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先秦文明史研究的首要问题是年代问题，中国史研究的难点是先秦史的年代问题，决定中国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地位的关键是年代问题。因此，在弄清先秦十六朝起讫的年代之后，不断巩固和扩大先秦文明史研究的成果，仍然是一项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

“盘古氏朝”解释：盘古氏，古代的帝王号，原始社会只有做过古帝王的人，才称“××氏”；朝，朝代的意思。盘古氏朝是朝代名称，也就是盘古氏王朝的意思，这个称谓是我的首创。其余先秦十二朝均同此。

我们中华民族有重视自己历史的优良传统。早在伏羲氏王（公元前4719年—公元前4621年）时，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条件下，已经开始设置专职的史官。仓颉是华夏历史上最早的史官。从高辛氏、金天氏、榆罔氏、轩辕氏、高阳氏、陶唐氏、有虞氏一直到夏朝、商朝，几经改朝换代，迁徙都城十几次，但这九个王朝的甲骨文档案在殷墟几乎全部保存了下来。这在世界文化史上堪称伟大的奇迹。它充分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自己历史的伟大民族。众所周知的《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以及二十五史也足以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是重视自己历史的伟大民族。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优良传统，对搞清先秦年代学极为有利。甲骨文和纪年铜器的出土是先秦年代学的幸事。作为龙的传人，作为炎黄子孙，通过甲骨文档案、纪年铜器和传世文献搞清先秦文明史的年代，这是我们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先秦文化研究》的成书背景和条件是得天独厚的：甲历、日月宿历、天历大历、《四分》、皇帝历、颛顼历、五年两闰历，《玉历》、夏历、殷历、周历和鲁历等十二部先秦古历的全部复原，甲骨文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使用年代的准确考定，孔子、司马迁著作中年代学方面错误的认真纠正，荧惑历行用以来先秦十七个朝代断代正确的强有力证明，原始平均主义禅让制的初步弄清，对朔、翌、肜、望、既生霸、既死霸、初吉、旁生魄、既望等特殊日名词符合历史实际的解说，再加上对春秋39次日食和夏帝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食的全面考定……这些有利条件是前所未有的。它可以使《先秦文化研究》成为一部后来居上之作。

《先秦文化研究》的成书酝酿了三十多年，尽管其成书过程艰辛曲折，但笔者的指导思想始终是明确的，思维方向和思维路径始终是正确的。

先秦史，顾名思义就是秦朝以前的历史。秦朝以前的历史又分为史前史和文明史。我们探究的重点是先秦文明史。先秦文明史研究的重点是年代问题。先秦文明史包括633年的母系氏族社会史，2382年的父系氏族社会史，2082年的夏商周历史，周朝灭亡后天下无王的34年战乱史。公元前5351年即位的燧人氏，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部落联盟首领，是先秦最早的古帝王。中国先秦的部落一般称为国。《山海经》中的海内之国和海外36国都是部落。由于上古生产力水平低下，各部落的发展壮大十分缓慢。据2000年12月22日《法制日报》的《我国历史上的人口普查》一文，夏禹时华夏总人口为13353923人，周成王时人口达13704928人，平均每年净增人口293人。原始社会的人口增长更为缓慢。

坚持把复原先秦古历放到首要地位，这是笔者三十多年来搞先秦年代学研究始终不渝的战略部署。先秦历法真可谓众说纷纭。有人以为燧人氏发明了星象历，神农氏发明了太阳历，楚辞研究专家姜亮夫以为楚国用楚历，高亨先生研究《诗经》，以为豳风的创作用豳历，王春瑜、张晓松以为春秋后期颁行四分历，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以为，春秋诸国历法中以建子者居多、建丑者次之，是否有建寅的历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清·吴乘权等人以为高阳氏、陶唐氏、有虞氏等的历法都建寅。这都是不知改正朔制度的错误说法。事实上，只要善于花大气力，先秦古历是完全可以搞清楚的，其全面复原也是可以办到的。先秦最早使用岁星历，四分历自公元前4620年颁行后，除帝尧时颁行了73年五年两闰历外，一直使用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没有中断；干支纪年自女娲氏元年（公元前4972年）使用后一直没有中断；干支纪日自伏羲氏元年使用后一直没有中断，也没有错乱；岁星纪年法自公元前5351年燧人氏使用后一直没有中断；甲骨文与八卦结合纪年，自金天氏朝起至商朝灭亡一直没有中断。这几个“一直没有中断”为我们研究先秦年代学提供了无比重要的条件。当聪明的埃及人还在使用一年36旬历的时候，高明的华夏人早已废止了岁星历而代之以科学的四分历。华夏四分历比古埃及、古希腊的36旬历要先进得多，严密得多。先秦历法是先秦文明史研究的生命线，荧惑历是华夏文明的源头，岁星纪年法与干支纪年法是先秦文明史断代的重要法宝。先秦历法与甲骨文结合研究，可以考定高辛氏等九朝绝大多数帝王即位的绝对年代和日期。实践证明，在先秦年代学研究过程中，把先秦古历的复原摆到第一位是完全正确的。

