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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是世界唯一的以亚欧大陆为腹地、无西方发达国家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而美国系冷战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当代国际体系的守成大国；美国与上合组织在基本属性、发展定位与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千差万别，在兴起背景、发展环境及治理理念等方面亦无相似之处。从理论角度讲，上合组织是亚欧区域性合作组织，以促进亚欧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为根本宗旨；美国虽非上合组织的成员国、观察员国甚或对话伙伴国，但作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其战略触角遍布全球，不可能置身于具有重要地缘价值的欧亚大陆之外。可以说，美国的“超级大国情结”将其与上合组织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迥异的“成长背景”与共同的“欧亚抱负”注定二者“渊源”不浅。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与上合组织关系的形成既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也具有相当的必然性。
在国际实践中，上合组织成立至今不过十年有余，其与美国关系却“一波三折”，起伏不定。作为亚欧大陆的两支重要地缘政治力量，美国与上合组织关系演变的内在逻辑为何？二者相互接近的趋势能否持续？双边关系的曲折发展昭示着怎样的国际政治现实？对于这些问题，既有研究，尤其是国内研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有鉴于此，本文将在系统回顾美国与上合组织关系历程的基础上，分析影响二者关系的主要因素，进而归纳问题，展望前景。
美国与上合组织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各自为政，到剑拔弩张，再到有限合作的过程，具体而言，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2001年6月“上海五国”机制建立至2005年7月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召开之前，为美国与上合组织各自为政的认知期。在此阶段，美国缺乏对上合组织的基本定位，对其持以轻视态度；而上合组织部分成员国虽与美国合作，但上合组织作为整体而言，对美国审慎规避。
早期的布什政府对上合组织并没有明确的定性和定位。从1996年“上海五国”机制建立至2004年的整整八年的时间里，美国官方从未公开发表过任何关于上合组织的正式政策性文件，部长级以上的官员也从未在重要场合公开对上合组织发表过任何言论，政府也未曾采取过任何接触或者针对性的举动，美国国会发布的关于中亚形势的历份报告中，对上合组织大多也是一笔带过。总体而言，美国不承认上合组织的地区代表身份，不看好其发展前景。在对外关系中，美国经常直接与其成员国进行双边合作，或倚重北约、欧盟以及欧安组织等其他地区机制，而无意借助上合组织平台。时任主管美国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费根鲍姆曾坦言，“我们不能完全理解上合组织在做什么”。
其实，美国国内对于“上合组织的性质为何”、“其成员国能否合作”以及“其合作对美国会意味着什么”等问题一直存在着巨大争论。
美国学界认为，无论未来发展潜力如何，上合组织尚未成形，它的地理边界和成员国范围也未最后确定，它只是为诸多双边和多边问题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场所，在组织内解决一些问题。此一时期，美国对上合组织的基本战略是静观，基本心态是漠视，概括起来就是既不对抗也不合作，既非敌人也非朋友。所谓不对抗，就是不与上合组织形成对立性关系。所谓不合作，是指不把上合组织看作是政治上对美友善的组织。美国部分政策研究者指出，“这个组织不是特别吸引我们的组织”。
当然，美国并没有完全否定上合组织，也承认上合组织做了有益的工作，希望其在地区安全与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不作为政治伙伴并不意味着美国不与上合组织进行任何领域的合作，美国仍希望在某些领域与上合组织保持有限的协调与沟通，尤其是在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和阿富汗问题上。
上合组织在成立初期也多对美国持审慎规避的态度。上合组织与美国的最初接触始于阿富汗问题。2002年，上合组织起草了一份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立场文件，该文件同意美国将塔利班列为“恐怖组织”之类，认为推翻塔利班、建立新政府有助于阿富汗的独立。
