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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体与社会之关系的意义上，网络交往减低了人际交往的物理成本（交通工具、时间、体力等方面的支出），增进了交往的便利性，只要联网在线，交往可以随时进行。即便交往的双方或多方没有同时在线，也可以通过网络留言或发送离线文件，有所延迟地交换信息，进而使交往的时间更加灵活。网络聊天工具和社交网站为在线交流提供了平台，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使用者之间的交流更加便捷高效，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个体排遣孤独感的心理需求。那么，果真如此吗？
在互联网时代，社交生活正在向网络平移：每天数次查看电子邮件，数次刷微博和微信朋友圈，将社交网站发布和分享的信息作为日常娱乐，等等。然而，就像雪莉·图克尔在《一起孤独》一书中所言，我们从未在如此多的时间内与如此多的人保持联系，但我们也从未如此孤独，我们好像是一个陌生人处于一个陌生的世界。“数字化联系和社交机器人（sociable robot）可能提供了伙伴关系的幻觉，其中没有对友谊的需要。我们的网络化生活使我们即使在相互连接时也彼此逃避。我们更愿意发短信而不是讲话。” [1] 在这本书里，图克尔详述了科技是如何重新定义美国人对亲密与孤独的观念的：孩子们无视现实里的小狗，却会为了虚拟宠物的死而流泪；高中生们更愿意互发短信，却害怕打电话。基于这本书的副标题的发问“为什么我们更多地依赖技术而不是彼此”，图克尔警告说，接纳此类技术关系以替代持久的情感联系是极其危险的。
在我们看来，或可将与互联网相关的孤独分为两种：一是互联网制造了孤独，即人们本来并不那么孤独，但对互联网的使用和依赖削减了面对面交往，使人产生了空虚孤独之感；二是在高度复杂的社会中，个体越来越孤独，孤独的个体试图通过互联网化解孤独，不过，互联网暂时满足了个体的感官体验，却无法化解孤独的根源，而对互联网的依赖反而强化了原有的孤独感。当然，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难以明确区分的。
先讨论第一种独孤，即依赖互联网所产生的孤独。在网络社区（online community）中，个体与社会的疏离表面上被互联网所消弭，似乎人与人的联结更加紧密，但实际上，个体之间通过网络媒介联结，不意味社会性的丰富，反而会使个体因为使用互联网而变得孤独。这是因为，一方面，网络交往削减了日常生活中的面对面交往，使社会生活越来越个体化；人对电脑、手机、互联网的兴趣侵蚀着与友人面对面交往的兴趣，虽然个人的网友众多，但常常处于离群索居的状态。正如图克尔所言：“我们上网是因为我们繁忙，但结果是花在技术上的时间更多，而花在彼此之间的时间更少。我们将连接作为保持亲近的方式，实际上我们在彼此躲避。” [2]
另一方面，在线（online）不是能动的生命意义上的存在（being），而更多的是互联网及其背后的技术理性对人的注意力的转移和分散。即便在线交流可以表达交往双方的情感，但这种情感必须通过电子设备和网络符号进行，而电子设备和网络符号无法真正体现出人的言谈举止和喜怒哀乐，就好比使用书面文字无法传达面对面交流中的感知和意会一样。电子设备和互联网符号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使媒介的工具性遮蔽了媒介背后的人的情感和意志，进而削减了交往中的人性因素。
正因为人的表情、神态、动作等难以在网络在线中体现出来，这样，交流双方便只能接受在线信息的有限性。也就是说，在线信息无法传递信息发出者的情感的微妙性，若深入理解其所想所思，势必要加入想象、揣测甚至怀疑的成分，进而降低了交往的质量。虽然网络视频中的“面对面”会减少这种可能性，但网络视频也使人可以轻易回避自己的表情和神态（从镜头移开或关闭镜头）。如此一来，在线交流很可能会流于表面化、敷衍、缺少真诚。因此，即便网上的朋友遍天下，电脑屏幕前的个体却往往是形单影只、孤独难诉。
再说第二种孤独，即通过互联网化解孤独所滋生的孤独。以社交网站为例
，其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局限性：其一，社交网站具有娱乐化倾向，同其他娱乐方式一样，主要带来感官的刺激和体验，而不是深度意义的获得。其二，社交网站的参与者必须要有“新鲜事”才会引起足够的关注，这使信息发布者刻意标新立异，甚至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而一个事件被关注后，又激发了继续被关注的冲动，使得“标新立异”成为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其三，社交网站中的个体追求网络空间的访问次数、日志的点击率和被分享的次数，而迅速的信息更新总是湮没已有信息，使信息发布者的愉悦体验转瞬即逝。其四，在社交网站中，转载、分享者多，而原创、深思者少。转载、分享的越多，属于自己的思考就越少。因此，社交网站难以满足个体的个性需求，却可能使人耽溺于一次又一次短暂的新奇体验中，而每次体验结束之后，又是对尚未发生的体验的渴望。然而，对新奇体验的渴望常在，但新奇体验未必经常发生，二者相较，结果要么是无聊，要么是孤独，其共性是无意义感。
