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早年编辑经历

青年时期的张闻天除了担任过《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编辑科科员外，还曾承担过《少年世界》、美国《大同报》等报刊和中华书局图书的编辑和出版事务，并认识了诸多当时知名的编辑，有《时事新报》总编辑张东荪、《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编辑郭虞裳和宗白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编辑陈望道、《少年中国》主编王光祈和康白情、《少年世界》校对沈泽民、《共产党》月刊主编李达、《小说月报》主编茅盾（沈雁冰）和郑振铎、“新文化丛书”总编左舜生、《创造季刊》主编郁达夫等。这些经历不仅为他储备了相当的编辑出版经验，还为他后来创办或主编报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张闻天的编辑经历，与他的少年中国学会成员身份不无关系。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出现的一个著名团体，由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发起组织，正式成立于1919 年 7 月。总会设在北京，在南京和成都设有分会。学会以“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以“纯洁、俭朴、实践、奋斗”为信条。1919年 12 月，在左舜生、黄仲苏、王光祈、宗白华、魏时珍五人的共同介绍下， 张闻天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为学会南京分会的一名会员。虽然学会组织比较松散，但是学会会员的认同感比较强，都视自己是学会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感情非常真挚，加上发起人王光祈一直提倡“工读互助”，所以作为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会员的张闻天，经常得到其他会员的帮助，比如他的编辑工作大多数都是学会会员帮忙介绍的。

1920 年 1 月，少年中国学会刊物《少年世界》月刊出版发行。它“由南京会员编辑，系由南京会员全体组织编辑部，分为数组，轮流编辑。黄君仲苏兼负催稿之责”，“由张闻天、沈泽民两君担负校勘责任”。 从 1920 年 1 月到 1920 年 7 月，张闻天担任《少年世界》校勘工作的时间总共有 7 个月，因要去日本留学而终止。在这 7 个月中，张闻天进一步了解了编辑报刊、校对报刊等业务流程。

1921 年 8 月，从日本归国的张闻天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左舜生的介绍下，进入中华书局，当了“新文化丛书”的编辑，左舜生任丛书的总编辑，同时担任编辑的还有沈泽民和田汉。据悉，“该丛书以选译欧美社会科学学术名著为宗旨，出版的书目中有《唯物史观解说》、《社会主义初步》、《欧洲政治思想小史》、《社会问题总览》、《近代西洋哲学史大纲》等。” 而当时在中华书局工作的李达，也“对张闻天多有指点、鼓励” 。这一经历使张闻天获得了相当多的编辑经验。其实对于中华书局的出版事业，张闻天以前就有所关注。1920 年 1 月中华书局决定要设立新思潮社时，张闻天专门撰文《对于中华书局“新思潮社”管见》，提出自己的疑问和建议，表达了自己对于出版事业的独特见解和一些原则性问题。

在文章中，张闻天首先发问中华书局“对于新思潮是否彻底的了解”，“是否真心的提倡新思潮，实行新文化运动，而不仅仅于金钱的关系？”他说：“假使中华书局对于新思潮并没彻底的了解，而拿提倡新思潮当为投机事业，那末（么）不必多此一举。假使果真是出于彻底的觉悟，那末（么）吾有几种意思，想提出讨论。”接着他提出了中华书局以后应该做的三件事情：“整顿国故”、“有系统的（地）翻译欧美丛书”和“有系统的（地）整理近代有价值的文字”，并主张书局“多请真真有学问的人去分部的（地）整理和编辑”，“关于翻译、整理近代有价值的文字二种”，也“最好由书局方面敦请真实有学问的学者，组织评论会。各种稿子必要评论会通过，认为真有出版的价值”，负责“整理国故”的人，一定要“对于国故有彻底的研究；对于西洋学说也十分了解”“有世界的眼光”“有科学的见解”。最后他认为：“以后没有价值的书也不必出了。” 张闻天的这些建议还是比较中肯和全面的，兼顾中外和古今，眼光比较长远，视野也比较开阔。此后的中华书局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而这次“新文化丛书”的出版就是一个明证。

