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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著作不同于仅以作家、作品与文学思潮为研究对象，以思想艺术的审美评价为学术宗旨的文学史史学体系，它是在从综合研究与个案分析的文化哲学与历史哲学相融合的学术视角来打通新文学与新文化发展的内在联系，确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叙述起点的同时，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文学革命、文学思潮与新文化及整个现代文化建设、发展相融一体的历史特点出发，针对体现中国现代审美文化发展趋向与矛盾问题及史学范畴的文学现象与作家个案，对现代中国历史变革中文学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文化问题展开了综合研究的文化、学术探讨。它对于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史学方法与史学理论的拓展，对于现代文化史的历史总结与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对于历史变革中的审美文化抉择及现代民族精神的建设都给予了较多的学术、理论关注。
全书从现代小说、诗歌的发展到启蒙文化母题的酝酿和现代文化丛结的形成，从五四启蒙文学到“五四后”现代理性精神的审美发展，从现代诗文文本、语体到表现方法和美学生态、意象结构从群体、个体与集体等现代文化的基本矛盾范畴到其审美表现的错综结构与合力规范，从先驱、巨人与叛徒、隐士的现代文化主体构成到宗白华、鲁迅、钱钟书、沈从文、萧红等作家个案构成的文学现象，从作家群落到相关文化丛结与文学思潮，从鲁迅、费孝通、梁漱溟、林语堂对乡土中国的多维探索到现代乡土文学蔚成大观的各种思潮、流派及作家群落与审美形态，从京派、海派与港派的时空序列、矛盾倾向到现代文化的三方会谈的东方文艺复兴之路，从俗雅文学关系的矛盾到现代民俗美感的文化抉择与接受背景，从当代文学的发展问题到当代美学的文化主题，本书均以综合研究与个案分析的方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学术、文化探讨。尤其对于和现代中国历史变革与文学发展相关的几个较为重要的文化问题，本书提出了著者自己的一些学术思想与理论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一些有关新文学与新文化内在联系的历史认识。
以往的文学史研究只注重了现代小说产生的思想背景，忽略了对从语体、文本到近代小说观念与传播环节的准备及从北京校园文化丛到上海都市文化圈的现代文化丛结与环境等现代文明要素的综合研究，同时也忽略了对从启蒙思潮到作家群落而至现代小说文化母题形成与美感形式形成的现代审美文化生态过程的系统研究。本书从爱与美的人文主题，到青春的感伤的浪漫情结，以至宗教的玄思和知识者内省智慧的哲理意蕴，还有巨人文化中的神话语境与原型体悟，标志现代人诞生的“狂人图腾”与负载传统文化的“阿Q精神”，归结了现代文学的美感结构与文化母题及相关理性精神，同时也涉及其后曹禺、丁玲、巴金、萧红、老舍等作家的创作及新中国文学和新时期、后新时期文学发展中一直存续着的这一启蒙文化理性精神产生的深层结构意蕴，从而揭示了“五四后”文学的独特史学范畴和自成一体的审美文化生态。
中国新诗从语言革命到抒写情感而至完成格律化、规范化的形式特征直到意象组合的冒险与圆熟，从另一方面的形式系统深刻地体现了新诗从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到古典主义、象征主义的现代审美文化生态过程，中国新诗只有将现实精神、情感个性、完美形式和意象结构融为一体完成审美意境的创造时才最后走向圆熟而获得艺术的成功，如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艾青及后来的七月、九叶诗人莫不如是。
