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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城市的起源可以发现，农业与建筑是最先出现的两种重要实用艺术，让四处迁徙的部落，在新石器时代动态的地图上落下第一个固定的坐标。以此为基础，有的村落发展为小镇，更有一部分小镇成长为城市。
城市发展到公元前 8000 年至公元前 5000 年之间时，不只对农业及建筑影响深远，对当时的人类更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根据芒福德（L.Mumford）的看法，那时候的城市已经成为“整个社群之权力与文化的汇集中心，以及各种层面生活的凑合焦点，其社会影响力及重要性持继增加。城市乃社会关系整合的一种形式与象征，也是教堂、市集、法院、学校的集结地。城市是文明繁衍之地，也是文明汇聚之所”。
要给城市作出一个确切的定义，除了着眼于人口密度，还要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精神面貌上，给城市一个说法，城市社会学对城市进行了充分详细的研究。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把城市定义为一个政治上独立自主的市集，西美尔（Georg Simmel）用精神生活来给大城市下定义。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认为，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的网络，在城市中，每个人尝试建立自己生活与关系的网络。卢曼（Niklas Luhmann）则尝试利用系统理论，来理解和研究社会中不同层次的网络体系。
西美尔从考察城市生活的社会心理出发研究城市，将城市文化的起因归结为货币经济支配和作用的结果。现代社会是以货币经济为主导的社会，而城市是货币经济的中心，因此现代城市显示出与传统极端不同的文化特征。竞争、专业化和货币经济，提升了城市居民工具理智主义化的程度，维系居民之间关系的，不再是个人的好恶或情感，而是利害关系与金钱。西美尔将大城市居民最为常见的三种心理状态归纳为：冷漠化、浅薄化和理智化（善于计较），这种心理状态使城市居民变得没有人情味，缺乏激情，形成理智、专业化、隔膜和原子化的个性。
芝加哥学派对都市发展的动力以及都市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开创了人类生态学。创始人帕克（Robert E.Park）认为，城市是生态、经济和文化相互作用的综合产物，城市不单是各种物质集聚现象的显示，还是个人、礼俗、传统、文化和历史等心理现象的聚合体，新的种族、新的文化、新的社会形态由此孕育，各种新型的人格都是城市的产物。
帕克等人类生态学家注意到，在城市环境下，人口大规模流动导致以下后果：社区人口变化加快；人们对地方的依恋感情被破坏；流动量增加使得城市生活的刺激强度增加，从而模糊了人的理念，破坏了人的道德。距离上的相近与邻里感情相联系，交通和通信的发展则使社区人口可以同时生活在若干个不同的社会环境里，所有这些都瓦解着邻里，使邻里这一城市地方组织和政治组织中最小的单位失去了原有的稳定性、原始性和亲密性。邻里关系的变化意味着首属团体中原有的抑制作用和道德训诫被削弱了，次级关系取代首属关系成为趋势，基于道德的社会控制被基于成交法律的社会控制取代。
在这一社会重组的过程中，越轨行为大大增加了，犯罪、离婚、遗弃、贫困等成为人类生态学关注的主要城市问题。
芝加哥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路易斯·沃尔斯（Louis Wirth）第一次明确地把城市化理解为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过程，都市环境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即都市主义，城市中的社会生产是建立在某种正式关系和由不同成分组成的人口所构成的复杂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都市中的社会生活更具刺激性、同时也更异化。沃尔斯认为，城市的本质是异质性，城市是由“城市异质性的个人组成的、较大规模的、较高密度的永久性的聚落”。
人口异质性的增加、人口规模的扩大，人口密度的提高综合作用于城市生活，他将这种“都市化生活方式”描述为：“次要接触的取代、族群关系的转弱、家庭重要性的递减、邻居的消失和维系社会团结的传统价值消失。”
不过，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沃尔斯的观点带有明显的局限性，虽然现代城市经常包括非个人的、匿名的社会关系，但它们也是多样性的来源，而且有时也是亲密关系的来源。
吉登斯解释说，首先，同生态学方法一样，沃尔斯的理论也主要基于对美国城市的观察，然后推论到一般的城市化现实中去，而城市化并不是在所有时间和空间上都是相同的，在很多方面古代城市就同现代城市相当不同；其次，对早期城市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城市生活并不比在村落社区中更具匿名性或非个人化；第三，沃尔斯夸大了现代城市的非个人化特征，在现代城市社区中，由亲密的朋友或亲缘关系形成的团体，要比他所设想的更为持久；更重要的是，城市生活似乎经常是积极地创造出了包括亲密的亲属关系和人际联系的邻里关系，而它们不只是以前在城市生活中曾存在过一段时间的生活方式的残留物。克劳德·费舍尔（Claude Fisher）进一步解释说，为什么大规模的城市化实际上往往会促进各种亚文化的发展，而不是在一个匿名的环境中把每一个人淹没，因为那些在城市中生活的人，能够与其他具有相似背景和兴趣的人合作，发展出地方性的联系，而且他们可以参与特色各异的宗教、种族、政治和其他亚文化群体，而一个小镇或村庄就不可能容许如此多样的亚文化的发展。
20 世纪初叶，西方资本主义仍处于一个崇信市场自发调节、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同时西方工业国家正经历迅速的城市化过程，人口的快速增加带来了城市中多民族、多文化的聚集和冲突以及社会适应和社会整合问题，因此社会关注的焦点，是人们如何通过群体发展适应变化的城市环境，即群体内部的联系、规范和文化，而不是群体间的差异、冲突和斗争。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社会关系不断发生变化，社会冲突也出现了新的形式，面对西方城市发展中涌现出的新问题与危机，新城市社会学兴起。新城市社会学认为，生态学派提出的城市通过竞争与适应而自动达到社会平衡的观点无法解释欧美社会普遍出现的城市骚乱，城市社会并非日益整合、有序，而是阶级冲突和种族不平等日益严重。