这意味着，上合组织在阿富汗问题上与美国以间接方式达成了基本默契。当然这种最低限度的共识并不表示上合组织认同美国的阿富汗战略。在2002年底的《元首宣言》中，上合组织明确指出，“打击恐怖主义应在国际法准则和原则基础上进行，不能有倾向性，不能搞‘双重标准’”。
为此，必须“在联合国框架内制定反恐原则，以免产生双重解释，并被用作干涉他国内政和侵犯别国主权的借口”。
显然，上合组织更倾向于在联合国框架下解决阿富汗问题，对于美国悍然发动战争的做法是不认同的。但鉴于成立之初机制建设尚不成熟，上合组织并未明确表现出这种差异，而是采取了审慎暗示、规避冲突的做法。
第二阶段，自2005年7月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至2009年3月上合组织阿富汗特别会议召开，为美国与上合组织矛盾冲突较为集中的磨合期。阿塔纳斯峰会是双边关系急转直下的转折点，会前，双方保持着一种“互不侵犯”的和平态势；而会后，二者潜在矛盾浮现，关系一度趋于“剑拔弩张”的紧张状态。
2005年7月5日，上合组织第五次首脑会晤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该峰会上发表的《元首宣言》指出，“鉴于阿富汗反恐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已经告一段落，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认为，反恐联盟有关各方有必要确定临时使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上述基础设施及在这些国家驻军的最后期限”。
其中，暗示了要求美国从中亚撤军之意。与此同时，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也相继决定撤销美国对其军事基地的使用权，敦令其从境内撤军。美国此间婉言提出的观察员国资格申请也遭拒绝。时任俄罗斯总统助理普里霍季科指出：“还有几个国家也想得到上合组织观察员的地位，其中包括美国，但成员国认为这样并不适宜。”
上合组织在峰会期间的一系列举动对美国构成了强烈刺激，使得美国各界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组织。时任美国副国务卿鲍切公开发表评论，称上合组织不应当成为“排外的或由其较大成员主宰的工具”。
美国学者斯塔克尔·贝克（Starker Bake）指出，上合组织不大像一种合作安排，而更像华沙条约组织的重现，毫无疑问，上合组织正在被精心地打造成应对美国的地缘政治砝码。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文章甚至质疑中俄两国有意建立“东方北约”，
以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北约相抗衡。
当然，除了言辞上的极力反驳外，美国也进行了重大政策调整，对上合组织在战略上防范遏制，在策略上分化制衡，企图逐个击破，从内部瓦解之。美国在军事上，通过北约的“和平伙伴计划”加紧对中亚地区渗透，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培植“亲美派”；在外交上，有选择地加强与部分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的关系；在战略上，相继出台了“大中东计划”和“大中亚计划”，在中亚和中东地区树立民主样板，排挤中、俄在该地区的影响，进而将上合组织“边缘化”。另外，美国也利用其主导的国际组织和盟国体系来制衡上合组织的影响。
总之，在这一时期，随着自身机制的完善以及地区形势的动荡起伏，上合组织自我意识已经觉醒，开始试图以其特有的方式在欧亚大舞台上“亮相”。而美国，由于上合组织的某些行为触碰了自身欧亚利益，尤其是中亚利益的底线，而对其心生敌意。因此，美国与上合组织的关系曾一度呈剑拔弩张之势。但由于双方的彼此克制与战略调整，两者的关系并未恶化到无法逆转的地步。
第三阶段，2009年3月上合组织阿富汗问题特别会议召开至今，为美国与上合组织进行有限合作的协调期。2009年3月27日，上合组织阿富汗问题特别国际会议在莫斯科召开。此次会议规模空前，参会方甚多。美国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帕特里克·穆恩出席了会议，这是美国官方代表第一次正式出席上合组织的会议。美国向来对上合组织抱有戒心，而此番却派高级代表与会。同时美国与联合国建立了巴、阿问题联络小组，其中涵盖了上合组织的全体成员国。这标志着美国与上合组织关系的彻底转变，由敌视冲突转为务实竞争、相互依存和有限合作。
西方学者指出，美国加强与上合组织的合作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与上合组织直接合作，二是通过驻阿“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或北约来与上合组织间接合作。通过直接合作，美国将在上合组织的活动享有更大的发言权并将对组织的发展轨迹发挥潜在影响；通过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或北约来与上合组织间接合作，可使美国在免于单边行动之嫌的同时，还能插手上合组织的地区性架构。从积极的方面讲，与上合组织的合作将使美国得以在一个欧亚区域的内源性组织中处理自身的战略问题与安全关切。这种合作将为美国提供文化和观念方面的合法性，是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和北约所无法替代的。
