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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一直是中国当代艺术理论、美学、文学以至哲学界持续不断的论争热点。纵观中外艺术理论的美学、哲学方法论不仅是规定其学术品格、思维方式的理论内核，而且我们发现其自身亦是一个十分完整的文化科学体系，隐藏着和生命进化、文化发展一样繁复而惊人的秘密。就是说，重要的不仅是结论或具体观点的纷争，重要的是结论形成的过程、方式及其系统结构的历史、逻辑图景形成的知识生态。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探讨当代艺术科学与美学发展趋向同样是十分有益的。所谓“豪华落尽见真醇”，在当代艺术理论与美学方法论喧嚣一时、骚动难宁的后面，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十分稳固的逻辑图景，来破译中外艺术理论与美学的系统过程及其理论奥秘。那就是从反映论到主体论而至本体论、功能论的学术进程。
功能论是艺术与美的功能结构、过程、形式、实质及其文化、历史意蕴的诸多探讨，目前系统的深入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只是散见于各种技术美学、环境美学与系统美学的探讨中；艺术科学的探讨还很少，且时常与“功利”相混淆，目前尚未进入自觉的理论阶段，笔者拟为展开全面的理论阐释，建立自己的学术范畴与体系。
较早的反映论文学雏形：
在中国古典艺术中，没有出现功能趋向的审美阶段，大概与中国诗性智慧及其人格追求只徘徊在庙廊与山林之间，视技术、工艺与商贸等为“末技”，与之相应的科学思想，也始终没有形成系统的知性结构。人们掌握世界的方式仍是经验的、发散式的与直观的和感悟式的，其诗性智慧作为“东方早熟的儿童”在表现艺术的各阶段都较为充分和完善。美与艺术功能趋向是一种情感价值的文化、历史综合。它不是功利，但须由功利为历史的和文化的起点，在“对象化”的充分文化条件下向“全息”趋向运动中形成其自由生命活动的理想关系和有机结构，以满足人的诸多层次的历史需求与文化需求。艺术的功能价值，则在于其“理想程序状态”中“全息”趋向的“张力结构”，亦即以现实为起点，中经作家、艺术家审美追求，最终物化为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的文学文本与艺术作品；从生活感受到历史感受而至文化感受的审美综合，从实体范畴而至抽象阶段的功能范畴，完成其具有象征意蕴的审美概括。总之，“功能”趋向的艺术追求及其审美阶段须有相应的历史、文化条件，一是对对象世界诸多功利需求艺术起点及其历史结构的文化整合与充分发展；二是在此基础上文化艺术历史、逻辑过程中由实体范畴向功能结构的过渡和关涉整个时代、民族文化象征意蕴的形成。这一情感方式、思维品格的出现与完善，要有相应知性结构及其价值追求的历史准备。在某种意义上说，艺术学方法论与文化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是由民族性格、时代文化等诸多复杂因素决定的，正如黑格尔所说，美与艺术关涉整个的人的创造活动，是在规定情境中的历史创造，因而他又说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而马克思终于在这后面发现更多的惊人的现实关系和复杂的历史、文化结构。黑格尔将具体发展为抽象，马克思又将抽象还原给具体，二者都是对人类审美进程的历史、哲学概括。具体说来，如卡夫卡的《城堡》，这一关涉整个时代生活、民族性格文学象征意蕴功能结构的出现，是由于长期以来西方文学多以城堡为背景，历史上西方文化即是以古希腊城邦文明为起点，在长期演化的审美历史中“城堡”才脱离其实体关系，获取相对独立的象征意蕴而最终完成其“全息”趋向的现代艺术追求的。如果没有最初的功利需求及其历史行为的文学起点，没有以庞大理性结构掌握世界的充分认识和文化综合，这一功能结构的审美意象是不会出现并在现代艺术中最终完成的。因而艺术与美的哲学方法和智慧品格不仅有着历史、逻辑结构的时序特点，而且也潜藏着各民族文化“类”形态的科学基础和文明成果。这是我们研究当代艺术和美学方法论问题不能不予足够注意的关键环节。
中国现代文学在本体论阶段的审美探索似嫌仓促，从最初直面人生的写实文学到意象组合功能趋向的审美冒险前后不过十年的历史，这之间经过情感的觉醒，“美文”的尝试与锤炼，诗的规范与各个层次上的文体追求，出现过“漂亮”、“缜密”、“绮丽”、“劲健”、“雍容”、“奇警”、幽默或冲淡诸多文体活动的规范形式。亦不乏文学大家与各方面的成手，但其功能趋向的文学追求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成熟起来。它经历了又一个层面的更大历史跨度的审美组合与文学探索，这可以以下表简示：
第三个十年文学发展抽象阶段的意象组合与各个层次文体的审美融合及其智慧形式的历史成熟从抒情主体到戏剧性格而至反讽意象，时代情感从诗的梦幻追求到悲剧性的凝重人生而至颇含苦涩之味的洒脱一笑，我们看到作家与其笔下世界的审美间距中文学智慧的历史成熟及其犹如人的生长一样的美学生态过程。郭沫若的《女神》到《屈原》及其他史剧，茅盾的《蚀》三部曲到《子夜》、巴金爱情三部曲及《家》到《寒夜》，虽然时序稍有出入，然而均可见出其从抒情主体到戏剧性格的文体追求。而钱钟书的《围城》、老舍的《骆驼祥子》及其前后的其他讽刺文学，则在整体意象的功能趋向中通过喜剧式的隐喻终结了前者凝重的叙述，在反讽意象中使时代文学发展到其抽象形式的最后阶段而获得了真正的“现代”品格。
这是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中繁复交织审美方式方法论意义历史、逻辑结构的扼要归结，它也许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认识及其美学方法论的概括不无一定的启发意义。
现在我们站在世界艺术理论与美学发展的整体背景下来观察其影响深远的几位美学家、艺术理论家思想体系的方法论哲学背景；我们将在数千年的喧嚣后面发现这一沉潜而稳固大致类似的历史、逻辑图景。
这一不可变易的逻辑结构不仅构成人类审美认识过程的整体图景，而且几乎在每个时代又都有着从艺术追求到哲学形式的循环轨迹。于是我们可以预言，在功能趋向的文化综合中，同时又有着“返璞归真”，重新寻找艺术起点、甚至不避讳功利需求的写实倾向和潜在线索。这也许就是每一时代的巨大文化艺术变革几乎都是以复古形式出现和完成的原因。螺旋式上升的历史在其盘绕的逻辑轨道上频频回首而前行，这是不足为怪的。知道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统区隐喻式的讽刺文学的另一面会产生解放区新的写实主义的追求和当代新时期文学何以在荒诞意识隐喻结构的后面又出现新的尚实重道的文学追求。一般说来，美的功能结构亦是在抽象形式的极端与功利需求起点的矛盾运动中走向新的综合的。这大概就是当代艺术理论与美学纷呈迭起，最神秘的与最新鲜的、最平实的与最玄妙的、诗幻式的与思辨式的、生活化的与哲学化的繁复交织，泛化与深化杂然一体，矛盾而又谐和，冲突而又妥协的根本原因。艺术理论与美学方法论透视给我们的不仅是对这一学科发展趋向的追踪，而且也是对其科学内涵文化意蕴的历史梳理，使我们不致在纷扰的诸多头绪中惶然退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