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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乡结构研究
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和学说当中，就存在关于城乡一体化的思想。而对城乡一体化的探讨和研究是在近代，具体说是在产业革命之后。在西欧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城乡发展的过程中普遍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例如城市拥挤、交通不畅、环境遭到破坏等，城乡差距拉大、城乡关系不协调甚至出现严重对立，并由此进一步上升到阶级矛盾尖锐等一系列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西方的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城乡关系问题，开始探讨关于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提出城乡区域一体化、城乡统一规划等思想。到了 18 世纪，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城乡发展的自然规律及其演变过程，同时揭示了地理、制度、贸易、文化变迁对城乡结构变化的制约与影响的本质。此后，各国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城乡结构的相关理论，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98）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思想，并提出城乡融合型城市的主张。他的思想和主张在著作《明日的田园城市》中做了集中而详尽的阐释。在书里，他提出明日的田园城市是城乡一体化的新型社会，从而取代城乡之间对立的社会，他在著作中具体阐述了“三磁铁理论”：城市本身因为具有吸引人的磁力，所以导致人口的聚集，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进行这种愉快的结合终将会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和新的文明。他将城乡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发展的诸多方面都进行了规划和设计，目标是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格局。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67）利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观对城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产生城乡对立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并指出消除城乡对立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主要目标之一。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938）明确提出，城乡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分开的，对社会来说，城乡的发展是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应当遵循有机结合的原则实现城乡的平衡发展，城乡社会的进步是一个统一的问题。他主张以城市为中心，建立一个大范围的区域统一体，形成“新的城市中心”，使区域得到整体发展，以至最终实现霍华德的“社会城市”的思想。它的特点是多中心、整体化。二元结构理论的提出是城乡关系研究的转折点，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Arthur Lewis，1954）提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农业部门向现代的工业部门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实现了现代部门的快速发展，换句话说，就是现代部门为传统部门的过剩劳动力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逐步完成了经济结构的现代化进程。在此基础上，刘易斯进一步提出了人口流动理论；乔根森（Jogenson，1967）和托达罗（Todaro，1975）等人对其进行了补充；缪尔达尔（Myrdal，1974）则从空间角度建立了二元空间结构发展学说，他认为，如果一个地区受到一些外部因素作用，引致经济发展稍微比其他地区快速，那么该国家的内部经济发展力量的不均衡程度就会不断加剧，并使该局面长期延续下去。此后，经济学理论在城乡结构中的研究不断创新，产生了大量经典的理论和模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麦基（Mc Gee，1989）的“desakota”模型，道格拉斯（Douglass，1998）的区域网络模型，塔科里（Tacoli，1998）的“城乡连续体”和肯尼斯·林奇（Kenneth Lynch，2005）的“城乡动力学”等。
（2）城乡关系研究
最先提出“城市与农村结合发展”思想的是以摩尔（Moore，1516）等为主要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随后，意大利“重农主义”学者乔万尼·鲍泰罗（John Baotailuo，1663）探讨了城市规模与食物供给关系，认为农产品的剩余是城市存在的基础。而亚当·斯密则对城镇产生与城乡关系的形成原因、城乡关系的定位和互动、都市产业的重要作用等都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农民与市民之间是相互服务关系，农业是城市存在的基础，城市与农村互相作用。杜能（Johann Thunen，1826）则从农业生产的区位选择和布局角度，以假想的孤立国作为研究对象，对城市和乡村的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研究。
（3）农村人口迁移研究