阿富汗特别会议后，美国政界频频释放合作与协商的积极信号，其对上合组织政策更趋务实。2010年，希拉里国务卿在一次关于亚洲地区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看到了一些崭新的国际组织，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盟+3’机制以及上合组织，我们希望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这些国际组织当中来”。
次年，美国负责南亚与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在会见上合组织官员时也表示，希望“与上合组织整体以及其各个成员国共同面对地区性挑战”。
对于上合组织而言，与美国在某些亚欧重大问题上的合作能够增强其行动能力，进而提升其在地区的影响力，促使其成为行而有效的欧亚国际组织。如果处理得当，美国与上合组织有望在地区安全与发展方面，特别是在阿富汗问题上，取得一些实质性进展。
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与上合组织间的合作对于双方而言同样也意味着一种挑战。从美国角度看，与上合组织的合作可能会增强其合法性，从而引发战略对手的恐惧。此外，美国还可能通过保持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北约的双边关系来避免强化上合组织的机制化进程和地区影响力。与此同时，上合组织将阿富汗局势的不稳定视作对地区安全的重大挑战，而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同时会使上合组织对美国心存疑虑，使其不得不考虑与美国在阿富汗问题合作的原则和底线问题。对于上合组织成员国而言，美国的合作意愿同时也代表了其谋求自身地区影响力的战略意图。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彼此实力消长及相互依赖程度的深化，美国与上合组织交互影响，交织碰撞，最终走出了相互猜忌与敌视的阴影，迈上了务实博弈、沟通并存的快车道。
回顾美国与上合组织关系发展十余年的短暂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个交互式的复杂进程，具有与众不同之处：
其一，主体的非对称性。美国目前仍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亚欧战略系统而强势；而作为一个区域合作组织，上合组织的决策常常是组织内部各种利益交汇碰撞的结果抑或成员国家相互妥协的产物。无论从静态基本属性的角度考量，还是从动态决策进程的角度分析，美国与上合组织之间均呈现出极大的非对称特质。正如我国著名亚欧问题专家赵华胜所言，“从政治角度说，美国与上合组织之间存在着无形的鸿沟”。
其二，进程的突变性。美国与上合组织的关系经历了从陌生到冲突，再由冲突回归理性的曲折进程，这一进程呈现出鲜明的突变性、非线性特征。2005年阿斯塔纳峰会是美国与上合组织关系由“各自为政”转向“短兵相接”的分水岭。同样，2009年阿富汗问题特别会议是双方关系由“短兵相接”转向“务实竞争”的重要转折点。在短短数年内，双边关系完成了两次结构性的转向。
其三，方式的间接性。从演变的三阶段来看，美国与上合组织的关系起伏不定，一波三折。但无论是平静、冲突抑或是缓和，每一阶段的互动都几乎没有正面的纠葛或合作，其互动的行为及措辞都具有鲜明的间接性。即便是在矛盾冲突最为集中的阿斯塔纳峰会期间，上合组织对美国的撤军要求也表达得较为隐晦。
上合组织成立仅仅三个月后，美国就遭到了“9.11”恐怖主义袭击，而这一事件恰恰成为美国欧亚地缘战略史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可以说，美国亚欧地缘战略的调整与重构构成了其对上合组织政策起源的宏观背景，也是考察其与上合组织关系的最重要变量之一。“9.11”事件后，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国际体系的守成大国，美国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重新审视亚欧大陆的地缘地位并推行积极的欧亚政策，以铲除来自于国际恐怖主义的“非对称性”威胁，以更为强力的手段来维护美国在亚欧大陆的首要地位与霸权利益。
美国的亚欧政策从根本上是由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整体布局所决定的。在国际恐怖主义被界定为美国首要安全威胁的情况下，打击恐怖主义成为美国的首要战略任务；于是，美国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了对其亚欧战略的结构性调整：在新世纪之初并没有践行著名地缘战略专家布热津斯基设计的欧亚“大棋局”，以“离岸平衡手”身份制衡亚欧大陆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地缘战略棋手”和“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从而用最少的代价最大限度地维持美国亚欧霸权；而是与国际社会普遍希望的深刻反思其霸权政策和傲慢的超级大国心态相反，在新保守主义理念的指导下，开始以更具进攻性的政治、军事手段来经营欧亚大陆。