中国现代文学审美表现的思维空间或文化内涵从来就不是单一以革命为旨归的或以现代与传统构成的二元复合，而是在许多方面展现出更其繁复的三维立体复式结构的多元集合，如启蒙、革命与救亡连带皈依问题的现代三大文化主题错综结构的形成，群体、个体与集体的社会文化结构要素的历史叠合与多重矛盾，京派、海派与港派的时空序列与现代文化的三方会谈，传统、现代、后现代的时空跨度与文化整合，东方文化派、西化自由派与马克思主义的互动结构等等，使现代文学产生各种文化倾向的文学流派而如似锦繁花竞相开放的同时，也为其奠定了坚实的人文基础而使文学表现蕴蓄着丰厚的文化意蕴与多重思想内涵及层深结构关系。另外，我们还在先驱、巨人、叛徒、隐士的现代文学主体精神结构中探讨了从少年中国到时代女神而至现代巨人与叛逆的一代及圣人之智与隐士彼岸等文学，现象，认为它们对姿态各异的现代美感结构产生了难以替代的创造作用，如宗白华的少年中国气韵与轻盈、静谧之美的东方歌德精神的浪漫美感形式的影响，郭沫若的时代女神之歌对狂飙突进的五四创造精神美感结构的影响，鲁迅的现代巨人之忧与以文化批判反讽形式为特点的现代民俗感的诞生，萧红的叛逆者之旅与后期启蒙文化中融反讽与怀旧于一体的历史生机与文化圆熟所产生的静与动、力与思的相交织的文体形式与美感结构而具有的审美旋律与艺术魅力，沈从文的隐士彼岸所产生的冲淡、平实而又深具哲理的带有皈依文化特征的京派文学的美感结构的影响，还有钱钟书的圣者之智对现代中国历史把握的文化语境与审美玄机形成的尖刻、犀利而又圆熟、丰实的超越京派、海派之上的空灵、挥洒的美感形式，都是与以作家心态与文学主体精神结构密切相关的审美、文化创造，我们须在综合研究与个案分析相融一体的学术探讨中，来更深一步地揭示与现代中国历史变革相关的文学发展中的一些重要文化问题。又如作家群落、文学思潮与文化丛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史学范畴中的结构性要素及其史学功能，本书也作了相应的史学理论的分析与学术探讨。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文化问题一般都有着历史复杂因素隐含在内，如延续于现代中国几十年的京派与海派之争，并不是或不仅是横向逻辑趋向的地缘关系的历史表现，而是现代中国背景深处与其前沿时空序列在文化变革、发展中的历史映现，京派作家写的并不一定是北平生活，如萧乾、沈从文之作，它们是传统文化序列的功能载体，故以回归意识的隐士文化与乡土牧歌为文学基调，追求东方人文的永恒境界与美丽精神；而海派写的也不一定是上海，如施蛰存诸多作品写的是历史题材，然而即使在写古人时，也深深地折射出寻求刺激、变异与节奏的现代文化前沿的喧嚣之感。还有如乡土文学的出现，现代民俗美感的产生是由于现代中国及其文化丛结形成的历史条件所致，是走出故土的现代之子在现代环境丛体如校园文化丛与乡土中国的历史距离中反思故土而产生的，故鲁迅称之为“侨寓文学”，其中隐含着新文化的历史变革因素，也隐含着与乡土中国相反或相冲突的文明要素，即都市文明的因素在内。俗雅文学关系的发展也是这样，从白话语言到写实艺术而至“平民文学”，新文学的俗文化倾向一开始即有反传统的历史变革因素因而它在通俗形式、世俗内容、人生趣味的结合点上突破了传统文学的樊篱，确立了自身的经典行为，其成熟的标志是现代民俗美感的诞生，这一审美倾向一直延续到当代新时期文学，如寻根文学等。正是历史变革的文化倾向及其思想底蕴使雅文学在追求俗文化倾向的同时，也使俗文学获得了雅化的机制和确立其经典性的不朽魅力。对此如不在个案分析基础上作出综合梳理与判断，是难于有所突破或完成一系列相关学术发现的。除此之外，我们对于与现代中国历史变革相关的当代审美、文化发展趋向的一些重要理论命题也作出了相应的学术探讨，如对新时期文学对启蒙文化及其变革要素及理性精神的重构与延伸，对新诗发展的当代文化整合，对在充分个性化发展中由群体向集体转换的当代社会结构要素的历史变革趋向与文化抉择，对现代三大思潮互动结构的文化皈依问题及其对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融合与文化创造，对民族化、现代化双向运行的合力规范，对当代作家精神结构与文学流派发展问题，对京派、海派与港派的中国文化的三方会谈，对俗雅文学关系的发展趋向，对当代文艺思想与美学理论发展的文化主题与学术形式等等，都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认识与文化判断，以为促进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发展而尽抛砖引玉之力。如在京派、海派与港派的“三方会谈”中提出摒弃京派的封建传统，以其从容之境与阔大之怀拓展现代文化的民族之本，充分发展海派敏捷变异而矫健向上的现代理性智慧与新文化精神，汲取港派的开放意识及其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活力与古典精神相融为一的文明要素。并认为回到京派是古典情怀与后现代文化相融的新文化发展的最后一个圆合点，但没有海派现代文化的充分发展，任何过急的历史奢求与盲目自大都难于解决现代中国变革的根本矛盾与问题而会使历史付出更重代价，上下延伸与东西容括不是回归与时髦，而是文化生态的整合与融会。这不仅为解决文学发展的审美、文化趋向及其矛盾提出相应的学术文化判断，而且也为现代中国历史变异与发展之程提出系统些的理论思想与文明抉择。