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开展了有关日常生活批判和城市理论的研究。他认为，近代社会和现代性加速了日常生活的都市化过程，越来越多的平民集中到由现代文化（文明）控制的大都市中生活，使越来越多的人的日常生活在大都市结构中度过。近代社会的都市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及其意义。
列斐伏尔引入“社会空间”这一富有创造性的理念，社会空间是一种制度化的“生活空间”（lived space）。这种空间有一定的秩序和准则，这些秩序和准则是由统治者的共识产生，与一般人的共识没有多大的关系。统治者运用法律结构和暴力来维护这些共识，并运用社会机制，使之成为意识形态，变成社会的共识，变成社会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指的是在特定空间下，被该空间制约的生活，是服从统治者意识形态的生活。如在西方都市中，社会空间要受到“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制约，即资本主义空间是由商品生产来制约的。城市空间不仅为商品生产提供了方便，也是这种生产关系冲突和斗争的平台。普通人生活在一种程序化的空间中，人的消费受到媒体和广告的左右，空间的权力是中心化和等级化的。因此，日常生活政治化必然使消费成为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竞争的直接内容。列斐伏尔认为，一个社会的转型，必须具有真正革命的性质，对于日常生活、语言、空间都必须给予创新的力量。要促进城市的社会多元主义的发展和差异空间的产生，用地方化的力量来削弱中心化的权力，使社区能够获得更多的自治权力，使社会事务能从高度的抽象性，回归地方的现实。
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指出，现代城市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和交换中心，而是生产力再生产和集体性消费过程的中心。城市生产力的再生产，是一种集体化和社会化的过程，也是形成集体性消费的过程，促进生产力的再生产，必须依赖国家的干预，保障劳工的身体健康，即给劳工提供一定的医疗保障、社会福利、教育、技能培训和休闲活动。卡斯特尔认为，正是由于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城市才没有走向消亡，而是获得新生。为了使社会制度获得稳定的发展，政府有必要对阶级冲突和生产力的再生产进行干预，通过提供集体性消费的物质，淡化阶级对立，实现生产力的再生产，保障企业生产顺利进行，这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也是现代城市最为重要的功能。
而集体消费供给和福利主义推行，又势必引起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最终导致政府的财政危机，从而引发各种城市危机。
可以说，城市的内涵和外延十分丰富，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来对城市进行解读。
城市一直是具有鲜明地方感的物质象征，地理学家段义孚主张将一座城市整体作为一个地方，“城市是一个地方，主要是意义的中心，它具有许多极为醒目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城市本身就是一个象征。传统的城市象征着超验与人造的秩序，而与现世或地狱的自然之狂乱力量相对抗；其次，它是理想的人类社区之代表。”
地方是最为复杂的地理概念，在当代文化地理学中，地方一般有三重含义：作为地方讲，它是地球表面的某个地点，即地方所在的地理空间关系；作为地方意识讲，它是个体或群体对地方的主观感受，包括地方在个人和团体中的作用；作为场所讲，它是人们日常生活和交往的背景和场所，包括社会环境和文脉。
地方具有以下特征：地方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亦即地方是不断变化的过程；地方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地区的分隔边界已经越来越不具有实质的意义；地方不只是客观的存在，也是主观的感受和叙述；地方不是单一的认同，而是独特的感受，承认并尊重地方之间联系与差异显得非常重要；地方的特殊性不具有专利权，它是可以克隆、复制和再生产的。
曼纽尔·卡斯特尔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阐述说，生产、贸易、金融、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加之媒介、交通和通信技术的推动，使得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空间流”——人流、信息流和物流——正在越来越有力地打破地方之间保持个性和差异的樊篱，体现地方个性和特色的内容逐渐被淡化，全球性消解了本土性。
然而，当代人文地理学家认为，全球化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地方的终结，地方性与非地方性的事件和关系是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存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与地方感在嬗变，传统意义上的“地方”或“地方性”消失了，人们在不断反思、扩展和丰富地方的含义，对其注入新形式和新内容，新的地域不断产生出来。
把地方视为地球表面特定的点，这是地方最初和最古老的含义。由于全球化的到来，把地方界定为空间中各不相同的点的概念已经不切实际了，人们必须重新考虑关于地方的概念。全球化的地方是地方差异与地方依存同时发生的地方，地方不仅是空间中各不相同的点，而是更大的全球体系中的“切换点”或者是跨越地方的网络中的“节点”，不同的地方是用了不同程度的力量插在不同的全球性关系的背景之上的。
比如我们在各国城市的报纸上经常看到失业和新工作出现的报道，这些不断变化的就业情况可以通过对地方之间的投资和市场竞争来解释，如重庆的工人制造汽车零件的成本比芝加哥的工人低，福特这样的汽车公司就会为自己的汽车生产选择一家中国的汽车配件商。换言之，彼时彼地发生的事情可以对此时此刻的变化产生重大影响，越来越多的地方正相互联系在一起并互相依赖，这就是地方的全球化意识。
关于地方的第二种理解是对地方的主观感受，即地方感，它是指一个地方的特殊性质，也指人们对于这个地方的依恋与感受，体现的是人在情感上与地方之间的一种深切的联结，是一种经过文化与社会特征改造的特殊的人地关系。可以说，“地方被用来确定人们在空间中的位置，借助媒介手段培养出人们的地方感与空间秩序”。
地方对于人们的意义并不仅限于经验和生存的范围，而是超出地点的物质含义，与个人和群体身份的形成联系起来，进而提供一种归属和认同的意识，并展现出广义的社会关系。作为处于地方中的人，通过地方文化的体验来寻求自己的归属感，而地方文化总是与人们对于地方的理解结合在一起的。
