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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兴博士的《张闻天的新闻实践研究》的书稿，已经通过了复杂的审查程序和三校，马上就要下厂印刷了。打电话来催我的序，这才让我紧张起来。其实书稿早已读过，也考虑过怎么写，写什么。但就是动不了笔，说起来，是一件很抱歉的事。
《张闻天的新闻实践研究》的书稿，是在 2010 年度国家社科规划项目——“张闻天的新闻实践与理论研究”结项文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项目 2014 年 7月结项。我对结项文稿有以下的评价：
张闻天的新闻实践与理论研究，是一个涉及新闻史、思想史、政治史的课题，也是一个过去中共党史研究和张闻天研究中注意不够的课题。作者全面甄别了张闻天研究的有关成果，广泛收集了张闻天从事新闻活动的历史资料，仔细梳理了张闻天从事革命新闻活动的历程，客观阐述了他的新闻思想和贡献。课题成果50 多万字，体系完整，条理清楚，分析到位，观点正确，在国家社科项目的完成情况中，是不多见的，高水平的。
现在，项目成果变成了可以阅读、可以参考的学术书籍，无论对作者来说，还是对读者来说，应该都是一件好事。
最近一二十年来，对张闻天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程中原先生的那本《张闻天传》，大约是比较醒目的一种。它们理清了张闻天生平事迹的一些重大问题，恢复了他在中共党史上的应有地位。这些成就，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也许由于 1940 年代以来张闻天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曲折经历，尤其是 1959年以来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人们对他的研究，多半集中于他在遵义会议、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政策、在抗战时期社会调查研究工作、在内战时期的东北局和合江省委工作、在新中国经济管理和建设方针、在新中国最初 10 年的外交工作、在庐山会议、在 1949 年以后特别是“文革”之中的理论思考等偏重于政治内容的研究上。杨永兴博士避开了这些热点问题，抓住张闻天的新闻实践这个主题，打开了张闻天研究的一个全新的空间。
如果从1919 年参加五四运动算起，到1976 年去世，张闻天参加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革命前后 58 年，其中，从五四运动到庐山会议的 40 年间，他的政治活动一直和创办、编辑各类革命报刊的重要工作有密切的关系。根据作者的研究，张闻天一生创办、主编和指导过 30 多种报刊，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也有 360多篇。应当承认，他的新闻实践，无论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都是屈指可数的。
本书把张闻天的革命新闻实践，分七个阶段，即 1919 年在南京创办学生刊物、1925 年在重庆创办《南鸿》周刊、1931—1932 年间在上海编辑临时中央党报党刊、1933—1934 年间在中央苏区办理苏区党的报刊、1937—1941 年在延安编辑和指导党的报刊、1945—1950 年间在合江省委、辽东省委和东北局办理党的报刊、1955—1959 年间在外交部办理外交刊物，详细介绍了张闻天的新闻活动。在每个阶段中，作者都仔细叙述了张闻天主办或指导党的报刊工作的历史事实，介绍了他在这些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分析了这些报刊在他主持或指导下形成的风格。最后，作者专设一章，总结了张闻天一生新闻活动的特色。
本书的突出贡献是，全面地系统地研究了张闻天一生新闻活动，使这个过去不为人们熟知的领域清晰地呈现出来，与张闻天的政治生涯一起，成为对他的生平研究的两大主线之一；通过对张闻天新闻实践的深入研究，包括对他创办、编辑、指导党的报刊的活动、编辑思想和风格、在其领导之有关刊物发表的文章思想的研究，还原了一位党的新闻宣传战线杰出领导人的巨大贡献；全面收集史料，认真解读文献，坚持样本化的研究方法，以完整实在的事实叙述，提供了一份对中国近现代、当代新闻史和新闻人物研究的优秀作品。
杨永兴博士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和他在一个比较长一些的时期内，专心致志地进行近现代、当代新闻史研究有关。他 2002 年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2005 年毕业，硕士论文题目是《从〈前途〉杂志看力行社》。2005年 9 月起，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2008 年毕业，博士论文题目是《党刊与政治：〈红旗〉杂志研究》。从 2002 年起，到 2014 年完成关于张闻天的国家社科规划项目研究，他在新闻史研究上已经连续耕耘了 13 年。尤其是在读博期间所受的严格的学术训练，奠定了日后继续前进的坚实的学术基础。
