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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是现今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2010 年全国壮族总人口为 16，926，381 人。主要聚居在东起广东省连山壮族自治县，西至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南至北部湾，北达贵州省从江县，西南至中越边境的广大区域。其中，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壮族人口为 1444.84万人。
壮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代，他们的祖先就以西瓯、骆越、乌浒、俚、僚等名见称。宋代始在局部地区出现“撞”、“僮”的称谓，明代又有“俍”称出现。这些名称，大都被封建统治者加上反犬旁予以侮辱和歧视。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壮族有布僮、布依、布越、布雅依、布僚、布侬、布曼、布傣、布土、布陇、布沙等 20 多种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调查识别，并遵照本民族的意愿，统一称为“僮族”。1965 年改为“壮族”。
广西地区是远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在广西境内发现大量的巨猿化石，有大量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化石和活动遗址。其中包括在百色盆地发现的距今 80 万年的古人类遗址，古人类所制造和使用的手斧闻名于世，说明广西是远古时代人类活动的中心之一。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群已分布到广西各地。考古学研究表明，许多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遗址周围分布着密集的和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显示其相互衔接和前后相因的继承性。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从距今 1 万年到 4000 年的遗址都有分布，层次清楚，说明远古时代的人类没有灭绝，也没有迁徙，而是繁衍下来，成为广西境内的原始居民。从古人类遗址的文化内涵看，包括农耕稻作，喜食蚌蛤，居住干栏，屈肢葬式，凿齿，使用有肩石斧和石铲等，与现代壮侗语民族文化具有共同性。体质人类学研究也表明，甑皮岩等新石器时代人类体质特征继承柳江人的特点并与现代壮侗语民族相近，与其他民族有较大的差异，说明壮侗语民族是广西的原住居民，这些古人类（至少其中的一部分）是他们的祖先。
壮侗语各族源于百越族群中的西瓯和骆越。西瓯是中国百越族群中的一支。壮侗语族先民族称的一种。又称西呕。族名最早见于西汉刘安撰《淮南子·人间训》，写作西呕；《史记》、《汉书》也有记载，写作西瓯。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以 50万大军进兵岭南，其中一路进抵桂林时，与西瓯人发生大战。西瓯人“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可见西瓯人数量多，战斗力较强，是有组织有武装的政治实体。赵佗建立的南越国（前 204 ～前 111）存在 93 年，史籍中屡次提到西瓯人的活动，其中有：“且南方卑湿，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赢，南面称王。东有闽粤，其众数千，亦称王。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此后，史籍中再也没有西瓯人的记载。西瓯人分布范围在红水河以北，越城岭以南，东部有今广西玉林、广东茂名及高要市等广阔地带。战国时期，广西地区出现两大方国，即西瓯、骆越国，广东及海南地区有缚娄、阳禺、欢兜、伯虑、离耳、雕题、北朐等国。平乐银山岭战国墓群是西瓯国的墓葬，墓中出土众多的青铜兵器和铁农具，社会文明程度较高，被认为是西瓯方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骆越是中国百越族群中的一支，壮侗语族先民族称的一种。又称雒越。族称始见于《汉书》：“元帝初元元年（公元 48），珠崖又反，诸县更叛，连年不断……（贾）捐之对曰：……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鼻饮。”汉代后，史籍再没有骆越人的记载。此后对西瓯、骆越的记载，大多是追述。关于西瓯与骆越的关系，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焦点是西瓯与骆越到底是越族的两个支系还是同一支系的不同时期的名称。最早认为西瓯与骆越是越人同一支系不同时间的名称是梁朝顾野王，他在《舆地志》一书中明确说：“周时为骆越，秦时为西瓯。”唐朝颜师古注《汉书·南粤王传》时说：“西瓯即骆越也，言西者以别东瓯也。”二者都将西瓯、骆越视为一体，后代学者也有赞同者。而汉代司马迁则认为西瓯与骆越是两个不同支系的越人，且明确指出两个支系活动在今广西地区。他在《史记·南越尉佗列传》中说：“佗以兵力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又说：“瓯、骆相攻，南越动摇。”显然将瓯、骆分开，认为是位于南越国西部的两个方国政治实体。考古学界通常认为：以红水河为界，北部为西瓯分布区域，南部为骆越分布地区。玉林、茂名等地为西瓯骆越杂居地带。武鸣县马头镇元龙坡、安等秧发现商周至战国时期的墓葬群（见历史卷马头先秦墓群、元龙坡墓群），被认为是骆越方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墓中不但出土大量青铜兵器和青铜礼器，还有铸造青铜器的石范随葬，说明骆越方国当时已进入青铜文明社会。
