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张闻天之所以创办《南鸿》周刊，除了在第一章中我们所描述的他早年丰富的编辑经历和娴熟的写作经验为其创造了充分的前提外，他的人生价值观的自我认定和立志批判社会、改造社会的宏愿以及对五四以来新思想、新文化的推崇也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众所周知，早年张闻天生活的年代是一个新旧价值观交替的年代，尤其是五四后，更是一个主义纷乱的年代。面对这一系列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新情况，如何应对，如何选择，如何定位自己，成为摆在那个年代青年人面前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南鸿》创办之前张闻天对人生价值的选择就经历了一个尝试、探索、迷惘到逐步自我定位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最终促成了张闻天想通过创办一份杂志刊物来实现自我价值的念头。
关于张闻天人生价值观的确定，最早可以追溯到他在河海工程学校学习期间接触《新青年》的时候。当时的张闻天深受《新青年》所宣扬的“民主与科学”的影响。他当初就是抱着“科学救国”这一理念进入“河海”专修工程的。他称：“1917年在学校中看到《新青年》，我的思想即起了很大的变化，我开始对中国旧社会的一切发生了怀疑与反抗，而景仰欧美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与生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从此发端了。”
但因最终感觉“学工程不是出路”，张闻天离开河海工程学校，准备留法勤工俭学，“未成，留上海”，并“开始阅读一些西洋哲学书籍，一心想找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与宇宙观”。
1920 年 7 月，张闻天留学日本，在学习日文的同时自学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书籍，结识了很多友人。半年的东京生活，使张闻天的志趣“从哲学逐渐向文学转移”，
由此开始了他的“文学救国”之路，但道路却是曲折的，思想认同也是游离不定。从日本回国的张闻天，其思想深受托尔斯泰的影响，主张无抵抗主义的泛爱哲学。之后，张闻天留学美国，美国的生活成为他人生的一大历练。
关于张闻天在美国的感受历程，我们可以从他不同时期分别给好友郁达夫、汪馥泉和胞弟张健尔三人的信中一窥端倪。1922 年 11 月 11 日，张闻天在致郁达夫的信中，表达了他初到美国时的孤独、苦闷、失望，对未来目标的渺茫，以及无法改变社会状况的无奈心情。他在信中写道：“在美国一样的无味，一样的孤独！其实在我们这样没有过去可以回想，并没有未来可以希望的人，到处都是一样的”，“我十分欢迎你来，做我在撒哈拉沙漠中的同伴！”“我现在除了作工半天之外，坐在图书馆里情愿永远不出！因为我觉得只有那里的空气比较温暖，比较令人麻醉，一出了那门，我就颤抖，我又觉得我又走到人生的末路了！这真是末路，因为这是走不通的路！”“我在这里实在太冷静了，虽是中国学生不少，但是差不多没有一个能讲得来话的”，不过最后他还是称：“我们要永远做少数的人，我们不要怕我们是被群众抛弃的人，因为我们是早抛弃了群众的人，我们，这少数的我们，那倒不可不携着手在黑暗中摸索！”
从中，不难看出当时张闻天在探索未来之路过程中的迷惘。不过可喜的是，他虽失望但却又透露着些许希望，可以说是消极情绪中仍带有积极的坚强因素。
1923 年 1 月 6 日，张闻天又在给友人汪馥泉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他当时的心情。他说：“我现在的生活是无‘过去’、‘现在’、‘未来’的生活。王尔德说悲哀的人不知时间；我说悲哀的人，知‘过去’，知‘现在’，但不知‘未来’。象（像）我们这种无悲哀，无希望，无快乐的生活，那才真不知有‘过去’，与‘未来’的。”“我不日将抛弃报馆的生活。虽是我要生活，但是我不能做机器。如其我实在没有法子想，我还是回中国。出了中国，我觉得中国是可怀的，犹之别了久亲的朋友，我只有朋友的念头了。”“这里的朋友，不知道什么缘故，我终交不惯。他们以愈虚伪为妙，象（像）我这样当然和他们‘交’不起来的了。我要找象（像）你和泽民这样的人，检（简）直找不到。我恐怕在美国是永远孤独的人。”在信的末尾，张闻天有些近似歇斯底里地喊道：“狂人，狂人，象（像）我们这种人在社会上是狂人，是不为大众了解的。我要去了，到黑暗无声地方去，或者到鲜红的海浪中去。”
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张闻天仍未摆脱初到美国时的孤独感和对未来的不知所措，还有就是自己的想法无法被现实接受和认可的苦闷，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信中也表达了他身在外、心却系中国的海外游子之情。