现代文学研究应该完成从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还原给具体的研究起点与叙述起点，即由具体材料到综合分析再将综合还原给个案的研究进展，尤其是对始终在寻求历史变革的现代文学的观察与研究，不由点到面地深入到文化转型的诸多方面中作出系统考察，是难于对一些哪怕很微观的审美现象作出科学而富有创见的学术阐释的，对与现代文学相关的几个文化问题的考察就是这样。
百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从所未有的大动荡、大综合与大转型，于是文化转型在跨学科、跨文化的大综合的百载文艺复兴艰巨历程中形成了融古今中西于一体的转型文化，它包括现代与后现代、传统人文与新人文、现代化与高级现代化以及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商埠文明、信息文明与生态文明于一体的综合人文类型中的皈依抉择。如何面对转型文化涉及如何认识文化转型，同时更重要的是“转”向何处，何以构“型”才是人类文化的最终归宿。发展与和谐，变易与永恒，我们在文化转型中还需要哪些文明要素来复兴中国，完成跨世纪的审美、文化创造？没有历史就没有未来，没有人文化育、参古涉今之道就没有人类的文明，没有文明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于是乎复兴中国就这样与文化转型、人文构建联为一体，等待我们做出历史的回答。
中国曾有自己繁盛千载的学术、文化时代，东方美丽的人文精神曾为人类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而具有永恒的魅力。近代以来的东西文化交流本应为中国人文发展注入新鲜血液而为之留下更为丰富的审美、文化创造与学术文化丰碑，就如魏晋佛学的输入创造了东方复兴之端的盛唐之音一样，然而由于种种社会、历史文化的局限，使现代中国的学术、文化一直难于从容、宏丽地展现东方人文精神的伟大创造风姿，人们期待或瞩目的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一直没有出现她应有的更为博大、宏丽的创造之神而完成一代历史伟业。现代中国还未完成开放人文建设。缘此在这世纪之交的人文抉择中，中国学术、文化界又在焦灼地探寻着开放人文发展的思路，由此历史也在孕育着世界文明时代开放人文互为交融的比较研究中的中国学派，它将是东方的创造之神而为人类的发展完成自己的学术、文化贡献与审美、文化整合，缘此我们提出以“发展研究”开创中国比较学派，为探索开放人文发展的基本思路而完成自己的理论纲领。
值此新世纪的中国文化再全球化思潮发展之初，中国学术、文化正面临着摆脱一百年来殖民文化的西化痕迹而在世界文明起点上介入对人类前途、命运抉择、判断与皈依、整合的大转型与大综合的深刻文化变异与伟大历史使命，为此她将唤起沉睡千载的华夏文明放出辉煌、灿烂的人文之光而表现出最深刻、成熟、丰富的文化智慧与永恒魅力。打通古今中西，融合文、史、哲的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化比较就将成为完成这一伟大学术、文化使命的前沿巨擘，为宇宙立道，为天地立心，为人类立命，将成为一代巨人崛起的伟大召唤与历史契机，继先秦、魏晋、唐宋、明清、五四之后又一个伟大的学术、文化时代即将到来，又一代巨子悄然而至的时代足音已叩动世纪之门。为此我们拟以世界文明为起点，以中国文化的发展为主线，以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为方法，以解决人类前途、命运的学术探索、文化交流为旨归，来确立中国比较学派的开放人文大思路。
马克思主义向来是以自然史为起点来掌握人类文化发展的全部丰富性而介入对人类前途、命运抉择的。为此我们在这里提出“物生天息，合者永存”的21 世纪人类人文精神与历史精神之道。面对发展、综合的文化整合，我们在文化上提出比较研究的三重依据：世界文明，中国文化，宇宙精神；在方法论的学术精神上我们也提出三重依据：人文发展，科学理性，比较研究。在学术形式上我们倡导真精神、深功夫、高眼界，使之能够打通一百年以来的东西、新旧之争的现代文化矛盾范畴与思维、语言之隔，也能打通百载以来的俗雅文化之隔，而完成与世俗社会的历史性对话。
最伟大的发现都是对科学的综合，都有着伟大思想的准备而将人类文明完成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同时也使人类与宇宙的对话更广阔、丰富、深刻、真实，亦即使历史更接近自然而有着更丰富、真实的文化力量。“发展研究”在文化向度与向性及学术精神与方式上的两个“三重依据”的革命性意义即在于此。它将继中国文化的天道人文、欧洲理性的实验研究及其归纳、演绎科学精神之后在打通中西与古今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学问大革新中推出带有世纪性革命因素与世界文化变革影响的大综合的人文、学术发展研究的新知识体系构成模式及其人文创造的思维形态，具体简示如下：