全球化背景下，大多数地方处于不断变化中，既有物理上的变化，如工厂关闭和购物中心开张，也有社会性的变化，如外来人口迁入或老一代人去世，这些变化的大多数是由于全球化或跨地方的进程而导致的。因此，“尽管身份和认同仍在地方形成”，但身份和认同不是“纯粹的地方体验”的产物，相反部分源自外界的影响，完全处于全球化的相互依赖的网络中，即全球本土化身份。
在珠三角城市居住着许多来自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的人，他们是新广东人，但与家乡仍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和家族联系，在他们身上显然具有一种混合身份，因此即便身处一地，但他们的地方归属感也是复合的，跨越地域和国界的。
地方即场所的概念是地方的第三种含义，场所就是人们通常开展自己的日常生活的尺度。它既是日常活动和面对面交往的舞台，又是人们产生和表达他们自己情感的主观场景。它既有强烈的地方化色彩又是强烈的非地方化的，其非地方化程度是由“外界的”力量侵入地方生活的客观和主观方面的程度决定的。同时，在地方中行动的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控制他们自己和所生活地方命运的力量，因此地方性行动不能仅仅对抗全球性压力，也要反作用于它。
云南泸村的民居文化开发提供一个很好的例子，故事中的主角有以政府为代表的开发方、以文化研究者为代表的知识阶层、以民居的主人为代表的平民百姓。当以国外旅行团为主的“流动的空间”到达泸村之后，当地的传统民居便成为被重新想象的地域，所谓泸村的民居文化由当地政府、文化研究者联手打造出来。而民居的真正主人，则由于没有发声的通道，经常被视作沉默的一族。尽管在外界的要求下，他们一再表演着观众需要的剧本，保持着淳朴的民风，模拟着一百年前的种种仪式，但他们却被撇在每个开发计划之外，仅仅成为等待演出的演员。然而，尽管如此，他们也有反抗的手段：有人关起门来拒绝所有政府官员的参观，却愿意向普通游客免费开放；有人恶意地在民居中摆放不和谐的物品，使游客扫兴而归等等。最后，为了开发民居文化，在开发大军的压力下，当地居民的家园变成了一片瓦砾场，再也无法恢复。
泸村旅游项目可以说是全球化背景下权力政治、经济资本与地方性文化资本共谋的结果，它将地方性文化纳入到民族国家现代化话语之中，又迎合了旅游者关于异文化的时空想象。传统民居，更是经济资本的投资目的和新卖点，而当地居民成了牺牲品。虽然民居主人们是弱势群体，但他们也在用另类的手段表示了自身的反抗与坚持，这种反抗与坚持也正是地域的希望所在。
地方既具有独一无二的差异性但又受到相同的全球化力量的影响；人们对地方的感受既来自于地方又源自“外界”的影响；人们的行动既以地方为基础、无法预测，但又受到来自本地以外遥远地方的力量的很大限制。换言之，不但全球在建构着地方，地方也在建构着全球。因此，地理学家马西提出，全世界的人都要“对地方感与时俱进”，人们应该认识到，以地方为基础的行动和理解，如果不承认所有那些外来的、植入地方的事物的存在就会毫无意义。
总之，全球化的大趋势并非意味着一种均质化、复合化过程而使各个地方日渐趋同。相反，全球化的挑战已经促使人们有所警觉，进行反思，认识到地方的个性差异与地方的相互依赖同等重要。地方完全可以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世界中的桥梁和纽带，也可以成为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切换点和扩散地。
福柯（Foucault）认为，20 世纪预示着一个空间时代的到来。在 20世纪 90 年代后期，出现了一种都市社会空间经验研究的发轫，以列斐伏尔、爱德华·苏贾（Edward W.Soja）、曼纽尔·卡斯特尔、大卫·哈维、沙朗·佐京（Sharon Zukin）、彼得·桑德斯（Peter Saunders）、詹姆逊（Jamson）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在空间研究中的学术努力直接促成了近两个世纪以来有关空间的第一次重大的学术转向，也为社会空间视角的城市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他们认为，作为一种结构化的存在，城市空间既是物质空间，同时也是行动空间和社会空间；既是人类行为实现的场所和人类行为保持连续性的路径，又是对现有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进行维持、强化或重构的社会实践的区域。在这里，城市空间作为一个可重构的结构体，是社会建构的实践场所，是作为工业文明的标志和象征，也是作为集体意识与消费行为的表达场所，这样，空间维度为理解城市恐惧、公共空间的权力的变异、差异性空间的社会建构、不平等的异质性对待和社会的叙事性分类注入了新的思想和诠释的新模式，同时，以社会空间为演绎逻辑的空间实践，促成了一种以“发现事实”为主要特征的经验研究。
苏贾认为，城市成为结点性、空间和权力的结合体，“城市建设具有社会权力的工具性‘在场有效性’，城市是控制中心，是堡垒，其设计是用来保护和统治，其途径是通过‘居住地的小手法’，通过范围、界限、监督、分隔、社会戒律和空间区分的一种精巧的地理学来达成的。”
空间的社会属性是什么？社会学家列斐伏尔是这样认为的：“在目前的生产方式里，社会空间被列为生产力与生产资料、列为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特别是其再生产的一部分。”
按照他的观点，市场经济的生存就是建基于对一种越来越显现出包容性、工具性和从社会角度加以神秘化的空间性的建立，这种空间性隐匿于幻想和意识形态厚厚的面纱中，凭借对同质化、分离化、等级化的同步倾向来独特地生产和再生产地理上的不平衡发展。
与城市生态学家不同，社会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和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就不是强调“自然的”空间过程，而是关注土地和人造环境如何反映了经济和社会权力关系，这标志着城市研究角度的重大转移，城市化并不是一个自主性的过程，必须把它与政治和经济变迁的主要模式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哈维强调，城市化是由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所创造的人造环境的一个方面，在现代城市化中，空间被不断重构。这个过程不仅取决于大公司选择在何处安置它们的工厂和研发中心，还取决于政府对土地和工业产品的控制以及私人投资者购买房产和土地的行为。例如，“二战后”美国主要城市的郊区急剧扩张，这部分是由于种族歧视以及白人从内城区迁走所造成的。然而哈维提出，这种扩张之所以能够实现，正是因为有了政府向购房者和地产商提供的税收减免以及金融组织所设立的专门信贷安排。这些措施为在城市边缘地区建立和购买新房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推动了对汽车这样的工业产品的需求。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英国南部城镇规模和繁华程度的提高，是直接与北部老工业的衰落以及投资转而流向新的工业机会相联系的。
