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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2001年6月15日在上海正式成立，由六个正式成员国（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五个观察员国（蒙古、印度、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和三个伙伴对话国（白俄罗斯、斯里兰卡、土耳其）共同组成。2015年上合组织正式启动扩员，印度与巴基斯坦即将成为新成员国。上合组织是冷战后新成立的集安全、经济、政治、人文功能于一体的、由欧亚中心地区的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由不同文明国家组成的地区性国际组织。该组织中没有西方发达国家参加。就其成员国的人口、面积来说，上合组织是世界上最大的地区性国际组织。
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上海精神”引领下，以对外奉行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及开放为原则，上合组织塑造了“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新型国家间关系和新型区域合作模式，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不同于冷战的新安全观、新合作观、新外交观，丰富了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安全与经济是上合组织的两大基石，中国与俄罗斯是上合组织的两大支柱，本章将就“两大基石”、“两大支柱”等四方面，讨论上合组织发展的历史进程。
领土边界问题涉及国家主权，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若处理稍有不当，轻则引起外交纠纷，重则爆发军事冲突。因此，领土边界问题和边境军事安全问题往往是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时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上合组织的前身是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组成的“上海五国”定期会晤机制，初衷在于通过多边平等协商妥善解决边界问题，加强边境军事安全信任。
1991年苏联解体，原中苏西段约3000公里边界变为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的边界。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为一方，俄、哈、吉、塔组成联合代表团为另一方延续中苏边界谈判，并于1994年中俄签署了《中俄国界西段协定》。之后，中吉、中塔也相继签订边界协定。1996年4月26日，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齐聚上海，签订《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指出，该协议的签署是“我们决心成为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这一共同愿望的生动体现”。
“上海五国”定期会晤机制正式建立。1997年4月24日，五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会晤，并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根据协定，对五国边界100公里纵深内的作战部队与武器装备进行裁减，每年组织相互视察活动，监督和核查边境地区信任措施落实情况。1998年7月3日，五国领导人第三次会晤在阿拉木图举行，会晤重点讨论了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加强五国间经济合作问题。此外，这次会晤的特点是由前两次以中国为一方，俄、哈、吉、塔为另一方的双边会晤转变为五国间的多边会晤。1999年8月24日，“上海五国”首脑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第四次会晤。会晤后五国领导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及跨国犯罪行为。2000年7月5日，五国首脑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第五次会晤。本次会晤开在新世纪之初，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意义。首先，五国领导人高度重视地区安全问题，在《杜尚别宣言》中首次把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并列为三股恶势力，指出“三恶”对地区安全稳定与发展构成主要威胁，决心予以联合打击。在具体措施上，五国首脑决定大大深化维护地区安全的合作力度，联合举行反恐怖和暴力活动演习。其次，乌兹别克斯坦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晤，致使“上海五国”机制首次扩员。在会晤中，五国领导人一致提出将“上海五国”机制发展为“多边合作的地区结构”的意见。这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提供了条件。
2001年6月15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在上海举行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会中，元首们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正式诞生。在次年6月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中确立了组织框架内的主要机构：
