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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教育改革是在二律背反的模式下推进的，一方面我们发现存在的问题，但是我们面对的现实的制约性的条件使得我们不得不就范
●实践中就存在政治系统干扰行政系统，政治系统、行政系统去干扰学术系统的问题
●总体来说，中国大学的内部要素、创新环境和系统本身都有很大的缺失，所以过去的改革很难去突破
●当前的法学教育体制之下，培养的学生，很多都是所谓的“三条人才”，即知识结构像面条，应用能力像发条，适应能力像法条
●法学专业培养的人才如果没有道德品质，或者道德品质不高，他想破坏国家的法律体系，比没有学过法学的人更致命，因为他知道怎么去钻法律的空子
红楼之上，小月河畔，军都山下，中国政法大学始终伴随新中国法治发展的脚步。
一个甲子之后，我们回望法大，就是在回望新中国法治建设坎坷而又笃定的历程；我们期许法大，就是在期许中国法治社会成熟而又稳健的未来。
一个甲子之后，法大仍有困惑，她的困惑映射着整个中国法学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困惑。
一个甲子之后，在昌平五月的风声中，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石亚军向记者讲述了他作为法大领导者之一对于法大、对于中国法学教育、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过去与未来的思考与展望。
法治周末：当前，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争议和诟病很多。2005年，钱学森提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对此，您怎么看？
石亚军：钱老对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的批评鞭辟入里，值得我们深思。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和模式确实存在着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的问题。
法治周末：其实，高等教育有问题，社会早已意识到了，高等教育改革在上世纪就已提出，并且一直在推行。
石亚军：对，但一直有局限，未能有实质性的突破。比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国家就在思考把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带入21世纪。我将这一问题总结为“跨世纪之思”。当时提出的目标是，要瞄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新的要求，瞄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把一个合格的高等教育带入21世纪。
现在我们已经站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问题在于，高等教育的质量是否完全符合21世纪的要求？人是进入了21世纪，学校也进来了，但目前的办学现状还没有完全回应上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跨世纪之思”。
法治周末：是办学理念的问题吗？
石亚军：我们的大学不缺理念。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由教育部主办的世界著名校长论坛。前一两届，中国大学校长只是坐在台下听，大多数先进的理念都是出自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的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大学的校长开始引领先进理念的探索潮流，其思想得到世界的认同。所以从理念、观念上来讲，我们不缺也不落后，但是为什么我们大学培养的人才，我们大学生产出的科研成果，我们大学办学的实际效果与国际的质量、规格有这么大的差距，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法治周末：那么，中国的大学教育到底怎么了？
石亚军：如果从要素、环境和系统这三个方面来看，我们的高等教育都存在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从要素来看，目前大学既有的学科、专业、课程、教材、教学方法、考试制度、培养模式等基本要素，对整合学生的知识和心智不够给力，大学缺乏培养创新精神和能力的手段、模具、流程、工艺，上述教育要素体系的集约效应尚不适应培养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相结合的创造型人才。
从环境来看，大学教育也仅仅是在就教育办教育，脱离了其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科技的大环境。
从系统上来看，大学应该跟政府、企业、非政府非企业社会组织广泛地联系，从他们那里吸取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所需要的资料和养分。然而，这样的联系很薄弱。
