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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是以延安革命圣地为名命名的，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延安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处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介于北纬 35°21′—37°31′，东经 107°41′—110°31′之间，全区总面积 36713 平方公里。陕北黄土高原在 5 亿年前曾长期是水泽汪洋，后来成为内陆盆地。大约到了二三百万年以前的更新世时期，陕北黄土高原才基本形成。在 100 万年前，这里就已有人类活动。据传说，中华民族的祖先轩辕黄帝就生息在陕北黄土高原，黄帝陵就位于延安地区黄陵县桥山。可以说，陕北是中华文明开启的地方之一，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秦统一中国后，陕北属上郡。汉代的陕北仍为上郡。延安之名出现于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始见于《隋书·地理志》云：“延安郡，后魏置东夏州，西魏改为延州，置总管府。”唐代改延安郡为延州总官府。唐朝建立后，真正又一次完成了大统一的事业，陕北出现了太平盛世。值得一提的是唐代陕北的佛教也兴起了，位于嘉岭山的佛教象征的宝塔，就建于唐大历年间（766—779），现为明代建筑。宝塔高 44米，共九层，平面八角形，楼阁式砖塔。宋代设延州，后升延州为延安府。元代陕北属元朝陕西省延安路。明代陕北设延安府，后迁绥德，人们习惯称延绥。1913 年延安属榆林道，1928 年撤道，各县由省直辖。20 世纪 30 年代，刘志丹、谢子长等在延安境内和甘肃东南开展武装斗争，创建了陕甘边、陕北两个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时期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一块根据地。1935 年 10 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1935 年 11 月，成立陕北省、陕甘省。1937 年 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9 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10 月，成立延安市政府，直隶于边区政府。从此，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部和总后方，成了人们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精神就形成于这块神圣的土地。
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首先面临抗日战争的伟大任务，中国共产党要实现民族独立，彻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需要一种伟大的革命精神。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率先在世界的东方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活动不仅威胁到人民大众的生存，而且直接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日军占领上海后，在南市放火连烧 9 日，军民死伤无数，上海 5255 家中国工厂被占，损失超过 8亿元。日军攻下首都南京，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 6 周内烧杀淫掠，杀死 30 多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军民，烧毁南京 1/3 的房屋，造成了城内几乎无中国人的惊人局面。华北危机、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需要有强大的思想动力。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伊始，就积极提倡与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自觉承担起挽救民族危机的领导重任，但是当时日本是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有先进的武器、精锐的部队，妄图用最快的时间全面占领中国，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军事力量不强，民众缺乏组织，综合实力弱小，国内已经出现“亡国论”的声音。面对严峻的国内形势，面对沉重的抗日任务，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真正担当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重任，就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持。
中共中央在延安倡导并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指出持久战的战略发展，给出中国人民一个光明的前途和方向。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答应停止反共、团结抗日，国共关系进入新的阶段。七七事变后，国内政治局势以及两党关系发生非常微妙的变化，国共关系较为缓和。从 1937 年底到 1938 年间，两党关系相对不错，堪称抗战期间相对和平的时期。1937 年 8 月前，中共的态度是对国民党要警惕、要防备、要千方百计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而在 1937 年 12 月后，中共制定一个新的政策，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三民主义，最终实现共同建国。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大量知识分子不畏艰难险阻奔赴延安，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就成了延安的象征，在那个革命年代，有志青年为了看到宝塔山，为了喝到延河水，步行几个月甚至一年来到延安，就如何仲平写道：“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
真可谓：割掉我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我还有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
1938 年中国国民党开始对中国共产党产生敌意，他们的党员干部、地方领导人对共产党心怀疑虑，并形成了一边倒的意见，片面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在与他们党争夺群众、争夺地盘、争夺军队。1939 年中国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下定决心实行防共限共措施，按照当时的军事部署，各个部队要在特定战区、特定战线、特定防地开展军事行动，并要求共产党必须把部队的人数限制在一定的数量之内，同时决定，游击队、地方武装要一律遣散。对于这个要求，中国共产党难以接受。1941 年爆发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 7000 多人被国民党杀害、1000 多人突出包围、迁往苏北。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时紧时松。但中共没有按照国民党的安排将军队活动限制在特定范围内，而是深入敌占区，深入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为战胜日本侵略者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总的来说，国共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对抗，合作是主线，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中，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依靠自己特有的精神力量，最终在统一战线旗帜下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