它为我们确定了“还原／发展”的新综合比较研究六项原则：①一切学术、文化研究只有在比较研究中才能确立其叙述起点的时空坐标，才能走向“全息”而更接近真理，才会在跨学科的理论综合中产生新的更为丰富的知识体系而更好地完成学术创见的思想、认识活动。②一切学术文化研究都应有其向多维时空延伸的文化向性与向度，都应有其相关文化向性的学术宗旨，人文发展应是思想、理论活动的学术文化宗旨，同时也构成其综合的方法论体系。③一切学术、文化研究都应有其科学理论的人文基石，都是对此前人类知识与经验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都应有相关人文、历史的思想、文化科学信息。④一切学术、文化活动都应以生产、创造思想为基本的科学前提，都应有基本的理论形态、学术体系与实证考释的过程、环节和形式。⑤一切学术、文化活动都应有其对哲学、科学与文化的综合、创造与发展，都能因此而介入对人类文明的丰富、完善与促进，都应形成新的综合、创造的价值。⑥一切学术、文化研究，要表达更接近真理的认识和思想，都不能不警觉、注意、掌握、驾驭、解决思维与语言、文化与思想、科学与价值、自然与人、历史与未来、回归与发展、变异与永恒、俗文化与雅文化、知识与综合的关系。
这一“还原／发展”研究的新综合人文创造是东方的复兴，也是人类学术、文化的发展与文明的跃进，故而以发展研究开创中国比较学派的新综合知识体系将为 21 世纪的科学、文化、哲学探寻其基本的理论构型做出相应的人文准备。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英国的产业革命，德国的技术革命，美国的信息革命，21 世纪向中国人要什么？那将是打通其文明渊源或以中国深厚人文传统为依据的大文化时代，中国的东方复兴，文化变异，将综合人类科学、文化、哲学的全部精神财富将世界文明推向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但愿我们新综合的发展研究能成为人类走向这一伟大时代的“林中的响箭，冬末的萌芽”，叩响世纪之门，我们分明已谛听到太和之音，已洞悉天息之合，已读到大道之数。
自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学术研究，几乎是在西方新潮冲击之下的“邯郸学步”，亦步亦趋地在“冲击／反应”的现代神话模式中徘徊，文学与人文学科的发展尤其如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科学、理性、非理性……进化论、守成论……历史主义、非历史主义……实证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东方文化派与新儒学派不过是这一冲击的另一种反应形式，即冲击下的回归与执于儒学一家的文化守成。
白话语文发生以来，现代学术几乎可以说陷入文化失语症的尴尬历史情境中，成功的学术个案很少。现象、本质、偶然、必然、主体、客体、结构、原型……人文学科核心范畴几乎都是舶来品，从逻辑语汇到理论范畴、学科体系，都是西方话语体系构成的文化语境。只是新儒学与倾向于东方文化派的人文学者借助传统重构国学，留下一些大家巨子的经典著述，辜鸿铭、梁漱溟、钱穆……但现代中国能否以儒学为归宿是深为可忧的，当然新儒学已融入世界现代文明因素姑又别论。其他的成功学术个案还有诸如胡适、鲁迅、宗白华、林语堂和孤露而出的钱钟书，以及后来更多地融入西学的闻一多、郑振铎、朱光潜等，还有当代学者季羡林、张岱年、王元化等，然究其根底，这些为数不多的大家巨子与“冲击／反应”模式之下的新潮学术道路不同，都有着坚实的国学根底而对中国文化的人文构成有所持据并关注着其对参与人类命运的现代发展趋向，从而使自身也融入中国文化的发展中留下足使后人仰止的学术创造，即他们都是现代中国文艺复兴中走出“现代”学术神话的西方文化语境而另有创辟的文化巨人，那么这一东方文艺复兴的学术创辟之路究竟是什么呢？