国家元首会议：国家元首会议是组织最高机构。该会议确定组织活动的优先领域和基本方向，决定其内部结构和运作、与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相互协作的原则问题，同时研究最迫切的国际问题。
政府首脑（总理）会议：政府首脑（总理）会议通过组织预算，研究并决定组织框架内发展各具体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相互协作的主要问题。
外交部长会议：外交部长会议讨论组织当前活动问题，筹备国家元首会议和在组织框架内就国际问题进行磋商。必要时，外交部长会议可以本组织名义发表声明。
各部门领导人会议：根据国家元首会议和国家政府首脑（总理）会议的决定，成员国各部门领导人定期召开会议，研究本组织框架内发展相关领域相互协作的具体问题。
国家协调员理事会：国家协调员理事会是本组织日常活动的协调和管理机构。理事会为国家元首会议、政府首脑（总理）会议和外交部长会议作必要准备。国家协调员由各成员国根据各自国内规定和程序任命。
组织秘书处设在北京，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设立地区反恐机构。
上合组织成立以来，国内外关于它的发展前途问题众说纷纭，褒贬不一。部分西方政客学者极力“唱衰”上合组织，鼓吹威胁论，虚张声势。事实证明，经过十五年的发展，上合组织秉承“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鼓励各成员国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环保及其他领域的有效合作；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宗旨，不断打开地区合作新局面，“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对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了成员国社会民生进步，成为推进国际关系多极化、民主化的重要力量。2015年乌法峰会上，成员国通过了《上合组织至2025年发展战略》，为未来十年的发展谋篇布局。
上合组织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贯彻“以合作促安全，以发展谋安全”的指导思想，摒弃冷战思维，政治安全互信不断加强，联合应对安全威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开创了国家间安全合作新模式。
苏联解体以来，中亚地区出现前所未有的权力真空。由于文化宗教关系错综复杂，自然资源分布不均，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再加外部势力渗透，导致中亚地区不确定因素骤然增多，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如“东突”、“乌伊运”、基地组织、车臣武装分子、“伊斯兰圣战联盟”等恐怖组织多次在中亚及其周边国家与地区制造恐怖袭击，严重威胁地区稳定与安全，扰乱国家社会正常生活。此外，以毒品交易为典型的跨国有组织犯罪也日益猖獗。根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统计，每年，来自阿富汗的全部海洛因中的1/4是通过中亚地区输送的。2010年，中亚地区的相关部门截获的毒品却不到全部数量的3％。
更有数据表明，俄罗斯大约有90％的海洛因由贩毒集团从阿富汗经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运入，而欧洲国家大多数海洛因由毒贩从阿富汗经俄罗斯运送。
恐怖暴力活动、毒品交易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跨国性、多样性及社会影响大等特点，各个国家单枪匹马难以应付。这就需要在上合组织多边协作的框架内，成员国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整合资源，联合应对。
首先，完善法律基础，安全合作有法可依。在反恐领域，2001年通过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该公约在1999年《杜尚别宣言》的基础上，将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三股恶势力”分别作了明确定义，为地区反恐合作指明方向。2009年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进一步明确了相关法律概念、责任和义务，是《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的升级版。此外，上合组织还相继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2002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构想》（2005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2007—2009年合作纲要》（2006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2010—2012年合作纲要》（2009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2013—2015年合作纲要》（2012年）；《上合组织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2016—2018年合作纲要》、《上合组织成员国边防合作协定》（2015）等。在反毒方面，上合组织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合作打击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及其前体的协定》（2004年）；《上海合作组织和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打击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行动计划》（2009年）等。2010年在塔什干上合组织峰会上，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建议制定通过2011—2016年的上合组织反毒战略，为构筑“反毒带”提供具体支持。