“社会的空间形式是与它的整体发展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城市环境是更广大的社会力量的符号和空间象征。”卡斯特尔强调，要理解城市，必须领会创造和转变空间形式的过程，城市和街区的布局和建筑风格，反映了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的斗争和冲突。房屋、学校、交通服务和休闲设施都是人“消费”现代工业产品的方式，金钱和地位影响了谁能够在哪里买、租，以及谁能在哪里建造，因而，城市的物质环境是市场力量和政府权力双方共同作用的产物。但是，人造环境的本质并不只是有钱人和有权人活动的结果，卡斯特尔强调了弱势群体的斗争以及改变他们生活条件的重要性。
比如在现代城市，大型金融和商业公司不断试图提高在特定地段的土地利用率，然而却不太关心它们的活动对一个既有街区的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比如不顾及老房子所具有的魅力，一味地用拆除来为新的办公楼群腾出空间。由大地产公司推动的经济增长，经常是与当地商业机构和居民的利益相违背的，因此同社区的人们会聚集起来，捍卫他们作为居民的利益，比如抗议轻易改变街区性质，阻止在公园用地上建设新建筑，或争取更有利的房租制度等等。可以说，类似的城市问题刺激了一系列的社会运动，包括改进居住条件、抗议空气污染、保护公园和绿化带、反对破坏自然风貌的建筑规划等。这些不同群体的紧张和冲突往往是塑造城市街区的关键因素。
陈卫星认为，现代化过程所包含的一个基本规律就是事物的加速，人们总是在不断推出时效性越来越强的产品来满足人们的历史加速度情结。进步必须征服空间，拆毁一切空间障碍，通过时间来消灭空间。但是，问题在于，在时间对空间的挤压中，工具理性与市民社会的残缺，使得物理空间的社会性质变得更加具有压制性、约束性和强制性，人对空间的欲求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焦虑。如果说城市现代化还在追求社会控制和社会差异的空间组织，复制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人们就会质疑这种空间关系的社会性质，以争取扩大个人与社会体验的物质语境能力。
20 世纪末叶，学界开启的“空间转向”，将空间演绎为看待和理解城市的新方式，把以前给予时间和历史，给予社会关系和社会的知识反应，转移到空间上来，尤其是近来出现的一种向日常生活实践的社会空间的转向，空间问题成为当今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
随着传播与资讯时代的来临，现代人，尤其是身居城市的人所具有的特性之一便是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名消费者，无论是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的消费，已经成为现代人每日生活中的常规。城市，便是一个消费的集中地，汇集了常居或者来自其他各处的人流。大众媒介促使人们在阅听行为中加速物质与精神产品的消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社会正在逐步实现从传统的生产社会到消费社会的转型，消费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作用与贡献在增大，“消费”和“消费文化”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范式，进入社会学家和文化学者的视野。格兰特·麦克拉肯（Grant McCracken）就指出，“消费文化”的演变不仅仅是爱好、兴趣，审美及购物习惯的改变，而且是对时间、空间、社会、个人、家庭和国家等概念在认识和理解上的革命性转变。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认为资本主义有着双重起源：禁欲主义（宗教动力）和贪婪攫取性（经济动力）。他认为，在 19 世纪中叶以前的资本主义早期，这一对动力被联结在一起，前者代表资产阶级精打细算、勤俭持重的精神，后者则体现在技术—经济领域的进取激情。美国内战之后，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社会结构也出现了相应转变，特别是 20 世纪 20 年代注重超支购买的消费社会的出现，从根本上破坏了早期强调节俭、简朴、自我约束的价值体系，“任何超自然的道德都已消失”，其结果就是社会结构内部的分裂：“在生产与工作的组织中，这一体系要求有远见的行为、勤奋与自制、献身于事业和成功。在消费领域，它培养及时行乐的态度、挥霍浪费和炫耀以及寻欢作乐。”
针对美国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发生的经济危机，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认为，如果要解决由于垄断资本主义带来的周期性危机，美国必须从一个节俭型社会转变为“消费社会”。根据凯恩斯的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发生危机，是因为人们把获得的利润储蓄起来而不是用于投资再生产，这就导致了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跟不上生产它们的经济能力，这一观点也就此成为现代消费社会的理论基础。
人们的消费目的大致有三个方面：首先，满足物质上的需要；其次，满足心理或精神上的基本需要；再次，满足炫耀的需要。前两种消费主要是指为保持生理和心理健康进行的消费，也就是对所谓必需品的消费，最后一种消费则属于社会性的——为炫耀而进行的消费，主要是满足社会的要求。针对中国社会的情况，研究者把当代中国社会的消费大致划分成三个层次：最低层次的消费只看重实用，即实物的用处，以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第二层次的消费意在商品的含金量，以证明自己的购买能力，炫耀自己的金钱和富有；最高层次的消费要突出商品的符号价值，即商品的文化内涵，以表现自己的个性和品位。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风格性消费逐渐从炫耀性消费中滋生出来，成熟的消费者根据自己的个性以及对自身形象的预期选择商品，首先看重的是商品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或风格属性，而不是商品的含金量或华贵属性，“从解决温饱问题的消费到表现个性的消费，从生物性驱动的消费到更加富于社会性的、象征的和心理的现代消费，这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一种重要的转变，可以说是一场消费革命。”