操汉藏语系壮侗语族语言的民族，分布在中国的包括壮、布依、侗、傣、黎、水、仫佬、毛南等 8 个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南部。其中广西西部，海南中部、南部，湖南西南部，贵州东部、东北部、南部、西南部，云南东南部、南部、西南部是他们的主要聚居区。生活在广西境内的有壮、侗、仫佬、毛南、水 5 个民族。分布在东南亚国家的又称台语民族，包括越南的岱、侬、山斋、布依、热依、布标、拉基族，老挝的佬族，缅甸的掸族，泰国的泰族，印度的阿萨姆族等。
早在四五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壮族先民已经在今广西地区生息繁衍。新石器时代，人口不断增多，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在广西各大江河流域都有活动的足迹。春秋战国以至秦汉时期，属南方百越族群中西瓯、骆越支系。东汉以后，西瓯、骆越族称逐渐消失，代而起之是乌浒、俚、僚等称谓；宋元时代以后，开始出现撞或徸、俍、土等名称，壮族开始从俚僚族群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由于分布地区和支系的不同，壮族中有布壮、布蛮、布土、布侬、布越、布雅依、布傣、布沙、布僚、布曼、布陇、布偏等多种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过民族识别，统一称为僮族。1965 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把僮族改为壮族。
壮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壮语属汉藏语系（另一说非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壮语分南壮和北壮两大方言，大方言区内又分为若干土语区。其中北壮方言的人口约占壮族总人口的 2 ／3，划分为 8 个土语区，即邕北、桂北、柳江、桂边、右江、红水河、邱北、连山土语等；南部方言人口约占壮族总人口的 1 ／3，划分为5 个土语区，即邕南、左江、德靖、砚广、文麻土语等。两大方言的语法结构、基本词汇大体相同。唐宋时期，壮族文人借用汉字“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构字方法，创制一种土俗字（即古壮字），一直在民间广为流行使用，世代传承下来，主要用于记录山歌、麽公或道公经文、契约、乡约、族谱、药方、碑刻等。1955 年国家创制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壮文。
经济生产方面，在新石器时代，壮族先民就开始人工栽培水稻的种植，是世界上较早种植人工栽培水稻的民族。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们不断向山区地带迁徙，开辟梯田稻作农业，龙脊梯田是其中的典型。利用当地坡地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各种畲地作物，常见的作物品种有玉米、麦、芋、薯、花生、豆、棉花等，同时兼营林、牧、渔、手工业和商业等。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形成一系列传统生产习俗，包括以水渠为标志的水田管辖权或方国界线，以修筑堤坝、水车、竹笕、戽斗和水渠构成的灌溉系统，以锸、铲、锄、脚踏犁、牛犁、耙等为组合的生产工具，以农耕季节为标志和以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为目的传统节日，以互助合作耕种的打背工组织形式，与稻作农业有关的系列壮语称谓，构成内涵丰富、积淀深厚的稻作文化。
壮族是一个具有光辉革命斗争历史的民族，唐代爆发由壮族首领黄乾矅等领导西原州农民反抗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斗争，前后持续长达 100 多年。宋代爆发由壮族首领侬智高领导反抗交趾李朝侵略统治的起义，迫使宋王朝加强南疆防务和调整对民族地区的统治政策。明代由田州（今田阳县）壮族瓦氏夫人率领的俍兵奔赴江浙前线抗击倭寇，立下战功。清代由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和冯子材领导的萃军，抗击法国侵略者，取得镇南关（今友谊关）等系列大捷，打击法国殖民者的嚣张气焰。吸引无数壮族子弟参加的太平军，打击封建势力，动摇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统治。辛亥革命时期，壮族革命志士策动钦防起义和镇南关起义。大革命时期，由壮族农民领袖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革命运动，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为邓小平组织发动的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红七军、红八军的创建，奠定坚实基础。壮族人民在反抗封建压迫和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为保卫祖国边疆，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做出巨大贡献。
壮族地区曾经历过漫长的原始社会。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及战国时期，进入古国或方国时代，曾出现过以鸟、蛙、牛、图额、狗等为图腾的古国和西瓯、骆越、苍梧等势力强大的方国；秦始皇统一岭南后，逐步进入封建时代。唐宋时期，中央封建王朝为保持边疆地区社会的稳定，在包括广西在内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羁縻州制度；元代又推行土司制度；清代至民国年间，实行改土归流，地方行政长官统一由中央委派。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实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壮族被承认是一个民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8 年，在广西建立了壮族自治区，同年还建立了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1962 年建立了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使壮族人民享有了民族平等的地位。从1984 年到1987 年，又分别在广东、湖南、贵州、云南省境内杂散居的壮族地区建立了壮族乡，使散居的壮族在乡一级行政区域也能享受到平等自治的权利。从此，壮族人民进入民族区域自治的新纪元。