城乡结构是一个与城镇化相伴而生的概念，而农村人口的迁移和集中作为城镇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历来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其中经典的人口迁移理论就有以Ravenstein、Lee、Bogue等为代表的推拉理论，以Lewis、Ranis- Fei和Todaro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人口迁移理论，及以Schultz为代表的成本效益理论。近年来，相关理论又有了较大发展。美国城市地理学家Northern（1979）提出的城市发展Logistic生长曲线，把城镇化过程总共分为三个阶段，并且分析了每个阶段中人口流动的不同特征；Vilallonga（1998）提出人口迁移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人们的迁移习惯、家庭经验、工作经验、成功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实现等因素都会影响其迁移行为。Bloom和Stark（1985）提出的劳动力的迁移行为并不仅仅由自己决定，而是与家庭成员共同商量的结果，其中“关系网和地缘、亲缘关系”式的迁移模式是一种广为人知的迁移行为特征。Seeborg等人（2000）在对中国农村人口迁移进行研究后，提出政府必须消除一系列制度障碍，并用经济动力鼓励人口迁移。中国农村居民的迁移行为，除了受上述因素影响外，人口数量大、城乡差距悬殊以及特殊的环境、文化、制度、政策等也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
（1）城乡一体化内涵
陈雯（2003）从城乡融合的角度来看待城乡一体化，认为城乡一体化的内涵包括制度的一体、经济的链接、社会的趋同和空间的融合四个方面，并把城乡之间存在的差异作为区分城市与农村的标准，认为城乡之间存在功能、行业、收入和景观差异。李长江（2005）认为城乡一体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期的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加速推进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是城乡现代化融合的发展过程、是国家和地区现代化不同阶段的一组相互承接的发展目标。詹水芳（2010）把城乡一体化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并对上海市的城乡一体化内涵做出解释，认为上海市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为上海市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任苒（2010）把城乡一体化分成了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认为形成体制、机制，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城乡一体化的核心；二是认为城乡一体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体化、更是社会服务的一体化，基础设施、医疗保险、教育文化等都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刚（2013）认为城乡一体化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产物，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有利于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和更加优化配置，并且城乡一体化是以人为本、生态优化、经济发展、社会服务四者的有机统一。王渊、白永秀和王宇（2013）提出了城乡辩证统一的理念，认为城乡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对立，城乡之间存在差别是一种常态，是要素优化配置的必然结果，城乡一体化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城乡经济的一体化。李栋和何英磊（2014）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城乡一体化的最新阐述，认为我国城乡一体化根据地域、习俗、经济、民族等不同要素，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城乡一体化实践，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对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存在限制作用。
（2）城乡一体化要素配置
周艳波和董鸿鹏（2006）针对工业化进程中的城乡要素配置进行了研究，并且以辽宁省为例，对城乡要素配置和转移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辽宁省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阻碍城乡要素合理流动的根本因素。为了解决城乡要素配置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提出了工农相互促进的协调发展机制和城乡联动的工业化路线。要实现城乡要素的合理配置，需要打破原有的城乡之间的市场障碍，建立有序的城乡市场，城乡之间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土地资源、技术资源之间的流动存在着极大地障碍，严重影响了城乡之间的要素合理流动和配置，因此需要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土地配置市场和资金流通市场（翟印礼、周艳波，2006）。张泓、柳秋红和肖怡然（2007）基于城乡要素流动的视角，认为要素合理置换、流通和优化有利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并指出目前我国城乡要素配置过程中存在着农业比较优势丧失、土地流转权利效应显著、农村金融排斥与服务缺失等诸多问题。为了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协调发展和城乡之间要素的合理配置，提出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完善城乡要素配置、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实施农村普惠金融政策等对策与建议。张传勇（2011）利用 1999 至 2008 年间我国 31 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城乡要素流动对城乡一体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人力资本、财政支农力度，对农村的投资强度与城乡一体化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村的存款余额、务农的劳动力数量、农民贫困程度、交通通达度与城乡一体化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周学馨等（2012）以重庆市为例，从统筹城乡劳动力、统筹城乡资本、统筹城乡土地三个维度对城乡统筹过程中城乡要素配置的做法进行了研究，发现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就业制度改革等措施有效地推动了重庆城乡劳动力要素的配置，国有资产债务重组、组建八大国有投资集团、打造地区性资本要素交易平台等措施有效促进了重庆城乡资本要素的合理配置，地票制度、户改农民土地处分制度、农村三权抵押制度的实施有效地促进了重庆城乡土地要素的优化配置。