城市营造出丰富的媒介环境，对人们的消费行为进行限制或者引导。那些琐碎的、隐匿的、随性零散的、有意而为的，或者已经形成为习惯的消费，在城市里随处可见。而城市本身作为消费的主要情景与背景已经融入消费的过程。电视、广播以及户外的广告直接告知人们进行商品选择的目标与方式；时尚休闲类节目则将消费标准与价值观念编织到内容之中，试图对受众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嘉年华以及节日的商业化更是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并促成消费行为的实现。
城市既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作为面对面基础上观念与信息的交流中心”。
城市的基本特征与媒介的基本需求不谋而合：人口规模大、密度高、异质性强；具有市场功能；是社会的权力支配地、信息发源地和教育、文化、购物中心；市民作为城市的建设者和守护者，主要从事非农的职业；他们的互动不是作为完整的个人而彼此相识，部分人的互动是在彼此不相识的情况下发生的；社会联系的基础超出家族和部落，需要有合乎理性的契约和法律等等。
潘家庆认为，村镇和城市的兴起是一种传播机制：
文字对古代人来说，是用来弥补个人记忆之不足，并非如今日以传递资讯为目的。但到了西元前 8000 年，第一批村落开始在伊朗、阿拉伯、叙利亚、亚美尼亚及北非等地出现，显然为人类带来了文化方面的重大意义。村镇兴起前，族群聚落不过一二十人，最多百余人，但一个典型的村镇少则数百人，多则近千人。这种聚落，产生传播沟通的需求。数百人的村镇，需要一个政府来管理，政府的工作之一就是要设立学校，教育下一代，过去一般人自管私人财物，到了村镇兴起，需要有人能记录物品归属相当重要；为了防止近亲通婚，族谱记载变得重要；甚至法律规定也愈显重要；当农产品大量生产后，人们需要有关年月节令的资讯，以便播种与收获……这些事情，皆说明传播与沟通行为的迫切。而这种传播与机制，又引发了更多社会机制；这些机制，则引发更多传播与沟通。
城市与各种因素的有机互动产生了一股强大吸力。这就是全世界的大众媒介都集中在城市，尤其集中在大中城市和“超大城市”的重要原因。除了战争年代，媒介不会办在农村和山区。比如在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全球城市”和在北京、莫斯科、渥太华、新德里、罗马、曼谷、里斯本、维也纳等“首都城市”，就都群集了全世界的和本国的最重要的大众媒介。
因此，在西方发达国家，媒介组织及其伴生的创意组织在大城市及周边地区的集群现象越来越显著，出现了报业、影视制作、广告业、展览、表演等多类型的媒介产业集群。媒介集群在我国已经出现一定规模，如北京呼家楼地区传媒集群、上海卢湾区广告业集群等，还有发展更为成熟的区域性的长三角媒介集群和珠三角媒介集群。
世界上最早、最著名的传媒聚集区域就是“舰队街”。1702 年 3 月11 日，该街上出版了第一份报纸《每日报》，这是世界上最早一张定期发行的报纸。从此以后，舰队街就和报社与印刷厂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十八九世纪开始，英国各大报社和小报馆纷纷搬进舰队街，最多时共计100 多家全国和地区性报社，像《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独立报》《卫报》《镜报》《太阳报》等全国性大报和小报均把总部设在这条街上。舰队街的传媒聚集的模式可以归纳为：第一，靠近重要的信息源，便于新闻采集；第二，营建了便于传媒人交流的公共空间，在舰队街除了报馆的集聚，还有无数的酒吧和咖啡馆的集聚，这是记者们的另一种工作场所；第三，拥有成本优势，便于联合采购、运输、印刷和销售。
近年来，中国媒介产品的生产地点的迁徙趋势是：由小城市转向大城市，一般城市转向省会城市，内地城市转向沿海城市，从而形成媒介的地理集群和能量聚积，形成了中国媒介地理版图东高西低的特殊形势，即中国的媒介产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城市。这种媒介地形图说明，东部发达的经济基础、丰厚的文化积累、众多的优秀人才和巨大的受众数量，客观上为媒介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呼家楼地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在国贸周围，这片区域又和北京市重点发展的中央商务区（CBD）的核心区域重合，在这里聚集了北京市 70％的涉外机构、60％以上的外资机构、50％以上的星级酒店和国际交往活动场所。
传媒业有着广泛的支撑性行业和关联产业，它们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传媒业的活力，文化传媒业在北京CBD的集群发展情况为：印刷媒体有《人民日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晨报》《法制晚报》《环球时报》等；广播电影电视方面有北京广播电视管理局、北京广播影视集团总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以及北京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还有 50 多家国外新闻机构、115 家广告公司、31 家网络公司、27 家文化艺术公司等。
该地区的传媒业集聚模式可以归为马库森所提出的轮轴式产业集群模式。轮轴式产业集群的重要特征是：集群由一个或多个关键大企业（核心企业）支配，企业的合作一般是以核心企业为中心展开的沿着价值链上下游以及水平方向的多方面的合作，表现为长期的契约和承担义务，形成与核心企业相关联的配套企业集群。电视行业由于内容采集上的集体协作和播出体系的复杂，要求有更多的服务型组织配合。从经济角度观察，这种集聚对传媒与所在区域都是有益的。对传媒而言，获得了一个群体共栖发展的空间；对所在地域而言，传媒凭借特有影响力可以提升所在区域的地产价值，其影响力创造了新的价值，也即获取了“影响力期货”。
20 世纪城市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城市带”的出现。中国有两大城市集群区，即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集群区。现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带和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城市带，已经发展成为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带、北美五大湖城市带、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带、欧洲西北部城市带和伦敦城市带并列的世界大型城市集群区。长江三角洲城市带是由沪、苏、浙三地 20 多个地级以上城市组成，呈现出以上海为核心的城市带联合发展的态势。珠江三角洲城市集群是由珠江流域的 9 个城市组成，加上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其媒介能量也十分可观。