1922 年 5 月 28 日，经“美洲中国文化同盟”推举，张闻天被聘请为美国华人《大同报》的编辑，“负责从各种英文报导中编译本埠新闻”。 而这一编辑工作也是得益于他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身份。“美洲中国文化同盟”是 1922 年 5 月 26日在美国成立的一个留美华人组织，其成员多是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声社、曙光社、科学社等社团的旅美会员，其主要负责人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康白情和孟寿椿。张闻天能够留美担任《大同报》编辑就是受康白情推荐，其原因除了当时张闻天在翻译、介绍外国文艺理论和外国作家作品方面小有名气外，其与康白情的会员交情也是主要方面。1924 年，张闻天从美国回国，2 月应聘回中华书局继续任编辑，后“因致力于革命文学创作和翻译而影响所任编辑业务，被中华书局辞退” 。

早年张闻天除了有丰富的编辑经历外，还与许多报刊编辑有往来，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他的编辑经验和阅历。1919 年 8、9 月间，脱离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张闻天到上海开始工读生活。之后，经常与《时事新报》总编辑张东荪、《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编辑郭虞裳书信交往，探讨婚姻、恋爱、青年、人性问题和人生感悟。11月 13 日，张闻天在《致郭虞裳》的信中讨论了男女双方如何看待包办婚姻问题，指出：“吾们既然要解决这二性问题，吾们当然要二性大家去研究。结果选择一种最好的方法，大家去实行；去同恶社会宣战的时候，也可以互相声援。” 12 月 12 日，张闻天在《致张东荪》的信中提到了自己的近况、读书情况以及青年问题。他写道：“吾现在离开留法预备班，同吾的同学刘英士租了一间小房子，闭户读书。从根本上筑起，不要筑在沙滩上，风吹倒了。法国吾是要去的，但是不应该现在去。吾们在必要的时候，要进大研究室，方才到外国去。现在於（于）理论上与观察上，要十分的预备。”“吾们对于青年不应该抱一种姑息慈爱之心。一方面要竭力的攻击，一方面要尽力的指导。不攻击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坏处；不指导他们，知道了坏处也不能更［改］。” 1920 年 2 月 13 日，他在《致张东荪》的信中再次讲述了自己的行程打算、读书概况，并探讨了人性问题。他说道：“吾明天到嘉兴沈泽民家去壮游。今年的‘读书期’算终止了。半年的成绩不过十多本书真正惭愧。你前几天提出恶的观察来讨论，吾也这样想。吾看现在青年当人性是‘纯善’的。所以无论何事，只是一方面的观察，决（绝）没有拿恶的方面计算进去。所以结果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张闻天的这种以“通信”的形式同编者讲述自己行程、讨论问题，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再来启发读者的方式，对社会舆论起了一定的引导和示范作用。当然，它对张闻天以后的编辑思想也有很大的启发，那就是要充分重视类似“通信”这种编者与读者互动的形式，扩大报刊影响力和亲和力。

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后，张闻天认识了许多学会会员，尤其是校勘《少年世界》期间，更是接触了许多拥有编辑、记者身份经历的会员，比如王光祈、宗白华、左舜生、康白情、沈泽民等。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为张闻天后来的新闻实践活动和新闻理论提供了很好的氛围，以及学习和效仿的对象。

王光祈，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和张闻天入南京分会介绍人之一，早年曾“在重庆与曾琦、郭步陶、宋小宋等人编辑《民国新报》” ，后担任过成都《群报》驻京记者和北京《京华日报》编辑。1918 年夏，《群报》被查封，“李劼人另行主办《川报》，王光祈受聘担任《川报》驻京记者”，“除每天寄剪报、发专电外，每周至少写通讯报道一至二篇”。 另外他还经常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等刊物上发表抨击时政的评论文章和社论文章。1919 年 7 月，少年中国学会刊物《少年中国》月刊创刊，李大钊为编辑主任，康白情为副主任，王光祈任会计并负责“学会消息”栏，但由于“编辑主任李大钊和副主任康白情，均因事未能执行职务，实际负责编辑工作的是王光祈”。 对于学会的另一刊物《少年世界》的出版，王光祈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并“决定《少年世界》编辑事务，由南京会员承担”， 所以张闻天担任《少年世界》的校勘工作与王光祈也有一定的联系。1920年王光祈赴德国留学，学习德文和政治经济学，并兼任《申报》、《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的驻德特约记者。早年张闻天认识如此一位拥有丰富编辑经验的人，其对他的影响可想而知。

