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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我们所说的“东方”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末实际上是殖民地，属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当时，不论从经济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欧洲都是世界体系的领导者。作为西方帝国主义新秀的美国迎头赶上，它在19世纪末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之一。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20世纪初美国又开始在世界政治舞台崭露头角。20世纪上半叶，在强大经济实力的推动下，美国逐步从世界政治体系的边缘向中心靠拢。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最终确立了自己在世界经济、政治、军事中的领导地位，并以这种姿态进入美苏争霸的两级世界格局。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仍然是欧洲。整个东方世界，包括亚洲，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末一直处于世界政治的边缘地带，形象地说是处于“第二梯队”。然而，东方国家在这个历史阶段也并非一成不变。这些国家从一开始的殖民地现代化发展模式逐步向农业—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并在政治上形成威权政治模式。在此背景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些国家与地区开始了大规模以反殖民反帝国主义为基调的民族解放运动，也称“亚洲的觉醒”。这一历史节点为接下去的去殖民化与政治现代化奠定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国际关系体系与19世纪前历史上的各种国际关系体系（中国领导下的远东体系、伊斯兰政教体系、希腊城邦体系、罗马帝国体系、中世纪国家间关系体系等）有着本质的不同。现代欧洲国际关系体系是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基础上的，以国家间主权平等为原则。在现代欧洲国际关系体系中俄罗斯居于何种地位？在俄罗斯不仅是皇族，还是权贵阶层，都与欧洲其他国家有着紧密的血缘与文化联系。通过彼得大帝改革与常年在欧洲征伐，俄罗斯最终在欧洲国际关系体系中获得一席之地。在19世纪后半叶，俄罗斯不仅在内政，而且在外交上都趋于保守，成为维护旧制度的“欧洲宪兵”。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内政外交上的全面保守并没把帝国一下子推向穷途末路，而正是与欧洲国家皇族及精英阶层的亲缘关系维系着帝国的运作。然而，由于帝国的倾覆，资产阶级白军在内战中的失利，俄罗斯与欧洲国家传统的亲缘联系也最终崩裂，取而代之的是富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苏联精英。在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的统治下，苏联形成了与世界潮流相反的意识形态，奉行封闭的计划经济，建立起了所谓苏联式“发达社会主义”，同时还向其他国家推销自己的发展模式，其中包括中国。这种发展模式的后果要么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最终导致国家的解体，如苏联，要么另寻他路，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如中国的改革。
当今世界体系主要形成于20世纪。在此之前，世界体系由欧洲体系和非欧洲体系构成。两者相比之下，欧洲体系更具有吸引力。因为欧洲体系与其余地区体系相比更具有普世性和开放性。除此之外，欧洲体系的吸引力还体现在提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19世纪初期，欧洲逐渐开始形成由平等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观念。到20世纪中期，在此基础上又孕育出了“公民参政”思想，也就是说主张建立具有开放社会与政治参与的民主国家。与此同时，欧洲国家还注重现代化发展，推崇技术创新，试图通过新技术来改变世界科技发展模式。与欧洲体系相比，非欧洲体系具有以下特点：它们或是霸权体系，或是帝国体系，如中国治下的远东体系、伊斯兰国家体系等。非欧洲体系通常有一个中心，拥有体系中的最高权力，其他国家则是体系中的边缘成员。值得注意的是，在非欧洲国际体系中有自己的“游戏规则”，那就是不平等性。哪怕是独立国家，只要在非欧洲体系内，也得遵循不平等的“游戏规则”，因为它们与体系中心国家总是存在一个或者两个的等级差距。如果在非欧洲体系内国家间用条约或协议的方式来协调国家间关系，那么体系内国家间关系仍旧是不平等的，因为非欧洲体系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际体系，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性可言，国家间签订的文件往往也是“姻亲协议”、“宗主国协议”或是“兄弟协议”等。到19世纪末为止，非欧洲体系的发展往往是周期性的，即“崛起—稳定—固化—衰落—危机—解体”。以奥斯曼帝国和中国清王朝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威权帝国也没有摆脱这个发展周期，早在19世纪初期，由于技术发展的落后，两大帝国的发展也陷入停滞。