总体来说，大学的内部要素、创新环境和系统本身都需要进一步更新，而过去的改革又难以突破。
法治周末：这样的体制和培养模式之下，恐怕很难培养出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和时代要求的合格人才。
石亚军：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学法律的不知道官司怎么打，学经济的不了解经济如何运行，学行政管理的不清楚政府权责作何配置和实施，这样的状况依然存在。有学者认为，法学教育体制培养的学生，很多都是“三条人才”，所谓“三条”即知识结构像面条，应用能力像发条，适应能力像法条。彻底改变这种现状，还需要付出很大努力。
法治周末：在人才培养方面，您认为应该深化改革的着力点何在？
石亚军：我认为，大学培养人才，首先是要培养有思想灵魂的心智型人才。要培养学生创造知识和运用知识创造世界的能力，而非简单的接受知识符号。没有心智，学生只是会复述知识，知识对他只是面对自己的标记。有了心智，学生就能激活知识，知识对他就是面对世界的功能。
当前大学教学的根本问题，就是只注重知识的灌输而不注重心智的培养。大学培养人才应该是培养具有思想灵魂的心智型人才，现在大学里很多学生缺乏思想，没有灵见，这是很扫兴的。
法治周末：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
石亚军：是陈旧的教学体系模式很顽固。当然，任何一个大学都逃脱不了所处阶段的制约，但是，长期存在已形成定势的专业培养方式、课程体系和结构、教学方法、考试制度等，并没有随着造成它们的那些历史阶段的告别而消逝，仍然在大学的教学体系中继续存在并发生作用。一个专业招几十个学生，他们在四年中上同样的几十门课程，每一门课都在一个大教室里，同样的老师，用同样的办法去给你讲，其中，学生接受的是符号化的知识内容，呆板枯燥的教学方法，机械无味的考试模式，那些对创新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好奇心、比较力、剖析功以及创造性思维，没有土壤、种子、肥料、水分和环境得到孕育、成型、诞生。
法治周末：懂得获取知识、学会运用知识、能够创造知识，这是否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石亚军：大学培养人才的第二个着力点，就是要培养有价值、有品位的人格型人才。尤其是法科院校，法学专业培养的人才如果没有道德品质，或者道德品质不高，他想破坏国家的法律体系，比没有学过法学的人更致命，因为他知道怎么去钻法律的空子。
在人格培养方面，我认为，大学应当重点致力于三种能力的培养：一是辨别是否对错的价值判断能力；二是抵御不良干扰的人格完善能力；三是恪守准则的行为责任能力。
法治周末：人格的形成，取决于一个人的成长环境、成长经历、教育背景等多种因素，人格的培养是大学能够完成的吗？大学教育是否要考虑和上游基础教育的衔接？
石亚军：出在大学的问题，很多不是由大学本身造成的，当前基础教育的体系，在为高等教育提供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生源素质上，尚有诸多遗憾。对中学教育而言，高考升学率是一根指挥棒，中学教育的首要目标就成了如何去应对高考，中学教育所有的改革，如加强素质教育虽然有一定成效，但终究摆脱不了应试教育的制约。
前面我提到的“钱学森之问”虽然说到了当前大学存在的问题，可责任不能都推给大学。基础教育没有解决的问题，大学再来补，很多东西已经形成定势了。
法治周末：这是上游基础教育，那么，下游的法学教育呢？当学生将大部分的经历都集中在考取各种专业证书，法学学生都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应付司法考试，您说的那些人文素养、文化品质、创新能力的培养就很难付诸实施。
石亚军：整个教育改革是在二律背反的模式下推进的，一方面我们发现存在的问题，但是我们面对的现实的制约性的条件使得我们不得不就范。
学生普遍存在三种状态，一是在学习内容的选择上，处于目的迷茫中的手段性学习状态；二是在学习方法的掌握上，处于价值不清中的工具性学习状态；三是在主业与副业的关系上，处于实体虚弱中的条件性学习状态。本来教学改革为了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学校打破了全部都是必修课，用了至少10个学分的时间给学生自主选课，但很多学生，不是选那些对自己未来发展有用的，而是去选那些容易通过、容易拿学分的课程。学生们热衷于各种岗位职业证书的考试，考得越多越好，但那些考试方法培养的能力和习惯都是应试型的，而非创造性的。
法治周末：作为学习者和被培养者，学生其实只能被体制和既有模式裹挟着往前走，他们应该也有着自己的困惑。
石亚军：现在大学生普遍存在“一下三上”两次困惑，并且都是方向的困惑。
“一下”是说一年级下学期，上学期的时候刚刚进校，新鲜劲还没过，到了下学期，慢慢地发现，大学生活与中学不同，中学学习的目的性很明确，就是为了考大学，一到大学，突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了，找不到方向了。
“三上”是指大三上学期，到了这个时候学生要面临自己的人生选择。是考研、考公务员、进企业还是自主创业。如果决定了要走哪条路，那我需要做哪些准备。这些方向性的问题，很多大学的辅导员、老师都不给学生讲。
法大从2005年开始推行五育人——教学育人、科研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文化育人，要求专业课老师要发挥育人作用，必须给学生讲价值、讲人生。