胡适曾以“整理国故”的文化考释为基础重构国学而介入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一方面输入学理改造古国，一方面会通义理、考据与辞章整理国故以重构国学。白话语文、国故新知、世界人文、现代学术，构成了胡适的东方文艺复兴之路，也为现代中国创辟了“冲击／反应”模式之外的另一条学术道路，那就是“还原／发展”的综合之路与天籁之功。胡适尽管在思想上力主西化而被人称为西化的自由派或自由主义西化派领起一代风骚的代表性人物，然而在学术上却少有偏颇而立足中国文化走“还原／发展”的东方文艺复兴之路的。这一矛盾正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化在思想与学术上的不同要求与矛盾情境，体现了现代中国文艺复兴在思想与学术上“取今复古”文化宗旨的矛盾情境，后来失去这一丰富内涵的单一“冲击／反应”模式的文化搁浅说明现代中国文艺复兴与现代学术发展的内在联系是十分重要而不容忽略的。鲁迅先生的学术著述也是避开了新潮的喧嚣，以“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还原研究介入现代学术的发展，以重构国学的巨擘功力阐释了关于文学的起源与艺术的发生，神话与历史的联系及中国文化发生与发展中的许多重要问题，《故事新编》《魏晋风度与药和酒的关系》《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的还原阐发中，都以经天纬地之功勾勒了今古人文之迹而介入现代文化发展的东方文艺复兴之途，为现代中国的发展注入了东方文明的历史血脉，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即是“弗失固有之血脉”的根本之图和“沉遂庄严”的学术文化创造。其后的白话学术，从宗白华到林语堂，可以说为数不多的成功的学术个案都是一种“还原阐发”，即着眼于打通中西文化而关注中国文化发生、发展诸问题与人类文化精神发展内在联系的学术文化创造，或谓“取今复古”的东方文艺复兴之途，直到钱钟书回避当代人文学科基本途径及其“冲击／反应”模式而自成一体，“与天为徒”的“经天纬地”的学术文化建树。
现代中国面对发展经历了三次文化“还原”，一是东方文化派和前此而生的近代保守主义，终因复古、保守、有碍进化而退却，那是新文化发生初期，以“还原”国粹为目标的复古倾向的保守主义，后来的发展又当别论。二是抗战前后国家理念的觉醒与民族精神的重构，梁漱溟的新儒学派为其集大成者，后为人称为“文化守成主义”，是以“还原”民族文化之本为宗旨的学术思潮，已有从容之姿面对现代文化，后皆融入东方文化派一脉之续。三是新时期以来面对世界文明的学术文化创造，它不仅将新潮“还原”为“创造”，而且也将民族“还原”给世界，将世界“还原”给超越语言、文化之囿的人类，将人类“还原”给自然，就这个意义来说，最深刻的文化史永远是自然史，诚如马克思所言：“历史是人的真正自然史”，“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行动”。在这三次面对发展的“还原”中，现代中国都为自己留下了文化创造的思想巨人与学术巨子，辜鸿铭、梁漱溟……同时也留下了丰富的现代学术、文化宝藏，东方文化派、新儒学派……与之对应的是现代中国的启蒙文化、传播文化与皈依文化的三个历史阶段，最重要的是在皈依文化中我们将为人类做出怎样的文明抉择或面对未来的文化取向做出怎样的发展创举？这是我们今天的学术、文化工作必须解决的文明主题，“还原／发展”的学术宗旨与方法即是沿此而提出的东方文艺复兴大思路。
我们从来无意于复古，然而任何文明的发展与文化的创造都不能凭空产生而取得最终的成功，近代改良、五四新潮、文革风云、新时期冲击的近百年现代中国学术、文化曲折之路证实了这一点，因而我们提出以“还原”求发展的东方文艺复兴的学术、文化建设之路来探本溯源，追踪中国文化的发生与发展，并以此来拆除人类文明交融、抉择的语言、思想障碍，谋求跨文化中的东西方文化互补、融合与共同发展。现代中国从输入学理的“冲击／反应”之序到其“反思／批判”之中的变异之途，最后应在面对新世纪的发展中完成其跨文化的“还原／发展”之道及其“再造文明”的东方文艺复兴的辉煌创举。
中国自古以来曾有几次开化的时代，一是中古佛学的传入，后使儒、释、道融为一体，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盛唐之音”的永恒而美丽的人文精神和宋明理学的东方人文的天、地、人巨系及塑造巨人的中国心性之学。那是因为佛学的输入并未使中国母语文化缺失其本，因而其在对先秦子学与代表民族原始活力的上古文化历史弘扬中完成了以“还原”求发展的东方文艺复兴之端，而五四前后新文化的近代开化之风却在欧风美雨中使中国文化缺失了其根本所在，陷入西方文化语境中徘徊难进，这不仅使我们愧对轩辕而使国学难以为继，更使我们愧对人类而使发展大计失却其本，我想对此每一个对人类抱有巨大人文信念的中国学者都会产生很强的使命感。