坚持以历法和日食研究为突破口，这是笔者三十多年来搞先秦年代学研究从未动摇的战略选择。不以历法和日食研究为突破口，春秋历史年代就无法正确考定，先秦年代学研究就失去了可靠的基础。《春秋》《左传》《史记》记载了春秋247年间的39次日食。搞清这39次日食，对正确考定春秋起讫的年代至关重要。它直接决定着先秦年代学研究的成败。孔子写《春秋》，漏载了一位鲁国国君——鲁文公。鲁文公在位5年。司马迁写《史记》，不仅没有能够纠正孔子的错误，又少载共和执政一年、周元王在位年数少载了20年，结果将春秋起讫的绝对年代下移了26年。这几个错误，只有通过复原的周历、鲁历才能发现和纠正。春秋起讫的正确年代，只有正确考定春秋39次日食发生的绝对年代和日期，然后才能考定。周朝历史年代是先秦史断代的基础，春秋起讫的年代是周朝历史断代的基础。只有正确考定春秋的绝对年代，才能逐步地全面地为先秦文明史正确断代。

正确对待各种历史文献，严格地去伪存真，这是笔者三十多年来搞先秦年代学研究笃守的最高原则。先秦文明史研究应该正确对待《春秋》《左传》《竹书纪年》《史记》《汉书》《春秋命历序》等历史文献，不应该厚此薄彼，要防止简单化。《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一世三十年，三十世900年。轩辕氏至帝禹实际经历了872年，即二十九世余两年，进入了第三十世。《竹书纪年》所言基本正确。如果没有《竹书纪年》《春秋》《左传》，只有《史记》《汉书》，夏商周历史就无法正确断代。据春秋命历序，黄帝元年为公元前4722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黄帝伏羲氏元年实为公元前4719年。春秋命历序所言只差三年，能研究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没有春秋命历序，高辛氏、金天氏两朝的元年就无法准确考定，高阳氏朝的断代也会增加不少麻烦。先秦文明史应该重视和吸收前人正确的科研成果。

高度重视历史文献中的纪年干支和纪日干支，这是我们搞先秦年代学研究一丝不苟的态度。据《后汉书·律历志》，黄帝元年为辛卯岁，颛顼元年为乙卯岁，帝舜元年为戊午岁，夏朝元年为丙寅岁，商朝元年为甲寅岁，周朝元年为丁巳岁。据《开元占经》，夏朝元年为乙丑岁。据允字册命殷，帝尧三十一年为乙亥岁，于是推知帝尧元年为乙巳岁。据《竹书纪年》，夏帝太康元年为癸未岁。据《中华历史五千年》，女娲氏元年为戊辰岁，神农氏元年为癸未岁，武丁四十二年为庚辰岁（推得武丁元年为己亥岁）。陶宏《刀剑录》云，夏帝孔甲九年为甲辰岁（推得孔甲元年为丙申岁）。这些纪元干支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是先秦年代学研究珍贵而难得的资料。先秦的纪日干支同样是应该高度重视的。离开先秦的纪日干支，伏羲氏以来先秦十一个王朝的历法就无法复原。

果断迅速地走出先秦年代学研究的误区，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这是笔者三十多年来搞先秦年代学研究快出成果，出大成果的秘诀。先秦文明史的研究有两大误区：一是将先秦一个原始王朝统治天下的积年误为一位古帝王统治天下的年数，如神农氏、伏羲氏朝等，由此带来不少麻烦，给先秦文明史研究设置了人为的障碍。二是画地为牢，四分历始颁行于公元前4620年，近代学者误以为四分历法形成于公元前四世纪的战国时期，这种大错特错的说法被当代学者奉为法宝，严重阻碍着先秦史的研究。有人还把整个周朝的纪年铜器定为西周的纪年铜器，把高辛氏等先秦九个王朝的甲骨文定为殷商的甲骨文，严重束缚着先秦文明史的断代和其他方面的研究。此外，有的专家学者对各种历史文献不是采取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态度，而是简单否定《竹书纪年》、春秋命历序等珍贵的历史文献。这已经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走出误区，打破禁区，打倒民族虚无主义，成了先秦年代学研究的必然要求。