现代壮族包括布壮、布蛮、布土、布侬、布越、布雅依、布傣、布沙、布僚、布曼、布陇、布偏等支系，具体分布如下：
布壮 壮族的一种自称。意为壮人。分布在柳江、柳城、来宾、象州、宾阳、横县、贵港、都安、罗城、宜州、平乐、恭城、荔浦、阳朔、龙胜、三江、融水等地。操壮语北部方言。
布侬 壮族的一种自称。意为居住在深山老林峒场中耕田种地的人。又称侬人。自古以来生活在龙州、凭祥、大新、天等、崇左、德保、靖西、那坡和云南省富宁、文山、广南、邱北、砚山、麻栗坡、马关、西畴、师宗一带，所居之地多名为侬峒。唐代以其居地称为侬峒蛮，故又名侬峒。后来，有一部分迁入越南北部，因居住地不同而分为班生侬人、昭侬人、崇善侬人、英侬人等。今名仍存。
布土 壮族的一种自称。他称土人，亦有以土佬、土僚相称。意为最早居住在这里的人，即本地人。广西各地都有分布，而以左江、右江、红水河、邕江、郁江流域最多。清嘉庆年间，龙州一带，“皆系土人，每年三月间，赛歌为戏”。光绪年间，镇安府所属的天保（今属德保）、靖西等地，“土民风俗近古”。清代、民国年间，土、僮虽各自存名称，但两者之间已密不可分。当时方志记载，“土人即僮人”、“土民操僮音”、“僮人曰土”。
布越 壮族的一种自称。也称布雅依、布色。意为越人。分布于宜州、天峨、南丹、河池、环江、来宾、柳江、柳城、都安、上林、龙胜、凌云、乐业、田阳、田林、西林、那坡、三江以及云南的广南、文山、富宁、邱北、蒙自、泸西、罗平、师宗、禄功、勐腊等广大地区。操壮语北部方言。
布板（曼） 壮族的一种自称。又称布班、布曼、根班、布那、布弄。系壮语称谓，汉字记音。“布”是人之意；“板”原意是指相连成片的稻田耕作区，后演变为村落的专称。布板即村人。分布于武鸣、田东、百色、巴马、田阳、马山、上林、都安、武鸣、宁明、河池、环江、凌云、乐业、上思、防城等广大地区。依“那”（水田）而居，主要以种植水稻为生。
布傣 壮族的一种自称。意即傣人。分布于龙州、钦州、防城、大新、崇左、扶绥、隆安一带。操壮语南部方言。
布僚 壮族的一种自称。分布在邕宁、凤山、河池、凌云、乐业等地，操壮语北部方言。
布陇 壮族的一种自称。也称布弄、布龙、布隆。意为山里人。分布于天等、平果、隆安、扶绥一带山区的壮族。其地石山林立，陇场密布，故有“镇结十二陇”、“果化州二十村陇”之说。地名常冠以陇称，居住其中的人则被称为陇人。操壮语南部方言。
布偏 壮族的一种他称。因居住地原属广东西部偏僻处而得名。分布于防城港市峒中、板八、那峒一带及越南北方。民国时期有 6000 多人，1922 ～ 1949 年，有 183 户迁到越南定居。操壮语南部方言。
布央 壮族的一种自称。系壮语称谓，汉字记音。分布于靖西、德保、那坡、天等、凌云、乐业等地山区。操壮语布央土语。
侬安 壮族支系。系壮语称谓，汉字记音。其意有几种说法：一说是从隆安迁来的壮人；二说“侬”即“弄”，壮语称四周山岭环绕、内无溪河的谷地为“弄”，意指居住在山弄里的人；三说“侬”意为丛林，“布侬”意指住在丛林里的人。宋代有侬峒，即源于此意。分布于靖西、德保、那坡及云南省富宁一带。有学者研究认为，是明代以来从左江隆安一带向西迁徙过程中留下的壮族，其语言与隆安一带壮语相似。
布敏 壮族支系。壮语称谓，汉字记音。“布”是人之意；“敏”即“民”之谐音，为明末清初改土归流编户之民的俗称。因其服饰尚黑，人们便称其为“黑衣壮”。主要分布于那坡县。
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最根本的是在于形成自身特有的文化，不同的文化特质，就成为区别不同民族的主要标志。民族文化与民族同生共源。壮族是珠江流域的土著民族。壮族先民因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特定的生产方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显示出民族文化的个性和地域性特征。壮族处于中原与东南亚、华南与西南各省文化交流的交汇处，其文化在保持自主特征的前提下，对外来文化的影响以模仿力和创造力相结合中和融化，使自身的发展充满了生命活力。当壮族先民处于氏族部落时代时，是壮族文化自主发展的时期；当壮族先民西瓯、骆越人从氏族部落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由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时，发生了秦瓯战争，秦始皇统一了岭南，西瓯骆越纳入了统一的祖国版图，自此至民国时期，壮族由自主发展时代转入了在统一的中央政府治理下与汉族和其他民族文化碰撞整合中形成和发展时期，它具有以岭南越人文化为主体的多源结构。
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民族文化的活载体，是维系民族存在的重要纽带，也是人们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明显和最常用的标志之一。壮族是土著民族，壮语与壮族文化同源共生，壮族的文化特征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当中。早在自主发展时期的先秦时代，壮族先民就形成了自成体系的语言文化。壮语分南北两大方言，但语音、语法结构、基本词汇大体相同。按照语言谱系树理论模式，把壮语划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但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对语音系统、基本词汇，词序和构词理据、认知思维方式等语言本质问题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壮语所属的壮侗语集团与汉语缺乏同一性，存在明显的差异。如壮语一般是中心成分在前，修饰成分在后。例如壮族（鸡公），汉语是“公鸡”；（肉猪），汉语是“猪肉”；（家我），汉语是“我家”；（走先）；汉语是“先走”；等等。这表明壮语与汉语的词序结构逆向反差，认知思维逻辑南辕北辙，两者的关系不是发生学关系，而是接触关系。根据考古发现，在华南——珠江流域商周时代的陶器上就有不少刻画文字符号，说明在自主发展时代，壮族先民就已经试图创造本民族的文字。