在其他安全领域，上合组织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如2006年成员国元首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国际信息安全的声明》；2009年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地区防治传染病联合声明》等。这些文件的签署为上合组织安全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其次，推进机制建设，切实加强制度保障。为提高打击“三股势力”，防范毒品泛滥，处理应急情况的协调能力，上合组织基本建成了多层次，多领域，纵横结合的安全保障机制。紧急救灾部长会议，国防部长会议，执法安全部门领导人会议，总检察长会议，边防部门领导人会议每年定期举行，交流议题不断丰富，部门间协作默契显著提高。除了完善内部机制，上合组织还积极与外部伙伴开展安全对话。2010年时任上合组织秘书长伊马纳利耶夫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联合声明。声明中指出，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在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上在不同的级别开展合作。这包括防止和消除冲突；与恐怖主义做斗争；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打击跨国犯罪，包括打击非法贩运毒品和非法军火贸易；处理环境退化问题；减少灾害风险和防备与应对紧急情况；促进可持续经济、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发展等领域。
2011年6月，上合组织秘书处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签署备忘录，表示将在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领域加强合作。
2012年6月，成员国签署了《上合组织关于应对威胁本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事态的政治外交措施及机制条例》。
再次，举行联合军演，有效震慑不法势力。自2002年以来，在上合组织框架内举行双边或多边联合反恐及军事演习多达十余次，成效显著，其中“和平使命”系列军演更是我们所耳熟能详的。据统计，自2004年至2011年，上合组织有效防止了五百多起恐怖活动发生。
联合军演是双边与多边军事安全合作的最高形式，这大大提高了成员国间军事安全信任和反恐防恐能力，促进了地区和谐与稳定，彰显了上合组织是一个团结、高效、负责的国际组织。
区域经济合作一直是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协作的重点领域。上合组织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消费市场广阔，科教基础雄厚，且成员国间经济互补性强，为加强经贸合作提供有利条件。“目前，上合组织成员国都处在经济转型或结构改革的关键时期。共同繁荣就是通过多边经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最大限度地实现成员国的发展利益。”
十余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区域经济合作领域付出了巨大努力，成果颇丰。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区域经济合作的法律基础不断夯实。2001年上合组织六国总理共同签署了首个区域经济合作文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2003年，六国总理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纲要明确制定了上合组织框架内未来区域经济合作“三步走”规划：（1）短期内将积极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2）中期内（2010年前）任务是共同努力制订稳定的、可预见和透明的规则和程序，展开大规模多边经贸合作；（3）长期内（2020年前）致力于在互利基础上最大效益地利用区域资源，为贸易投资创造有利条件，以逐步实现货物、资本、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动。
2009年为应对全球金融风波，共度危机，上合组织成员国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加强多边经济合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共同倡议》。2012年上合组织元首齐聚北京，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中期发展战略规划》等文件。2015年成员国元首通过了《上合组织至2025年发展战略》，上合组织经济合作进入新时期。
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不断完善。成立以来，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基本建立起了以政府机制和非政府民间机制为主体的“双层次”机制，扩大了成员国间经济对话平台，丰富了经济合作内容。政府机制由政府首脑（总理）会议、经贸部长会议、科技部长会议、农业部长会议、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组成。经贸部长会议下设高官委员会和七个专业领域工作组，工作组涉及海关、质检、电子商务、投资促进、发展过境潜力、能源、现代信息、电信等领域。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2005年成立）和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2006年成立）共同构成非政府民间机制。