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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土”极其重要。“土”不仅意味着农耕经济是农民乃至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而且还意味着人们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主要是在相对固定的地域空间中度过的。“保农就是保土，保土就是保根。”安土重迁是农民生活的常态，而流转迁徙往往是天灾人祸强迫的结果。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熟悉社会，土地是熟悉社会的自然阈限，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话说：“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乡土社会中的“熟悉”，不仅指人们在村落社区中对人和物经过长期接触没有陌生感，而且意味着人们获得信息、知识和社会规范，是在长期的经验熏陶、言传身教和耳濡目染的过程中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乡土社会的时间与空间因素十分重要。时间的延续和连贯、空间的有限和稳固，是信息获得和传播的客观条件。俗语“低头不见抬头见”“人怕见面，树怕扒皮”“人见面活，树扒皮死”等，便体现出时间与空间的连续和稳固对信息传播的影响，以及对社会关系的约束与维持。
在时间方面，农业社会中，人们获得信息的数量和速度与其与人接触的时间长度成正比。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时间越长、越频繁密切，他们之间的熟悉度就越高，能够获得的信息的数量就越多，获得信息的速度也就越快。正因为如此，在传统农业社会中，老人占有的信息和经验一般优于年轻人，因而具有更高的社会权威。在老人那里，时间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历纪年和钟表时间，而是意味着经验和事件。例如，老人在谈及自己的经历时，往往不说某年某月，而说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闹水灾那年”“土地改革那年”“打鬼子那年”，等等。而这种表述之所以能被理解，在于同样的社区中存在关于时间的共同记忆或集体意义，超出村落社区，这种记忆或意义的可理解性便会降低。这也说明，信息的获得和理解还具有空间依赖性。
信息获取的空间依赖性比较容易理解，即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一个人获取信息主要是在较为有限和固定的空间中完成的。因为空间有限，言语交流才会便利而有效；因为空间固定，信息才便于传播并达成共识。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村落社区中，每个村落都有自己的“地方性知识”；超出社区之外，一个人的知识就可能失效，所谓“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人们常说的“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只能发生在相对封闭和稳固的环境中，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信息才会迅速流传，并很快形成群体压力。
在时间和空间的双重限制下，“道听途说”成为农民获得和传播信息的主要方式。“道听途说”至少包括四个要素：言者、听者、言语交流和互动场所。这是一种发生在具体时间和地点中的信息传播方式。“道听途说”意味着：人们在日常作息的问答应和中获得信息，如果没有频繁的日常接触和言语交流，就没有信息的获得和传播，或信息的数量将变得匮乏。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中，“道听途说”几乎可以满足人们生活所需要的全部信息，所以文字就显得不重要了。正如费孝通所言：“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
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可以“眉目传情”，可以“指石相证”，有时语言都变得多余了。这一切都是因为熟悉而发生的，而熟悉是人们在共同的时间和空间中陶冶积习的结果。
如果说“道听途说”是传统农业社会中信息获取的主要方式，那在大众传媒兴起的工业社会中，“你说我听”（如广播）和“你演我看”（如电影、电视）成为信息获取的新形式。在工业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劳动分工和城市化的发展，人们的活动范围扩大，社会交往的短暂性、匿名性和一次性增加，信息获取的时空依赖性弱化，人们可以借助广播、电视、电影等传播媒介跨时空地获取信息。传播媒介的革命，使人们获得信息的范围、数量和性质都发生了巨变，人们的视觉、听觉和触觉范围都大大地拓宽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克卢汉称“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
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人们通过“你说我听”和“你演我看”的方式获得的信息已经远远多于“道听途说”所获得的信息。但相比之下，“道听途说”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它既是获取信息的方式，也是表情达意和建立共识的方式，而“你说我听”和“你演我看”则是大众传媒对人的单向信息灌输，其中的互动意义和情感交流减弱，甚至不复存在。“在大众传播过程中，控制权掌握在传播者手中，受众总是处于被动的接收端。面对大众媒介‘推动’给他们的内容，他们没有选择的自由，他们的反馈十分有限、严重滞后，而且不被重视。”
社会批判理论家马尔库塞甚至认为，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在其中，无线电、电影院、电视、报刊、广告等工业手段对人们进行说教和操纵，压抑人们的自由意识，规定人们的思想观念，造成了“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型式”
，使人们内心的批判性和超越性思想受到抑制。而且，由于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信息交流和沟通与论辩的机会减少，形成社会共识与社会认同的难度相应地增加了。因此，信息获得与传播方式的变迁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