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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体现科学技术当代发展的互联网便是现代性的重要成果。而且，和以往的科技产品相比，互联网对个体生活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明显。从网络搜索到网络社交，从网络办公到网络购物，互联网已深深介入和重构其使用者的日常生活。如果我们把互联网的兴起纳入现代性的发展轨迹中，便会发现，互联网的兴起及其后果依然延续了现代性的个人与社会、自由与束缚、个体自治与个性规避之间的张力。对此，我们可以在社会理论的意义上分析互联网的兴起及其现代性意涵。
在西方语境下，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推动了现代社会和个人的诞生。以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为核心人物的宗教改革，将个体信徒从教会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使他们可以独自面对上帝、解读圣经，并通过在尘世的勤勉劳作和厉行节约表达其宗教虔诚。工业革命打破了传统的依赖于土地和村落的生活方式，使大量脱离土地的人口过上由陌生人构成的理性化的城市生活。法国启蒙运动重申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智者名言，凸显了理性在批判专制、特权、迷信上的力量。
然而，这三种力量在推动现代社会和个人诞生的同时，也制造了深刻的悖论。宗教改革的后果是：一方面，强调了个体的信仰自由，为个人主义兴起奠定了基础，但也导致个体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的增加；另一方面，新教肯定了世俗价值和追求财富的正当性，但却难以应对马克斯·韦伯所担忧的“狭隘的专家没有头脑，寻欢作乐者没有心肝”。
工业革命使人挣脱了传统的束缚，增强了改造自然的能力，但随着传统世界的“脱魅”（disenchantment）和工具理性的泛滥，个体变得愈发孤立，生命的意义不断消解在技术、机器、商品和金钱之中；人类物质生活越来越丰裕，但精神家园却时常陷入荒芜的窘境。启蒙运动进一步解放了人的理性，但并没有开出遏制理性疯癫的药方，系统殖民了生活世界，科学现代性压倒了人文现代性。
上述问题或可称为“现代性的危机”。在诸多现代性危机中，最为核心的也许就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体自由与社会团结的矛盾。前者体现为传统的宗教和形而上学意义在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中日渐衰微，个体开始直面寻找生命意义的难题，而科学话语所提供的解释模式又无法满足个体之安放内心的意义寻求；后者体现为个体自由相对于传统权威的增加，但个体对社会的离心力也在同步生长，随之而来的个体孤独、焦虑，又催生了其对社会团结甚或对新的权威的渴望。这种现代性危机一直困扰着现代人和以重建“社会”为己任的社会理论家。
我们可以较容易地发现，现代性的悖论在互联网时代依然延续。正如《新周刊》的一篇文章所写的那样：互联网上充满五光十色的声像，让人不睹不快。一个人说他离开电脑去睡了，但经常是去躺在床上继续看手机。饭桌上，每个人都低头玩手机或平板电脑，话题也经常围绕着社交网站上正在发声的人和正在发生的事展开。然而，众声喧嚣之中，我们却感觉越来越孤独了：每隔几分钟就要看一眼手机，不断刷新微博看好友在干些什么，邮件没有被立刻回复就感到沮丧不安。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人与人的距离。双眼紧盯显示屏的我们，并非离群索居，却常感到孤独。新鲜科技能带来上万好友或粉丝，安全但虚拟，制造了人际关系活跃的假象，却侵蚀了真情实感。多元价值观的众声喧哗之下，“价值虚无”也成为现实难题
。
概括来说，互联网对现代性悖论的延续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人们借助互联网提高了学习和工作效率，体验到越来越多的个体自由，但对互联网的依赖和被束缚感也与日俱增；过于依赖网络信息和技术逻辑也导致个性的消弭，获取信息本身成为目的，而不是完善深度自我的手段。另一方面，互联网促进了“在线交往”，扩大了人际交往平台，使联系“无处不在”，但也削减了面对面交往的可能性，使离群索居的生活越来越多，造成个体与社会的疏离，而且，缺乏心灵交流和真诚原则的网络交往，常常使交往流于表面，由此加剧了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孤独感。
如果我们同意上述悖论，就需要追问，互联网究竟具有怎样的“魔力”，使个体处在这种悖论之中？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种悖论以及其中的个体境遇？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需要先从互联网的理性化特征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