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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诞生以后，随着全国范围内各音乐院校和艺术院校以及专业文艺表演团体的建立，标志着中国音乐全面步入专业化的现代发展阶段。由于政府在文化建设上推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和采取“抢救民族文化优秀遗产”的措施，中国民歌、器乐、歌舞、说唱、戏曲等全面地进入了现代化教育体系，它们同已经被国人广泛接受的西方专业音乐的形式形成共存，并相互交融，从而表现出了浓重的专业教育特色和新乐特点。中国音乐形成传统音乐类型与外来音乐类型相并存的格局；传统音乐本身便形成民间音乐类型与专业音乐类型相并存的格局。
民间器乐艺人接受了专业音乐的训练，技巧和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涌现出了一些名传遐迩的民乐演奏家，而各音乐院校民族器乐专业教育中又不断地培养出了新的青年演奏家和才华横溢的作曲人才，将我国近代音乐史上以刘天华为代表的专业创作和以阿炳为代表的纯朴而凝练的民间音乐创作很好地结合起来，民族器乐独奏曲创作及编曲可谓丝竹、管、弦乐竞芬芳。如笛曲，有以深邃细腻的传统韵味和润丽秀美见长的南派代表笛家陆春龄的《鹧鹕飞》《欢乐歌》；以高亢粗犷和刚劲质朴为特色的北派代表笛家冯子存的《喜相逢》《闹花灯》，刘管乐《荫中鸟》等。古筝曲有赵玉斋的《庆丰年》等。笙曲有胡天泉与董洪德的《凤凰展翅》等。唢呐曲有任同祥等人的《百鸟朝凤》等。二胡曲有黄海怀的《赛马》等。中胡曲有刘明源的《草原上》。琵琶曲有王惠然的《彝族舞曲》，王范地的《送我一支玫瑰花》等。扬琴曲有郑宝恒的《万年欢》等。双管曲有王石路等集体创作的《江河水》。维吾尔族热瓦甫有乌斯满江的《天山的春天》等。
1952年上海民族乐团、中央歌舞团民族管弦乐队成立，1953年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成立，1956年中国电影乐团民族管弦乐队，1960年中央民族乐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成立后不久，即率先对民族管弦乐队编制进行了开创性的重要变革，确立了以拉弦乐器、弹拨乐器、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四组乐器组成的大型民族乐队的结构体制，大大提高了我国民族管弦乐的艺术表现力，使之既能演奏我们民族的古典乐曲，又能表现具有各种特点的民间乐曲，同时，也适合于表现我们当今生活及思想感情的新创乐曲，民族管弦乐的创作进入了繁荣兴旺的初春阶段。继五四运动至1949年间曾留下光辉足迹的《春江花月夜》（柳尧章等改编）、《金蛇狂舞》（聂耳编曲）和《彩云追月》（任光曲）等久传不衰的作品的之后，出现了《月儿高》（上海民族乐团整理，彭修文改编）、《大得胜》（何化军、刘汉森整理）、《舟山锣鼓》（前线歌舞团改编）、《瑶族舞曲》（刘铁山、茅沅曲，彭修文编配）、《春节序曲》（李焕之曲，张子锐、谢直心配器）等改编曲。新创作的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以朱践耳的《翻身的日子》、刘明源的《喜洋洋》《幸福年》，以及《紫竹调》（新影民族乐团编曲）、《花好月圆》（黄贻钧曲，彭修文编曲）为主要代表。
一批青年演奏家迅速成长起来，在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奖或开始登上世界乐坛，如钢琴家周广仁、傅聪、刘诗昆、李名强、顾圣婴、殷承宗等。演奏家的崛起为我国室内音乐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时机，继30、40年代创作的钢琴曲《牧童短笛》（贺绿汀曲）、《花鼓》（瞿维曲），小提琴曲《内蒙组曲》（马思聪曲），《小提琴和中提琴二重奏》（谭小麟曲）等为数不多的室内乐珍品之后，我国的室内乐创作进入了发展期。这一时期优秀的室内乐代表作品钢琴曲有丁善德的《第一新疆舞曲》《第二新疆舞曲》、儿童组曲《快乐的节日》，江文也的《乡土节令诗曲》，陈培勋的《旱天雷》，桑桐的《内蒙古民歌主题小曲七首》，黎英海的《民歌小曲十五首》，汪立三的《兰花花》，田丰的《高山族舞曲》，石夫的《塔吉克鼓舞》，吴祖强与杜鸣心合写的《中国舞剧〈鱼美人〉选曲》等。小提琴作品有马思聪的独奏曲《第二回旋曲》《山歌》《春天舞曲》《新疆狂想曲》，江文也的奏鸣曲《颂春》，马耀先与李中汉合写的独奏曲《新疆之春》，沙汉昆的《牧歌》，施光南的《瑞丽的边疆》，秦咏诚的《海宾音诗》，郭祖荣的《金色的秋天》。