小布什上台伊始，奉行单边主义，推出“先发制人”战略。“9·11”事件后不久，美国即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政权发动了“外科手术”式的军事打击，挑起阿富汗战争；2002年初，美国国防部出台《核态势报告》，将中、俄等七个国家列入美国可能进行核打击的行列（其中六个为欧亚国家），随后又将朝鲜、伊朗和伊拉克等国定性为“邪恶轴心”国家；2003年，美国以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力图推翻萨达姆政权，“改造”伊拉克。在陷入反恐战争泥潭的情况下，小布什政府后期大幅调整了其欧亚政策，从“反恐”优先转为“推进民主”优先。2004年的八国首脑会议上，美国正式推出“大中东倡议”，旨在向中东地区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等二十七国输出美式民主，通过民主改造的方式消除来自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为建立一个美国治下的世界新秩序开辟道路。
2005年夏，布什政府又采纳了美国欧亚问题专家弗雷德里克·斯塔尔提出的“大中亚计划”设想，
企图首先将阿富汗打造成自由、民主、繁荣的模板，并由此带动“大中亚”地区的民主化。此外，美国还间接声援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使得中亚政坛人人自危、草木皆兵。
在民主化战略效果欠佳之际，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开始推行不同于小布什政府的“巧实力外交”，强调“伙伴关系”与“国际合作”。2009年3月27日，“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出台，一方面，在计划撤军的同时，致力于增强阿富汗军警等安全力量，以实现有利于自身的国内秩序；另一方面，大搞“金元外交”，企图通过非军事的援助手段帮助建立巩固的阿富汗、巴基斯坦政权，消除恐怖主义威胁；并且，计划与联合国共同筹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联络小组”，以加强同国际社会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沟通。2011年7月，美国推出“以阿富汗为中心，将中亚与南亚连接起来”的“新丝绸之路”战略，该战略主要致力于建立阿富汗与中亚、南亚等地区的交通联系与贸易网络，其实质仍是以软硬两手来经营亚欧大陆。“新丝绸之路”战略是美国对2014年后亚欧战略的主要规划和重新部署，也是对美国前任历届政府亚欧政策的继承与发展。该战略试图赋予阿富汗以链接欧洲、中东、南亚和东南亚的枢纽地位，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美国在阿富汗取得的战果，同时推动实现美国亚欧政策从军事向社会、经济的转型。
美国亚欧战略的调整与重构为解读美国与上合组织关系演变逻辑提供了重要指南。“9·11”事件为美国介入亚欧大陆打开方便之门，同时也规定了其与上合组织关系以“反恐”为主要内容。在国际反恐的大背景下，美国与中、俄的关系虽有所缓和，但在新保守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美国对新生的上合组织本质上存有轻意和不信任感，因此基本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态度。小布什在其第二任期内减少了军事行动，但“民主化”战略本质上仍是改造性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上合组织及其成员国对美国心生反感，进而导致要求美国撤军、拒绝其成为观察员国等强烈反应。而奥巴马上台后，推行“变革外交”，提倡国际对话与合作，虽然“霸权”色彩依然浓厚，但整体而言，多边主义占据主导，外交政策低调而务实，这部分构成了其与上合组织关系转向缓和的原因。
上合组织是在“上海五国”互信机制基础之上形成的，其初衷是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综合实力薄弱、整合程度低以及长远战略缺乏是上合组织成立之初所不得不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些状况使得美国学界认为，无论未来发展潜力如何，上合组织尚未成形，最终边界也尚未确定，它只是个限于某固定领域的临时安排，至多为诸多双边、多边问题提供一个讨论平台，并适时在体制内解决一些问题。
