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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 5 月 4 日，“五四”运动爆发。作为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在读的一名学生，张闻天积极参与其中。5 月 9 日参加南京大中学校学生举行的“五九”国耻纪念大会，27 日参加南京各学校为声援北京、上海学生罢课而进行的罢课斗争，6月 2 日参加南京学生举办的爱国誓师典礼。除了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外，张闻天还经常通过报刊发表文章来为五四运动立言，分析五四运动之后的国内、国际形势，申明自己关于游行示威、国民精神、政治状况、社会问题等方面的一些观点。而这份报刊就是《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
《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创刊于 1919 年 6 月 23 日，由南京学生联合会主办，发行所设于省教育会内。据《时报》称，它是由南京政法专门学校学生代表在 6 月3 日学生联合会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提议创办的。
因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声援五四运动，所以其主办的刊物的时代感、政治性和思想性非常强烈。《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创办的宗旨是“开通民智，增进民德，发扬爱国精神”，
其设置的栏目也充分体现了“五四”时期的时代特色和思想特色，比如“评论”“论著”“随感录”“杂评”“评坛”等。当时的主编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科学生阮真，他在该刊最后一期的《编辑科经过报告》中讲述了自己主编《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的初衷和想法，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刊物思想性特色的缘由。阮真在《报告》中写道：“本刊自六月二十三日创刊以来，阅时两月有余，出版共七十号（期）。虽于国家社会无直接裨益，然颇为教育界所注目，而我会员得思想之接触，学说之观摩，其必有得益于此者，可断言也。真（阮真）于发表来稿，重思想不重文字，尤以改良社会及改良教育为救国初步之方针，此本刊之微意也。考各门所发表之文字，‘论著’‘评坛’不无佳作。”
同年 7 月 18 日《时事新报》曾报道，“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前日业已出版，内容丰富，材料新颖，报费极廉，故销数达万份之多”
，足见《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在当时的影响。
《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除了及时报道五四运动以后南京、江苏各地和全国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强烈地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勾当，无情地批判和揭露旧制度、旧思想、旧道德、旧习惯，热情地宣传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外，对马克思主义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宣传，成为当时江苏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的报纸。而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就是该刊编辑科科员张闻天。与张闻天一起担任该刊编辑科科员的还有沈泽民、刘英士、董开章、丁绳武等人，他们都是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学生。他们不仅承担了该刊物的一些具体编辑工作，还经常向该刊投稿发文，以阐发自己对于时局的看法和态度，成为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其中尤以张闻天最为活跃。据统计，在现存 51 期刊物中，有 15 期刊载了张闻天撰写的 30 多篇“评论”“杂评”和“随感录”，
其中在第 50 至 52 期上连载的《社会问题》，是一篇比较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用其剖析中国社会问题的重要文章，而当时《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和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都尚未问世。
1919 年 7 月 11 日，张闻天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第 17 号发表评论文章《“五七”后的经过及将来》，正式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此文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找到的张闻天发表的最早的文章。张闻天在文中对“五四”运动以来北洋军阀政府的表现很不以为然，认为“在北京，政府用圆滑手段对付吾们；……南北和议，不过彼‘官派’、‘饭桶’安置会议，对于吾们小百姓没有丝毫利益”。他指出，要建设一个“健全的民主共和国”，“不声不响无用”，“空文鼓吹无用”，“电报战争无用”，“切实劝告无用”，“奔走呼号无用”，“奔都请愿无用”，“很好的法则（子）”就是把“武力政治、强横的中央集权、卖国贼、安福系、腐败的政党，一切费（废）除”。他还提出，“要做这种大事业”，必须“抱定正鹄”，“勇往直前”，“不屈不挠”。