秦汉以后，随着汉文化的传人和影响，壮族先民转向借用汉字的形、音、义和六书构字法，仿造出本民族的文字即古壮字或称“土俗字”、“方块壮字”。流传于右江河谷一带的壮族传统《嘹歌》1.6 万多行，就是以土俗字抄本传世的。刻于道光十一年（公元 1831 年）的广西宜州市安马乡古育村的廖士宽墓门诗碑，为用土俗字书写的五言体壮歌共 120 行，生动地记载了墓主的身世。明清以来各地的歌馆、师公馆，都是用土俗字抄录传授歌艺和经文唱本的，壮族麽经《布洛陀》亦以土俗字抄本传世。在壮族的社会生活中和文化发展史上，土俗字（古壮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方块字未能得到统一规范，只在民间有限的范围中流传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收集到用这种方块壮字抄写的壮族古籍 1000 多部（册），1989 年出版的《古壮字字典》收入古壮字 1 万多个，其中常用的正体字 4000 多个，有相当一部分仍在壮族民间使用。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帮助壮族制定了一套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壮文方案》，并于 1957 年国务院批准在壮族地区推广使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壮族先民适应江南主要是珠江流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把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是我国最早创造稻作文化的民族之一。生产方式决定文明类型。壮族是稻作民族，他们称水田为“那”，冠以“那”字的地名遍布珠江流域及整个东南亚地区。在文化生态学视野中的壮族文化，不仅表现为一种稻作文明类型，而且以其整体性显示出区域文化的个性特质。“那”字地名蕴藏的稻作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成为生息于这一地区的人们共同体的鲜明标志和历史印记，故我们称之为“那文化”。
壮族先民居住的珠江流域属亚热带，地理气候环境适宜水稻种植。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典型的稻作文化区，野生稻分布广泛，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壮族先民在长期采集野生稻谷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水稻的生和规律，“从潮水上下”，垦殖“雒田”，栽培水稻。湖南省南部道县玉蟾岩遗址和广东英德市牛栏洞遗址发现距今约 1 万年前的稻谷遗存，根据历史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和体质人类学研究，这一地区的原始人类就是壮侗语民族先民，汉、瑶、苗等民族是秦汉以后才陆续是入这一地区的，证明壮族先民是这一地区稻作文明的创造者。史书记载的“雒田”，实为越语的“麓那”，意即山岭谷地间的一片田的半音半义的译称。至今在广西、广东等古越人居住的珠江流域广大区域，仍保留着大量的含“麓”（雒、六、禄、渌、绿、鹿、罗）的地名。含“那”字（壮泰民族语，意为水田）的地名则更是多得难计其数。此外，汉语古籍如《山海经》、《诗经》、《说文解字》中的“秜”、“秏”、“膏”、“糇”等字，是壮语称野生稻、稻、稻谷、稻米、稻米饭的汉字记音。遍布壮族各地的冠以“那”字的地名，大者有县名、乡（镇）名，小者有圩场、村庄、田峒、田块名，形成了特有的地域性地名文化景观，构成了珠江流域特有的一种文化形态。而从华南到东南亚“那”地名分布的广大地域，则形成了“那文化圈”，具有深层的文化内涵。壮族及其先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据“那”而作，凭“那”而居，赖“那”而食，依“那”而乐，以“那”为本的生产生活模式及“那文化”体系。
铜鼓壮语称为“咽”壮语原意为“可闻声”、“听”、“听见”、“听到”。由于铜鼓被打击时发出洪亮的声音，人们便以能听到的这种特有的声音来给它命名。铜鼓产生、流行于我国西南和岭南地区。铜鼓出土的分布，东到广东省的北江以西地区，西到缅甸，北到四川省大渡河上游，南到印度尼西亚苏腊巴亚岛，其范围与“那”地名颁上即“那”文化圈的范围大体相同。中国是世界上出土并收藏铜鼓最多的国家，主要分布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壮族聚居的广西出土和收藏的铜鼓特点突出。一是分布密集。广西大部分县都有铜鼓出土。二是类型齐全。包括最早期的铜鼓——万家坝型铜鼓在内的中国八大类型的铜鼓在广西都有出土。三是藏量最大。全自治区馆藏铜鼓 500多面，占全国收藏总数的 1 ／3，其中仅自治区博物馆藏铜鼓就有 360 多面，为国内外馆藏之最，民间收藏的铜鼓，仅登记在册的就有 1400 多面。被称为“世界铜鼓之王”的面径 1.65 米的大铜鼓也在广西出土，为两千多年前的遗物。四是工艺奇巧。铜鼓高峰期的代表类型北流型、灵山型、冷水冲型，都是壮族祖先的杰作。铜鼓用模型浇铸，鼓身鼓面镂刻船纹、鹿纹、水波纹、云雷纹、羽人纹等各种花纹，有的鼓动面饰以立体蛙。唐代刘恂在《岭表录异》中赞叹铜鼓“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以外。炉铸之抄，实为奇巧”。据化验，其合金成分中，铜、锡、铝之比大体为 7：2：1，与《考工记》记载的“钟鼎之剂”、“六分其金（铜）面锡居其一”基本吻合，同时，将当时视为自然科学尖端的割圆术用于铸造铜鼓的太阳纹，其制造是壮族先民从原始社会走向阶级社会、从蒙昧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它是权力的象征，作为一种重器，它与中原的鼎具有相同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又演变为祭祀用的礼器和娱乐用的乐器。六是历代延续。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古籍办收集整理的《布洛陀经诗》中就有《铜源诗》，记述在氏族部落社会后期壮族先民怎样发现铜、冶炼铜并铸造铜鼓。《后汉书·马援传》说马援南征时“于交趾得铜鼓”，并称为骆越铜鼓。《隋书·地理志》说“俚人并铸铜为大鼓……有鼓者号为都老。”“都老”是壮语记音，“都”含“人”义，“老”为大者、最长者。“都老”是“头人”、“大首领”、“大长老”的意思。壮族及其先民使用铜鼓的情况史载不绝。直到现在，壮族民间仍在使用铜鼓，一些地方每逢节日都举行打铜鼓、跳铜鼓舞、对唱山歌等活动。七是全民崇鼓。铜鼓在壮族及其先民的观念中是神圣之物，一些地方称铜鼓为“乜铜咽法”意即“天之大铜鼓”，每年正月初一举行祭铜活动，对铜鼓顶礼膜拜。
