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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线上空间”与“线下空间”交互作用的意义上理解网络社会，因而所讨论的问题不仅是互联网本身的问题，更多是保持对转型期社会问题的关切，甚至个别章节讨论的内容主要是“线下空间”的问题。
在不甚严格的意义上，本书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至第四章，分析互联网的发展对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交往方式以及精神气质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对互联网所推动的社会生活个体化及其后果予以关注。第二部分是第五章至第九章，结合中国社会变迁和转型期的社会问题，讨论人们的网络参与和网络声音与现实社会问题的关联。第三部分是第十章至第十二章，在较为宏观和一般的层面分析互联网的兴起对社会治理、经济转型以及国家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下面分而述之。
第一章讨论互联网时代信息获取方式的变化及其影响。在类型比较的意义上，可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网络社会中获取信息的典型方式概括为“道听途说”“你说我听”和“你演我看”，以及“转载搜索”。三者的时空依赖性依次降低，时空的虚化程度渐次增加。在网络社会中，信息的脱域机制造成个体时间感与空间感的虚化、个体与社会的疏离以及社会认同难度的增加。针对网络信息的复杂影响，建构一个意义丰富的生活世界，是增进社会团结和塑造社会认同的根本基础。
第二章关注互联网发展对个体自由的意义与限制。作为现代性后果的互联网“脱魅机制”，延续了现代性个人与社会、自由与束缚、个体自治与个性规避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的后果之一就是个体难以名状的孤独感。互联网增进了个体获得和传播信息的便利性，但也使个性淹没在繁芜庞杂的信息中；给个体带来暂时的“去权威化”体验，也使其陷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促进了个体之间的“在线交往”，但也削减了面对面交往中的人性因素。对于互联网时代的个体来说，化解孤独感的重要途径是参与社会生活、培育自我反思能力和社会学的想象力。
第三章试图挖掘“网购”的社会意涵和情感意义。在我看来，网购不仅是一种消费方式，而且折射了现代人的生活风格和精神面貌。在网购环境中，电商网站、商品信息以及购物流程不断向消费者制造“诱惑”，激发其消费行为。网购中个体的参与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费社会的逻辑所设定，缺少个性探险的空间，导致网购过程的机械化和表层化。网购中人与物品距离的缩短、时空体验的缺失，使人滋生空洞无聊之感。网购使人在享受轻松易得之喜悦的同时，也陷入“现代性的厌倦”。反思网购生活，有助于揭示和反思消费社会的支配逻辑。
第四章思考广为流行的“微信生活”的社会意涵。“微信生活”不仅体现了日益发达的互联网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而且折射了“网络人”“微信人”的生活风格和精神气质。社会现实感的虚化、生活领域的交叠、距离缩短带来的无聊厌倦，刻画了“微信人”生活方式的特征，也塑造了其精神气质：害怕和逃避闲暇、求新求变的主体幻觉、厌恶平淡的猎奇心理、阅读风格的大众娱乐化、接受与拒绝之间的纠结、渴望表达和寻求关注的“巨婴”心态等。微信生活凸显了“网络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问题。
第五章结合标签理论对网络化条件下的社会心态进行分析。标签理论认为，弱势群体的“缺陷”往往是垄断社会资源和话语权的强势群体所定义的结果。社会舆论对“富二代”“官二代”以及“名二代”的批评呈现出一种近乎相反的逻辑，即普通民众甚至弱势群体对强势者贴标签，或可称之为“逆向标签化”。社会结构失衡和不平等是逆向标签化的社会根源，而互联网则为这种话语建构提供了传播渠道。逆向标签化表明，社会心态越来越以“怨恨式批评”的方式表达出来，由此释放了一种“想象的征服”的心理。重塑社会心态应该成为社会建设的题中之意，而这需要以一系列利益均衡机制的建设为前提。
第六章从宏观社会变迁的角度比较分析不同时期社会心态的特点，以及互联网条件下社会心态的复杂性。社会心态变迁是整体社会变迁的重要方面，通过历时性比较分析能够更清楚地理解当前社会心态的特点。本章尝试将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到90年代末以及90年代末以来，三个时期社会心态的特点概括为政治激情、经济热情和社会焦虑。政治激情表现为革命精神与英雄主义；经济热情以渴望改善生活和积累财富为特征；社会焦虑则体现为迷茫、不满，热衷于表达自我却缺少共识性认同。对于新时期的社会焦虑，需要区分“作为体制性后果的焦虑”和“作为网络化后果的焦虑”，相应地，制度建设与人心建设是化解社会焦虑的根本途径。