发生研究是还原研究，发展研究更需文化的综合与会通，二者都是历史哲学与文化哲学的融合。从比较研究的发展来说，从法国的影响研究到美国的平行研究，是从一元化的欧洲中心论到多元化的世界文学时代的转折，而我们所提出的中国学派的发展研究，则是在打通中西后的跨文化历史会通中将比较研究放到文化财富归人类共同所有的合众为一的大文化时代，即是拆除了语言、思想之隔的自然主义文化史的文明创举，同时也将以之寻找超越中西之上的“与天为徒”的第三维度的思维体系和智慧形式。如果说法国的影响研究是以种属序列的纵向逻辑过程确立基本的学科体系，美国的平行研究是以“类”的划分为其横向逻辑趋势的学科结构的话，那么中国的发展研究则以“合”的功能序列及深度进向归结自然与人文、语言与思维、文化与历史、东方与西方会通之道而在中国文化的发生与发展中寻找人类明日的归属。打个比方来说，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是以昨天为叙述起点的，美国的平行研究是以今天为叙述时间的，而中国的发展研究则是以明天为叙述视角的。
还原与发展研究的第一重要义是在文化会通的历史综合中对义理、考据、辞章打通的文本研究与小学功夫，第二重要义是会通文史哲与古今中西的文化整合与“经天纬地”之识的创见，第三重要义是超越中西方文化之囿的“与天为徒”的第三维度思维方式，第四重要义是探寻人类前途与命运的皈依文化理论归结。
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缺乏成功的个案，审美、文化缺乏从容宏丽的创造之姿，主要因为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在人文发展中尚未完成应有的文化整合。
在拉远距离对现代文学与学术文化做进一步更深入的观察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学术文化在从启蒙、传播到皈依的人文发展中是有其自身的历史、文化局限的。一是五四以来启蒙文化的文艺复兴思潮中由“输入学理”形成的对西方文化“接受／反应”殖民话语的思想、文化局限，一直延续到当代新时期的审美、文化与思想、理论发展，二是其对传统文化“重估价值”中所形成的“反思／批判”的逆向思维局限一直持续至今，如胡适、陈序经等人的“全盘西化”观对中国现当代学术、文化倾向的影响，民族虚无主义历史态度的产生与将现代化当作西化单向抉择的历史误区的出现，从新文化到新时期逆向思维、批判文化对现代文学、现代学术文化以至现代化发展的影响和局限，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在文艺思潮、文化价值观上承续五四以来对西方“接受／反应”殖民话语所步入的新潮误区，更是直接影响了人文学术、文化的建设、创造与发展。
现代文学与现代学术文化在传播时代文明抉择的历史、文化局限则在于单向的“科学／进化”或社会变革。这是现代理性的科学主义与历史主义单向抉择的进化变革观所致。其实人文发展与社会理想的实现并不在于一切以变化为上，发展变化的依据也不一定只有科学理性为好。这一点五四启蒙时期东方文化派就曾提出过与科学相对应的玄学文化精神的永恒之道问题，后来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又为社会、历史的皈依之途提出返本开新的新文化创造之路及民族文化的依重之本。它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五四启蒙文化及传播时代的“科学／进化”的历史主义、科学主义局限而丰富、发展了现代文化精神。但东方文化派民族主义意识中“回归／认同”之路也是有其自身的历史局限的，使现代人文在审美、文化倾向上对传统文化“入”之有余而“出”之不足，眷恋多于反思，在学术、文化上综合、创造与发展的力度与向度亦不够。
五四以来的现代学术、文化发展一直受上述几个方面的影响而缺乏面对世界文化时代的恢宏气度，从比较研究与现代学术、文化的人文发展来看，走出这一历史局限的综合创造须有融贯古今中西的人文发展新思路，来完成跨文化的历史整合。对此我们提出“综合／发展”的人文创造的学术、文化新思路，来面对世界文学时代开拓中国比较学派，完成皈依文化抉择的人文创造。整合是融通古今中西，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与综合创造，是打通由文、史、哲而介入人文发展的大转型与大综合，这样我们就会走出单向抉择的文化误区，我们认为这是现代文化走出传统误区与殖民话语局限的综合创造之路，同时它也继欧洲“影响研究”、美国“平行研究”之后开拓了“发展研究”的中国比较学派。通过对现代学术文化的历史总结，我们终于发现世界文明、中国文化的复合构成与科学、文化的复合结构对人文发展的重要意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现代理性与皈依感觉、民族主义与启蒙主义，中国比较学派的现代人文基础正在于这一“综合／发展”的综合创造之路，同时它也将完成对现代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归结和对现代人文、学术的促进与发展，以摆脱殖民话语与后殖民时代文化误读等历史影响，真正解决中国现代学术、文化与审美、人文的发展道路问题。