铜鼓是源于稻作农业的一种艺术，铜鼓纹饰中太阳、雷纹、水波纹以及蛙纹等都与稻作农业有关。一些地方把铜鼓叫“蛙鼓”。著名民族学家罗香林说：“至谓铜鼓制作，并与祈雨有关，则亦有客观依据。观鼓面常铸立体蛙蛤或蟾蜍，殆即因祈雨而作。”壮族民间收藏铜鼓时，有用稻草绳拴其耳，或将铜鼓倒置盛满稻保的习俗，谓之“养鼓”。这些都说明铜鼓与青蛙的关系及它们与稻作农业的密切关系。铜鼓源于稻作，铜鼓文化是“那”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先秦时期西瓯、骆越先民的绘画艺术成就主要表现为用色彩（即赫红色矿物颜料）绘制的崖壁画。在延绵两百多公里的广西左江流域，有 178 处造型古朴、风格粗犷的崖壁画，形成规模宏大的江畔耀达“岜莱”（壮语，意为绘有花纹图像的山，译称“花山”）最为壮观，其人像之众，物像之多，场面之大，在我国已发现的崖壁画中首屈一指，在世界范围内亦为罕见。壁画采用概括、写实、夸张乃至变形手法进行创作，把举手顿足的人物舞蹈形象描绘得生动传神，富于艺术韵味。在下无立足之处的陡峭崖壁上，把一个个高大的人物形体画得左右对称，上下均匀，笔调刚劲有力，粗犷传神，充分体现了壮族先民西瓯、骆越民族杰出的艺术创造边。一些学者认为，左江流域崖壁画所绘的是剪影式模仿立蛙动作的群体舞蹈场面，是壮族称民以祈雨为目的的蛙崇拜的再现，其源于稻作农业，是“那”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古代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是原始人类的想象力将自然力人格化，用想象力去说明天地万物的起源、发展、原因和后果，用想象力去说明天地万物的起源、发展、原因和后果，用想象力去战胜自然、征服自然、支配自然，展现他们的原始世界观的产物。壮族先民在氏族部落社会阶段，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体系神话，它的起源、发展和民族语言的发展、叙事能力的提高是同步并进的，是西瓯、骆越部族原始文化的结晶。其中，《乜渌甲》（又称《麽渌甲》）叙述了女性主神的生殖和人类的来源。“乜渌甲”，壮语意为“母子合体”或“母孕子”，即孕育的祖母神。她是一位伟大的生育女神，孕育创造人类，为母系氏族部落时代的主神。《布洛陀》叙述了男主神改天造地安排山川的功绩。“布洛陀”，按壮族麽教解释，其壮语意为河谷中法术高强的祖公，也可称为智慧祖神。他是一个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创世神，为父系氏族部落时代的主神。布洛陀开始可能是只是部落（鸟图腾部落）的祖神，由于其力量较强大，大部落联盟的形成中占了主导地位，因而，其所信奉的祖神也“联盟”化为民族统一的祖神了。
在布洛陀神话基础上孕育产生的长诗《布洛陀》，则是壮族的创世史诗，是史前时期壮族先民社会的百科全书，它包含远古壮族祖先的生产斗争、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原始宗教、原始意识乃至原始社会崩溃过程等丰富的内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开始分化，原始公社制逐渐瓦解，部落联盟和国家雏形逐步形成。随着社会的发展，各部落的交往日益频繁，彼此交融形成了体系神话，如《特康射太阳》、《布伯》、《岑逊王》、《莫一大王》等，就是这样的产物。布伯、候野、郎正和特康，他们的故事显示了父权时代男子的辉煌业绩，其中布伯是为求得雨水与天上的雷王做斗争的英雄，而候野、郎正、特康则是为消除干旱而与十一个烈日搏斗的英雄，他们的故事反映了当时壮族已进入农耕社会，人们需要风调雨顺。而岑逊王、莫一大王则是农业发展、阶段萌芽、国家即将出现的军事民主制时代的英雄。以《布洛陀》为代表的这一自成系列的“体系神话”，又可叫作“文明的综合的神话”。其以特有的神异形式，再现了壮族先民原始社会晚期逐步阶级化、秩序化的生动图景，渗入了早期文明社会和逻辑思维的诸多因素，是民族精神文化的最初记录，在前文字时代靠人民口头传承。这些神话标志着壮族先民在自主发展阶段已是跨入文明门槛的文化民族。
在氏族社会里，人们生活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各种宗教行为，实际上是这种古老的信仰观念的表现。占卜术，是最古老的蓍占专书《易经》，在观测天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占星术也在殷周时期兴盛。而先秦时期南越瓯骆人则盛行鸡卜，即鸡骨卜。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是时既灭南越，越人通之乃言：‘越人谷信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言之，越词鸡卜始用焉。”《资治通鉴》汉武帝元封二年条胡三省注称，史记正义日：“鸡卜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则吉，不足则凶。今岭南犹行此法。”有关鸡骨卜之术，在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中有更详的记载。在壮族民间中至今仍流传有多种《鸡卜经》抄本，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收存的《鸡卜经》绘绘有壮语名称的鸡卜卦象多达 480 幅。可见曾为汉武帝所推骨卜自成体系，历史久远。