然而，上合组织并未如美国最初料想的那样，就此止步，而是突破了边界问题的局限，顺利地实现了合作领域的拓展和功能的扩溢。上合组织成立当天，六国元首就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这表明六国就恐怖主义问题的认识达成了一定共识。此后，上合组织连续发布联合声明与合作构想，多次进行反恐联合军事演习，安全合作成果显著。与此同时，上合组织对经济合作的关注也与日俱增。2002年5月起，上合组织正式启动经贸部长会晤机制和贸易投资便利化谈判，2003年，上合组织启动了一个包含能源、交通等领域120余项工程的多边经济贸易项目，
2006年，上合组织商业理事会成立，其经济合作逐渐走向机制化。2010年4月5日，上合组织与联合国签署了《合作联合声明》，将与联合国在多领域开展合作，标志着上合组织正向领域均衡、功能健全的成熟方向迈进。目前，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政府首脑会议、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以及议长、安全会议秘书和其他各部长会议等高层会晤机制基本确立；秘书处、地区反恐机构、实业家委员会、银联体和上合组织论坛等组织机构日臻成熟；《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反恐公约》、《多边经贸合作纲要》等上百份具有法律效应的文件已初步奠定了组织行动的法律基础。
上合组织的发展不仅体现为自身功能的扩溢，更体现为地缘扩展与地区影响力的提升。上合组织是开放性的区域组织，一个重要表现便是积极拓展国际空间。自2004年起，上合组织相继吸收蒙古、巴基斯坦、伊朗、印度和阿富汗为观察员国；同时给予白俄罗斯、斯里兰卡和土耳其以对话伙伴国身份，观察员和对话伙伴国两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上合组织的地缘范围向南亚、西亚扩展，向真正意义上的欧亚组织又迈进了一步。2014年9月，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了吸纳新成员的法律文件。此外，上合组织还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在欧亚地区的重要性日益彰显。近年来，上合组织通过其下设的反恐机构及联络小组等有效参与欧亚事务，并尝试与联合国、独联体、欧亚经济共同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全球、地区性架构建立关系，其倡议下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联络小组”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协调作用。
此外，上合组织的成就还体现在理念认同等精神层面。众所周知，亚欧大陆自近代以来就成为列强角逐的“竞技场”，深受战乱与不安之困扰。在此背景下，美国担心以亚欧大陆为地缘腹地的上合组织将成为一个与之抗衡的国家集团，即其所谓的“东方北约”和“反美俱乐部”。然而，十余年的发展证明，上合组织虽缘起于军事互信机制，但却完全超越了传统地缘政治，没有向军事政治集团方向转化。自成立以来，上合组织一贯奉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在亚欧大陆成为“新安全观”、“新地缘政治”的典范。
此外，中国与俄罗斯的契合与碰撞是上合组织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构成上合组织与美国关系演变的重大诱因之一。一方面，中俄两国已结成全方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均秉持合作安全观，均希望借助于上合组织的平台打击“三股势力”，提高地区影响力，构建地区新秩序，促进世界多极化。而另一方面，中俄两国在巨大共同利益之下的些许差异，如中国的上合组织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打造“和谐周边”，为国家的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而俄罗斯则更重视借上合组织强化自身在亚欧大陆的存在，以平衡美国甚至中国的影响，其地缘政治考虑更重。总体而言，在上合组织的框架下，中、俄两国的战略关系可以概括为“以和为主，和而不同”。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俄期间与俄签署了《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中、俄两国“主张进一步发展上海合作组织……赋予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打击毒品贩运等新职能，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应对新威胁新挑战的综合中心；加强经济合作，特别是交通、能源、通讯、农业等流域合作，积极推动建立有效融资保障机制”。