第七章以“保钓游行事件”为例，分析结构性压力往往以互联网为媒介释放出来。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无论在经济制度、政治生活或是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等方面都有其过渡性特征，人们面对结构性压力往往会产生心理不适。保钓游行事件中的打砸抢烧行为就是结构性压力下民众积蓄的社会情绪的非理性宣泄，并且这种极端行为在互联网的推动下迅速形成“示范效应”，成为具有强大舆论影响力的网络社会事件。在利益与价值观念双重分化的网络化时代，如何实现可持续的社会团结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第八章围绕曾被热议一时的网络社会事件——“归真堂事件”，分析网络分歧的深层社会意涵。在网络社会中，“真相情结”驱使人们破除重重信息迷雾，以逼近事物的真相，但以信息识别信息、以信息澄清信息，反而可能带来信息重叠，妨碍了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同时，由于不同的主体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制造和发布对自身有利的信息，或对自身发布的信息寻找合理的解释，以获取和掌握更多的信息权力，而对局外的旁观者而言，这却进一步增加了信息识别的难度。正因为信息多元驳杂，制度化的对话与沟通才显得尤为重要，社会建设的重要方向就是用一个意义丰富的现实世界包容网络世界。
第九章集中关注网络众筹这种新兴的社会现象。网络慈善是网络化条件下兴起的新慈善形式。借助网络平台开展的公益慈善项目，在筹款效果上往往存在较大差异。本章对“轻松筹”平台三个众筹案例的分析发现，微信圈子来源于现实社会圈子，个体现实社会圈子的规模、资源禀赋和构成方式作用于微信圈子，进而导致基于微信圈子的众筹在效果上存在较大差异。网络众筹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但还有一些社会资源薄弱的群体接触不到互联网或无法使用互联网，他们的生存处境也应予以关注。
第十章的主题是网络社会治理。互联网的兴起使中国社会转型进入新阶段，并推动了网络社会治理的发展。网络社会治理是通过互联网平台所进行的以传达公共信息、化解社会问题、凝聚社会共识、建构社会秩序等为目的的社会治理，是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兴起的社会治理形式，包括“对网络社会的治理”和“通过网络的社会治理”的双重内涵。网络社会治理的主要议题包括传播公共信息、引导社会舆论、监督公共权力、促进社会互动、动员社会力量、营造社会共识等方面。认识网络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和发展趋势，有助于为创新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参考和启示。
第十一章在较为一般的意义上讨论互联网经济及其社会背景与影响。互联网经济是网络化时代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经济现象。对中国社会而言，互联网经济的兴起既有世界科学发展、全球化潮流等因素的推动，也和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结构等因素密切相连。新时期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为“互联网＋”战略的推行和实施。和传统的实体经济一样，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同样需要植根于中国的社会基础，如网民结构、互联网发展的地域与城乡差异、相关的制度安排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等。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便利，但其引发的问题也值得关注。
第十二章较为系统地讨论社会转型新时期网络反腐的背景、内涵、实践过程及其政治与社会意义。网络反腐是互联网快速发展背景下反腐的新形式，是广大民众和政府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通过互联网收集、识别有关腐败的信息，对腐败行为进行举报、曝光、查处的活动和过程。网络反腐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如在快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不平衡的利益格局促使民众需要通过某种渠道表达意见或不满。网络反腐的社会意义在于，有利于平衡利益格局、释放社会不满情绪、重建社会公信力、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等。可以预期，互联网在未来的反腐事业中将长期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