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把复原的先秦古历、甲骨文、传世历史文献、考古学研究成果结合起来研究先秦年代学，论据是过硬的，结论是可信的。周朝历史的断代，我们把复原的周历、鲁历、春秋日食文献、纪年铜器铭文、帝王纪年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结论是无可辩驳的。由于对解决问题的关键抓得准，研究方法科学，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辛努力，我们终于搞清了先秦年代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一、搞清了先秦的历史王朝。

中国先秦共有十六个历史王朝，其中原始王朝有十三个，它们依次是燧人氏、配罗氏、盘古氏、女娲氏，神农氏、伏羲氏、高辛氏、金天氏、榆罔氏、轩辕氏、高阳氏、陶唐氏、有虞氏。奴隶制王朝有三个，它们是夏朝、商朝、周朝。燧人氏之前荧惑历行用了236岁星年。弄清先秦的历史王朝数，这是最起码的历史常识。但长期以来国人连这点常识也不具备，真是有愧于祖先，有愧于祖国。

二、搞清了先秦的帝王总数和各王朝的帝王数。先秦的帝王总数为280位。其中原始社会有187王，奴隶制社会有93王。先秦各王朝的帝王数，笔者拟专门撰文说明。

三、搞清了先秦历法的一系列问题，复原了伏羲氏以来的全部历法。我们采用年代学研究和历法学研究双管齐下的方法，在弄清岁星历和四分历基本常数、每部历法颁行的时间、推步方法、各历的历元、建正、蔀首等问题的基础上，复原了伏羲氏以来的十二部先秦历法，突破了先秦年代学研究的重大难点，为先秦史研究铺平了道路。先秦历法学的阔步前进，必将带动年代学、甲骨学、古代典章学等学科快速前进。四分历的基本常数，学术界普遍知道。岁星历的基本常数却很少有人知道，故特别加以说明。

颁行岁星历的时代，称天为年，称年为运，称月为世。这一点人们也应该知道。

四、搞清了甲骨文、纪年铜器的年代。安阳出土的甲骨文，是高辛氏元年（公元前4620年）至商朝末年（公元前1145年）的历史档案，并不仅仅是殷商的历史文献。纪年铜器是整个周朝的文物，并不仅仅是西周的文物。先秦史研究再不应该画地为牢了。

五、搞清了中国原始社会的禅让制。关于这个问题，因笔者有专文论述，此处从略。

六、初步搞清了先秦280位古帝王在位的绝对年代和在位年数。笔者“拨乱反正”，搞清了夏朝二十七位帝王在位的绝对年代和在位年数。同时，认真纠正了孔子，司马迁在年代方面的错误，搞清了周朝四百多位诸侯国君在位的绝对年代和在位年数。

七、搞清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国文明史，我们见到的有距今万年以上、五千多年两说。我们认为，中国先秦文明史的年代，说多了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说少了影响年代学的研究，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尊重历史实际。我们研究的结果，从荧惑历开始行用的公元前5584年至公元2015年，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已经有7598年。从燧人氏元年公元前5351年至公元2015年，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已经有7365年。从伏羲氏造文字后，初用文字记史的公元前4620年高辛氏元年至公元2015年，中国运用文字的历史已经有6634年。从皇帝轩辕氏元年公元前3209年至公元2015年，中国历史已经有5223年了。

本书所载历史年代一般都经过了反复检验，《诸子集成·孟子正义·离娄下》注云：“舜至文王千二百岁。”我们在《华夏先秦文明史考释断代》中考证的结果，帝舜元年为公元前2402年戊午岁，治经65年；夏朝建立于公元前2337年癸亥岁，治经770年；商朝建立于公元前1567年癸丑岁，治经423年。又周文王崩于公元前1155年乙巳岁，享年97岁。于是可知周文王出生于公元前1251年己巳岁。周文王49岁即公元前1203年丁巳岁做诸侯国国君，做诸侯国国君49年。故《尚书》云：“文王受命惟中身。”从帝舜元年公元前2402年戊午岁至文王元年公元前1203年丁巳岁，恰好1200年。赵岐邠所言极为精确。赵岐邠的这条注释说明了什么呢？它证明我们对帝舜元年绝对年代的考定，对夏朝建立年代的考定，对夏朝治经年数的考定，对商朝建立年代的考定，对周文王在位年数及卒崩之年的考定，对周朝建立年代的考定。全都是正确的。如果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推算，夏朝建立于公元前2070年，加上帝舜在位的65年，帝舜元年便为公元前2135年，减去1200年，周文王元年便为公元前936年、周武王元年便为公元前887年，周朝便建立于公元前877年。这个推论是谁也无法接受的。它再次证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断代结果是错误的。