目前，上合组织正在筹划成立“上海合作组织银行”。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1978年，我国GDP只有1482亿美元，居世界第十位。2011年，我国GDP达7.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时间、高增长纪录。中国政治形势总体安定团结，是全球最好的消费品市场之一，是世界很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此外，我国秉承“以人为本”，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观为指导，在社会民生建设方面不断取得新胜利，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一时间，“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奇迹”、“北京共识”等说法不胫而走。当然，中国还面临诸多问题。“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力不发达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无论如何都还是人口大国、经济小国，一个名副其实的发展中国家。我们遇到的经济、社会问题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最难解的课题，没有任何骄傲自大的本钱。”
从国际维度来看，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合作与共赢是时代潮流，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等现实因素给中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上合组织是迄今唯一在中国境内成立、以中国城市命名、总部设在中国境内的区域性国际组织。
因此，上合组织自开始就被烙上了深深的“中国印”。中国政界学界对上合组织大多也是情有独钟，信心饱满。上合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外交开始脱离传统的低姿态，开始走向积极主动、领导并塑造更有作为的阶段，
是反映我国新国力、新定位的里程碑。
欲正确把握我国与上合组织的关系，我们还得从我国对上合组织的认知和实践两个角度去理解。从我国对上合组织的认知来看，自2001年以来，关于上合组织的著作文章卷帙浩繁，各类观点目不暇接。归结起来，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偏重从理想和价值体系的角度来认知上合组织。
中国把上合组织看作是全新的国际关系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试图摆脱由西方主导的原有国际关系的理念和模式，创造出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和国际关系模式。具体而言，中国认为上合组织是后冷战时代新理念的体现，是地区组织的新模式，是新型国家关系的典范，是新国际关系的样板。
但是，我们也不能陷入“上合组织是中国的组织，或是中国主导的组织”这样的认知误区，更不能夸大上合组织作用，把它看作是全能项目。当然，上合组织是我国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但它更是“大小国共同倡导、安全先行、互利协作”的多边合作机制。上合组织成员国利益相互交织渗透，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损害别人利益就是损害自己利益，为了别人利益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须知“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
在对上合组织的战略实践上，中国以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内政为前提，积极介入中亚事务，缓解危机、引导事态向和平稳定方向发展。有学者把这一政策称之为“建设性介入”。
具体来说，中国的上合组织战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奉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中亚国家小且多，国弱且贫，多是中国的邻国。中亚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能源资源，地处欧亚中心，东西交汇，宗教、民族复杂，是所谓文明“断裂带”和“破碎区”，也是大国争夺与博弈地带。国际恐怖主义、宗教分离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三股恶势力以此为大本营，使该地处于动荡的弧形带上。中亚国家政治生态脆弱，地缘格局极具复杂性。通过上合组织，中国实行“安邻”、“睦邻”的周边外交和多边外交，稳定和发展西部地区，得到俄罗斯、中亚地区的国际支持。
第二，主张安全与经济两条腿并行。以发展求互信，以合作求安全，是上合组织新的安全模式。在上合组织成立之初，安全功能显得很突出。随着反恐战争取得初步胜利，上合组织经济与安全功能并重，经济因素地位上升。中亚地区在经济、能源、基础设施、农牧业、交通等领域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空间。随着中国开发大西北，建立经济特区，推进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建立上合组织自由贸易区、开发银行也提上了日程，维护西北边疆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尤显重要。
第三，坚持把上合组织定位为地区性国际组织，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不过分扩大。上合组织是地区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非军事同盟，不针对第三方或第三国，是中国多边主义、睦邻主义和地区主义外交理念的有机结合，结伴而不结盟，不以反美画线，不是要建立反美联盟。上合组织也不是全球性的国际组织，不是为了与美国为首的北约分庭抗礼，但客观上会对北约和美日同盟起到一定的牵制和制约作用。上合组织不宜过分扩大，更不宜吸收美国或明显反美的国家参加。
