、延长、固临、鄜、甘驿道间的闹市”
。1939 年 2 月，针对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封锁，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动员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1940 年，朱德总司令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精神亲赴南泥湾踏勘调查，决定在此屯垦自给。1941 年春，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在旅长兼政委王震的率领下，奉命开进南泥湾，披荆斩棘，开荒种地，风餐露宿，战胜重重困难，创造物质财富。
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
三五九旅（其中大部分的军官都是经过长征的年轻老兵）全体战士背着枪、铁锹和够一个季度用的种子，带头到南泥湾去开荒。他们自造木锄木犁，学会在桦树皮上写字。收了头一次庄稼后，接着再种，把余粮卖了，换几头耕畜。他们做木纺车，自己制造粗毛呢，为了打破封锁，同国民党地区做走私买卖，有时要打遭遇战。到 1944 年，他们共开荒种地 26.1 万亩，收获粮食 3.7 万石，养猪 5624 头，上缴公粮 1万石，达到了“耕一余一”。广大官兵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平川稻谷香，肥鸭遍池塘。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南泥湾精神，是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为代表的抗日军民，在著名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创造的，是我军在困境中奋起、在艰苦中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南泥湾精神是延安精神的内核，是红色革命精神的浓缩：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新世界，全靠我们自己。正因为有了南泥湾的成就，有了南泥湾的收获，中国革命才度过了非常时期，红色延安才走过了寒冬。曾经唱红了苏区的每个角落的《南泥湾》，直到今天唱起来仍然悦耳动听，洋溢在其中的革命浪漫情怀更是叫人向往不已。
张思德（1915 年 4 月 19 日—1944 年 9 月 5 日），四川仪陇人，共产主义战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张思德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933 年 12 月参加红军，不久加入共青团。1937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担任过中央警备团警备班长和毛泽东的卫士。他有三个一绝：烧炭一绝，当地老百姓烧一窑炭要用10 天，而他仅用 7 天；打草鞋一绝，一宿打三双；做事“不掉链子”一绝，领导、他人交办的事确保到位。他从普通战士到副班长到班长，最后又回到当普通警卫战士。当时军委整编，要精简人员，班长职数有限，要拿掉张思德的班长，找他谈话，他说当班长是革命需要，当战士也是革命需要，高高兴兴地去站好岗放好哨。1944 年 9 月 5 日，他带领战士们在陕北安塞县执行烧炭任务时，即将挖成的窑洞突然塌方，他奋力把战友推出洞去，自己却被埋在窑洞，牺牲时年仅 29 岁。
为了悼念张思德，中央机关和中央警卫团在延安枣园沟口的操场上为张思德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参加了追悼会，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高度赞扬张思德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境界和革命精神。张思德的形象成了为人民服务的代名词。2009 年 9 月 10 日，张思德被评为“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张思德雕像
白求恩全名诺尔曼·白求恩（ Norman Bethune，1890 年 3 月 3日—1939 年 11 月 12 日），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主义战士，著名胸外科医师。1890 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1924 年白求恩身患肺结核，仍然顽强拼搏，发明了“人工气胸疗法”，并在自己的身上实验并大获成功。其独创的胸外科医术在医学界享有盛名。1931 年夏，他和美国费城皮林父子公司签署了特许专利协议，后者负责全权制造和销售由白求恩发明、并以“白求恩器械”命名的外科手术器械——这类器械共有 22 种之多，这些器械在当时处于极为领先的地位。1935 年白求恩加入加拿大共产党，1936 年至 1937 年他到西班牙作为支持国际反法西斯志愿者投身西班牙内战。在此期间他创办了一个移动的伤员急救系统，成了日后被广泛采用的移动军事外科医院的雏形。为了输血以抢救失血过多的伤员，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运输血液的方法，在医学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1937 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中国，1938 年 4 月经延安转赴晋察冀边区，在那里工作了近两年，他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责任心均称模范，直至以身殉职。
白求恩在抢救八路军战士
他在中国工作的时间里为中国抗日战争呕心沥血，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写道：一个外国人，毫不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白求恩毫无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白求恩是一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白求恩精神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精神；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私奉献的精神；就是对工作极端热忱、精益求精的精神。
《愚公移山》见于《列子·汤问》，它的语言生动、思想深刻，是激发民族振兴、艰苦奋斗的哲理性文章。1945 年春，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进入关键时期，在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亚洲，美国对日宣战；在国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已经开始了局部反攻，八路军、新四军的队伍不断壮大，各地的侵华日军完全被包围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但此时国民党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争夺胜利果实，保存实力、消极抗日，致使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内也存在着悲观心理、疲劳情绪、对前途过度乐观等错误思想。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召开了，也就是在这次重要会议上，毛泽东三次提到愚公移山精神。
第一次是 1945 年 4 月 24 日所作的“口头政治报告”。在讲到自卫与反击的时候，毛泽东引用了《愚公移山》，先向大家复述了《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
第二次是 1945 年 5 月 31 日所讲的“结论”。在谈到大会团结精神时，毛泽东指出：“我多次讲愚公移山的故事，就是要大家学习愚公的精神，我们要把中国反革命的山挖掉，把日本帝国主义这座山挖掉。”
第三次是在 1945 年 6 月 11 日的七大闭幕式上。毛泽东以《愚公移山》为标题，把《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正式写进闭幕词中。这篇文章开头是对七大的总结和评价，称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讲到如何宣传大会的路线，“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
。在讲了“觉悟”的概念后，讲述了《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号召人们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愚公移山》的文章赋予了愚公移山寓言故事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和时代精神，完成了从寓言到民族精神的发展历程，使愚公移山精神成为延安精神的重要来源。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整顿党的作风，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运动。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于 1941 年 5 月和 1942年 2 月，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同年 6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开始了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运动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1945 年 4 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大革命失败后党内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系统总结。延安整风运动提高了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延安整风运动从 1942 年 2 月开始至 1945 年春季结束，共计三年多时间，是分两期进行的：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大体分为三部分：一是中直、军直系统；二是西北局、陕甘宁边区系统；三是中央党校系统。第一期自1942 年2 月至1943 年7 月，约一年半时间，他们的学习带有试点性质，参加这次整风学习的干部，共四五千人。第二期自 1943 年七八月间至 1945 年 4 月，近两年时间，这是延安地区和陕甘宁边区全体党员干部普遍参加整风运动的阶段。参加这一期整风学习的干部，共计 1.2 万余人，包括全党范围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其中集中在中央党校的有六七千人，占总人数的 2/3 以上。
为了加强团结，党首先号召大家集体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争取做到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努力使每一个共产党员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党才作出适当的评价，比如对王明、博古的错误，中央很长时间在全党没有点名，直到 1943 年 12 月 28日中央书记处才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延安整风运动取得很大成功的关键在于紧紧抓住党内的主要矛盾，把中高级干部作为整风重点，以高级学习组、支部生活等为载体，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将党史学习、路线讨论、调查研究和问题整改相结合，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