为了使分析更加清楚，我们可以区分网络交往中的两种关系：熟人关系与陌生人关系。一方面，社交网站的参与者是现实生活中的熟人，互联网使熟人之间的联系更加方便，但如前所述，方便之余，反而减少了面对面交往的机会，或者彼此之间的问候仅仅变成网络留言，减少了交往中的人性因素。另一方面，社交网站也使一些陌生人建立联系，或者是熟人推荐，或者是网络偶遇，但这种联系并没有深厚的现实基础，也难以形成深入的具有社会性意义的心灵沟通。即便这两类关系在化解个体孤独感上有积极意义，但却增加了个体的在线时间和在线期待，造成了对现实社会活动的排挤，这种排挤恰恰是个体孤独感的重要根源。
社交网站在制造短暂的“伪集体欢腾”（false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之后，又将个体重新推向空虚和孤独。这是社交网站甚至整个互联网时代个体的言说状态——人人渴望诉说，却没有人愿意认真倾听。在众声喧哗的网络空间中，人人渴望制造更高分贝的音调，或努力在喧哗中亮出自己的声音，但有谁会愿意用心倾听一个孤独者的私语？更何况，孤独不是靠网线和网络信号所能传达的。这似乎印证了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所言的：“现代社会结构在两个方面同时影响了人。它使人越来越独立、自主，越富有批判精神，同时又使他越来越孤立、孤独、恐惧。”
互联网的匿名性、便利性、逃避性等特征，为个体自由地表达自己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然而，自由表达并不等于被认真倾听，有人倾听也不意味着理解。众多个体都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倾听、被关注（如“微博刷粉”），然而当他通过互联网将内心情感释放出去，经过苦苦等待却发现无人对自己的心声产生任何关注，失落感和孤独感将由此滋生。
诚然，互联网可以提供一个在现实中很难获得的公共空间（除了社交网站外，还包括各种论坛、贴吧），让各种话题汇聚其中，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个人疏泄苦闷的渠道。不过，互联网的公共议题和生活世界的公共议题是有区别的。日常生活中人们谈论的往往是与个体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而在互联网中，往往是那些奇闻逸事才能吸引网民的眼球，但实际上，这些话题和个体网民的日常生活可能并无直接关系。网络话题与现实话题分离的另一重要后果是生活世界被互联网侵蚀，也就是说，当网络议题（包括网络词汇）渗透到大众生活中时，人们往往习惯于认为谈论网络话题、使用网络话语是一种时尚的表现，由于这种时尚的成本不高，加之群体压力的作用，互联网话语的现实影响力便不断被强化，而真正重要的现实话题渐渐被网络话题取代。
不可否认，互联网确实在社会压力的氛围中满足了一些人的减压需求或转移了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注意力。不过，互联网往往掩盖了或暂时吸纳了个体的孤独感，而没有也无法化解造成孤独感的深层社会根源。在某种意义上，在线依赖的背后是大卫·理斯曼（David Riesman）所言的“他人导向人格”。“‘他人导向’概念意味着过分重视他人（或大众传媒代理人）……对于他人导向者而言，行动的方向和行动的选择要视他人的态度而定。”
这样，个体对“在线”的依赖越多，可能变得越孤独，进而，对“在世”和深度意义的需要也就越多。
因此，实际上，个体对日常的面对面交往及其意义的依赖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互联网作为人类科技文明的成就，延续了现代性的悖论：个体似乎自由地“畅游”在互联网中，实际上却陷入米兰·昆德拉所言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投身于互联网不是个体寻求意义、化解孤独的长久之计，甚至可能相反，互联网往往制造了意义与充实的假象，使个体误以为互联网是真实的情感避风港。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扮演了批判理论家所痛斥的骗子的角色。众多个体将使用互联网当作休闲娱乐的方式，但工具理性的扩张带来了“自由的缺失”与“意义的缺失”。“快乐也是一种逃避，但并非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对残酷现实的逃避，而是要逃避最后一丝反抗观念。娱乐所承诺的自由，不过是摆脱了思想和否定作用的自由。”
或许可以说，互联网与大众娱乐相结合的时代，也是个性消逝的时代。或许，互联网也像马克斯·韦伯所言的理性化窘境那样，是现代人不得不进去但又难以逃离的“铁笼”（iron cage）。
那么，我们真的无能为力吗？
[1] Turkle，Sherry. Alone Together ：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New York：Basic Books，2002，p.1.
[2] Turkle，Sherry. Alone Together ：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New York：Basic Books，2002，p.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