苏华、陈文俊等（2012）在构建城乡收入差距模型的基础上，通过运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对城乡要素配置效率、城乡要素成产率和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发现城乡要素配置效率对城乡的收入差距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并且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是缩小城乡间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此外，加大农村在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
（3）城乡一体化评价
关于城乡一体化的评价研究，我国已经有了较为扎实的研究基础，许多学者根据不同的地域和环境提出了不同的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黄晗、李娟和肖志雄，2014）。完世伟（2008）通过运用频度统计法和因子分析法构建了空间一体化、人口一体化、经济一体化、社会一体化和生态一体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以河南省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发现河南省城乡一体化水平是由二元经济结构的水平所决定的。苏春江（2009）运用德尔菲法，设计了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人民生活水平、社会保障程度和社会事业发展情况、收支情况、科教文卫水平七个维度的城乡一体化评价体系，并根据统计数据对河南省 2005 年的情况进行了实证检验。赵锋（2010）构建了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城乡一体化情况进行了测度，该指标体系包含 2 个维度，分别是城乡发展水平和城乡协调水平，并根据 1998-2008 年的统计数据对广西壮族自治区下辖的地市级行政单位进行了城乡一体化测度和评价，研究发现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城乡一体化水平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张庆文、叶丹、韩洁等（2010）对北京郊区怀柔、大兴、房山等 10 个区县进行了城乡一体化评价，首先从经济、社会、人口、空间、生态五个维度构建城乡一体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用层次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进行了城乡一体化的评价和分析，研究发现北京区县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程度差距较为明显，呈现出阶梯化的状态，并且人口和空间的一体化水平要高于经济、生态和社会一体化水平。王蔚、张生丛和魏春雨等（2011）对湖南省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和评价，构建了城乡发展、均衡和协调三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发现湖南省近年来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还是比较快的，但是各地级市直接的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城乡发展、城乡均衡和城乡协调指数中间存在明显差距。焦必方、林娣和彭婧妮（2011）从城乡经济融合、城乡生活融合、城乡医疗教育融合三个维度构建了城乡一体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主观赋权法、层次分析法和均方差决策法对各维度的权重进行确定，并运用2008 年的数据对我国各省、市、自治区进行评价打分，并对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浙江、江苏三省市 1999-2008 年的城乡一体化进行了监测，绘制了长三角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折线图。通过实证验证了该评价指标体系可以用于地区比较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监测。董晓峰、尹亚和刘理臣等（2012）通过研究原有的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社会发展四个维度用于评价我国欠发达地区城乡一体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选择以西北地区的甘肃省为例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甘肃省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整体上不高，此外，甘肃省各地市之间城乡一体化水平差异显著，与各地市的人均生产总值有一定的关联性。宋志军和朱战强（2013）通过构建北京城郊农业区城乡一体化运行机制，运用发展重要性判断矩阵结构对北京城郊农业区的城乡一体化总体水平、城乡社会一体化水平以及城乡经济一体化水平进行了评价，并且认为城乡一体化水平是由城乡经济一体化水平和城乡社会一体化水平共同构成，并从空间差异、区域演变的角度进行了城乡一体化水平的分析与解释，最后从产业一体化和社会一体化两个方面进行了检验。
（4）城乡一体化实现路径
在对我国城乡之间的结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许多学者各自提出了改善我国城乡结构的路径或措施。宋嘉革（2007）认为改善现行产业政策、户籍制度、就业、社保等方面制度安排上的缺失，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途径。黄水木（2007）认为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社会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生态协调发展是我国沿海地区城乡关系发展的路径。还有一些学者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提出了改善城乡关系的路径和方法：胡振华（2004）认为市场化是解决城乡统筹配置短缺资源的有效方法；张说等（2007）考察了城乡二元经济间的要素交换、流动和配置的现状，提出需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支持，促进城乡之间的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城乡一体化。