但是 1923 年 11 月，张闻天在给其弟张健尔的信中却表达了他对于未来的乐观和向往以及对于人生意义的感悟。他说：“人生不过是不断的奋斗，战而胜固然光荣，战而败也没有什么。贫困与痛苦都是上天有意造成我们的表示，我们不应该恨它，而且还应该向它表示谢意哩。我们生有这样健全无缺的身体，无论做什么都可以过活，无论做什么都可以使我们的人格为无上的发展，我现在相信美的存在，精神的存在与人生的有意义了。在任何苦痛的中间，我们都可以找出人生的意义；这种意义在快乐的中间是永远找不到的。”另外，他还提到：“我大约今年年底就想回国，人家都厌恶中国，而我却不是这样。我想从中国的社会中搜出种种我所要的东西，种种我要以之表示我自己的东西。我在外国觉得有点虚浮。我要得到一点更其真实的东西！人生不是什么不容易过的东西，只要有一点很小的，很小的我以为有意义的东西，伊就可以过去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张闻天摆脱了以往的那种被疏离感、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呢？原来是他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撰写文学评论中找到自我，并开始关注国际形势和国内状况，在自己编辑的美国《大同报》上发表一系列时评文章，比如《知识阶级与民众势力》《自强与公理》《日俄会议之破裂》等，生活逐渐变得充实起来，对未来的人生也充满了希望。由于心系祖国、挂念亲友，张闻天最终产生回国之意，立志观察中国社会现状，创作新小说，在与其弟的信中称：“我现在有许多材料想把伊整理起来写成几篇长篇小说，但是因为读书太匆忙，只有回到中国后再动手。”
回国后的张闻天开始致力于新小说的创作。针对中国文坛自“五四”后的贫乏状况，1924 年春以来张闻天的文学创作，比如《旅途》和《青春的梦》，带有非常明显的革命色彩，“是早期共产党人倡导的‘革命文学’的最初实践，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继往开来的作用”。
张闻天对革命文学的极力推崇，凸显了其人生价值观的极大转变，即开始由“文学救国”向“革命救国”转变，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其初步的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对此，张闻天曾称：“此时，因沈泽民等的关系（当时沈已加入共产党），我开始同共产党人陈望道、李汉俊、施存统、董亦湘、沈雁冰、俞秀松、杨贤江等接近起来了，我开始阅读《向导周报》及《中国青年》等刊物及一些社会科学的书籍，我很快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及中共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
至此，张闻天的人生价值自我定位基本完成，这为他以后创办刊物奠定了相当的价值基础。而《南鸿》的创刊很大程度上就是张闻天初步确立其革命与社会主义价值的产物。
提到对社会的不满，早年张闻天有自己的亲身经历，那就是家庭包办婚姻。这让年少的他认识到封建传统礼教对人个性的束缚，想要挣脱，但最终没有成功。张闻天的这一经历也让他开始用批判的眼光来观察和认识他所处的这个时代和社会。而他以后很多的评论文章和文学创作都是围绕着人人平等、恋爱自由、追求个人快乐和人类幸福这一系列主题展开对社会的批评和控诉的，比如《读〈女性论〉杂感》《离婚问题》《赞成的对呢？还是反对的对呢？》《告彷徨歧路的青年》《青春的梦》《旅途》《恋爱了》等。
其中，张闻天在评论文章《告彷徨歧路的青年》中就告诉青年要敢于突破社会对个人的桎梏，勇于去选择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他说：“我们是青年，是有意志的青年，那习惯传统替我们筑下的路，固然是很平安的，不过我们不要那种路，那种路是给愚人、低能者走的。我们要抬头来，选择自己的路了。”“我们看不过这种怪相的社会，这种冷酷的社会，我们做恶魔也好，做神也好，只要我们做去！”
与此同时，张闻天也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并希冀能够改造社会。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张闻天积极参与其中，显示了他对政治的兴趣；8 月，发表《社会问题》一文，提出要用马克思唯物史观观察社会；1920 年 1 月，发表《农村改造发端》，开始关注农村问题；6 月，发表诗《心碎》，开始关注工人问题；8 月，发表《离婚问题》，强调重视家庭问题；1922 年 9 月，发表《知识阶级与民众势力》，称“二者犹之肉体与灵魂，缺一不可”，
等等。
