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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布希亚的观点，当代社会的重要特点是诸多社会领域的“内爆”（implosion），即事物边界的消退和各式各样的事物崩溃（collapse）在一起，一些事物和场所之间实现了相互渗透，因而难以做出明确的区分，这是与“区别”相反的“去区别化”。 [1] 常见的例子是，在大型商场中（如华联商厦），服装店、超市、饭馆、冰激凌店、儿童乐园、课外辅导学校、电影院、美容机构等，往往并置在一起。微信方面的例子是，微信支付使家庭与商店、银行的边界模糊，只要手机微信绑定了银行卡或存入零钱，那么家庭、地铁站、飞机场等都可以是交易的场所；微信阅读模糊了信息源、传播者、传播媒介和受众的界限。
在传统的传播学理论中，传播者主要是指传播行为的发起人，其对信息的内容、流量和方向以及受传者的反应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而在微信阅读中，信息的传播和接收几乎可以同时完成，传播者和受众在瞬间就能进行角色转换；受众也不再是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是可以主动地参与到信息的供给和传播中，也可以轻松地设置议程（setting the agenda）。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议题，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
。显然，这种“把关”功能在网络化时代尤其是微信使用中大为弱化，因为微信用户可以自主地发布信息，通过自己的朋友圈或公众号自我设置议程。微信阅读使传播者与受众的身份变得模糊，或可称为“网络内爆”（imploded online）。
手持媒体的微信阅读是网络内爆的典型表现。用户不用主动搜索，朋友圈就会自动转来大量文章，而且阅读可以发生在坐立行走之中，发生在片段零碎的时间间隙。阅读已不限于书店、图书馆、书房，甚至不限于任何场所，可以发生在办公室，在家里，在原野，在地铁上，在饭桌上，在沙发上，在床上；可以站着，坐着，躺着，趴着，或边走边看。只要接入互联网，似乎微信阅读可以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孔不入。微信阅读越是如此容易和经常，便越会使人滋生这样的感受——没有微信或网络中断，便若有所失。
当微信生活已渐渐成为日常习惯的一部分，进而被视若当然（taken as granted），它就难以成为人们反思的对象。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在微信阅读中，有时“为什么阅读”和“阅读什么”似乎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时不时地打开微信看几眼，尽管并没有仔细地阅读；“看一看”已经成为一种不自觉的举动，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不“看一看”便会产生莫名的不安。如此看来，微信阅读已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还镶嵌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成为日常思维的一部分。“习惯性地”看手机，是网络化时代阅读生态的一个重要侧面。
如果比较一下微信阅读和传统的图书馆阅读，或许更能凸显微信阅读的特点与影响。图书馆阅读，需要步行或坐车来到具体地点，进入阅览室，具体地感受环境和氛围；和不同的书“相遇”，会带来直接的感受，书的质感可以通过触觉和视觉去体验；人在翻阅书的内容的同时，会真切地感受到书的纸张和质地、印刷风格甚至排版细节；在读书的同时，人和书便开始了“相处”的过程，书被打上了读者的印记，人和书的关系，是基于一定的“相处”和熟悉，甚至会带来精神上的默契。而在微信阅读的过程中，上述环节统统省去了，阅读的内容是短暂的，读完了，就像用过的日抛型隐形眼镜一样被丢弃了；阅读一篇微信文章似乎和用一张面巾纸没什么区别，每张都是一样的，用过后丢弃了也不觉得可惜。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微信阅读抹掉了一部分阅读的体验和意义。
网络化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加速了社会生活领域的内爆。在这种条件下，只要手机接入互联网，人便有一种时刻“在线”的安全感，“在线”不仅意味着时刻能与他人取得联系，而且意味着商品买卖、网约车、交通查询、邮件收发、娱乐闲暇以及更多生活服务信息的获得，都有了保证。只要在线，“网络人”似乎有一种“一切事物唾手可得”“天下可运之于掌上”之感，以往需要付出一定艰辛才能获得的东西都可以在“随意”之中实现。“随意”既是随心所欲——人对手机发布“命令”，就会得到执行，也意味着事物如此容易获得，以至于它们似乎没那么重要了——来时极其容易，弃之便不觉可惜，因此对其的态度也变得“轻佻”了。这便引出了“距离”（distance）问题。
[1] George Ritzer，2010， Enchanting A Disenchanted Word ：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Cathedrals of Consumption .California：Pine Forge Press.pp.117-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