正因为如此，欧洲体系自然也是当今国际体系的雏形。除了“国际社会”观念与“公民参政”思想，欧洲体系中的国际法思想也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通过国际法，可以以法律形式构建国家与民族观念，规范主权国家间关系。可见，这一切都在欧洲体系中出现，而没能在非欧洲体系中出现（中华体系、伊斯兰体系、非洲体系、拉美体系）。其原因就是欧洲体系除了自身经济优势外是整个世界体系发展的核心动力。在欧洲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体系。从发展过程来看，欧洲体系以其开放的特点不断吸收其他国家，甚至吸收以前是非欧洲体系成员的东方国家。由于这些东方国家自身竞争力低下，因此在成为欧洲体系成员的初期不得不成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加入欧洲体系后，落后的东方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欧洲体系中的国家间互动方式及原则。在欧洲体系中的边缘地位迫使东方国家以欧洲体系中的“游戏规则”，推动现代化发展，奉行“追赶式”的外交政策。在此过程中，许多东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思想都来源于西方。这些思想要么完全没有在西方国家得以实现（如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么在某些非西方政治社会环境中进行尝试过（如苏联）。可是到20世纪后半期，开放的欧洲体系也面临体系内外集权国家的冲击。在与左派、右派集权势力斗争过程中，出现了要维护欧洲体系的意愿。面对新形势，欧洲体系提出通过推动公民选举，建立强大的公民权，并把国家军事权置于公民权之下，受公民权节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处于去殖民化的亚洲国家有两条欧洲式的现代化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极权制下的计划经济模式，也就是苏联模式。这种模式仍然无法逃脱“稳定—固化—体系危机—政治动荡—解体”这个历史周期；另一条是市场经济模式，也就是美国和西欧模式。这种模式的基础是政治经济自由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苏联与美国西欧同在反纳粹主义、反法西斯阵营，是纯粹的军事联盟。随着战争的结束，这种军事联盟关系也随即瓦解，形成了以美苏争霸为基调的两极体系。虽说美苏两国各自领导着一个国际体系，但从本质上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都属于欧洲体系范畴，只是前者以开放为原则，后者则更为封闭。
值得注意是，虽然美苏两大体系都是欧洲体系的范畴，但是两个体系的中心均不在欧洲，一个在美国，另一个在苏联。两个体系的内在原则也有所不同，前者是去集权化的，后者是集权化的。因此，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整体的国际体系（欧洲体系转化而来），实际上则分成了两大次体系。在军事上达到势均力敌的时候，两大体系的主导国都把目光转向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边缘地带国家，认为争取到这些国家或可增加自身的实力，或可弱化对手实力。因此，争取“第三世界”国家一时间成为美苏争霸的新战场。
在美苏扩大争夺“第三世界”国家的同时，亚非国家提出“不结盟”运动，试图在美苏两极中间探寻出“第三条道路”。究其原因，“第三世界”国家并不愿意加入美苏两大阵营中的任何一个阵营，并不想在资本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西方阵营—东方阵营之间选边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中国。中国选择了一条非苏联化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尽管西方世界为了反制这些新的发展趋势，形成反威权的工业化与后工业化发展模式，然而在历史上隶属于西方世界体系的东方国家还是进入了独立政治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不得不承认，旧的经济发展模式事实上在20世纪末已经寿终正寝。非西方国家虽然接受了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但是仍然在发展中保持着自身特点，并制定了适合自己发展的现代化战略。依托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战略，非西方国家奋起直追，开启“追赶式”发展模式，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世界体系的西方主导国，而在一些方面也可以与西方后工业国家较劲。换句话说，发展模式间的激烈竞争构成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大环境。尽管当今世界趋于全球化，甚至开始趋同，然而世界发展的不均衡现象依旧存在。发展的不均衡导致当今全球化的世界又分为中心和边缘两大阶层。在这样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发展的不均衡最终演化成地位的不平等，强国剥削弱国的例子举不胜举。而长期以来，弱国也没能找到相应的途径去改变这种被动局面。然而，在今天全球化发展的发达阶段，今天不均衡、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缺点与弱点逐渐显现出来。因此，改进现存体系、制定文明间互动方式成为了今天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迄今为止，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构建的欧洲体系原则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基础，原因在于欧洲体系本身所具有的普世性，以及欧洲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先进性。在世界的另一端——东亚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有着独特的国际关系体系。东亚体系虽在解决本地区问题上显得游刃有余，但东亚体系并没对地区外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今天，当欧洲—大西洋地区外的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声有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欧洲面临危机之时，建立新国际关系体系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我们看来，除了民族国家外，国际地区也是新国际关系体系的主体。而地区间的互动关系可以被称作是“跨地区主义”。跨地区主义具体指的是，若干个地区间的合作，地区机制的互动，以及不同地区的国家通过跨地区进行合作。在后冷战时期，面对全球治理效率的下降，跨地区关系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日益显现。