1938 年 10 月，日本军队占领武汉后，改变其侵华政策，逐步将主要军事力量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国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诱降面前，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停发八路军、新四军军饷，再加之华北等地连年遭受自然灾荒，致使整个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极大困难，军队供给濒于断绝，陷入没粮吃、没衣穿、没被盖、没经费的困境。
面对如此严重的困难，解决方法就是自己动手。其实，抗日战争一开始，陕甘宁边区政府就从自己肩负的使命和所处的重要地位出发，根据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注重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提出了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国防生产、充实抗战力量，供给战争，改善人民生活，团结广大民众，推行民主政治，参加战时生产，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1938 年，边区留守兵团的一部分部队开始了农副业生产，诸如种菜、养猪、打柴、做鞋等，这些做法使他们的生活供给得到一定改善。党中央及时总结这个好经验，并在整个留守部队和机关、学校加以推广。1939 年 1 月初，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讲话时，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号召边区人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全体人员开展必要的生产。边区的党和政府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决策和号召，明确提出“自给自足”的号召，大大激发了边区军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和热情。
为了保证大生产运动的胜利开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勇于改革、善于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指导大生产运动的方针和政策。毛泽东曾先后发表和草拟《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著作，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总方针。这个总方针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正确反映了发展经济与保障供给以及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关系，纠正了那种不注重发展生产，开辟财源，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算盘的错误做法。根据这一总方针，党中央和毛泽东还为开展大生产运动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和政策，在具体的大生产运动中，逐渐形成一种不断克服困难、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
马克思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十分严整而彻底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中国的革命不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如毛泽东讲道：“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
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但是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先进行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目的要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共产党有了先进的思想武器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的成功实践，培育形成伟大的整风精神：（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2）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3）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4）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精神；（5）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为了彻底总结教训，把问题谈透，西北局高干开会 88 天。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开了 11 个月，其间先后召开 8 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对历史决议草案修改 7 次，成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典范。
整风运动期间，在党内生活中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以利争论。提意见和批评别人时，要先作自我批评，而且批评别人只准明枪，不许暗箭。毛泽东等人在整风中就抢救运动等问题曾几次作自我批评。他组织的哲学小组每周活动一次，每次总是毛泽东先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准备，然后一起讨论。小组成员对毛泽东的著作毫无拘束地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虚心接受并修改自己的文稿。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也多次作自我批评。他谈到自己过去犯错误是因为经验太少时，毛泽东提醒陈云不是经验太少，而是思想方法不对头，要多读一些哲学方面的书。为此，中央组织部组织学习小组，陈云任组长，通过集体学习和研讨来提高认识。陈云领导的这个学习小组坚持了五年之久，吸引许多工作人员旁听，讨论会时，他开始不作表态性发言，而是最后综合大家意见作总结。