先秦时代的瓯骆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他们所崇拜的对象有火神、水神、树木神、土地神、山神、石神、雷神、太阳神等，他们把某些自然物升华为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人格化的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图腾崇拜，如花图腾、蛇图腾、鸟图腾、蛙图腾、犬图腾、稻谷图腾等。在以万物有灵观念为核心的自然崇拜、神话体系数和鸡卜占术的基础上，由越巫发展产生了以祷祝神灵禳解的“麽”教形式。“麽”意含喃诵经诗、通神祈禳。原始巫教无主神，由巫觋施法卜测吉凶。麽教则崇奉创世神布洛陀为至上神和教祖，有整套的法事仪式和相应的一系列原为口头传承的五言押腰脚的诗体的祝词，后来用古壮字记录传抄成“司麽”，即“麽教经书”，简称“麽经”，由“布麽”，即“麽公”举仪祷请祖神，宣颂古观、禳灾降福。麽教属原生态的民族宗教文化，反映了在上古生产力低下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寄托并借助神力来调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祈求生存和发展。在麽教中，布洛陀由创世神变成宗教神，由自然神变成社会神。而其由多神信仰向一神信仰的转化，反映源于原始巫教的麽教，产生于壮族先民部落处于联盟与雏形国家逐渐形成的社会阶段，这在“麽经”中多处叙及壮族先民部落对十二种动物图腾的称谓即“十二国”（十二个图腾部族）亦可印证。虽然迟至明清时期才出现书录的《麽经》抄本，从现在搜集到的 30 多种抄本来看，尽管其在流传过程中掺杂了一些道、儒、佛的神衹和观念，但其中的基础和主干，包括语言、内容、观念和功用，仍保持着原生的民族宗教文化的本质特征，折射着壮族先民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由母系制进入父系制，由氏族部落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历程，这对研究壮族氏族部落时代及其后来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宗教信仰及道德观念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
壮族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过程中，观察了解天地万物的产生和演变，逐渐产生了朴素的哲学思想观念。从流传下来的大量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到，壮族先民不仅对天地万物和人类的起源产生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对自然万物运动变化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解释，形成了壮族原始哲学的基本观念。壮族神话《天地分家》认为天地万物产生于大气团，从前天地没有分家，先是旋转着一团大气，渐渐地越转越急，变成一个三黄蛋，后来爆开分为三片，一片飞到上边成为天空，一片沉到地下成为河海，中间一片成为中界大地，形成了“三盖”，即“三样”自然界物体。基于这种思想，壮族先民构造了富有民族特色的宇宙结构观念，这就是著名的三界说。按照三界说，宇宙分为天上、大地、水下三界，天上是上界，住着神灵，由雷公管理；大地是中界，住着人类，由布洛陀管理；水下为水界，住着小矮人，由“图洈”（水神）管理。无论是在壮族神话、历史传说、民间故事，还是在壮族民间麽教经书《布洛陀》中，都以三界说来描述和解释世界。铜鼓的纹饰结构，也体现出三界的观念：鼓面表示上界，饰有太阳纹、云雷纹；鼓身表示中界，刻有羽人纹、鹿纹；鼓足表示下界，刻一两道水波纹与鼓身相分。直到现代，三界之说仍然在壮族民间广泛流传。壮族先民还认为，中界大地的动植物和人类都是男祖神布洛陀和女祖神麽渌甲创造的，人类按照布洛陀的指点生产生活，遵从布洛陀制定的准则和谐相处，才使世界成为人类的美好美园。
壮族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发现人分为“波乜”（即公母）两种，动物也分为“波乜”两类，便以自身类比来观察认为自然。在壮族先民看来，世界万物都区分为“波乜”（公母）两性类别，这两性类别互相对立又相互联系，形成了万物“波乜”（公母）观。这在壮族神话、民间宗教、民俗事象及壮语蕴藏的思想文化世界中，都有具体的表现。例如壮语中，称“天”为“天公”；称地为“地母”；喻太阳为“父亲”，月亮为“母亲”；把一天晴或热、一天雨或冷的天气，称为“一天公一天母”。在壮族先民的观念中，天上至高的神灵是“波叭”即“雷公”，他派到人间的使者青蛙叫“娅圭”，即“蛙婆”，天地呼应而降甘霖。在蛙婆节中，将抓到的第一只青蛙称为“天女”，获蛙者被封为“蛙郎”，并与之结缘相配，成为主持祭祀活动的头领。壮族祭祀的田神，称之为“波那乜那”即“田公田母”。壮族民间宗教麽教崇奉的最高神灵是男祖神布洛陀和女祖神渌甲，仪式中必祷请他们降临主神位，双双为民间除赐福。这种万物“波乜”观在其他文化领域也有种种表现。如审美领域，将高音铜鼓称为公铜鼓，把低音铜鼓称为母铜鼓，在祭祀或赛铜鼓活动中必须以公母配对来敲击，认为这样才灵验和悦耳动听，如此等等，亦是壮族的“波乜”观的原哲学思维，与彝族的万物雌雄观相似，与汉族的万物阴阳观也具有相类的性质，只是后者是一种抽象的概括，前者为形象性的类比思维，具有个性特征。
壮族及其先民以好歌善唱而著称。春秋战国时期，瓯骆民族的歌谣就以独特的形式、韵律与风格而享有盛誉。汉代刘向《说苑·善说篇》所载的楚国令尹鄂君子晰泛舟湖中欣赏的《越人歌》，根据壮族语言学家韦庆稳翻译考证为壮族先民的歌。歌的起头句“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与北部壮族传统夜山歌中常用的起兴句“今晚是什么晚上？乌鸦衔火落在社屋边”十分相似。可见壮族民歌与其先民越人歌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由此亦印证了清代李调元《南粤笔记》关于“粤俗好歌”，“粤歌始自榜人之女”（即为鄂君子晰唱《越人歌》的榜木世越人女子）的记述。据游国恩《楚辞的起源》考证，“这首《越人歌》出世的时候，必在楚康王五十五年中，我定他们为（公元）前五五○（年）间的产品”。即早于屈原生活的顷襄王时代。越人的歌唱艺术在先秦深受赞誉并广泛流传的情景屡有记载。如《汉书·元后传》云：成才侯王商“穿长安城，引内丰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盖，楫濯越歌”，表明欣赏越歌曾成为长安贵族们的一种时尚。古越人“尚越声”，作为骆越后裔的壮族，承传了这种歌唱风习。他们“自幼习歌”、“乡村唱和成风”、“皆临机自撰”，并且有定期的唱歌节日活动，歌谣文化尤为发达。这当追溯到氏族部落时代的群体祭祀形式和族外群婚制向对偶婚制过渡阶段的社交活动，从现在遗存的两种古老歌唱形式可窥见其面貌之一斑。一是“欢敢”。“欢”即山歌，“敢”为岩洞。“欢敢”的意为岩洞歌。如在右江河谷田东县的仰岩和田阳县的敢壮，自古以来每年都举行有数以万计群众参加的岩洞歌会的活动，流传有著名的壮族传统长篇排歌《欢敢》和《欢嘹》（《嘹歌》）。这种歌唱活动，缘于古代壮族先民“随山洞而居”（《隋书·南蛮传》）、“以岩穴为居止”（宋·乐史《太平寰宇记》），遂而崇拜岩洞并祭祀“敢卡”神的传统。所谓“敢卡”，原意为两腿间的岩穴，喻指女阴，译为生育女神。显然《欢敢》和《欢嘹》为源于母系氏族社会的自然崇拜和生殖崇拜活动的产物，后经历代发展而演变为以情歌为主干的传统歌式。一是“欢娅圭”。“欢”即山歌，“娅圭”即蛙婆，俗称蚂