在文章《农村改造发端》中，张闻天讨论了一系列有关改造社会的问题，并提出改造社会要从农村开始。他说：“跳出旧社会另造新社会，是最好的办法，但是这个新社会，决不能完全同旧社会脱离关系，经济方面，一定受他的牵制，吾们这个簇新的东西，能够久持吗？所以与其跳出旧社会，另造新社会，不如钻进旧社会，去改造旧社会。”“但是改造旧社会，决不能一步成功的，一定要按步去改造，因为旧社会势力很大，假使吾们要立刻把他打倒，一定要吃败仗的；并且吾们的立脚点，要在最小的地方，从最小的地方，然后扩张到最大的地方，因为最小的地方，根基容易固，最大的地方，根基不容易固。”“吾们晓得，改造社会的第一步，决不是空谈的广大的东西，是实在的微小的东西，由这最小的东西，扩张到最大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农村。”
在诗《心碎》的后面，张闻天特加注解，指出自己关于劳工问题的解决方法，称：“我做这篇的意思，是想引起人家的同情，对于劳工问题，谋彻底的解决法。有许多人说妇女的问题由妇女自身去解决，工人的问题自然也由工人去解决，照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认定，工人不受教育，虽是用同盟罢工，萨波达举Sabotage等等手段，都是不彻底的。工人的能受教育，终脱不了知识阶级的互助。所以劳工问题，是知识阶级工人阶级共同解决的问题，不是一方面的问题。”
在文章《离婚问题》中，张闻天又明确申明社会问题与家庭问题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我们研究社会问题，就不能不研究家庭问题。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并且在家庭里可以看出许多社会原理，比直接去观察社会要容易很多。家庭是儿童的制造厂，是社会中坚的养成所，是社会遗传的保守处，也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家庭的生活可以说是个人社会化的学校，工商业发展的目标。社会的崩溃，大部分由于家庭的不稳。所以我们要解决社会问题，就不得不解决家庭问题。”
而在众多的社会问题中，最能促使张闻天产生创办一份刊物想法的，莫过于当时新闻界和出版界的一些不尽人意的问题。1919 年 8 月 13、14 日，张闻天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第 45、46 号上发表《随感录》，描述了当时新闻界和出版界存在的问题。在文章中，他指出：“上海某报馆一方面提倡新思潮、新文学，一方面广告上登甚（什）么‘香草美人’等广告。这是什么原（缘）故？难道因为他是国货吗？”“看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界（物），眉头就皱起来了。不是甚（什）么‘指南’、甚（什）么‘精华’，便是代数、几何……教科书，但是这尚不至害人，最可恶的一本头的《灵魂学》、《因是子静坐法》、《长生不老法》……还有某生某女士‘聊斋’式的爱情、言情、苦情……肉麻小说，薄薄的一本，面上很美观，又很贱。哎！这是中国文化所寄吗？”“报纸是舆论发表所在，何等尊贵，可以封闭？何等重要，可以买通？《京报》不是北京报界的明星吗？现在什样？凡报界败类愿与众共弃之！”
文章对当时报刊界和出版界的一些劣行，比如宣传封建迷信和“香草美人”，欺骗大众等，给予了无情的抨击，这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张闻天想创办刊物以对抗之的信念。而文中提到的《京报》，其创刊人是邵飘萍，1918 年 10 月创办于北京，后因揭露军阀黑暗统治，支持群众斗争，于 1919 年 8 月被段祺瑞勒令停刊。对于这样一种进步报刊的最后结局，张闻天在文中表达了自己对当局政府查封行为的愤怒之情。
1922 年 1 月 2 日，张闻天在其文章《中国底（的）乱源及其解决》中明确指出社会混乱的原因以及解决的方法，称：“中国混乱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社会组织逐渐崩坏而一时不能产生新的社会组织出来。这新社会组织的产生全靠从旧制度中解放出来，觉醒转来的个人团结成死党去实行社会活动，去解决这混乱。”
而在文章末尾所加的注解中，张闻天再次表达了自己改造社会的决心与方法。他提到：“我们对于这种不合理的社会，情意上早感到不安，因不安也早产生了改造的决心。不过用什么方法来改造呢？应该改造成什么样呢？这些问题常常横在我胸前而一日不能去的。无抵抗主义呢？反抗主义呢？无政府主义呢？社会主义呢？如江河流水，不绝地引起我底（的）烦闷，但永久不决定是不能生活的。那么，取其长，合其短，自然不能不走社会主义一条路了。自今日起，我希望能够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做一个小卒。”