宗白华，可以说是少年中国学会中的活跃成员，对于学会的筹建和领导起了一定的作用。1919 年 7 月，他被选为学会的评议员，并参与了学会月刊《少年中国》的编辑和校勘事务。8 月，受《时事新报》总编辑张东荪的委托，宗白华协助当时《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郭虞裳编辑《学灯》。上任不久就增设栏目，“另辟新文艺一门”，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张闻天就曾在此栏目上发表他的诗作《梦》。11 月，因郭虞裳外出，宗白华正式成为《学灯》主编。之后，宗白华经常以“通信”“启事”的方式与读者、作者互动，讨论收稿审稿发稿问题、稿费问题以及栏目设置问题，以“按语”“编者按”的形式讨论问题或总结问题，发表看法，抒发情感，还在《学灯》上发表一系列表达自己对当时报纸杂志出版界想法的文章，比如《评上海的两大书局》《〈学灯〉栏宣言》《我对于翻译丛书的意见》《我对于新杂志界的希望》等。宗白华可谓是集编辑、主编和撰稿人于一身，这种方式对于张闻天也是一种启发。后来张闻天创办《南鸿》周刊采取的基本上也是这种方式。

左舜生，是少年中国学会元老级人物，张闻天入会介绍人。左舜生本人的编辑经历也是相当丰富，尤其是 1919 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后。1920 年春，他“入中华书局编译所任新书部主任，曾陆续出版新文化丛书、教育丛书、少年中国学会丛书，并主编《中华教育界》、《少年中国》月刊及《少年世界》月刊”，“继任学会执行部主任”后“独负处理会务之重责，举凡出国船票之洽购，稿件之投递，报社通讯之接洽，书籍之出版，乃至一切收款汇款之琐务”。 1920 年张闻天受聘中华书局担任编辑就是左舜生介绍的。

康白情，是少年中国学会成员中的活跃分子，经常忙于学生运动，是名噪一时的学生领袖，也是五四时期知名白话诗人。1918 年受《新青年》的影响，康白情协同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等人以“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为口号，组织“新潮社”，参与创办《新潮》月刊，并担任《新潮》的干事，先后发表了《草儿在前，鞭儿在后》《朝气》《和平的春天》《别少年中国》《女工之歌》等白话诗。1919 年 7 月，康白情被选为《少年中国》月刊编辑副主任，自第 1 卷第 5 期开始主编《少年中国》达半年之久。康白情与张闻天相识于少年中国学会期间，在张闻天日本留学期间“同张闻天过从甚密，为日后张闻天赴美勤工俭学种下了因缘”。 1922 年张闻天留美并担任《大同报》编辑一职就是康白情推荐的。

沈泽民，与张闻天有很多的相同经历，比如都是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生，都曾担任《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编辑科科员，都是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会员，并一起担任《少年世界》月刊的校勘工作和出版事务，一起赴日留学，经常同吃同住，足见两人关系非同寻常，彼此对彼此的影响可见一斑。1919 年暑假，在《新青年》的影响下，沈泽民在家乡乌镇，“与其胞兄沈雁冰，同乡萧觉先、王敏台等发起成立‘桐乡青年社’，并出版不定期刊物《新乡人》”， 宣传新文学，倡导白话文。沈在刊物上致力于新文学和科学知识的创作和介绍，发表有小说《呆子》、《阿文和他的姊姊》，译文《曼那特约翰》，科学小品《发动机》等。1921 年从日本回来的沈泽民“由其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后“听从党组织的安排，经恽代英、蒋光慈的介绍，到安徽芜湖五中任算学教员”，“一到芜湖，便同高语罕等进步教员组织‘芜湖学社’，并创办《芜湖》半月刊”。 1923 年，沈泽民在《民国日报》工作，还有一段代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经历。作为张闻天的好友，沈泽民的一系列编辑、创办报刊的历程，对张闻天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启示。

1921 年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张闻天，经左舜生介绍担任了上海中华书局的编辑，而其“个人研究志趣从哲学趋向文学，并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两文学团体成员均有交往”。 张闻天的编辑身份、文学兴趣以及在文学方面的天赋和取得的成就，使他接触了很多文学名家、文学爱好者和文学编辑，其中有沈雁冰（茅盾）、郑振铎、郁达夫等人。