在跨地区互动中较为典型的例子就是金砖国家集团。金砖国家集团的形成反映了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两大趋势：一是在国际事务中涌现出了新的行为体；二是现有的国际体系正处于危机之中，而新的国际体系又尚未形成。金砖国家集团属于政治集团，其特点在于通过成员国的异质性构建起了它们之间的平等关系。事实上而言，金砖国家的差异性要远远大于相似性，因此它们之间虽在各个领域均有互动，但程度均不深。金砖国家的共同利益在于正确理解对方，避免造成主观偏见，以及建立适应当今形势的新型伙伴关系。
欧亚空间中毗邻地区、地区与跨地区合作形式多种多样。尽管苏联解体后“去一体化”趋势盛行，国际组织运行效率低下，而在欧亚空间内仍旧建立起了若干个区域性国际组织。其中就有独立国家联合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中亚合作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等或多或少保持运作的组织。中亚合作组织从2002年至2005年运行了三年，成员国有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俄罗斯。2005年，中亚合作组织并入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除了以上五国还有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于2008年宣布退出欧亚经济共同体。2010年，俄白哈三国正式启动关税同盟，2012年又启动统一经济空间，2015年成立欧亚经济联盟，2015年上半年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相继正式入盟，在未来塔吉克斯坦也不排除加入，这为其他前苏联国家加入区域一体化进程提供了范式。
在欧亚空间内，上海合作组织也是不得不讨论的议题。1992年初，中国分别与中亚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上世纪90年代末，相关国家在讨论划界问题的同时，也开始商议军事互信、毗邻地区裁军等安全问题，“上海五国”机制呼之而出。“上海五国”的最大特点在于通过机制化建设来实现预防性外交，这与东盟地区论坛的非机制化运作有所不同。2001年与中国没有边界的乌兹别克斯坦加入“上海五国”，并在“上海五国”基础上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上合组织的观察员有阿富汗、印度、伊朗、蒙古和巴基斯坦；对话伙伴国家有白俄罗斯、土耳其及斯里兰卡。上合组织的中心任务是加强成员国间对话，优先解决共同面临的地区安全问题，而非军事同盟。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政策立场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第一，上合组织被看作是有助于建立世界集体领导权的平台；第二，根据2013年版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上合组织需成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地区机制伙伴关系网络”中的重要环节；第三，上合组织与联合国、独联体、集安组织一道将在维护阿富汗稳定上发挥重要作用。
讨论欧亚问题是绕不开俄罗斯的。俄罗斯横贯欧亚大陆北部，是一个文明在欧洲，地理在亚洲，经济在欧洲，资源在亚洲的欧亚国家，主宰欧亚大陆中心地带三百余年。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中，俄罗斯族几百年来首次以绝对多数超过其他民族，并愈发把俄罗斯看作是自己的国家。同样，俄罗斯人也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堪弱的民族，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缺乏保障。剧变之后，新独立的俄罗斯继承了苏联与沙俄帝国的传统。那么俄罗斯从历史上汲取了什么？摒弃了什么？创新了什么？如果不厘清这些问题，那么欧亚国家将很难制定出一套可持续的长期发展战略，尤其是俄罗斯。具体而言，俄罗斯必须要明确自身的政治定位，并且要努力让国际社会、周边国家正确看待俄罗斯的过去、今天及未来。
在我们看来，俄罗斯本身就是一种文明，与欧洲文明、小亚细亚文明、波斯文明、中亚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北美文明相接壤，又与中东文明、巴尔干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俄罗斯似乎是一个独立的文明，但又与周围文明相交相融。然而，这样的地缘环境却给俄罗斯带来了认同的彷徨，俄罗斯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发展方向与欧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在欧亚一体化进程中中国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中国与俄罗斯将如何处理对欧洲、印度的关系？欧亚联盟、上合组织、金砖国家集团是一种临时的、应景性的举措，还是将会为国际体系转型，解决全球新问题提供有生力量？新兴国家间是否会因为差异性而产生冲突？新兴国家所组成的多边机制能否为成员国提供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新兴国家集团能为世界提供哪些公共产品？
