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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很多问题，实质上早已经被经典社会理论家们讨论过了，尽管问题的背景和提法不尽相同。如果说互联网时代的个体境遇与涂尔干、马克斯·韦伯、托克维尔等社会学家所生活时代的个体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个体在抽身于传统习惯、集体意识的过程中获得更多自由，但同时，个体的安全感也面临威胁，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联结发生故障。这是涂尔干所言的“失范”（anomie）状态，即“社会在个体身上的不充分在场”（society's insufficient presence in individual）或“社会的缺席”（the absence of society） [1] 。这一问题同样在互联网时代表现出来。
就本章的主题而言，互联网时代个体所面临的重要难题是：个体获得更多自由，但又陷入孤独和与社会的疏离；个体试图摆脱孤独，却因为无法表达自己的孤独而变得更加孤独。“无法表达自己的孤独”常有两种：一是不知如何表达或无能力表达；二是人人都在表达，但却没有人认真倾听，因而其孤独也就无法被理解。在网络社会中，一方面，个体面临前所未有的表达空间，却往往不知从何说起，难以表达自己的感受；表达者用尽文字、图片、符号，接收者却难以感同身受。另一方面，制造网络喧哗者众，而认真倾听者少；以寻求理解为目的的表达越多，被理解的可能性反而越少。正如社会行动的中介化（行动者之间的距离拉大）会减低个体对他人的同情心和道德感
，社会交流的中介化也会弱化交流双方对彼此情绪、情感的感受和体认。
这种难以言说的孤独，就像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所言的焦虑状态：“我们的时代是焦虑与淡漠的时代，但尚未以合适方式表述明确，以使理性和感受力发挥作用……人们往往只是沮丧地觉得似乎一切都有点不对劲，但不能把它表达为明确的论题。”
这种焦虑状态的重要根源是，庞大的理性组织（科层制）的增加，并没有增进个人的实质理性，反而剥夺了个体理性思考的机会与作为自由人行动的能力。米尔斯对他所称作的以帕森斯为代表人物的宏大理论和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人物的抽象经验主义进行激烈批评，因为二者对个人的焦虑与自由丧失的状态视而不见或无能为力。
米尔斯呼唤一种作为心智品质和洞察能力的社会学的想象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以使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看清世事。“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人能够看清更广阔的历史舞台，能看到在杂乱无章的日常经历中，个人常常是怎样错误地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的……通过这种方式，个人型的焦虑不安被集中体现为明确的困扰，公众也不再漠然，而是参与到公共论题中去。”
无疑，社会学想象力的培育，需要个体在实践层面走出离群索居的生活，参与公共事务，以此表达和化解个体生活中难以言说的各种困扰，而社会学家则需要具有更多的实践精神、公共视野和批判态度，也可以说，培育社会学的想象力是社会学的重要使命
。
除了参与公共生活和社会交往之外，个体更需要有能力在独处之时感知生命的充实，即使置身于无限喧闹的世界里，也会有心灵的充盈感，所谓独处而不孤独，就像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笔下的那个废品收购站的打包工，在脏乱的地下室用那些被丢弃的书籍，将自己武装成心灵最丰富的人。
因此，个体需要在对人类文明经典的阅读和思考中丰富自己的心灵。
总而言之，在喧嚣的人机互动的互联网时代，只有建基于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个体生活，才具有根本意义。
[1] Durkheim，E. Suicide .Tran.by J.Spaulding ＆ G.Simpson.Glencoe：Free Press，1951，p.213，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