法治周末：教学模式、教育体制存在问题，培养出的学生亦存在问题。高等教育是否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
石亚军：是的。以2010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为起点，以今年刚刚启动的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提升高等学校协同创新能力工作为标志，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阶段。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协同创新”纲领性命题和要求，高等教育改革将步入深水区，去破解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体制机制的痼疾和制约质量提高的难题，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将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留下里程碑和标志性建树。关键看我们的思想观念和改革力度是否跟得上步伐。
法治周末：您是如何理解“协同创新”理念的？这一理念指导下的教育改革为何会有如此的突破性？
石亚军：所谓“协同创新”，就是在教育教学观念上让思想冲破牢笼，在教育体制机制上让探索摆脱锁链，彻底打破教育资源分散割据状态，以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在全社会集中优质教育创新力量，为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和创新注入崭新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方向、动力和内涵，使高等教育在与经济、科技、文化，高等学校在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互动循环中，办出朝气、活力、水平。
早在世纪之交，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创新有些大学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与社会上其他主体联合培养人才，但只是自发的、分散的、个别的行为和缺乏行政支持的行为，但现在不同了，“协同创新”是国家意志，你这个大学能不能融入这个时代的高等教育的主流，就要看你具不具备协同创新的能力。
如果所有大学都能把办学的理念定位、思路，人才培养的模式、科研体系、服务的功能全部融入到“协同创新”的要求当中去，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从内涵上会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根本的变革。
法治周末：法大在当前的中国处于什么样的一种位置，有着怎样的定位呢？
石亚军：法大是国家实施依法治国基本国策的主要依托。
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骄人成绩，但是我们意识到，发展的快速性和无序化之间的矛盾，发展得太快了，很多方面是无序的。中国有两三千所大学，很多大学要么是研究生产领域的，要么研究生活领域、社会交往、思维创意领域，生产工艺、工具、生产资料，也有研究生产关系、生活方式。中国政法大学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恰恰在于，它是专门为国家研究规则的。而这个规则恰恰是一个横断的东西，哪个领域都需要。没有规则就没有秩序，没有秩序，社会就乱了。
法治周末：也就是说，法大肩负的是国家的使命，是在为国家研究规则、研究秩序？
石亚军：我想以几个标志性的事件来说明。
第一件事，2002年春节前，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选择法大来看望老师，他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我这次为什么来法大，我是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来向政法大学寻求法律支持和法律援助的，我带来了五个疑难的法律问题。”随后，我们组织二十多位教授，春节假期都没有休息，利用一个寒假的时间，就拿出了解决方案和对策，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
第二就是李铁映同志对法大的评价，他曾说：“我认为中国政法大学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得力的助手。”
2008年5月4日，温家宝总理来法大看望老师学生，就明确讲：“中国政法大学是中国法学教育的最高学府。”
法大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法学家集团，在法大工作过和法大培养出的十大中青年法学家的数量最多。在立法领域，从共和国五四宪法到现在，所有重要的法律，法大的教授都参与起草，很多教授都是起草小组组长、副组长。
