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划定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时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一词出现在党的执政话语体系当中，标志着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国家治理体系包括多种方式，依法治理，加强法制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等都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国家治理方式有全面的系统治理，也有道德治理和法律治理，二者都与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从控制到管理的转变，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合作管理国家的新思路。从治理手段看，既有法律手段也有道德手段；从治理方式看，既有法治方式也有道德方式。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都是影响国家统治秩序和人们生活的重要方式，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道德治理是公共权力自觉地发挥道德的导向作用和规范作用来调节社会群体冲突，维护社会秩序和实现公共权力根本利益的政治活动。道德自觉与法律约束相互联系，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道德作为人们共同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是构成社会文明的重要因素和维系和谐人际关系以及良好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道德和法律都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体现着在经济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意志，反映着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有所不同，法律具有强制性，强调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并运用强制性手段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这对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是极为重要的。道德则是通过人们的理想信念、社会舆论、传统习俗以及教育等力量来维持的。一个国家和社会不能没有法律和法律治理，也不能没有道德和道德治理。我们强调道德治理的作用，并不是要削弱或否定法律治理的重要性。任何时代要推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都需要相应的行为规范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手段，道德和法制都是一种社会规范，都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是相互补充的，道德治理可以成为法律治理的辅助手段，起到法律治理无法实现的作用。

从道德和法律的产生及发展，我们可以看出道德和法律都是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社会规范，都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当然，也都是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种手段。但是道德与法律有着本质的区别，因而它们所体现的阶级意志和利益、产生的历史条件和途径也有一定的区别。

道德治理既然以独特的方式规范着人类的社会秩序，又为人类提供精神理想和情感关切的信念力量，因而，从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政权的立场来看，只有在其治理社会活动当中恰当地发挥道德治理的作用，才能够完成公共权力自身所担负的维护社会秩序，推动人类发展的历史使命。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治形态和不同的传统背景下，道德治理在公共权力的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但是，道德对于社会治理的作用却是一直存在着的，公共权力实施道德治理在任何社会都是必要的。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条件下，道德治理更是公共权力体现其本质、实现其职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选择。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法律秩序的确立为道德的普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法治建设中蕴涵了道德治理的生长点。任何一种法律体系的建立都离不开一定的道德基础，因为法律一旦与道德相脱离或违背，就不能正确地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就势必同社会现实发生矛盾。没有道德支撑的法律就会失去其合理性和正义性，没有道德的社会环境，法律的有效性仅靠暴力来实现，无法起到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因此，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角度深入研究国家政权的道德治理活动，探究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条件下道德治理的内在规定和实施策略，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

本书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探讨了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影响及相互作用，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要求。基于我国具体国情，在追溯道德治理的产生渊源及其重要价值功能和在考察我国古代国家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国家治理理论先进的经验，深刻揭示了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的辩证关系，阐述了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意义和战略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