中亚地区是俄罗斯“柔软的下腹部”，具体而言，该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俄罗斯整个欧亚战略态势和国家安全。2001年“9.11”事件以来，美国北约集团借反恐之名，堂而皇之进驻中亚，积极干预中亚国家内政，操纵“颜色革命”，试图将中亚打造成美国治下的典范，进一步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促使其无为化、无能化。如今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却仍在中亚暗度陈仓，推行“新丝绸之路计划”，新一轮中亚战略博弈迫在眉睫。此外，中亚地区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这“三股恶势力”作威作福并有北移之势，毒品交易依然猖獗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处处牵动俄罗斯的神经。面对如此情形，俄罗斯高度重视中亚，把它纳入“特殊利益地区”。与中亚国家关系在俄眼中更是“内政中的外交，外交中的内政”。
俄罗斯是上合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也是积极推动者。俄罗斯的外交传统是先欧后亚，先西后东，上合组织是对这一传统的某种偏离和修正，出现了“东倾西向”的趋势，恰恰这是俄罗斯务实外交的一大亮点。十余年来，俄罗斯不断提出建设性意见，且其中很多被组织和其他成员国积极采纳。俄罗斯一直对上合组织持积极态度。普京上台后签署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总统令中明确指出：“需积极参与不同的多边外交机制，如金砖国家集团、20国集团、8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
在上合组织北京峰会召开前夕，普京在《人民日报》上撰文称：“上合组织获得了崇高的威信，它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日益提升。”
因此，在俄罗斯对外战略中上合组织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俄奉行的“多边网络型外交”中的重要环节。
在具体战略安排中，俄罗斯对上合组织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主导中亚，建立稳固的后方，提升国际影响力。中亚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与俄罗斯具有传统而密切的地理、历史、经济、文化联系，打断骨头连着筋。但冷战结束以来，中亚地区出现了“疏俄罗斯”与“亲俄罗斯”的分化。俄罗斯欲通过上合组织主导中亚，发展、补充和延伸独联体政策特别是中亚政策，为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加装一个双保险，提高俄罗斯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
借中国之力反恐、平衡美国势力的扩张。西方特别是美国在东欧和独联体对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的挤压，使俄罗斯感到形势的紧迫和环境的严峻。而且在摩尔多瓦—德涅斯特河沿岸问题、格鲁吉亚与阿布哈兹及南奥塞梯的主权问题、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卡）地区问题等前苏联空间中潜在不稳定因素背后都能找到美国北约的身影，导致俄美建立战略互信举步维艰。在俄罗斯看来，中国和美国是中亚地区的两个主要的外来竞争者。美国是一个外来的、消极的因素。中国是最大的邻居，而邻居是无法选择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俄罗斯想借中国之力反恐，平衡美国势力在中亚的扩张。再者，中国处在“大陆亚洲”和“海洋亚洲”之间地位，是俄罗斯发展与东盟、亚太经合组织等亚太多边机制关系的跳板，也是俄罗斯振兴远东经济战略中值得信赖的伙伴。
构筑东南部地区稳定的弧形，安全优先。普京总统曾经指出，对俄罗斯的安全威胁来自俄罗斯西、南、东三个方向，俄罗斯可依靠上合组织解决其东部安全问题，依靠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解决其南部的安全问题，以构筑俄罗斯东南部地区“稳定的弧形”，为国内经济建设，推行全面现代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俄罗斯主张，上合组织在未来阿富汗问题解决中应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以确保中亚国家不出现“阿富汗化”。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问题专家库利认为，西方对上合组织主要存在三种认识：（1）上合组织是中俄两国在中亚地区对抗西方及美国所组成的联盟；（2）上合组织是该地区反民主的集权国家俱乐部；（3）上合组织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本地区谋利益、谋发展。
事实上，前两种观点在西方占主流，因为在他们眼中，上合组织主要是由中国和俄罗斯发起组成的，它是中俄战略协作的产物，这一事实本身对西方就别有意味。
总体而言，西方认为，上合组织是反美反西方而建立的“亚洲北约”，即使不是这样，上合组织也不会成为西方的朋友。
自2001年成立以来，上合组织框架内多边合作扎实推进，成员国间战略互信不断提高，已经成为构筑后冷战时期世界政治新秩序、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新兴建设性力量。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上合组织不是也不会成为西方眼中的“亚洲北约”。