研究《红旗》杂志，是我指定的博士论文课题。当年，为了锻炼选题的能力，规定每人必须预选三个课题作为备选方案。杨永兴辛辛苦苦做的三个选题报告都被否定。于是，给他指定了研究《红旗》为选题。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日以继夜，收集了 1958—1988 年间 30 年《红旗》杂志的全部文本，仔细研读了这些文本，检阅了其它大量文献，形成了对《红旗》杂志的权威解读。答辩委员会的评委们评论说：“文章运用历史学的实证方法，在掌握大量报刊文本资料、文集、传记、回忆录等史料的基础上，对《红旗》杂志办刊 30 年的历程，作了详尽和透彻的检视和分析……显示的不仅是作者‘做史’的功力，还表现出作者很好的史识和理论勇气”“为后人的深入研究指明了路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一分为二的态度，既指出了《红旗》存在的严重错误，同时也指出了特殊时期《红旗》的某些闪光点”“题材重要，有开拓性的意义；史料扎实而准确；分析深入，语言流畅；写了《红旗》的整部历史，实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为止的半部历史”“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
研究《红旗》所受到的训练，不仅在收集资料和梳理资料实现文本解释的能力上，更重要的是在树立正确的史学观念、培养政治正义感、提高分析能力的过程上。我在对他的论文介绍词中说：
所以选择这个课题，是考虑到这份杂志创刊于 1958 年 6 月，改刊于 1988 年 6月，作为《红旗》当初特定地位、特定使命的党中央理论刊物的历史已经结束，具备了作为历史事物研究的可能；是考虑到由于这份杂志与毛泽东的特定关系，它虽然原则上承担着党中央理论宣传的职责，但实际上更多地反映了毛泽东个人的观念、理论和决策内容，对它的学术清理，应该成为当前继续检讨建国之后长期极“左”思想路线，不断改善理论战线状况，继续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与现代化伟大事业的重要课题；是考虑到当前我们已经进入了充分世界化、媒体网络化、新闻大众化与政治民主化的新时代，执政党的所有宣传、理论和舆论工作，必须与时俱进，彻底摈弃脱离实际、生硬僵化的恶劣传统，真正有益于促进权为民所授、政为民所乐、利为民所享和谐局面的建立。
这篇很有价值的博士论文还没有正式出版，经常有老师问：“这篇论文出版了吗？出了千万记得给我一本。”现在，他的这本《张闻天的新闻实践研究》出版了。我想，杨永兴博士的这两种学术成果，已经使他成了当代最优秀的新闻史研究专家之一。
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杨永兴博士指出，张闻天的新闻实践提出了必须注意的以下六个问题：党报党刊要坚持党性原则，正确宣传党中央的政策、方针和路线；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坚持人民性原则；要务实，实事求是，内容具体、充实和真实；要执行监督和批评的社会功能；要注重对党的报刊工作人员特别是一线业务人员的培养。这是张闻天的毕生经验，其实也是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新闻工作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所证明为正确的基本原则。在当前的形势下，坚持和发展这些原则，不仅是党的新闻和思想理论战线人员，而且是全社会的新闻、文化、出版和相关教育部门从业人员都面临的深刻课题。
正如 8 年多之前我在杨永兴博士论文介绍词里所说的那样，现在，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充分世界化、媒体网络化、新闻大众化与政治民主化”的新时代，科技革命带来的社会生活的革命性变化，正在提出对传统新闻行业空前严重的挑战。早在几年前，就已经传来了西方社会纸质媒体走向萧条甚至不断倒闭的消息。前不久美国大选的过程中，美国有关主流媒体对选情的错误判断和宣传也告诉我们，媒体背离社会实际，背离大众利益，带着僵硬政治偏见所作的新闻干预，是多么的苍白、干瘪和幼稚可笑。类似的情况也正在不可阻挡地在我们的社会上出现。由于读者的大量流失，纸质媒体风雨飘摇的日子已经到来。11 月 13 日，《京华时报》宣布，将于 2017 年 1 月 1 日休刊。昨天，有媒体人公开预测，到 2018 年将会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纸质媒体关门，25 万从业者将在 2017—2018 年下岗。有危机的并不只是纸媒，其实电视行业的冬天也正在临近。我屡屡碰到电视台的朋友，他们都告诉我收视率下降、广告收入大幅度下降的状况。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无非三个原因：第一，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媒介变化和人们的阅读方式的变化。以智能手机为载体的微信、微博等新型资讯方式的出现和普及，带走了巨量的读者群；第二，过去利用财政拨款、发行摊派等方法滋养着许多媒体，无论是纸质传媒还是电视传媒行业都存在浮肿性的业态，它们确实有减肥瘦身的迫切需要；第三，过去人们赋予了媒体过多的宣传功能，许多从业人员很少理会读者和社会实际，习惯于自说自话，那一套僵硬的话语系统和社会、和民众格格不入，它们被读者抛弃是很正常的。
所谓新闻事业的现代转型，包括传播方式的变化，主要是新型资讯工具为载体的新闻传播渠道的转换，以及民主法治前提下新闻原则和新闻理想的贯彻。它需要我们从革命时代的政治宣传范畴的新闻工作，转换到民主法治时代的现代新闻事业的类型上去。这是一个深刻的体制性的转换，是一项空前艰难的时代变革。唯有这样的变革，才能有益于新闻行业重新焕发青春并且有益于推进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是为序。
李良玉
2016年11月20日22点54分完稿于南京大学港龙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