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互联网时代意味着个体的崛起和个体自由的增加。在信息获取和传播的意义上，互联网扩展了人的身体所能感知和触及的范围，将麦克卢汉所说的“人的延伸”（the extensions of man）
再次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受物理时空限制的身体，使以往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变成页面变换和转载搜索，而页面变换和转载搜索的速度为以往任何传播媒介（报纸、电话、电影、电视等）所不及。个体的“自由”还体现在，即便是一个年少轻狂、阅历单薄、学识有限的人（个体网民），也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得以往更多地依赖长辈、师长、书本、社区、权威机构等才能获得的知识和信息，这带有一定的“文化反哺”
的意味。此外，互联网是一个“脱魅”的世界，“网”里没有现实生活中的复杂传统、习俗、规矩，个体上网意味着暂时“脱离”很多社会规范的约束，甚至会体验到一种“漂浮”于社会规范之外的自由感
。
不过，互联网在使个人体验到自由的同时，也带来对个体自由的束缚，这至少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繁芜庞杂的海量信息制约了个体的智识能力。个体凭借互联网似乎可以“通晓”一切，然而，这种“通晓”不是存在“人脑”中，而是存在“电脑”中。当网络切断、电脑（或其他上网设备）关闭，刚刚还是博古通今，可能马上就变得孤陋寡闻。因此，互联网对身体的延伸，不意味着对人的智识能力的延伸，甚至可能相反，是对智识能力的限制——信息越多、越庞杂，属于个人自己的信息就越少。虽然互联网上的信息是无数个体创造的产物，但这些信息一经产生和汇聚，便远远超出了个体所能掌控的范围，造成一种类似齐美尔社会理论所言的“more-life”与“more-than-life”的矛盾。
第二，互联网的技术逻辑限制了个性发挥的可能性。在人们享受敲击键盘、转载搜索、收发信息所带来的快感时，其实已陷入一种悖论：海量信息瞬间可得，但往往千篇一律，以至于信息越多，有价值的信息越少。可以说，“贫困是分等级的，而键盘是讲民主的”
，在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意义上，任何人都需要按照互联网本身的技术逻辑行事，而互联网的技术逻辑指向的是无数个虽然性情不同但都叫作“网民”的个体。因此，人们利用互联网“自由地”获得信息，实际上是在互联网的技术逻辑中不自觉地规避自己的个性，或者说，人的个性在键盘和屏幕面前难以发挥或不甚紧要。而规避个性本身乃是对自由的最大威胁，因为没有个性，也就没有对自由的独立体认。
第三，依赖于互联网获得知识削减了知识获得中的思维过程和丰富体验。互联网提供的海量信息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工作与学习，这在表面上简化了原有的更多地通过人工获得资料的复杂程序，实际上却让人们失去了整理、加工资料所带来的过程感；简单的键盘敲击、复制粘贴取代了用笔尖勾画文字，甚至知识的内化在这一过程中都变得不再重要了。如此一来，信息可获得程度的提高并不意味着知识的增长与人格的升华，反而助长了浅尝辄止的习惯和不求甚解的风气。
第四，网络交往将个体束缚在静态的空间中并钝化对他人与社会的感知。互联网在“解放”身体的同时，也导致身体对互联网依赖的增加。早在1998年中国互联网尚在起步之时，便有论者敏锐地指出：“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与他人和世界交往的时代，因而是一个最大限度地限制我们与他人与世界直接交往的时代——它使我们不出门而知天下事，使我们‘坐地日行八万里’，它通过这种方式把我们软禁在家里。人与人的交往简化和抽象成‘机’与‘机’的交往。”
在人际交往上，套用马克思的话说：“机器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人的东西成为机器的东西。”
第五，个体对互联网“抽象权威”的依赖。互联网一方面推动了传统的“脱魅”，在“网络空间”中抹平了“地方性知识”，进一步消解了集体意识，这是一种“去权威化”过程；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众多个体所追求和依赖的新权威——“抽象权威”。其“抽象”体现在，互联网中没有明确的指导中心，没有确切的指导者或领袖，也没有稳固的规则或共识性意见。其“权威”体现在，使用互联网者，常常将搜索引擎作为获得知识的工具，希望在互联网中寻找顾问、指导性意见甚至具体的行事规则。不过，互联网却难以为个体提供这样的指导，因为，虽然它汇聚了数量庞大的信息，但信息的内容往往泥沙俱下，难以识别，反而掩盖了信息中的思想含量。因此，互联网的“抽象权威”至多带来“权威”的假象，难以提供权威性指导。
第六，互联网大众文化对个性的吸纳。互联网时代也是大众文化时代，个性往往成了对流行文化的模仿，而不是个体内在生命特质的显现。大众文化席卷了网络所覆盖的各个领域，各种广告、标题、小道消息弥漫在无数个网页上。对个体而言，他所面对的是庞大的网络信息以及网站的单向信息灌输力量。个体网民的选择只是浏览和参与哪个网站，但无法决定网站本身的技术逻辑。只要投身于互联网中，每天都有大量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左派的或右派的、自由的或保守的信息在冲击人的思维，不断挤压个体的独立思考空间。在互联网与大众文化交织的社会中，窥私、猎奇、性与绯闻等成为永恒的兴奋点，个体之间交流的内容往往不是各自的生命体验，而是互联网上的奇闻逸事。在这个意义上，人成了互联网的传播媒介而不是相反，二者的关系颠倒了！
如果再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在个体自由的限制与个体孤独感之间存在逻辑关联。这里，我们姑且将孤独感理解为个体与他人和社会的疏离感，包括孤单、无助、苦而无告等心态。真正的个体自由的要义是个体的自立自决，表现为个体感知到自我生命的充实感和完整感。依赖于外在的技术力量遮蔽和限制了个体的自由，自然也无法带来真正的充实感和完整感。在网络依赖中，化解孤独感的方式往往是诉诸更多的网络活动，这进一步造成孤独感的循环往复。那么，个体的孤独感如何排解呢？在面对面交往缩减的情况下，“在线交往”能担当此重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