。“欢娅圭”即“蛙婆歌”，为流传于红水河一带的蚂
节活的仪式歌。蚂
节实质上是氏族部落祭祀蛙图腾以祈求风调雨五谷丰登的节日。由于宗教节日举行隆重仪式，一个氏族部落或多个氏族部落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欢歌狂舞，这就给青年男女提供了择偶的机会。一方面，他们通过传唱仪式歌获得有关民族历史、生产生活和伦理道德等的知识；一方面通过对歌比试才智、倾诉心声而交谊结缘。这种祭祀性的歌唱活动，后来便发展成为以男女会唱为主体的“歌圩”。所谓“歌圩”，壮语北部方言叫“圩蓬”，意即欢乐的圩场；南部方言叫“航端”，意为峒场圩市。是因其群集欢会酬唱，情如欢乐的集市而得名。歌圩的活动形式，类似《诗经》中记载的“溱洧之风”。它源于氏族部落时期群体祭祀活动的“欢敢”，即祭岩洞唱歌之意。从“欢敢”到“圩蓬”的发展过程，是从唱歌娱神到娱人的演化。据研究，歌圩形成于唐代，歌仙刘三姐的产生是歌圩形成的标志。“刘三姐”是现实生活中歌才超群的歌师的化身，是以尊崇人的聪明才智、歌唱技艺及满足精神生活需求为主体的形象塑造，从而将歌唱神圣化的表现，而同时，她又是壮汉两种文化撞击的产物。
壮族及其先民在生产、生活以及同疾病斗争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传统性的医药体系。壮语称为“依托”。“依”即“医药”，“托”即“本地”、“土著”之意，译为土医土药。药物取自自然界，其医疗方法尤以针疗著称。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随着瓯骆先民地区陶瓷文化的发展，壮族先民的陶针疗法逐渐出现，到战国时代已较为流行，并对中医“九针”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据对现存的壮医陶针的考证，其针形与九针之道——鋔针极为相似。壮医陶针至今仍在民间使用。考古工作者在武鸣县马头乡西周古墓中出土两枚精细的青铜针，据考证为壮族先民的针刺用具，结合《内经》“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的论述，说明瓯骆地区是针刺疗法、九针的发源地之一。两千多年来，壮族先民不仅具有较高的制针技术，而且从总体上看，其针刺疗法乃至医药整体水平在当时处于先进行列。壮医药在痧、瘴、盅、毒、风、湿等病症的防治，以及使用毒药和解毒药、内病外治等方面，曾经达到了较高的医学水平，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壮族信仰多神，由于地理、历史、文化教育和民族杂居等原因，壮族各地区接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就宗教信仰而言，受道教正一派的影响较为普遍，但其传入后几经变异，可称为壮传道教。此教无道观，只有道士班，称为“坛”，一坛 5-12 人不等。在桂西一带，自古形成并自成体系的民族宗教——麽教一直在民间流行，但同时亦出现有些神职人员既是麽公又兼道公的现象。桂中一带是壮汉民族杂居和壮汉文化交融的地区，明清时期，形成了以壮族原始宗教和民间歌舞为基础，兼蓄道教、佛教部分内容的师教，俗称“师公”，壮语叫“筛”，含聪灵、先觉之意。其有较完整的经文唱本和教义、教规，并设有师馆传教授徒，入教者必须经过拜师受戒、背诵经文（唱本），习练舞仪、巫术杂技等本领，并见习三年方可出师。入教者被称为师公，均为半职业性的男性农民。师教崇奉的神祇众多，一般称为三十六神七十二相，但杂神有逾百个。其中，有本教主神梅山教派祖师神三元（即唐道相、葛定志、周护正）、三界公、土地、社王等；道教神玉皇大帝、三清（上清、太清、玉清）、张天师、真武、太上老君等；佛教神释迦牟尼、观世音、罗汉等；本地土俗神布伯、莫一大王、甘王等。它分成两个教派，茅山派经文为汉文，做法事以唱诵经文为主，称文师；梅山派经文多为古壮字抄本，用壮语唱诵，做法事以表演武功为主，称武师。师公的宗教职能，主要是为民间画符禳灾、驱鬼酬神、打醮还愿、超度亡灵等。师公有整套的法事仪式，一系列的舞仪，佩戴神灵面具进行演唱。师公唱本内容丰富，有宣扬祖师圣行，叙述民族历史、生产知识、伦理道德、生活习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其仪式集歌舞技艺于一体，既是壮汉文化融合的产物，又是壮族传统文化发展升华的体现。到近代，在师公宗教歌舞的基础上又发展成师公戏，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师公文化体系。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学者提出了“那文化”和“那文化圈”的概念，是有充分依据的。在珠江水系流经的地带，都分布着冠“那”的地名，其中又以左右江、红水河、邕江流域最为密集，在越南北部、老挝、泰国、缅甸和印度的阿萨姆邦等东南亚地区，也广泛地分布着冠“那”的地名。“那”为侗台语地名，“那文化圈”的内涵，既含稻作文化，也含民族文化。“那”地名分布的地理范围，东至我国广东省中部偏东，西至缅甸南部和印度西部的阿萨姆邦，北至云南中部、贵州南部，南至泰国南部、越南中部和我国的海南省，从而构成一个“那文化圈”。“那文化”即稻作文化，“那文化圈”即稻作文化圈。“那”文化圈是稻作起源地之一。创造这种“那”文化的是最早居住在这一地区的侗吧语族群，他们包括我国的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黎族和仡佬族，越南的贷一侬族，老挝的老族，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和印度阿萨姆邦的阿含人等。这些族群具有语言同源、以“那”（稻）作为本的传统生活模式、居住干栏、使用铜鼓等共同的文化特征。