该主题下的研究通过考察我国各省、区、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属性，提出了针对性的推进城镇化的对策措施。陈玉梅（2009）系统论述了东北地区城镇化发展道路，并重点分析了地区内重化工业区、粮食主产区、资源型产业衰退区等不同类型地区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制度创新、政策调整、政府行为、经济支撑和环境建设等。毕军贤（2008）从中部县域工业化和城镇化特征入手，构建了县域工业化和市区产出与县域城镇化关系模型、城镇化和工业化与能源销量模型，并运用中部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县域工业化是县域城镇化的主导力量，市区经济增长是推动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的外部力量。与此同时，中部地区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所面临的能源压力约束伴随经济发展将愈加严峻。曹宗平（2009）针对西部地区较之于东部地区城镇化在区位条件、自然环境、资源禀赋、传统习俗、民族结构、经济基础等方面不同的特质，认为西部地区城镇化模式的选择不能排斥对发达地区城镇化经验的借鉴，同时要认清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制约因素，并提出“优先发展大城市”、“偏远地区以县城发展为主”、“有选择地发展建制镇”、“适度发展城市群（带）”四种适合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模式。
（5）西藏城乡一体化研究
现阶段对西藏城乡一体化的研究比较少，只有少数学者对西藏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发展差距等进行了相关研究。彭泽军和绒巴扎西（2008）首次用实证的方法对西藏自治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进行了研究，研究数据均来自西藏的统计年鉴，通过研究发现现阶段西藏自治区二元经济结构与全国其他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双重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在西藏并没有体现，西藏主要是城乡差距很突出。邓广发和徐爱燕（2010）则是对西藏城乡发展的差距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地区资源禀赋、人力资本、政策因素都导致了西藏城乡发展的差距，并提出了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相关建议。杨剑萍（2011）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出发，对西藏城乡一体化发展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西藏城乡一体化发展主要基于政治中心、交通枢纽、旅游条件、自然资源和延边贸易等因素进行了布局与发展，而全国普遍的城郊城乡一体化在西藏并不显著，西藏的特殊性导致了其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个性。吕翠苹和秦君玲（2015）从公共财政的视角出发，对西藏的城乡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西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等，尤其是在基础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卫生医疗状况等方面差距显著，并发现公共财政在西藏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通过国内外学者对城乡一体化、城乡关系的研究可以发现，随着对城乡发展关系问题关注的增加，研究也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对城乡发展关系的内在机理进行研究，主要从城乡产业间要素的流动及城乡空间的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这两方面来进行研究。从城乡产业之间的要素流动来研究城乡之间作用机制的主要有Lewis、Jogenson、Todaro、Ranis等。从城乡之间的空间要素的流动来研究城乡机制的主要有Myrdal、Hirshman、Perroux、Fridemna等。在国外的农村发展过程中，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及时调整了城乡关系，扭转了“偏向城市”的政策，坚持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策略，真正实现了城乡要素互动，共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与模型的建立为当前国内外城乡关系研究奠定了基础。上述理论对于研究中国城乡结构调整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由于我国计划经济建立和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即隔绝的户籍福利制度，大大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阻碍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民逐渐自然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城市居民的过程，也为我们进一步改革积累了很大的包袱和压力，所以需要考虑更加复杂的因素。在国内研究回顾中，发现国内学者对西藏城乡一体化的研究是非常有限的，虽然有学者对西藏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发展差距等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但是专门针对西藏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路径设计和对策研究还没有发现。因此，通过对西藏现阶段城乡一体化进行整体评价，并针对西藏城乡一体化存在的问题提出路径设计和政策保障，对区党委和政府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与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具有非常现实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