在讨论以上现实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要弄清跨毗邻区域关系、跨地区关系的理论内涵。毋庸置疑，跨地区关系已经成为近十几年来国际关系发展的新内容。“地区”概念在地理学中早已存在。“地区”通常被界定为具有相似地理、气候特点的，并具有地域界线的统一区域。“地区”除了地理定义，还可以根据人类活动来定义，如历史、生产、文化、经济、政治等。因此，“地区”定义的内涵是复杂多样的。如在经济学中，地区是一个经济概念，指的是某一国家中的一个地理区域中有着有别于其他区域的经济活动特点，并且与国内其他区域，甚至与国外有着经济联系，相应学科就有“经济地理学”；在行政管理中，地区则是一个社会系统。也就是说，地区中还包含社会、民族、宗教、人口组成、社会基础设施、社会文化特点、国际社会等。这类地区的边界往往不是自然地理边界，而是以人类活动的范围来划界。除了自然形成的地区，其他类型的地区均出现在内部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发展到有别于周边地区的时候。地区不单是整体中的一部分，而是类似地理空间的集合，或者是某个地区向未开发地区拓展后而形成的空间。从这里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地区不仅是一种状态，而是空间不断组合的过程，这一过程涵盖经济、社会、文化及政治等各个方面。
在历史的经纬中，地区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地区的变化并不是一国政府能决定的事情，而是当条件成熟情况下水到渠成的结果。我们要提出的“国际地区”概念就是这个结果。“国际地区”是社会经济关系越过国家边界的藩篱，实现跨地区交流而出现的结果，或者是地区与地区间交流的结果。一部分学者认为，国际地区的出现可以有效避免全球化所带来的危机与挑战，甚至是替代全球化的选择。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国际地区化是从国际体系向全球体系迈进过程中的必经之路。辩证地看，没有紧密和稳定的跨地区联系，全球化将无从谈起，而全球化的出现又促进了地区间的互动，孕育“国际地区”这一国际关系新现象的出现。在今天的社会科学中，“国际地区”与“国内地区”这两个基本地区概念的界定还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国内地区”主要以社会或经济为基础，受国内行政与法律管辖的地区。而“国际地区”作为当代国际关系新现象主要有三组因素促成。首先是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他关系国际化的结果。所谓国际化就是指国家间的跨境联系。跨境联系密度直接关系到国际化的水平。除了贸易、人文联系外，跨境联系的内涵更是包括国家间司法、技术标准协调，如国家间的油气管道和铁路。跨国油气管道或铁路并不是简单地从一个国家通向另一个国家，而是需要国家间相关技术标准的协调，或者建立一套新标准，或者双方协商制定出共同的标准。换言之，在以前跨境联系多指经贸联系，以跨国公司形式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便于海外业务的开展，那么今天的跨境联系已经拓展到了技术合作、服务、教育、司法等多个领域，其协调机构也已经不是传统上的国家或政府部门，而是非政府组织以及专业性较强的跨国公司。其次，全球化因素也不可忽视。在现实中，大国与小国对全球化的理解不尽相同。大国则把全球化看作是扩大自身影响力与国家利益的途径，而小国只能以“搭便车”形式参与全球化，尽可能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全球化带来的不均质状态并不利于中小国家的发展。因此，国际地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而生。通过地区化整合中小国家力量，限制大国影响力与利益扩张的趋势，进而达到维护本国利益的目标。最后一组因素是地区空间本身的特点。假如若干国家共处同一个地区空间，那么它们之间就具有开展跨境合作的必要条件。
除了技术、司法等领域对接，国际地区中自然离不开相关法律框架内的政治协调。政治性是国际地区的又一重要属性。对国际地区而言，政治应该存在在任何形式社会关系之中，从利益集团到国家或国际机制。国际地区内的政治协调不仅要推动地区政治进程，在建立地区机制过程中发挥作用，而且还要在地区构建的萌芽时期开始介入。国际地区的政治空间，或称地区政治空间，和国内政治空间以及国际政治整体是有区别的。与其他政治空间一样，国际地区政治空间的构建可以是“自下而上”的，也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也就是说，国际地区政治空间可以是在整合各类关系的基础上自发形成，也可以是国家间基于某种基础通过谈判协商而成。重要的是，国际地区互动应该具有共同的使命，其目标是通过地区互动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讨论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几点构成地区与国际地区的规律。第一，在实践中具体活动空间是构成国内与国际地区的基本因素；第二，当某一区域产生互动空间时地区才会出现；第三，互动空间的出现引发了国内空间与外部空间相互协调的问题。如果说国内空间由国内法律与机构进行协调管理，那么在跨国空间领域则需要全新的治理方式与原则。基于以上规律，“国际地区”可以被定义为稳定的跨国经济、政治、社会等关系的地区综合体，是地区中各领域间关系、国家间关系以及与国际或全球多边机制的中间环节。
下面我们将以欧盟、独联体、东盟、亚欧峰会、金砖国家集团为实例，进一步说明国际地区与跨国机制的构建与运行。从地理上看，西欧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从欧共体到欧盟，欧洲一体化是当今最为成功的区域一体化。在欧盟的形成过程中，成员国一方面寻求整合，另一方面争取最大限度维护自己主权以及政治、经济、社会自由。欧盟则在两者之间相互平衡，寻求最大公约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全球化的兴起，欧盟逐渐被看作是一个地区。在全球范围内，欧盟无疑是一个国际地区，是全球化世界的一部分。在欧亚大陆，欧洲地区主义首先是针对欧洲，具有地理指向性。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全球化世界与国际地区（欧盟地区）之间的关系，即国际地区以及地区间的相互联系构成了全球化的世界，反过来在全球化世界里每个地区又保持着与众不同的特点，来明确自身定位。