在世纪转型和百载人文历程中，可以说文艺复兴是现代中国的总主题，包括文学、历史、文化，也包括教育、经济、社会、哲学等民族复兴的诸多文化范畴。人文发展包括围绕现代人发展的一切文化问题，这涉及民族的皈依、复兴与人类的前途、命运。走出五四以来现代学术、文化的种种局限，汲取其文化、历史养分，对于我们今天面对新世纪的人文发展及其走向世界的学术、文化创造是至关重要的，这正是“发展研究”的中国比较学派理论构想的深意所在。“发展研究”比较方法对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综合梳理不仅试图完成对现代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归结，也试图为开放人文的学术发展做出相应的探索与拓展。
中国现代文化是在东西文化抉择的跨文化历史融合中介入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又是以这一文化综合介入对现代文明的创造的。“综合／发展”的发展研究应该是现代中国文艺复兴的学术范式、文化思路和人文主题及历史目标，它在这一综合创造中介入人类文化的发展，又在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中完成自身的综合与创造。因而“综合／发展”既是“还原／创造”，同时又是“皈依／抉择”，我们将文化还原给历史，将历史还原给世界，将世界还原给人类，将人类还原给自然，将自然还原给文明，将文明又还原给发展、抉择与复兴。这是我们研究现代学术、文化创造引向更深一层的现代中国文艺复兴的人文发展问题，也是开放人文不能不有的更大的理论视野。从这一综合与发展、还原与创造、皈依与抉择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中，我们会更为深入地发现其中西文化整合中现代文化精神由本土到世界，由自然到文明，由人类到宇宙的历史拓展，同时我们又由世界到本土，由文明到自然，由宇宙到人类看到现代中国文艺复兴中“发展研究”为现代人文发展带来的新局面。
人文主义、科学主义、民族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整合构成了开放人文的基本文化内涵与现代文化精神。尽管从比较研究来说，民族主义、本本主义是对全球主义开放人文的历史反驳而有文化保守倾向。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从谭嗣同到孙中山，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梁启超到梁漱溟，是有着世界文明起点的开放人文精神的。举其要者从谭嗣同的大同精神到梁启超、梁漱溟的东方文化重构，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新人文思潮，都是以中国民族智慧与文化传统介入世界文明的发展而试图以之解决人类的前途、命运的开放人文建设，因而东方新人文是有世界文化视野而与全球主义的开放文化相融为一的。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发展最终是合而为一的。而科学主义在当代“理解科学”的价值读解与人文关怀中，与人文主义也是相融为一的。它在实证方法、实验研究的现代学术文化方法论上，对开放文化的发展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理性基石的构成，对现代中国文艺复兴的发展，与人文主义亦为相得益彰而最终也相融为一的。尤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科学主义经过自然主义的中介转化，与现代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高级现代化的开放人文创造，也是相融为一的。而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正是皈依抉择综合发展的新人文前提而最终在对现代化的历史解构中相融为一。
正是在这一文化整合的人文发展中，我们为中国比较派的开放人文建设提出自己的文化纲领。