该文一定程度呈现了青年张闻天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对当时执政军阀政府所作所为的不认同，使张闻天产生了一系列关于国家、政府、国民、社会的观点，以及对于它们之间应该具有的关系的一系列设想。7 月22 日，张闻天的另外一篇文章《中华民国平民注意》被刊登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第 26 号上。在文章中，张闻天不仅表达了自己的现代国家观、政治观，而且还依据陈独秀在《警告青年》中对青年的希望，相应地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共和国国民应有的素质。他称，共和国国民应该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取的而非保守的”；“世界的而非局部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实利的而非空文的”。接着，他阐述了关于“平等、自由、博爱”的观点，认为它们对国家、政府、国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关于“平等”，他认为“共和政治的法律，必须以万民平等为原则。”“无论他资格上地位上什样，公法上、私法上的权利义务都是一样，就是凡为国民人格同”一。关于“自由”，他认为“共和时代，国家以人民组织，所以发达人民即所以发达其国家，所以个人的自由非常重要，所以人权是神圣，不但不容私人的侵犯，即国家除了不得已限制外，不能滥用权力而侵害的。”“于法律范围内，人人自由，各有活泼进取的精神，各具独立自治的能力。分子发达，即国家亦发达了。”关于博爱，他指出：“共和政治是成立全国人民的手内，所以不得不求最大多数的幸福。……博爱不是忘本，是尊重人道而兼以仁恕。”
张闻天的上述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开民智的启蒙宗旨。
而张闻天发表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的文章《社会问题》则向读者表达了他关于社会、社会与个人、社会变迁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他在文中比较赞同“社会是有机的”这一观点，认为“个人对于社会，犹之细胞对于人身”，“照有机的社会看起来，若个人的自由日益伸张，则社会的统率力亦愈强。若社会的统率力愈强，则个人的自由亦益伸张。……因为有机的原（缘）故，所以各个人的利害互相一致。”关于社会变迁，他依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社会问题经了四大变动”：“在第一时期内，没有压制，没有争夺，象（像）禽兽差不多”；“在第二时期，只有屈从的性质”；“在第三时期内，是拿个人的独立发展做内容”；“在第四时期是互相互助的”。接着，他着重谈了社会上存在的三种势力：法律、道德和宗教，认为“法律的效力在于除暴去恶”，“可以维持社会秩序”，“法律是没有偏私的”，“是死板板的条文，不通人情世故”，“道德主内，法律主外”，“道德是吾们自己的主张和行为”，而“宗教的好处，在能够引平常的人到好的路上去。坏处就是汩没个人独立自尊的思想和行为。”关于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张闻天认为“现在最要紧的是铲除士大夫阶级”，“不过起革命的要是劳农界人（就是工人和农人），革命的目标自然是去士大夫阶级。但是起革命为什么要劳农界人呢？因为除了真真的劳农界人，人人都是希望做士大夫，把这种希望做士大夫的拉来革士大夫的命，可是万办（般）不同（通）。”他觉得只要“有知识的开导无知识”，革命就会起来，然后“实行普通选举，选举真正代表吾们说话的人”，“遇有什么重大问题，大家公开讨论，发表国民的主张”，之后“若是很进化的国家”
则会实现共产主义。
另外，张闻天还模仿《申报》的“杂评”和《新青年》的“随感录”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杂评”“杂感”“随感录”类文章，批评军阀政治的混乱，揭露政府官员的腐化，阐述日本政府的愚人政策，分析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点评“巴黎和约签字”“铁路借款”“南北议和”等时事，抨击旧文化、旧道德、旧习惯。
总之，担任《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编辑科科员的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青年张闻天人生的一个重要经历。它不仅是张闻天练笔写作的一个平台，也是张闻天了解报刊编辑程序、编辑方法和编辑技巧的一个场所，为张闻天后来的新闻实践活动准备了丰富的报刊编辑经验，比如编者要充分了解报刊的受众群体，了解他们的个性与特征，找到他们的兴趣点，切中要害，做到与他们感同身受；文章形式要多样，要满足不同受众的不同需求；言辞要激烈，要有号召力和感染力，尤其是感情要充沛，对于政府的批评和时事的评论要有力度，以便引起受众的关注和讨论；注重文章的内涵，要有思想性，使受众读后有醍醐灌顶、意犹未尽之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