这意味着，中、俄两国都十分愿意、充分重视借助上合组织的广阔平台来巩固和加强双边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上合组织的发展壮大为解读其与美国间关系演变逻辑提供另一重要线索。上合组织的机制完善、地缘扩展以及“非零和”治理理念增强了其行动能力和感召力，使其能够公开发表政策见解，维护自身地区利益，但从客观上也牵动了美国欧亚利益的“神经”，引发了美国的重视，进而导致美国态度的大幅波动。此外，中俄因素亦是影响美国对上合态度的关键所在。在上合组织成立之初，美国对其不屑一顾，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认为其两个核心成员国中国与俄罗斯之间互信微薄；而阿斯塔纳峰会期间中亚的撤军请求也被美国理解为“俄、中两个大国胁迫中亚小国做出的决定”。
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下中俄关系的亲疏或成为影响美国对上合组织政策的重要考量。
自近代以来，欧亚大陆一直是大国博弈的“竞技场”，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冷战结束后，欧亚大陆核心区出现了“真空地带”，中美俄三边的地缘政治竞争仍然激烈，这种错综复杂的战略关系极大影响了美国与上合组织关系态势。
首先，在地缘政治方面，俄美在欧亚大陆的博弈激烈异常。美国并非地缘意义上的欧亚国家，然而，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利益与势力已辐射到整个欧亚大陆，作用与影响力不容小觑。冷战后，美国在欧亚大陆实行“东西挤压，中间突破”的战略，颇具“进攻性色彩”，
尤其对于中、俄两国而言。相比之下，俄罗斯冷战后实力较为削弱，其地缘战略基本上承袭了普京总统提出的“稳定的弧形战略”，这一战略是俄战略收缩的产物，也是其谋求与自身实力相适应的国际地位的体现。并且，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地缘攻势，俄罗斯自知已无力单独应对，因此希望依托上合组织的平台和中亚地区的传统纽带，借助于中国的力量，一同抗衡美国。然而，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主张在“上海精神”的指导下开展各领域的合作，反对将上合组织“政治军事集团化”。因此，在俄美激烈的地缘战略角力中，中国基本上属于后来者和旁观者，是双方借助的对象。事实上，作为一支重要的和平发展力量，中国正在对欧亚地区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此倡议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依靠中国与相关地区国家的既有双边与多边机制，以和平发展理念为基石，积极发展和巩固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与互联互通，旨在与地区国家共同打造互信、融合与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上合组织秘书长德米特里·梅津采夫表示，“一带一路”战略有着广阔的视野和深远的影响，它将推动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日益紧密，并将在组织框架内创造更多利益契合点和合作增长点。
其次，国际反恐是中美俄三边密切互动的又一领域。恐怖主义是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中国新疆的“东突”和俄罗斯的“车臣”均属恐怖主义之列。中、俄两国在反恐领域上与美国具有共同利益，为此，“9·11”事件后，中、俄基本上对美国的反恐持支持态度并积极配合美国的国际反恐行动。但美国与中、俄在国际反恐领域的分歧依然存在。美国的反恐单边色彩浓厚，无意借助于欧亚已存在的多边安全机制；企图同中亚各国直接进行双边合作，伺机对中亚进行“民主改造”。中、俄两国认为，恐怖主义源于贫富差距和巨大的不平等，单纯依靠“以暴制暴”的反恐战争是远远不够的，发展才是彻底根除恐怖主义的唯一有效途径。况且，美国在欧亚大陆的行为大有打压俄罗斯战略空间之嫌，这触犯了俄罗斯的战略底线，是俄所不能容忍的。作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俄两国已经在诸多双边和多边框架内展开切实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中、俄双方曾多次发表反恐联合声明，签订打击“三股势力”协定，举行联合演习，建立反恐磋商和交流机制，还倡议成立以上合组织或其他欧亚组织为依托的反恐特别机构，以推动联合反恐行动的规范化。