沈雁冰，因其兄弟沈泽民而与张闻天相识，与张闻天相熟则是在其主编《小说月报》期间。1919 年 11 月，沈雁冰“应《小说月报》与《妇女杂志》主编王莼农之请，同意主持《小说月报》中明年新辟的‘小说新潮’栏（占《小说月报》三分之一篇幅）的实际编辑事务”，这一新辟栏目“专门用白话文翻译介绍世界文学名著”。 从 1921 年 1 月第 12 卷第 1 号开始，沈雁冰正式主编《小说月报》，到 1923 年 1 月由郑振铎担任主编止，整整有两年的时间。其间，沈雁冰对《小说月报》进行了全方位的改版，以便适应新时代新文学青年读者的需要。从内容到形式，从作者到编者，沈雁冰都作了精心的设计和安排，充分显示了其编辑报刊的才能和特色，比如开辟“创作讨论”“创作批评”“文艺丛谈”“论评”“研究”“译丛”“创作”“特载”“杂载”“通信”“读后感”等栏目；确保刊物内容多样化，以小说为主，兼及诗歌、戏剧、散文等；注重编者、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向当时提倡新文化、新文学的知名人士约稿，撰写理论文章；实行“编者作者化”与“基本作者编辑化”相结合的编辑策略；“不断向名家请教，接纳多方合理性建议”；“广采博纳众家之长，了解、引导和提高读者，更好地为读者服务”；“依据办刊宗旨，突出重点栏目、重点文章”； 系统介绍国外文学和国内新文学，倡导“为人生”的艺术，鼓吹“血与泪”的文学，批判封建文学观念，等等。

而在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期间，张闻天多次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自己的作品。1921 年 9 月，张闻天将自己的首篇译述文章《托尔斯泰的艺术观》发表在《小说月报》第 12 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一栏。后又在《小说月报》第 13 卷第 2号“文学家研究”一栏发表了 3 篇他的译作：《太（泰）戈尔之诗与哲学观》、《太（泰）戈尔的妇女观》和《太（泰）戈尔对于印度和世界的使命》。对此，沈雁冰称：“在日本时，大概受了泽民的影响，他（引者注：张闻天）开始接近文学，并给《小说月报》投稿。那时我正在主编《小说月报》，记得他当时写过《托尔斯泰的艺术观》、《波特来耳研究》，以及三篇介绍和研究泰戈尔的文章，内容和文采都是不错的。”

郑振铎，早年的编辑经历也相当丰富。1919 年 11 月，与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人一起创办《新社会》旬刊，提倡社会改造。1920 年 8 月，创办《人道》杂志，宣传人道主义。另外还参与创办过《曙光》《救国演讲周刊》《闽潮》《新学报》《批评》等报刊。 1920 年 11 月，郑振铎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1 年，担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编辑。同年 5 月 10 日，主编文学研究会机关报《文学旬刊》，同时开始主编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还参与创刊了《戏剧》月刊、《诗》月刊等。1922 年 1 月，主编中国第一个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周刊，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事业起了开山作用。1923 年 1 月，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为“打造其为新文学建设与旧文学研究并重的文学刊物”， 特别增辟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专栏。在编辑《小说月报》期间，郑振铎将自己“赋文学刊物以研究功能”的编辑思路运用自如，比如“注意发表有关整理中国古典文学遗产的理论探索和研究成果方面的文章”；“注意发表有关文学原理方面的文章”；“注意发表有关中外文学史方面的论著与资料” 等。对于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张闻天也是多有关注，经常在上面发表自己翻译的戏剧作品和创作的小说。 当然，对于郑振铎的编辑思想，张闻天也是有所了解的，这对他后来的编辑历程不无裨益。