历史学家，历法学家告诉我们，伏羲氏造甲历起始于甲寅。这个说法是否可信呢？我们研究的结果，伏羲氏朝元年为公元前4719年，治经100岁星年，36030天；高辛氏朝元年为公元前4620年，治经400年，145971天；金天氏朝建立于公元前4220年，治经500年，182559天；榆罔氏朝建立于公元前3720年，治经511年，186604天；轩辕氏朝建立于公元前3209年，治经384年，140419天；高阳氏朝建立于公元前2825年，治经350年，127868天，帝尧陶唐氏元年为公元前2475年，治经73年，26653天；帝舜有虞氏元年为公元前2402年，治经65年，23683天；夏朝建立于公元前2337年，治经770年，281223天；商朝建立于公元前1567年，治经423年，154445天；周朝建立于公元前1144年，治经889年，324722天。上述十一个王朝总共统治天下1630177天，再加上改正朔纪日干支赶前的十天，减去周朝改正朔纪日干支后退的1天，纪日干支共运用了1630186天。1630186天除以60，得27169，余46天，它说明从伏羲氏元年正月初一甲寅日起，至公元前256年十二月三十日己亥周朝灭亡，纪日干支使用了27169周，又使用了46天。从公元前256年十二月三十日己亥起，回推46天，恰好为甲寅日。这充分说明，伏羲氏造甲历起始于甲寅是历史的真实记录。笔者的证明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伏羲氏造甲历起始于甲寅的被证实，其重大意义是多方面的。

首先，它证明笔者复原的伏羲氏甲历、高辛氏日月宿历、金天氏天历大历、榆罔氏《四分》历、轩辕氏皇帝历、高阳氏颛顼历、陶唐氏五年两闰历、有虞氏《玉历》、夏朝的夏历、商朝的殷历、周朝的周历和鲁历等，就是各个王朝当时颁行的历法。这为先秦文明史的研究铺平了道路，功莫大焉。

其次，它证明笔者在《华夏先秦文明史考释断代》一书中对伏羲氏、高辛氏、金天氏、榆罔氏、轩辕氏、高阳氏、陶唐氏、有虞氏、夏朝、商朝和周朝等十一个王朝的断代，全都是正确的。这又为伏羲氏以前五个王朝的准确断代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其三，到目前为止，根据年代学研究的结果，中国应该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最早的一个。国际学术界有人曾认为，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较晚的一个。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伏羲氏造甲历起始于甲寅的被证实，其重要意义还可以列出许多条来，在序言里笔者暂谈这几点。

汉武帝太初元年夜半冬至甲子无大余，无小余的被证明，夏商周三代“朔”（即历元时刻）的考定和证实，不仅证明我们对夏商周的断代是正确的，而且证明我们对荧惑历行用以来先秦十七朝的断代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还想说明，高辛氏至商朝139位古帝王在位的绝对年代，完全是依据先秦的历法与甲骨文结合考定的，先秦各朝的帝王数是用阶段性纪年文献严格推算考定的，春秋起讫的年代是依据周历和鲁历、日食文献和现代天文学理论考定的，周朝历史年代是运用周历、鲁历、纪年铜器、帝王纪年文献综合考定的。它们的考定过程本身隐含着、渗透着一种多方面严格的检验。

此书是作者据自己现有的知识体系所作的一家之言读者即上帝，还是让读者去评判吧！

历史是一块试金石，还是让流逝岁月的历史去检验吧！

借本书出版之际，谨向曾经重视、支持、关怀我们的伟大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原国家领导人李铁映同志致以崇高的谢意；向给我们指明奋斗方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致以崇高的谢意；向长期以来对我们无私培养、无私帮助、无私赐教、无私鼓励的中科院院士、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席泽宗先生、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张培瑜先生、北京天文馆陈遵妫先生、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大可先生、原甘肃社会主义学院院长顾竺先生、徐州师范学院有国家级突出贡献的已故学者吴汝煜先生等致以崇高的谢意。我们的一切科研成果，完全归功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关怀和支持，完全归功于诸位专家教授的栽培、教诲、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