与欧盟相比，独联体则不同。独联体本身就诞生在全球化进程浪潮中。尽管苏联一度谋求加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但由于意识形态与西方向左，最终未能实现。苏联解体后，新独立国家都欲求在全球化世界里谋求一席之地，然而依靠传统社会经济联系而建立起来的独联体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尽管在独联体内已经有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俄白国家联盟、欧亚经济联盟等，独联体地区政治空间已经建立起来，但是由于成员国国内政治进程仍然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因此独联体作为一个国际地区至今尚未形成。独联体或许可以通过与上合组织、东盟合作成为国际地区，或许通过俄罗斯与欧盟四大空间的建立成为类似于欧盟的国际地区。
与欧盟不同的是，东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没有把一体化定为自己努力的目标，但它们也可以被看作是国际地区。因为东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框架内都形成了政治空间，比如共同制定政治与经济互动议题、存在政治进程的主体、建立起了组织机制等。总的来说，东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是全球化世界中的一部分。
亚欧峰会是欧亚地区跨地区合作构想的外交实践。从形式上看，亚欧峰会通过跨地区对话，未来将联合欧洲、东亚和北美三大地区，逐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事实上，实现欧洲与亚洲的跨地区一体化构想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了。那时，欧洲经济共同体与东盟建立起了对话机制。1996年3月，在欧盟与东盟部长级协商之后，在曼谷举行首届亚欧领导人峰会。此后，峰会被机制化，每两年举行一次，分别于1998年在伦敦、2000年在首尔、2002年在哥本哈根、2004年在河内、2006年在赫尔辛基、2008年在北京、2010年在布鲁塞尔、2012年在万象、2014年在米兰举行会议。上世纪90年代末在讨论如何将峰会机制化时，峰会对新成员国提出了以下要求：（1）在地理上或在欧洲，或在亚洲；（2）与峰会成员国有着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系；（3）加入后能为峰会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4）在递交申请之前，要获得所在地区其他国家的同意。俄罗斯加入亚欧峰会的历程也是备经波折，原因就是俄罗斯以欧洲国家（国家政治经济重心在欧洲）还是以亚洲国家（大部分领土在亚洲）加入。直到2010年布鲁塞尔峰会上，俄罗斯才与澳大利亚、新西兰一起以单列国家身份加入亚欧峰会。
直到今日，亚欧峰会包含了欧洲委员会、东盟秘书处以及五十一个国家，其中除了欧盟与东盟成员国，还包括三个东盟伙伴国——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印度、哈萨克斯坦、挪威、巴基斯坦、俄罗斯、蒙古、新西兰、瑞士等。亚欧峰会所涉及议题广泛，包括政治经济合作、地区安全、文化交流、教育合作等。除了国家层面上的互动，亚欧峰会还为企业间合作提供平台。如由成员国共同出资建立的亚欧基金会，为跨地区大项目、人文交流提供资金支持。
除了以上跨地区机制，在欧亚地区还存在由新兴大国组成的三边机制——中俄印对话机制。21世纪初又出现金砖国家集团——中、俄、印、巴（西）。2009年，金砖国家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领导人会晤，并启动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2010年，南非又加入金砖国家集团。可以说，金砖国家集团是中、俄、印、巴、南等新兴大国开展多边外交的重要平台。
遗憾的是，不管是中俄印机制，还是金砖国家集团，直到今天还缺乏明确的合作内容，以及未来发展的具体目标。尽管如此，中俄印对话机制和金砖国家集团都提出了自己的国际观，即都反对建立单极世界，主张增强新兴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这为协调成员国间立场，深化具体领域合作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加强中俄印三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协作将为金砖国家注入新的内涵，撼动西方世界在国际关系中的垄断地位。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俄印机制和金砖国家集团无意也没有能力完全改变今天西方主导下的国际关系格局。
在学术界，关于金砖国家集团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金砖国家集团是依照国家经济发展表现而人为组合起来的国家集团，是国际经济研究对象，主要用来分析当代国际关系走势。从这个角度看，金砖国家集团并不存在协调成员国政策的基础。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金砖国家集团将有可能成为全球治理的新模式。是人为组成的研究对象也好，是全球治理新模式也罢，金砖国家集团已经客观存在，并且在经济、金融、政治、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逐步加深，机制化建设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金砖国家集团将走向何方？这一问题是国内外学界讨论的重点。我们看来，金砖国家集团的前途取决于以下要素：（1）成员国是否有共同利益来支撑金砖国家机制？（2）金砖国家集团能否在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经济金融机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3）金砖国家集团内部能否建立起一套高效的运行与决策机制？（4）金砖国家集团在未来全球治理体系中如何定位自己？