郁达夫，与张闻天相识最早可以追溯到 1920 年张闻天校对《少年世界》时期。当时“由于承担《少年世界》发行的上海亚东图书馆后来又承担《创造季刊》的出版发行工作”，张闻天“同郁达夫等创造社成员发生了交往”， 这应该是他同郁达夫的最早接触。之后由于在文学方面的志趣相投，两人走得越来越近，经常互通信件，或探讨问题，或互诉衷肠。1921 年 6 月，郁达夫在东京寓所与郭沫若、张资平、成仿吾等人成立创造社，决定出版《创造》季刊。创造社时期可以说是郁达夫编辑生涯的第一次尝试，尽显其编辑天分。期间，郁达夫“参加了创造社初期和中期的刊物编辑出版活动，共主编过《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中华新报》副刊《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新消息》周刊等报刊”。在编辑报刊的过程中，郁达夫向大众表达了自己的编辑理念和思想，比如“认为报刊是一种改造社会的有力武器”，“认定报刊能够促进文学的发展，文学离不开报刊这个物质载体”，“坚信报刊具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作用”。而他丰富的编辑艺术和技巧也为刊物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先声夺人的广告宣传”，“富有个性的期刊设计思路”，“颇具创意的栏目策划”，“重点突出的传播方式选择”。 郁达夫的编辑实践与编辑思想，对于与其交往中的张闻天无疑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据曹仲英回忆：“他（引者注：张闻天）常谈起他在上海的朋友们，他在当时文艺界两大派——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中都有不少朋友。他思想上认为这两派各有千秋，而在感情上则比较倾向创造社。当时他的艺术倾向是比较接近新浪漫主义的。他最心折的朋友是郁达夫，他对郁达大小说中的人物背景，似乎了若指掌。”

此外，张闻天早年还有缘认识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两位理论家：李达和陈望道。他们两人都有丰富的编辑报刊经历，在与张闻天的交往中，经常指点、引导和帮助张闻天。1921 年 1 月，张闻天由日本回国，住在上海南成都路新乐里 170 号，“与住在附近的李达交往密切”， 8 月张闻天被聘为中华书局编辑，与李达成为同事，两人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而此时的李达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且已经主编过《共产党》月刊，对报刊编辑工作也已是相当熟悉。据称：“李达是在非常艰难条件下主编《共产党》月刊的，他不但承担了组稿、审稿、校对、出版发行和筹集经费等任务，而且还亲自动手写稿，该刊的绝大部分稿件是出于他的手笔。” 另外，李达还参与了改组后的《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3 年 4 月又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共二大政治纲领。作为张闻天的工作同事和新闻编辑领域中的前辈，李达经常指点和帮助张闻天，使张闻天的编辑经验日益完善。

陈望道与张闻天的相识是缘于报刊。1920 年陈望道协助邵力子编辑《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其间张闻天在《觉悟》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由此开启了两人精神世界的交流和思想火花的碰撞。1921 年 7 月 3 日，张闻天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评论文章《无抵抗主义底我见》，阐述了自己对于人生真正意义的感悟，宣扬泛爱哲学和无抵抗主义。对此，陈望道专门撰写了 2 篇文章：《怎能实行无抵抗主义》和《论爱——答闻天先生》，同张闻天进行了讨论。他在文章中对无抵抗主义进行了辩证式的论述，称：“不抵抗善使善滋长固是爱；抵抗恶使恶消绝也便是爱”，“我不能妄信抵抗而至于残杀为当然；我也不能崇信残杀而不抵抗为合理。”“简单说：对于压迫阶级，抵抗便是爱，对于同阶级或更下阶级，协助便是爱。我以为主张暴烈的抵抗是残忍无爱的人，在这世界而主张弱者不抵抗，也便是另一方面的残忍者。” 陈望道关于无抵抗主义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引导和帮助了早年张闻天思想认识上的偏颇。

除了编辑《民国日报·觉悟》外，陈望道还编辑过《民国日报》其他副刊《妇女评论》和《黎明》，主编过《浙江第一师范校友会十日刊》《大江月刊》《上海大学一览》《新青年》，编辑《劳动界》《新南社月刊》，参与创办《共产党》月刊等，可谓是编辑经历相当丰富。不仅如此，陈望道在他编辑的许多报刊上面经常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将其打造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比如《新青年》《劳动界》和《共产党》月刊，这对张闻天后来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加入共产党起了一定的作用。

以上就是张闻天早年的编辑经历和早年接触的许多报刊编辑者，这些经历对后来张闻天办报编报提供了相当多的经验。虽然张闻天的多数编辑工作是出于生计的考虑，并没有将其作为自己的志业，而且目标也模糊不清，但是毕竟它们为张闻天日后创办刊物准备了相当的业务经验。1925 年，张闻天在重庆创办了他的第一份刊物——《南鸿》周刊，其经验应该很多是借鉴了早年他所接触的报刊和报刊编辑吧。 nTcFMWIK5s0pJrgGa3IEu/H3uq6hdRlL8zwyOe2ABSw3vU1EOG2210OYi/iyqzK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