总体而言，法大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贡献可以分为两块，一个是法学教育；一个是法制建设，就是为国家的法制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法治周末：任何一所大学的发展都不能脱离也无法绕开其独特的校园文化和学校文化，法大的校园文化和学校文化的特色何在？
石亚军：中国政法大学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大学，校园文化有特色，我们培养的人才有特色。中国政法大学出去的人一比就能看出来。他们务实、有责任感，善于迎接挑战并勇于担当。
法治周末：这样的一种特质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呢？
石亚军：这是法大的DNA所决定的。
一个学校的组织结构，通常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第一组织，即我们常说的学校的教学、行政机构，在这一组织之外，还存在一个第二组织集团，就是大家经常看到的学生社团。他们的价值不同，赋予学生的期待也不同。第一组织主要解决学生的学业、人格和政治追求。第二组织则重在拓展，即学生的人性、兴趣层面、素质方面的丰富拓展。
这两种组织交汇起来，就形成了一所大学所特有的校园文化、DNA，形成了一所大学的魂。这个DNA甚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个大学不同于其他大学就在于它的精神底蕴和文化内涵。它是从那个大学成立的那一刻起，教过学的老师、上过学的学生、提供过服务的工作人员，面对着自己的学习生活，在思考的过程中的思想的外化、思维方式的创新、科学研究的结果，一点一滴地留下来、积累下来的东西。
法治周末：从这个层面上看，法大DNA不同于其他学校的主基调是什么？
石亚军：法！法大的主色调就是“法”。与其他科学技术、文化、哲学、企业管理、公共事业不同，如果要做一个形象的表述，我们不妨来看看天平，它反映出一种公正、威权、正义，法大的每一个人都沉浸在这样一种主色调中，为公正、公平、正义而奋进、担当、追求。
法治周末：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更新旧有体制，建立现代大学的科学治理结构。相比于其他大学，法科大学的现代治理结构应当是怎样的？法大的现代治理结构又应当是怎样的？
石亚军：法大的治理结构应当充分地体现法律的精神、法律的标准、法律的规格。第一，法大代表国家来办法学教育，因此应当出标准，而不是仅仅出技术，它应当给别的法科学校提供标准；第二，我们培养学生的法律精神，不能光靠专业课，还要靠好的老师带出来，靠好的氛围熏出来，靠好的制度酿出来。假如光是在课堂上讲法的精神，灌输知识，学生能接受，但不会有深刻的理解，如果从学生一进学校的时候，老师们都很守法，学生都置身于一个公平、正义的管理制度之中，他自然就被“酿”出来了。
法治周末：在具体的体制构建上，现代大学应当具备怎样的机制呢？
石亚军：首先，现代大学要有自己的章程。其次，要理顺五个办学权力系统之间的关系，一是政治权力系统——党委、行政系统；二是行政权力系统——学校行政组织；三是学术权力系统——学术委员会；四是民主权利系统——学生、员工自治组织；五是社会资源权力系统——校董会。要使这几个权力系统的边界清晰、规范、各司其责，合在一起运行又能相互制约相互协调，高效、统一、顺畅。
法治周末：您提到评职称，当前大学的职称评审存在着种种问题，您是怎么看待的？
石亚军：大学职称评审中存在的问题，跟评价机制和学术管理制度有关。从根儿上讲，大学要发展，还要理顺跟政府的关系。长期以来，政府对大学的管、办、评不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既管大学又办大学还评大学。胡锦涛主席提出了“协同创新”的改革理念，我们也寄希望于借此在根本的问题上有比较大的突破。
就具体分工而言，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是“管”，办大学应当由大学自己去办，评大学应当由社会去评。现在教育行政系统掌握了集管、办、评于一身。
教育行政部门应该管大学，但不是微观的管，而是宏观的管，应当制定规划纲要、制定质量标准，对质量标准采取各种手段，进行管理。对于属于大学自己的学术质量、教学水平的权力都应下放给学校。一所大学究竟需要多少教授，应当由谁来确立依据和份额？目前在这一问题上，大学没有自主权，全部是教育行政系统的规定和分配，而且对所有的大学都按一个标准分配，这客观上造成了资源的稀缺，每年评职称的时候烽烟四起，就那么点资源，教授位置就那么多，大家为争几个名额打得头破血流。
法治周末：法大的现代治理结构是否已经完善？
石亚军：基本健全，并且已经很规范。比如，我们在法学院设立了教授会，属于学术发展的，全部交给学者、教师自己来决定。
在民主管理方面，法大有一个全国首创的举措，就是党代表或者党委委员、纪委委员，每一次各派一个人列席学校的党委常委会，与其他常委拥有对议题平等发表意见的权利。每次的校长办公会都有一个教师代表、一个教职工代表参加，有关于学生的议题时，还会有学生代表列席，这些代表拥有平等发表意见的权利，他们的意见都要被吸收到最终的决策中去。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真正体现民主决策；第二，代表们亲身经历了民主决策的过程，决策的透明度增加了，从根本上有利于学校各项决策的贯彻和实施。（陈煜儒 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