与上文提到的欧盟、东盟、亚欧峰会不同的是，金砖国家集团起初并没把自己定性为国际地区，而是一种新型的跨地区联系。类似的是，跨大西洋共同体同样也把自己定性为跨地区联系。通过比较，我们得出，金砖国家集团首先在高层政治对话上实现突破，然后向经济、金融、国际政治领域渗透。而跨大西洋共同体目前被政治与军事同盟关系（北约）所束缚，经济领域或许是未来同盟关系的新增长点（TTIP）。
中国是海陆复合的亚欧国家，陆地和海岸线都很漫长，也是正在崛起的亚欧地区性和全球性力量。向西发展是中国的国策。在构建欧亚地区新的经济政治格局进程中，中俄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俄在冷战结束后，21世纪初在“上海精神”的基础上共创了上海合作组织，这是欧亚区域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如今已经拥有正式成员国、观察中国以及对话伙伴关系国，地跨亚欧，人口占世界的一半以上，地盘和影响急剧扩大。2013年3月，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访俄罗斯。9月，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力图把经济发达的东亚至欧洲联系起来，大致沿着古代丝绸之路，建立世界上最有历史底蕴、空间距离最长、最有潜力和包容性的亚欧经济合作平台，为达此目的，中国创设了丝路基金，特别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中俄印三个亚欧金砖国家成为前三大股东。这既可以说是中国追求亚欧、东西、内外平衡，应对经济全球化和亚欧地区一体化的重大举措，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一种尝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由各类跨境与跨地区关系构成的国际地区是国际关系中的新现象。国际地区的出现将重构民族国家的内涵。这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及其主权将会消亡。而意味着，民族国家与所在地区之间的关系将会发生本质变化。换言之，如果说历史上民族国家的文化、政策可以直接影响地区空间的内涵，那么在未来国际地区反过来可以影响国家的行为。其结果是世界将会依照各个地区特点而转为地区化，而非整体化。
欧亚大陆在国际政治中占据重心地位。大国兴衰，体系更替，文明交锋，文化交融无不与欧亚大陆紧密相关。
关于“欧亚”所包括的范围，尽管国际学术界并没有完全达成一致，但大体涵盖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则是确定的，主要包括中亚—里海地区，俄罗斯—高加索—东欧，中东—西亚等地。尽管亚洲面积比欧洲大，人口比欧洲多，但历史上由于欧洲长期以来处于力量优势，故一向是“欧亚”称谓。由于新世纪以来亚洲与欧洲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国际经济政治中心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本书从“欧亚”改为“亚欧”称谓，这也是本书的一个小小的创新。毋庸置疑，欧亚大陆在国际政治中占据重心地位。近代以来，大国兴衰，体系更替，文明交锋，文化交融无不与欧亚大陆紧密相关。冷战时期，美苏争霸，争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欧亚周边地区（如朝鲜、越南、中欧、南亚等），偶尔“渗透”到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阿富汗），或“外溢”到欧亚大陆之外（如美洲的古巴、非洲的安哥拉）。以苏东剧变为起点，亚欧中心地带又经历了北约、欧盟东扩、“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多轮变局，以及科索沃、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格鲁吉亚、叙利亚、乌克兰、伊拉克、伊朗等多国危机。在这一“动荡的弧形带”，既有表面上的宗教、文明的碰撞，也有国家安全利益的矛盾，更有大国势力范围、战略利益的冲突，还有各方实际经济利益（如油气）的争夺。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欧亚博弈中的棋手有增无减。美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利益和影响遍及全球，特别是亚欧。俄罗斯是地跨欧亚、曾经的超级大国，也被一些人视为“缩水”的超级大国，在亚欧中心地带余威尚存。欧盟是全球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际组织和地区，以“软实力”见长，拥有独立的欧亚战略。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地区和全球性力量，在构建欧亚地区新政治格局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亚欧中心地带博弈的对象是东欧、中亚、中东等。以苏东剧变为起点，亚欧中心地带了又经历了“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两轮变局。尽管美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但随着国际政治的“扁平化”和国际关系的多极化，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各自独立的国际经济、政治一极力量很快崛起，它们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核武器大国，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成为亚欧区域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G20创始成员国，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辽阔的幅员和众多的人口。无论是沙皇俄国还是红色苏联，都在欧亚舞台上纵横捭阖，叱咤风云。当今俄罗斯地跨欧亚、曾经的超级大国，也被一些人视为“缩水”的超级大国，在亚欧中心地带余威尚存。