延安整风历时三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首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延安整风前，教条主义在党内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许多人把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予以照搬照抄，甚至不惜牺牲我们自己的民族利益。通过整风学习，全党迎来一次思想大解放，出现了建党以来最大规模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这样，就使广大党员和干部逐渐从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从根本上端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进一步明确了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历史证明，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我们党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克服了长期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绝对化的错误倾向，扫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障碍，极大地推动了它的历史进程。其次，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延安整风前，尽管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已经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但是由于教条主义的干扰，毛泽东思想没有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正是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才在七大上得到正式确立。第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开展过多次反对“左”、右倾错误思想的斗争，但由于方法不妥当，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看重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有鉴于此，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通过开展整风来解决党内思想问题的办法，这是对党的建设学说的创新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实践证明，延安整风的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和行之有效的，不仅在当时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而且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各级各类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培植和践行了延安精神，他们的行动内化为强大的精神动力，使延安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艰难困苦，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法宝。
毛泽东一生都在践行艰苦奋斗的精神。美国记者斯诺对毛泽东的居住条件有一段描述，可以看出当时的领袖生活简朴情况：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比这更差的他都经历过了，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
。1940 年冬，毛泽东穿了一件旧棉衣，这件棉衣由于穿的年头太长，颜色已经由灰变白；衣服上到处缝满了补丁；袖口和肘部等地方已经露出了棉花。警卫员几次提出给毛泽东换件新棉衣，可他就是不同意。他不止一次地对身边的战士们说：他已经有棉衣了，现在边区的经济很困难，大家的生活都很艰苦，他应带头省吃俭用，棉衣虽然破旧了，但洗了好好缝补一下，还可以穿，他的穿衣服标准简单，不露肉不透风就行。
周恩来在延安时期的革命胆略，是坚持党性的楷模，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化身。1944 年 4 月的一天，周恩来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办完事回延安路过甘泉时，已是深夜，他便在一个小店歇脚，该店没有单间，周恩来就同大家挤在一张大铺上。铺上被子单薄，下面铺着厚厚一层麦草，麦草上只有一条黑沙毡，又硬又扎。秘书要给他铺上随身带的线毯，周恩来摆了摆手说：“不用了，那样就显得太特殊了！”为了不引起大家注意他吃最简单的饭菜，店主热情要请他喝甘泉美酒，他婉言拒绝，主张用水代替酒，和大家一起边饮边聊，还很开心。
刘少奇始终表里如一，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年轻时就有胃病，曾多次吐血。到延安后，在生活上从未提出过特殊的要求，在经济困难的年头，带头到地里去挖野菜充饥。一次，报社发给刘少奇2000 多元稿费，勤务员想用稿费给他改善伙食，可是刘少奇说：“现在敌占区的老百姓都没饭吃，解放区生活也有困难，咱们替人民办点事儿，不能额外再要报酬，要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他到北方局时，中央交给他几万法币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他自己没有多花一分钱，坚持按中央规定，每月只领 5 元钱的津贴，每天买些红、白萝卜，烩点馍，维持生活。他吃剩的饭菜，从不允许倒掉，都是留着下次再吃。领到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再补。他穿的一件皮大衣，还是新四军时发的，许多地方都磨成了光板，布面上补丁摞补丁，破得几乎无法再补了，他仍不让换。一次，后勤部的同志背着他，拿走换了个布面，他知道后批评这个同志说：“现在前线战士爬冰卧雪，穿衣服都很困难，我们有这个穿就不错了，怎么还能搞特殊呢？”从这以后，刘少奇给身边工作的同志定了一条规矩：凡是他用的东西，不经他允许，谁也不能随便拿去换新的。
党的最高领导人坚持践行延安精神，其他高级干部和党员也坚持践行延安精神。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政治方向坚定正确，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战士”。他注重调查研究，能够灵活地坚持原则，无私无畏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普通老百姓”。他是切实为人民谋利益的“人民公仆”，和其他边区领导人一样，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延安精神的光辉形象增添了一道浓重的光彩。他坚持用实际行动体现延安精神，经常带头深入工、农、商、学、兵中调查研究，为科学决策收集可靠依据。抗旱备荒期间，和大家一样坚持每天只吃两餐饭，他拒绝任何特殊照顾。1944 年，为响应开展大生产运动，林伯渠率先在边区政府机关新年墙报上公开贴出了个人的生产节约计划。在边区，林伯渠的这个计划成为一个战斗的号召，鼓舞了无数同志，激励起政府人员进一步发展边区生产的无限勇气。延安时期林伯渠尽管年老体弱，但他并未因此而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始终坚持与普通工作人员和广大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与困难作斗争。王震坚决执行了党的农业第一的政策，开垦了 2.5 万亩土地，辛勤建设了南泥湾，解决了一部分粮草及各种用品；建设了各种工业如纺织、肥皂等共约 10 种；建立了 600 多匹运输牲口及 47 个骡马店；除粮食外，全部开支自给67.55％，内中经常费自给 96.16％；全旅生产计划、生产调度与供给制度是统一的；节约有成绩，有制度。对此，毛泽东给他题词：有创造精神。1943 年毛泽东题词授奖的 22 名同志都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他们认清了当时边区的工作中心是经济建设，积极领导群众和机关部队的生产事业，发展了经济，保障了供给，改善了民生；他们不保守，不空谈，有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精神，因而具有创造精神。这是领导工作中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的体现，与坐在机关写计划、发指示，不发动群众、不教育干部、不研究具体方法、不检查、不总结的官僚主义作风截然相反，他们能深入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毫无官僚主义的习气；他们艰苦卓绝，对党、对事业抱有无限的忠心，在执行政策上坚决，在个人生活上切实朴素，在工作中以身作则、不夸不骄，在群众中威信很高。这 22 名受奖干部的英雄事迹及成绩是对延安精神最丰富、最生动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