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既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也是城市媒介最富有朝气和活力的地区。两大三角洲发达的经济和强劲的活力，为城市媒介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强大的支撑。截至 2005 年，在已成立的媒介集团中，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集群区的报业集团有 13 家，占全国（45 家）的 28.9％；广播影视集团有 9 家，占全国（21 家）的42.9％。在报纸种数、平均每期印数、总印张数三个方面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在媒介广告收入方面，两大三角洲城市带在全国所占的比重高达 31.87％，其中，2004 年，长三角城市媒介的电视广告收入占全国电视广告收入的比率接近 20％。从全国媒介人员的学历情况来看，这两个城市集群区域也集中了很多高学历的媒介人才，其中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报纸记者中硕士以上学历的人数（1660 人）占全国报纸记者中同样学历人数（7413 人）的比例高达 22.4％，从而可以确保媒介产品有比较高的水平和质量，使人才资源、信息资源、广告资源和受众资源等四大资源能产生良性的生态循环。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的地域发展呈现出多样化，城市或都市在经济、文化、教育、外贸等不同领域展开竞争。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具有地方色彩的都市文化并引导地域性的身份认同、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媒介有着独特的整合功能。而同时，媒体的发展有赖于满足地域发展进程中的资讯需求、传播需要和沟通意愿，媒介创新根植于社会民众的地方化的日常资讯使用行为中。
在南部沿海城市中，广州、深圳是中国现代传媒业，尤其是报业发展的典范。全国首批 6 家报业集团，3 家在广州；深圳报业集团成为全国首家年广告额超过 20 亿的报业集团，广州日报 10 多年来，单张报纸广告年营业额居全国之冠。不仅报业实力强大，南部沿海城市报业的影响力，在全国也独树一帜，著名的南方周末报系、南方都市报系、21世纪报系，以及老牌的羊城晚报，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传媒业的强大，对广东城市软实力建设意义非常积极：首先，依托强大的传媒业，可以掌握丰富的传播通道，控制信息的内容和走向；其次，传媒业的强大，也成为城市抵御和化解舆论危机的保障。很多人发现，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广东媒体，很少对广东尤其是广州本地进行负面报道。如果从另一角度理解这一现象，可以说，广州强大的传媒实力是捍卫广州城市软实力的有力武器。反观上海，外地媒体对 2006 年社保基金案、2007 年东方医院非法人体试验、2008 年百姓抗议沪杭磁悬浮大游行、2009 年闵行倒楼等负面新闻进行狂轰滥炸的时候，上海官方很想通过强势媒体发出不同的声音，但苦于此时上海已没有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强势媒体，即使发出一点微弱声音，也很快被湮没了。尽管目前南部沿海城市的传媒业发展比较健康，但也有短板：电视媒体、网络媒体在全国的优势并不明显，必须引起重视。
中西部地区城市也有利用传媒品牌提升城市软实力的成功例子，兰州与《读者》就是典型。兰州很好地利用了《读者》这一品牌，将《读者》作为兰州的四张城市名片之一；同时，以《读者》命名一条街，最大限度地将杂志品牌运用到城市软实力的打造中。很多人因为对《读者》的喜爱，而产生对孕育《读者》这座城市兰州的喜爱。
因此，媒体传播力在城市软实力构建中作用很大，这种作用突出体现在三方面：首先，媒体传播力决定着城市信息的扩散广度。信息生产和扩散能力较强的城市，更容易在本地及周边地区公众中引起注意。而城市信息的生产、整合和扩散能力，主要依靠大众传媒来完成。其次，媒体传播力决定着公众了解城市的可能性。网络媒体和卫星电视的兴起，大大增强了公众了解某个城市的可能性。只要有网络版，每家媒体都成了“全国性媒体”。卫星电视的兴起，则通过视觉和听觉化效果，打开了向外界展示和传递某省、某市多姿多彩形象的窗口。最后，媒体传播力决定着城市在广告市场中的吸引力。
以长沙为例，湖南卫视拥有强大的传播力：截至 2008 年底，湖南卫视在中国国内所有省会城市实现完全入户，中心城市入户率位居省级卫视第一，2007 年底湖南卫视在中国全范围的有效覆盖率超过 60％，覆盖人口已达 7 亿。在全球，湖南卫视进入日本和澳大利亚普通家庭，也是唯一进入美国主流电视网的中国省级卫视。
湖南卫视成了长沙的一张响当当的名片，是广告主绝对不可忽视的城市，也因为湖南卫视的存在，长沙才成为中国传媒经济中，可以与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相提并论的重镇。
城市化（urbanization）的基本尺度是城市居民百分比的增长过程，其表征是农业人口向城市空间的迁移，深层则是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与文化结构的整体性变迁。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则是城市化（urbanization）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按照一般看法，城市化主要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都市化三种模式。
在人类历史上，所谓城市或聚落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即从小自然村（hamlet），到村庄（village）、镇（town），到城市（city）、大都市（metropolis）、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集群城市或城市群（conurbation）和城市带或城市连绵区（megalopolis）。其中小自然村、村庄、镇和城市古已有之，大都市是工业化阶段人口大规模聚集的产物，而大都市区、城市群和城市带则是后工业化阶段，尤其是在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在城市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