从独联体到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从俄白联盟到欧亚经济共同体，从关税同盟到欧亚经济共同体、欧亚经济联盟，向东发展，体现了从历史到现实中，俄罗斯为欧亚一体化所做出的长期而艰苦的努力。普京在竞选第三任俄罗斯总统期间，提出了建立欧亚经济联盟的思想，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优先吸收独联体国家，实现一个更高层次的经济一体化。这既是选举需要，更是俄外交特别是独联体外交的重大发展。2015年1月1日欧亚经济联盟正式启动。后来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正式加入。普京既是这一构想的制定者，也是身体力行者。他不仅是俄罗斯政坛，也是世界政坛上的一位老练的、有魅力的政治家，与中国几任领导人，特别是习近平亲密互动，包括在国际和欧亚地区事务进行战略协作，互相参加对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庆典，形成了独具风景的“中俄外交组合”。
当然，也有一些曾经出现，后来基本停止活动的小型一体化国际组织，比如古阿姆、中亚联盟，等等，还有作为苏联分家机制的独联体，独多联少，分多合少，虚多实少。限于篇幅，这些就不在本书的重点考察之列。本书聚焦亚欧中心，故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欧盟（欧洲联盟）、阿盟（阿拉伯国家联盟）、南共体（南亚经济共同体）以及TTP、TTIP这些欧亚大陆周边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也不是本书重点关注的范围。
何谓体制？何谓机制？我们认为，所谓体制，概指组织、机构、制度，所谓机制，就是指具体运作、应对流程、践行过程，行为规则，等等。以国际体制论，有正式、非正式，政府间与非政府间之分。以国际机制说，有双边、多边之别。
中俄在冷战结束后共创了上海合作组织，这是欧亚区域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如今已经拥有正式成员国、观察员国以及对话伙伴关系国，地跨亚欧，人口占世界的一半以上，地盘和影响急剧扩大。2013年习近平执政以来，提出和践行“一带一路”，力图把经济发达的东亚和欧洲联系起来，大致沿着古代丝绸之路，建立最有包容性和发展潜力的亚欧经济合作平台。
作为亚欧区域最重要的两个国家行为体，中国与俄罗斯是对手还是伙伴？“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是何关系？与美国“新丝绸之路”又有何不同？两国的亚欧战略有什么新的变化？中俄对上海合作组织的战略构想有何异同？中国学者对欧亚联盟及其前景是如何看的？而俄罗斯学者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又是如何评价的？乌克兰危机、克里米亚事件、叙利亚内战对欧亚经济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有何影响？在叙利亚问题上，中俄为何多次联手否决联合国决议？俄军为何空袭叙利亚？中国在乌克兰、叙利亚等问题上持何立场？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始终是中俄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中俄美三角关系的演变有何特点？美欧对欧亚联盟和“一带一路”是何态度？能源和跨界水资源也是中俄关系，特别是中—俄—中亚三边关系的一个因素，如何寻求中俄及中亚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减少、防止矛盾和冲突升级？如何做到互补共生，互利共赢，包容共荣，实现各自的欧亚地区战略和国家整体战略？中俄两架巨型飞机以亚欧大陆为平台同时起飞、翱翔，而又避免迎头相撞，各得其所？
中国丝路经济带与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尽管名称相似，并且大致可以归属于外交范畴，在中亚交叉，以发展经济、提高民生为手段，因而存在合作的空间。但两者历史背景、包涵区域、具体内容，以及重点、特点、性质、地位、前景都很不相同。对于中国来说，着眼在亚欧，重点在中亚，不仅内外联通，源于内部发展的需要，而且是国家大战略，强调合作、共赢。对于美国来说，重心在阿富汗，不存在内外联通问题，只是一个连接中亚和南亚的区域的外交策略，是源于其中亚地缘战略的需要，是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一个次要组成部分，具有相当的排他性、封闭性。丝路经济带的空间范围和包容性也都大于“新丝绸之路”，更为容易得到本国国内和周边国家的支持，因而或更有前景。
在亚欧中心地带和亚欧大陆，中俄关系的发展对这些多边机制，如上合、金砖、欧亚经济联盟、丝绸之路经济带，等等，有什么作用？反过来，这些多边机制安排，对中俄关系有何影响？像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内战这样的突发事件对亚欧跨地区发展有何影响？这些都是本书所感兴趣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联盟，都是欧亚跨地区发展的方式；以发展经济、提高民生、内外联通、互联互通为特点和主要内容；都包括亚欧中心地带——中亚和俄罗斯；都有历史和现实基础，具有陆权思维；分别是中俄的国家战略；有利于促进亚欧合作和南南合作；都受到了交通基础设施不便、三股恶势力的掣肘；都受到了乌克兰危机的负面影响；美国不支持；任重而道远。
同时，由于两者性质、目标、推动者不同，其手段、范围、影响、参与者、受益者也不同。两者既有风险和挑战，也确实存在着资源、吸引力、影响力等方面的竞争，但同时并存不悖、互动互补、形成建设性的伙伴关系，相得益彰，合作可以大于竞争，机遇可以大于挑战。从宏观的国际战略目标，到具体的地区战略协作，是两者有望并能够成功合作的基础。
如果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或“准同盟”关系是高级政治，那么中俄人文交流合作则是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的基础。与中俄不断发展、提升的政治、战略关系相适应，中俄之间的人文交流合作近年来也在不断发展，大步前进。