壮族与这些民族是同根生的民族，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同源异流的关系，珠江流域是他们主要的发源地。地处“那文化圈”东部的壮、布依、侗、水、仫佬、毛南、黎等民族，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以及地理环境的影响，朝一个方向发展，而地处“那文化圈”西部的中国傣族和邻国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老挝的老族等，由于受到印度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影响以及地理环境的影响，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以壮族和泰族为例作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壮族是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越人的后裔，那么，泰族就是受印度文化影响较深的越人的后裔。
“那文化圈”的民族及其文化又与东印度群岛乃至整个环太平洋地区的民族及其文化具有同质性，根据中外学者的研究，这种同质性表现为：刀耕火种梯田、祭献用牺牲、嚼槟榔、高顶草屋、巢居、树皮衣、种棉、织彩绒布、无边帽、戴梳、凿齿、文身、火绳、取火管、独柄风箱、贵重铜锣、竹弓箭、吹箭、少女房、重祭祀、猎头、人祭、竹祭坛、祖先崇拜、多灵魂、铜鼓、龙船、弩箭、毒矢、梭镖、长盾、涅齿、穿耳、穿鼻、鼻饮、鼻笛、贯头衣、衣着尾、坐月、父子连名、犬图腾、长杵、楼居、点腊印花布、岩葬、罐葬、石板葬等。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中国考古学文化所划分的六大区系中，广义的北方中的大西北联系着中亚和西亚，大东北联系着东亚，东南沿海和中、西南地区则与环太平洋和东南亚、印度次大陆有着广泛的联系。”壮族文化与华南、东南亚及环太平洋地区诸民族文化的这种渊源关系说明了壮族文化的世界性，说明了她在人类文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壮族及其先民的文化创造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其突出者列举如下：
首先，壮族及其先民适应华南——珠江流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把野生稻驯化栽培稻，是创造了稻作文明的民族之一。水稻是世界重要的粮食作物，全世界约有一半人口以稻米为主食。水稻栽培的发明，无疑是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事件。壮族及其先民在水稻种植和食用稻米的过程中，形成了据“那”而作、凭“那”而居、赖“那”而食、靠“那”而穿、依“那”而乐，以“那”为本的生产生活模式，造就了南方稻作文化与北方旱作文化和游牧文化相并列的生计模式和文明类型。
其次，壮族及其先民在其他物质文化领域也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其中留存至今可以观察的有石器、铜鼓、花山崖壁画、干栏建筑、陶瓷工艺、棉麻纺织、医疗技术、水利航运、水产养殖、水果栽培等。石器中的双肩石斧是独具特色的石制工具，在双肩石斧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成的大石铲，更是世界独有，其体积之大，制作工艺之精美，在同时代的石器中堪称一流。陶器是人类将一种物质改变成为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创造，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划时代的标志。桂林庙岩、大岩、甑皮岩和南宁顶蛳山等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是至今世界考古发现中时间较早的陶器之一，距今 10000 年到 13000 年，比我国北方裴李岗等遗址出土的距今 8000 年陶器早 2000 ～ 5000 年。壮族是最早制造铜鼓的民族之一，广西田东县南哈坡和大岭坡出土的铜鼓，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是年代最早的铜鼓之一，以后铜鼓制造和应用在壮族先民地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纹饰工艺，都达到了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同类工艺的水平。恩格斯说：家畜的驯养和群畜的繁衍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并产生了全然新颖的社会关系。根据考古发现，甑皮岩人最早饲养家猪，年代距今 9000 年以上。
再次，精神文化方面，壮族及其先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本民族独特的语言，并利用汉字的形、音、义及构字方法，创造了本民族独具特色的方块字——古壮字。壮族先民从春秋战国到东汉时期绘制的花山崖壁画，扑朔迷离，令人惊叹不已，其精湛的绘画艺术，磅礴的气势，被誉为世界八大原始崖壁画之一。壮族及其先民还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歌圩文化，创造了《布洛陀》《莫一大王》《传扬歌》等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本民族的创世史诗、英雄史诗和哲理诗；在原始越巫的基础上吸收道教、佛教的内容形成了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民间宗教——麽教和师教等。
壮族经历了来自自然界和其他族群各种力量的冲击，数千年来不绝如缕地延续民族生命的血脉，演化成今天拥有1700 多万人口的民族，在全世界2000 多个民族中约占第 60 位，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这一事实本身，值得从民族生命的繁衍以及人类与自然相适应的角度，予以系统研究，以进一步了解并确立她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