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对城市化的定义是不一致的。社会学所指的城市化强调的是人类文化教育、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社会演化过程，是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各个方面更加社会化的过程，是传统性逐渐减弱、现代性逐步增强的过程。简而言之，就是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发展、质变的全部过程。
经济学认为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和经济增长的伴随产物，本质上，即为社会经济结构转变的一种表现形式，生产方式上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消费方式上由乡村消费方式向城市消费方式进化。
人口学强调城市化就是人口从乡村地区流入大城市以及人口在城市的集中，简而言之就是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的现象。
综合不同学科对城市化所做的定义，可以发现各学科侧重研究城市化的一个方面，而这种多学科、综合视野的城市化定义是我们全面、准确地把握城市化含义的基础。
事实上，人们对城市化含义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型，到现代型，再到后现代型的过程。这一嬗变反映了人们从关注经济的发展到重视生活方式的转变和文明变迁，从强调城区的集中建设到主张都市带的协调发展，从强调城市工业文明取代乡村农业文明到主张城乡文明相融合等等的思路历程。
传统型的城市化概念认为，城市化是指随着产业经济向城镇的集中而发生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城镇人口所占的比重是城市化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指标。如吴楚材认为，城市化是指居住在城镇地区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长的过程，即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并在城市集中的过程。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应该突破城市化最表层的东西，对城市化的定义中强调了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集中，他们将“城镇化”界定为伴随工业化过程而出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转换”，这一转换主要体现为“人口、非农产业、资本、市场由分散的农村向城市集中的过程”。
不过这些定义所关注的仍然没有脱离“生产要素的集中”这一传统主题。
现代型的城市化定义在强调人口转移、职业转移和产业集中的同时，突出了生活方式和都市文明的扩散过程。有代表性的定义如：“城市化是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
仲小敏将城市化归纳为数量过程与质量过程，“数量过程就是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变农村地域为城市地域的过程”，“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城市文明在农村的地域扩散过程则是城市化的质量过程”。
刘勇的定义更进一步，只强调了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他认为城市化的本质是“人们的生活方式随着经济的发展从农村生活向城市生活的升级转化过程”。他进而把城市生活视为一种特殊商品，提出城市化就是城市生活这种特殊商品的普及化。
1993 年，美国新版的《世界城市》所提出的城市化定义也同时强调了生活方式的变迁，认为：“都市化是一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变化。其一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运动，并在都市中从事非农业的工作。其二是乡村生活方式向都市生活方式的转变，这包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第一方面是强调人口的密度和经济职能，第二方面强调社会、心理和行为的因素。实质上这两方面是互动的。”
后现代型的城市化定义特别强调和突出了生活方式的转变和都市文明的渗透这些深层的内涵，甚至对传统型城市化定义中所强调的人口、地域、生产要素等的集中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税尚楠、吴希翎提出，“人口向城市集中并不是乡村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城市化的科学内涵是“乡村人民和城市人民共同创造和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共同享用人类数千年来积累起来的科学、文化宝藏，无论在什么地方居住，其生活都是无差别的”。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达国家的居民纷纷搬到市郊居住，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放慢，形成了“逆城市化”的趋向。因此城市化的过程通常要经历三个阶段：人口向城市迁徙，“城市”进入乡村，城乡差别的消失。让城市走向乡村，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但城市如何走进农村，则是后现代主义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都市化则是城市化的高级阶段，指原本分散在乡村、城镇、中小城市以及不同地区与国家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等迅速地实现了向少数国际化大都市、国家首位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集中。这种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展开的城市化进程，即都市化进程。
1. 城市化与现代化密不可分
根据马格纳雷拉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现代化包括了学术知识上的科学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生活上的城市化，思想领域上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文化上的人性化等。