最后，能源也是中美俄欧亚博弈的一大重点领域。伴随着世界能源价格的上涨、中东地区的动荡，控制里海地区的能源成为美国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美国提出了里海石油经巴基斯坦抵达印度洋的“南线方案”，建成了绕道中、俄的巴杰石油管道。据悉，美国不惜代价发动阿富汗战争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修建一条南通阿富汗、巴基斯坦，输往阿拉伯海的石油管道。俄罗斯则利用自身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在里海地区大搞“能源外交”，提出了里海石油经黑海北岸抵达俄罗斯的“北线方案”，以同美国抗衡。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还向伊朗等欧亚国家提出建立更为紧密的“能源俱乐部”、“天然气欧佩克”的建议，以期获得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中国亦为能源消费大国，奉行能源多元化战略，亦十分重视通过上合组织与中亚国家加强能源合作，成效显著。在能源领域，总体而言，中、俄合作是大于中、美竞争的。俄罗斯能源出口结构过于单一，85％依赖欧盟市场，在能源方面需要“把东方视为一个战略方向”；况且中、俄在限制美国影响、维护地区安全方面存在共同利益。尽管向来视中亚为自身传统势力范围的俄罗斯也担心中国与中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将淡化“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存在，从而动摇自身在中亚的地位；但其更不愿看到的后果是，中亚国家将经济合作的中心转向美国的“大中亚计划”。
总之，冷战后，和平与发展成为的时代主题，大国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相对下降，中美俄战略三角消失，然而，中美俄三边的竞争却并没有因此减退，而是以一种崭新的方式面世。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东局势和伊朗核问题的再度紧张，中美俄的欧亚战略博弈大有日趋激烈之势。中、俄是上合组织的核心成员国，美国与中、俄既相互借重，又相互竞争的复杂博弈，为其与上合组织间关系的展开增添了复杂性。
美国与上合组织关系与美国的欧亚战略调整、上合组织的整合程度以及中美俄博弈的区域环境密切相关，然而，从整体来看，双边关系本质上仍深受多重困境制约：
其一，战略困境。自“9·11”事件以来，美国外交一直饱受“安全与民主何者为先”问题的困扰。小布什政府初期崇尚军事实力，但军事胜利无助于消除恐怖主义安全威胁；小布什第二任期转而固守“民主和平论”，但推翻专制政府亦无法抵消恐怖主义的不满与怨恨。如今，随着反恐战争的结束以及美国承诺从阿富汗逐步撤军，奥巴马政府已经开始了其欧亚战略的根本转向。与此同时，欧亚地区的各种力量面临重新洗牌，上合组织正处于“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处。美国与上合组织关系在短短十余年内关系“一波三折”，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双方在各自战略转型期的“非适应性”。
其二，外交困境。美国虽为世界一超，具有较为丰富的国际组织外交经验，但其海外利益也多半是通过直接参与国际组织的方式实现的；可以说，美国的域外国家身份给其上合组织外交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对上合组织态度的大起大落反映了其在处理域外国际组织方面的不成熟，真实地反映了世界大变革时代和美国霸权相对衰落时期美国国际组织外交的拓展与转型。同样，上合组织的对美态度也面临内部整合问题。目前，上合组织内部对美国的态度可分为三派：一是中、俄等核心成员国，他们与美国务实竞争、有限合作；二是大部分中亚国家，他们是美国极力拉拢的对象，虽曾与美国多有龃龉，但对美态度较为温和，期待与美合作；三是伊朗等观察员国，这些国家对美国持较为敌对的态度。上合组织与美国关系的起伏是其内部整合的外部表现，是其成长过程中的“烦恼”。
其三，合法性困境。合法性的获得意味着，可以较小的成本换取较大程度的认同与稳定性。然而，在对上合组织政策方面，美国如今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困境”：与上合组织合作，将为美国参与欧亚事务打开方便之门，有助于增强美国的地区合法性；但与上合组织合作的前提是承认其存在的正当性，这将降低自身在欧亚大陆的霸权地位，从另一个角度降低自身的地区合法性。为此，美国学者指出，与上合组织合作的最大缺陷就是会在本质上增强一个反西方的国际组织。
因此，对于美国与上合组织而言，能否跳出合法性此消彼长、零和得失的怪圈是对双边关系的一个重大考验。
其四，认同困境。美国是深受基督教传统影响的国度，鼓吹“天定命运”与“救世精神”。在对外政策目标上，美国主张保持自身在全球事务中的绝对优势，虽然近年来奥巴马政府外交出现回归多边主义的迹象，但只是策略不同，追求绝对优势的本质仍未改变。上合组织诞生于冷战后的新地缘政治背景下，其基本理念为“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求同存异、共谋发展是其运行的基本理念和要义。美国与上合组织关系最终能否进入良性循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究竟是以寻求“绝对利益”还是“相对利益”的心态来处理同上合组织的关系，取决于上合组织能否明确地阐明自身治理理念，有针对性地排除美国的疑虑。