我们正处于一个面对新世纪的大转换时代，这是一个全面开拓的时代，复兴中华的时代，终结近百年以来徘徊与批判的时代，也是一个建设与发展的时代。然而我们用什么去迎接新世纪的太阳呢？百年喧嚣，纷扰时世，传统既已颠覆，现代文明理性基石又尚未确立，于是诸多邪说巫术在民间复兴，猖獗一时。前有商品大潮的冲击，后又有“后现代主义”颠覆理性、消解中心的喧嚣与骚扰。现代中国之路安在？学者使命安在？当今学理安在？学者是为社会发展提供理性基石与人文精神的，为此我们应有创世精神为纷扰之世奉出现代文明的理性基石。这一新世纪的婴儿正在时代母腹中骚动，它如新升的太阳已悄然跃起在古老的地平线上。这就是以百年以来现代文明的历史归结与发展抉择为理性基石的开放人文建设。
在这面对新世纪的巨大历史变革中，人类已孕育着一个互为促进、全面发展的伟大文化时代。人类曾经有过共同拥有自然资源的农业文明时代，有过共同拥有科学的近代工业文明时代，面对新的世纪，人类将迎来共同拥有文化财富的新的大文化时代，比较文学和比较研究应该是人类迎接这一伟大时代到来所伸出的历史双臂。而从另一面来说，人类现代文明经过早期启蒙文化、中期传播文化正进入其成熟时期的皈依文化历史阶段，步入这一阶段的比较文学应该从现代文明的传播源——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欧洲中心文化影响中走出来，从中期平行传播的方法论中走出来，走向全球时代的文明起点来打通文学的发展与关涉人类前途命运的文化皈依的学术联系。学者是为社会发展提供人文精神和理性基石的，人文学科应该承担起人类文明进展的历史使命。尤其在面对新世纪全球时代的文明起点上，人类的一切都在走向一个文化交融与创造的整合与发展中，作为跨文化研究的比较文学怎能对此视而不见，故步自封呢？比较文学应该承担起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发展与建设使命，应该承担起世界文明时代的文化交流与创造使命，其理论以“象”通“类”打通古今的探本溯源与中西语义及其意象群“异质同构”的文化阐发，形成了其“由点地而升空，由升空而点地”的“中国式魔镜”的打通古、今、中、西与文、史、哲而构筑人类感受活动、心理活动与认识活动的审美文化经验类型与创造形式的“圆解”体系，在似“小”而“大”的从具体到抽象、再把抽象还原给具体的传统小学现代化过程中，完成了其“经天纬地”的学术创举与文化融合的发展研究，为东方学派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确立了基本的范型。叶舒宪等人以人类学方法所进行的中国文化发生研究与原型阐发及发展整合的学术考释亦如斯，他们在中国比较文学中是走出了发展研究的新思路的。
与之相关的问题是，比较文学研究作为世界文学的整合、交流与发展，在破除殖民文化的种族主义后，学者的人文倾向是否也要绝对地避免，而要做到真正的客观与科学呢？我认为中国学派立足世界面对发展，应提倡反对封闭保守的种族倾向，然而历史地看并不排除民族文化复兴、发展的人文倾向，而且应该主动承担起这样的历史使命，只是应该有为人类前途与命运文化皈依抉择的高远之怀，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中国的文化是博大而深厚的，它应该为人类的发展做出更多历史贡献。中国学派一定要注意防止人文倾向的狭隘化而要具有更高的世界眼界与全球意识。这包括学者对其自身母语文化思维方式局限的破除。更深一步的问题是东方学派在发展研究中是否有可能破除中西语言、文化的障碍及由此形成的学派局限，而使其方法论的思维系统走出东西徘徊的怪圈，在与全球的更高层次的对话中打通更大的“类”范畴，或通向更高的理论向度？这应该是比较文学研究打通古今、中西合璧的跨文化研究的文化宗旨吧？
文化整合与人文发展，是涉及开放人文的知识生态问题的，在中国比较文学中是走出了发展研究的新思路的。
总之，比较研究在跨学科、跨文化的大综合中为文化转型解决了其审美、文化归结的认识前提，文化转型又成为比较研究人文发展的历史整合介入构筑东方新人文的皈依抉择，二者在互渗、影响中共同参与现代中国文艺复兴的发展大计与历史创造，将使复兴中国在世界文明起点上展示古老东方的历史魅力而对人类文明的“根本之图”奏一弦宏丽之音。这是东方新人文与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给予我们的历史启迪。其实自近古、近代以来的中国近、现代民族精神尽管是以弱图强的崛起之道，然而依华夏之智，自古中国人即是与宇宙之道对话而超越种族之上的，汉的升腾之势，唐的开化之风，现代的开放之姿证实了这一点；而不是弱者的敏感与古国的保守与回归，尤其是与世界对话后的现代民族精神，即使是新儒学派、东方文化派、文艺复兴思潮与运动，也是对民族、种族及回归、封闭的历史超越而站在世界现代文明起点上的继往开来之途。“返本”为“立新”，“继往圣绝学”是为宇宙立道，天下立心，生民立命的，立民主、科学之道，立仁爱、互助之心，立生存、发展之命。愿本书对此能有所拓展而不负一个伟大国度的开来之风与永恒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