最早提出现代化理论的社会学家丹尼尔·勒纳出版《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现代化》一书也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就是现代化。
马克思认为，现代化的根源是比新教伦理还要早几百年的城市“公社”运动，在马克思看来，“具有个人主义伦理观的自主、自治群体的创立，才是出现‘市民社会’与随之而来的现代化所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即使是在其他方面都非常有利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样的城市市民文化，现代化也是要失败的。”
现代化理论认为，在欧洲和北美的现代化过程中，城市和市民社会扮演了关键角色。在城市里，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创造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城市好比社会发展的“催化剂”，它在居民中传播着新的文化与思想。城市熔炉里的新思想不断扩散和渗透到农村地区。通过物质和文化上的交流，城乡实现了共同繁荣和发展。因此，一个国家在转变成现代工业社会前，必须经历一个人口大规模流入城市的过程。城市增加和城市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自然组成部分。
可以说，城市化（Urbanization）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这是西方社会发展得出的结论。从全球来看，城市化过程与现代化进程是相生相伴、既联系密切又有区别的，而自工业社会以来，世界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基本一致。
城市化进程最早在公元前 3000 年就已经开始，但在人类历史中，城市发展速度和数量增长一直非常缓慢，这种格局直到 18 世纪末叶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才发生根本性的改观。“工业革命使得都市化的浪潮几乎触及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市化以一种爆炸性现象呈现了出来。据估计，1800 年，世界人口中只有 3％的人生活在城市；1900 年，上升到 14％，到 1975 年，上升到 41％；预计到 2025 年将有 60％的人生活在城市。”
从中国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征是农业社会，中华文化的轴心——儒家伦理就是农业宗法文明的产物，其重义轻利、崇仁抑富的经济伦理，将道德价值与经济利益截然对立，而具有浓厚的禁欲主义和反商主义取向。中国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核心就是对农业宗法文明的扬弃，是城市化。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城市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长，市民社会的兴起，这些的确是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巨大力量。因为都市是相对于乡村而言的一种相对永久性的大型聚落，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城乡结构不仅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标志，而且本身反映了一个国家或社会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结构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目前我国东部地区，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的城市群正在形成，城镇数目不断增多，农村人口就近转变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靠拢，城镇化成我国广大地区走向现代化的主要方式。
曼纽尔·卡斯特尔预测，未来中国将以香港、澳门、深圳、珠海、广州、惠州、肇庆这一三角地带为核心，与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城镇村落连接起来，形成中国的第一个超级城市。现代通信网络的发展，使这一预期成为可能。
超级城市的形成，并不是将城市开放，让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而是立足现有的发展，将某一区域内的诸多城市连接起来，使这一区域具备更多的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2. 城市化的内涵是人的城市化与现代化
城市化内涵包括两方面：其一，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变农村地域为城市地域，即城市化的数量过程；其二，城市文化、生活方式及价值观等城市文明在农村的地域扩散，即城市化的质量过程。上述两个过程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城市现代化的核心和关键是城市人的现代化，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现代化。“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家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真正称为现代化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开始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因此可以认为，城市化是一个综合的、系统的社会变迁过程，城市化进程并不仅仅意味着人口的集中、经济的转型，更是文化教育、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社会演化过程，是社会结构的变化，是传统性逐渐减弱、现代性逐步增强的过程，是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发展、质变的全过程，是现代化的集中体现。也就是说，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基本进程和重要标志，是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