其五，现实困境。阿富汗问题是美国与上合组织关系当下所面临的最为直接、最为突出的现实考验。目前，“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虽已被击毙，但塔利班残余尚未肃清，阿富汗的国内秩序依然混乱。奥巴马总统于2009年推出“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并计划于2014年年底前完成向阿富汗移交防务的任务。美国的新战略能否奏效尚待考察，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阿富汗对此反响并不积极。阿富汗原本就对美国缺乏信任感，加之，今年年初，北约驻阿部队接连爆出的“虐待塔利班士兵尸体、焚烧古兰经以及美军士兵屠杀阿富汗平民”等暴行，使美、阿与塔利班和解进程一度陷入僵局。阿富汗已被上合组织吸纳为观察员国，如何利用自身的机制框架，妥善应对2014年后的阿富汗变局，不仅与美国的欧亚战略紧密相关，同样也考验着上合组织的战略智慧。
尽管如此，矛盾与冲突已成为过去，随着美国与上合组织交往的日渐频繁，合作协调的总体方向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在国际相互依赖度日增的大趋势下，我们有理由对美国与上合组织的关系持以谨慎的乐观态度：
首先，美国与上合组织在欧亚大陆存在利益交汇区。美国学者撰文指出，目前，美国在欧亚大陆存在三大挑战：一是阿富汗问题，二是中俄因素，三是伊朗核问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美国需要与上合组织这样一个内源性的欧亚组织合作。通过与上合组织合作，美国将参与阿富汗的和平进程，保持其在中亚的影响力，在核问题上与伊朗保持协商，这些利益是美国通过任何其他途径都无法获得的。虽然存在此消彼长的“合法性困境”，但美国的地区合法性也完全可以通过加强与其他盟友（如欧盟、北约等）的战略伙伴关系等其他方式来获得。
对于上合组织而言，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霸权存在虽然与其宗旨背道而驰，但在阿富汗与伊朗核问题上与美国存在着若干共同利益。可见，尽管存在着结构性差异，利益交汇区仍然存在，美国与上合组织进一步的深入合作是可能的。
其次，美国与上合组织进行合作具备可行途径。一些西方的专家学者指出，在阿富汗问题上，美国有望与上合组织达成合作，这一合作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直接合作，二是通过驻阿“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或与北约间接合作。通过直接的双边合作，美国将在上合组织的活动范围享有更大的发言权并将对组织的发展轨迹发挥潜在影响；通过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或北约来与上合组织间接合作可使美国免除单边行动之嫌，还可插手上合组织的地区性架构。上述两种方案虽然是出于对美国战略需要的实用主义考虑，但不难看出，美国与上合组织还是具备进一步协调的空间的。
最后，美国与上合组织均意识到了沟通协作的重要性，并在积极学习相处并存之道。在多极化、多样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集团对抗已成为过去时的国际新背景下，美国日益认识到妥善处理与上合组织关系的重要性。2011年3月，美国主管南亚与中亚安全事务助理在访问中国时指出，“除一些重要的双边关系外，我们还应注意与相关的地区性组织关系的重要性。我们寻求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与中国合作，增强在反毒品、反恐方面的合作”。
上合组织作为一个新兴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基本以内部事务与安全合作为要，外交经验匮乏，在应对超级大国美国之时更显乏力；可以说，上合组织亦在不断学习欧盟治理的成功经验，积极学习对外交往之道。美国与上合组织很可能迎来共赢的合作前景。
当今时代是一个“后后冷战时代”，是一个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盛行的时代，也是一个不同文明猛烈地交织碰撞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跨国相互依存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各式国际组织、跨国集团蓬勃兴起，各类非对称的国际行为主体间的互动碰撞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现象。美国与上合组织之间的关系不仅是这两个国际行为主体间的互动，而是以此为代表的两类国际行为主体——传统守成大国与新兴国际组织间互动的一个缩影。传统守成大国与新兴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是一个立体的进程，这种互动既包括行动上的接触，也包括心理方面的暗自较量，是多领域、多维度、多层次、多矢量的。这种互动一般很难遵循“有限理性”的逻辑，很难用传统的“伙伴”、“对手”等定性词汇来概括。对于这样的互动，学界尚缺乏相应的探索，因此，本文只是对于传统守成大国与新兴国际组织间复杂关系探究的一个小小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