首先，上合组织是不具有冷战特征的新型地区性国际组织。传统冷战思维认为，上合组织由中俄两个地缘政治大国共同参与，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它是一个与西方与美国抗衡的国家集团。但事实并非如此，上合组织之所以是冷战后新型地区性国际组织，它新就新在充分彰显出了全球化时代下所应具备的新安全观和新外交观。人类生活在地球村上，大家同在一条船上，别人的安全也是自己的安全，不能对别人的安全完全无动于衷（包括三股恶势力、毒品泛滥、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否则就是为自己制造不安全。因此，上合组织所倡导的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符合时代潮流，符合地区发展利益，符合成员国人民的福祉。在全球化时代，利益交融，求同存异、合作是主流，双赢、共赢是目标。摒弃冷战思维和集团意识在上合组织中得到充分体现。上合组织成员国坚持“和平、开放、共赢”为核心的新外交观，成功解决了伤筋动骨的边界和边境安全问题，在非传统安全和区域经济合作领域不断取得新成就，成为现代国际关系实践中多边协作的典范。
其次，上合组织以维护地区稳定、实现共同发展、构建和谐地区为己任，绝非政治军事联盟。上合组织以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为合作重点，不断丰富和扩展合作领域及方式。从边境安全，到打击三股势力、遏制跨国有组织犯罪等；从传统安全领域，到非传统安全领域，上合组织成员国齐心协力、众志成城，有效应对各种危机与威胁。区域经济合作是上合组织另一主攻方向，内需是上合组织成立与发展的根本动力。上合组织没有成为类似于北约那样的政治军事同盟的基础和愿望。上合组织没有敌对国，传统的军事安全对它不构成严重威胁，它没有结成军事同盟以抵御外来威胁的需求。
再次，上合组织是国际及地区和平的促进者，不是麻烦制造者。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局势并未因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而变得和谐稳定。从“沙漠风暴”，到科索沃战争；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俄格冲突；从“颜色革命”，到阿拉伯之春，在诸多地区冲突背后都能找到美国北约的身影。美国北约信奉“历史已终结，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价值观战胜了一切”神话，大肆扩张，谋求全球霸权。上合组织则不同。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上合组织秉持“上海精神”，坚持以“求和平、谋合作、促发展”为指导，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成为维护欧亚中心地区和平稳定的中坚力量。另外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上合组织颠覆在西方红极一时的“文明冲突论”，解决了文明间对话的“大麻烦”，实现中华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斯兰文明这三大文明的联合协作。
战略利益决定战略构想。战略构想的相同或相近，体现了其共同或相似的利益。战略构想的不同，是由其不同利益或利益分歧决定的。上合组织是否有前途，是否有生命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中俄两国的战略构想是否一致或大体吻合。上合组织是中俄关系的合理延伸，中俄两国对上合组织的态度和意图至关重要。中俄两国对上合组织都比较重视，都有自己的战略构想。如在强化领土完整、促进地区发展、抵制西方影响和霸权行径、打击三股恶势力等方面，中俄两国并驾齐驱，携手共进。美国高调“重返亚洲”也可能从客观上促进中俄进一步抱团，加强上合组织内部团结。上合组织是对中俄共同主张的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一个支撑和实践，有利于提高中俄的国家威信和国际影响力。但在现实国家利益面前，中俄两国对上合组织的战略构想并不完全相同。中俄同时在发展，国家利益同时向中亚伸张，难免出现主导权之争或国家利益的直接碰撞。相比俄罗斯，中国是后来者，俄罗斯也视中国为威胁，认为中方从上合组织得到的好处比俄罗斯多。中方的战略重点是为“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的周边环境，重视安全、经济两方面共同发展。俄罗斯更重视上合组织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压制美国在中亚地区影响方面的作用，主张安全优先，地缘政治考虑得更重。
上合组织秘书长梅津采夫说，2015年上合组织通过了《上合组织至2025年发展战略》，“标志着上合组织正式结束初创期，迈入新合作阶段”。我们须知，上合组织较其他国际组织而言还是一个年轻的国际组织，尚处于青春期，发展后劲很大，前途光明，但成长道路艰涩难耐。要在下一个十年继续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势头，上合组织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建设一个高度互信的团结组织；第二，建设一个真诚互助的可靠组织；第三，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务实组织；第四，建设一个互鉴共进的开放组织。
我们深知，和谐上合组织、和谐中亚不仅仅取决于各成员国共同或相似利益的简单的拼凑，机械的相加，而取决于在上合组织机制下的精神合作、良性互动和善意竞争，取决于以上合组织为平台，加强在核心利益上的沟通与配合，提高战略互信水平。
我国作为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将坚信“合作从邻开始”，秉承“上海精神”，继续奉行“与邻为友，与邻为善”的睦邻友邻周边外交政策，高瞻远瞩，深谋远虑，进一步促进上合组织健康成长，大力推动各个方面务实合作不断前进，实现本地区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共同发展、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