本课题研究团队由北京师范大学和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MGIMO University）共同组成。中方团队由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亚欧研究中心主任李兴教授牵头。李兴教授博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并曾在北京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曾先后公派留学和进修于圣彼得堡大学、基辅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学位委员会政治学分会主席，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俄方团队由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School of Political Affairs，MGIMO University）主任阿·沃斯克列先斯基（中文名：华可胜）教授领导。他是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博士，俄罗斯科学院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双料博士，也曾来中国北京、上海求学。作为上个世纪60后学者，两人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学习和工作单位多有变化，所学涉及不止一个专业。在有人看起来似乎正年富力强，其实已到了知天命而随缘的岁数，不过紧迫感和危机感还时常交织，我们最终仍然有志于学术和国际问题研究。自2012年以来，双方围绕亚欧地区研究多次举办学术交流活动，如2012年10月在莫斯科举办“金砖国家研究”国际研讨会；2013年阿·沃斯克列先斯基教授受邀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国际综合区域学”课程。“国际综合区域学”是近年来俄罗斯国际关系学中的新兴子学科，是对世界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多年来，沃斯克列先斯基教授主要从事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中国—东亚研究，在其研究范畴中引入国际关系新行为体—“国际地区”概念。地区化、地区主义、地区次体系是“国际综合区域学”的核心概念。此外，双方团队还在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俄罗斯文艺》（CSSCI）、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国际进程》、《比较政治研究》等知名、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阶段性学术成果。2014年暑期李兴教授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委派，赴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高级访问，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合作。随着研究的深入，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里曼研究所等重量级学术单位相继加盟，大大提高了科研团队的专业水准与国际化层次。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最古老、最著名的综合性、研究型重点大学之一，非常重视对俄罗斯和亚欧区域问题的研究，特别是“一带一路”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以来。北师大拥有中国教育部地区与国别研究基地——俄罗斯研究中心和一支高水平的俄罗斯—国际关系研究队伍。这本专著就是亚欧研究方面中俄国际合作的最新成果，吸收了中俄两国国内一些知名学者、专家的代表性作品。从中国方面来讲，本书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联盟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4BGJ039）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梦”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3KDB03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以及教育部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研究成果之一。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马克西莫夫基金会（Maksimov Foundation）、教育部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亚欧研究中心、科技部清华大学水沙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单位的基金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只是北京师范大学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合作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也是目前正在走向加强的中俄人文交流合作成果之一。本书既不是开始，更不是结束。但愿我们的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仍将持续并发扬光大。
由于系国际合作项目，涉及单位多，协调难度大，时间仓促，水平有限，研究对象又处在不断的实践、发展过程中，缺点甚至错误定然难免，欢迎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阿·沃斯克列先斯基
李 兴
2016年1月
莫斯科、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