就这样，张闻天将自己改造社会的愿望放在了社会主义这一新思潮上面，决心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青年张闻天对社会现实问题是相当关注和感兴趣的，对现实社会的一些不公正、不合理现象经常持批判的态度，对改造社会的途径与方法有着自己独到的主张与见解，并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力量改变社会现状。张闻天的这一远大志向，使他决定寻找一种途径来实现之，最终他选择了创办报刊。张闻天希望通过报刊来向广大民众传达其关注社会、解决社会、批评社会以及改造社会的意愿。《南鸿》就是在张闻天这一主观意愿之下创刊的。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青年，张闻天不仅深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而且还怀有为其做宣传的远大抱负，认为自己肩负着传播新文化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他曾经在文章《赞成的对呢？还是反对的对呢？》中号召同仁志士：“诸君！我们对于人类的理想和目的，是负有绝大责任的，我们都是在人生大战场奋斗的战士，我们的进步就是人家的进步。现在旧势力中的先生们，重整旗鼓，卷土重来，我们使不团结一气整顿队伍，我们之灭亡也无日矣。诸君！诸君！我们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不要因为一点小意见，一点误解，使光明永久屈伏（服）于黑暗势力之下。光明的失败，我们是大家负有责任的，就是不讲什么人道主义，如其良心未死，也不能无动于衷啊！”
在该文末尾的注解中，张闻天还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何以新文化运动会下火？何以资本主义着着进步，我们谈反资本主义的人着着退步？何以我们不能得到社会上普通一般人的谅解和同情？这些是我们自己的不好呢？还是社会没有办法？如其是我们自己的懦弱，我们应该如何使他坚强？如其是社会的不好，我们应该如何使我们的光明能够普照到他们的头上？”
从上述张闻天发出的号召和提出的疑问中，我们一方面可以深深体会到张闻天作为五四新文化战士所肩负的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责任感，另一方面也了解到为什么张闻天如此注重他的这一责任与使命。
总的来说，张闻天之所以有继承、宣扬五四启蒙文化的想法与志向，其主要原因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宣扬的新思想、新文化并没有被很好地传播开来，更没有被民众广泛吸收接受，旧思想、旧文化与旧道德、旧制度仍然笼罩着全国各地。这一现象深深刺激着青年张闻天的每一根神经，尤其在重庆任教期间感受最深。
1924 年 10 月，不再担任中华书局编辑的张闻天“应友人康纪鸿等的邀请，离上海前往四川成都，途经重庆时，被重庆友人蒋锡昌等留住”，11 月应聘担任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英文教员，期间“利用讲坛，宣传新文化、新思想，鼓吹男女自由恋爱，抨击封建伦理道德”，“还组织部分学生学习《新社会观》、《共产主义ABC》等书籍”。
张闻天利用课堂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举动，遭到了重庆保守势力的反对和诬蔑。张闻天决然离开二女师范学校。而这也让张闻天深刻体会到了重庆保守封闭气氛的严重性。为了改变重庆这一面貌，更好地、更广泛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更有力地批评社会的不良风气与不法行为，以应对反动势力掌控的舆论阵地，张闻天萌生了创办一份刊物的念头。于是，《南鸿》周刊应运而生，张闻天亲自担任主编，并撰写了发刊词。
发刊词中，张闻天表达了自己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和反对旧体制、旧思想、旧道德的办刊主旨。他称：“我们几个人都切身的（地）感觉到重庆这地方的空气实在太闭塞，太干燥，太腐败，并且太沉闷了。我们生活在这种含有毒质的空气中如若不取一种积极反抗的态度，我们的意志只有一天一天的销（消）沉下去，我们的头脑只有一天一天的昏乱下去，我们的情感也只有一天一（天）的冷淡下去，到末了我们都将一个一个变成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我们为得要冲破这种闭塞的，干燥的，腐败的与沉闷的空气，我们为得要鞭策我们自己的生命不使他们朝着死的路上走去，所以我们创办了这个小小的报纸。我们反抗一切压抑青年清新的思想与活跃的行动的旧道德，旧思想与旧制度。我们提倡自由思想，自由批判与活泼的新文艺与新生活。每一个人都应该表现他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这个小报的标语！”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张闻天创办《南鸿》不仅仅是出于对社会的不满，对旧势力的批判，还包含着对新思想、新文化的推崇以及对新青年的鞭策和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