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为中共历史上一位重要的领导人，张闻天的人生经历、革命生涯以及思想历程是值得后人学习和研究的。尤其新中国成立后在“大跃进”期间庐山会议上的表现和在“文革”中的表现，更使他成为坚持真理的楷模，令人敬仰。纵观张闻天的生平研究，不难发现学术界至今对张闻天研究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那就是他的新闻实践研究。

早年，张闻天不仅是报刊的热心读者和积极的撰稿人，而且还多次担任报刊编辑，负责报刊出版、校勘工作，并在工作过程中结识了一些著名的报刊主编和编辑人员，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张闻天以后的办刊、编报等新闻活动积累了相当的阅历与经验。重庆时期，张闻天创办了其生平第一份报刊——《南鸿》周刊。它是张闻天人生价值自我定位、立志批判与改造社会、宣传新思想与新文化的结果。它的创办不仅为张闻天提供了创办一份刊物所必需的经验和一系列业务知识，而且还为张闻天早期报刊思想提供了实践的平台。

莫斯科留学期间，张闻天不仅积累了相当多的马克思、列宁理论知识，而且还参与了大量的报刊编辑活动，对苏联党报党刊模式也是了解颇深，这为他回国创办、主编、改组中共党报党刊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回国后，张闻天在上海创办《红旗周报》和《群众日报》、主编上海版《斗争》，既开启了他创办中共正规党报党刊的道路，又拉开了中共中央重视党报党刊指导与组织具体实际工作、初步确立“全党办报”方针的序幕。

苏区工作期间，张闻天对苏区中央机关报刊进行了整顿和改组，使其更好地发挥党报党刊的领导作用。他将苏区原来出版的《实话》与《党的建设》两份刊物合并，改名为《斗争》（即苏区版《斗争》），还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改组为党团、政府与工会合办的中央机关报，由周刊改为三日刊。张闻天的这一整顿和改组，使中共苏区党报党刊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它不仅是张闻天新闻实践活动的一次重大成果，也是中共党报党刊改革史上的一次重要探索。

延安期间，张闻天在主持中共中央常务工作的同时仍然非常重视中共的新闻宣传工作，尤其到 1938 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其工作重心转移到宣传教育时，更是将自己的大量精力投入到了新闻活动中。他不仅兼任了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解放》周刊主编和党内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杂志编辑，对其负总责，还主持创办了学术刊物《中国文化》和外文刊物《中国通讯》，主编了党内刊物《参考资料》，并对《新中华报》的改组与在延安复刊的《中国青年》给予了指导和关注。以上刊物的出版和编辑将张闻天新闻活动推向了高峰。

东北任职期间，身为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对省委机关报《合江日报》倍加关注和重视。在担任辽东省委书记期间，张闻天对省委党报《辽东大众》也颇为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在专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再次迎来了他新闻活动的另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个创办外交刊物和学术刊物的时期。他倡议创办了《外交文选》《每周通报》《国内情况通报》《外事研究》《外事动态》《业务研究》《外论选译》等一批内部通报和刊物，以及《国际问题研究》、《国际问题译丛》等一些公开出版的学术杂志。从明确刊物创办的目的、目标，到确定刊物的名字，到商定所登文章的题目、内容，张闻天都亲自参与其中。

1959 年庐山会议后张闻天受到批判，其新闻活动也随着其政治生涯的结束而终结。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对党内外许多问题的独立思考，比如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以及党内民主重要性的思考，对党及相关部门应该如何掌握经济规律、如何领导经济工作的思考，对如何看待战争年代过去经验的思考，对经济规律一般性与特殊性、党与国家人民之间关系的思考等，它们对我们新闻事业的改革与发展都产生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此外，张闻天的报刊编辑活动在设置编辑方针、运用编辑策略、秉承编辑作风等方面最具个人特色，其报刊作品在选题、构思、文风等方面也尽显其独有风格。而他与毛泽东两人则由于性格、教育经历、知识结构、工作作风、处事原则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了他们在新闻实践具体活动方面各有特色。

纵观张闻天的一生，其新闻实践是相当丰富而具有特色的。他的新闻实践尤其是党报党刊实践为当代中共党报党刊（特指中共中央及地方各级党委机关报刊）以及其他大众媒体的发展提供了相当的现实启示。他党性十足的办报原则、求真务实的办报作风以及强调发挥报刊组织领导作用和注重培养编辑人才的办报理念，无一不对中共党报党刊和大众报刊产生积极的影响，其中尤以新闻真实性原则最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