1949年至1959年间，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继建立了相当规模的管弦乐团，如上海人民政府交响乐团（1952年改称上海乐团交响乐队）、中央歌舞团管弦乐队（1956年改为中央乐团）等，有力地推动了交响音乐的创作。中、小型较优秀的管弦乐作品有刘铁山与茅沅合写的《瑶族舞曲》、王义平的《貔貅舞曲》、江文也的交响诗《汨罗沉流》、马思聪的《欢喜组曲》、李焕之的《春节组曲》、瞿维的组曲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施咏康的交响诗《黄鹤的故事》、辛沪光的交响诗《嘎达梅林》、何占豪与陈钢合写的的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施万春等人的《节日序曲》、刘诗昆与孙亦林等人的《青年钢琴协奏曲》、刘守义与杨继武的由管弦乐伴奏的唢呐协奏曲《欢庆胜利》等。大型的较优秀的管弦乐作品有马思聪的《第二交响曲》、江文也的《第四交响曲》、王西麟的《云南音诗》、马思聪的《A大调大提琴协奏曲》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作曲家们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热情，要用崭新的歌曲抒发中国人民高昂的情绪，涌现出一大批人民喜爱、久唱不衰的优秀歌曲，真可谓成就辉煌。如王莘的《歌唱祖国》、瞿希贤改编的东蒙民歌合唱曲《牧歌》、罗宗贤与时乐濛的合唱曲《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马思聪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美丽其格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石夫的《牧马之歌》、刘炽的《我的祖国》、麦丁改编的民歌合唱曲《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通富的《敖包相会》、孟贵彬与时乐濛改编的云南民歌合唱曲《小河淌水》、王方亮改编的陕北民歌合唱曲《三十里铺》、李巨川的《我骑着马儿过草原》、王洛宾的《高高的白杨树底下》、葛顺中编曲的新疆民歌合唱曲《你送我一支玫瑰花》、杨嘉仁改编的新疆民歌合唱曲《半个月亮爬上来》、王震亚编曲的古曲合唱曲《阳关三叠》、吕远的《克拉玛依之歌》、田歌的《草原之夜》、朱践耳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白诚仁的《挑担茶叶上北京》和《洞庭鱼米香》、李劫夫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刘炽的合唱曲《祖国颂》、彦克与吕远的合唱曲《七律·长征》、沈亚威的合唱曲《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秦永诚的《我为祖国献石油》、吕其明的《谁不说俺家乡好》、生茂的《学习雷锋好榜样》和《马儿啊，你慢些走》、王永泉的《打靶归来》、郭颂的《新货郎》、赵开生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李劫夫与晨耕的《西江月·井冈山》、李才生的《逛新城》、雷振邦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晨耕与生茂和唐诃与遇秋的合唱曲《长征组歌》，丁善德编曲的哈萨克民歌《玛依拉》、四川民歌《桂花几时开》，孙云雁改编的榆林小曲《五哥放羊》，黎英海改编的哈萨克民歌《嘎俄丽泰》《在银色的月光下》等。
《毛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是中国古人对音乐和舞蹈之间自然融洽、密不可分、相互依存关系的著名论述。歌舞形式的音乐过去在我国的宫廷、官府和民间一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有着悠久的传统和非常丰富的艺术积累，发展到现代又与西方专业化的音乐形式、技法相结合、融合，开始有了新的飞跃性的发展。优秀舞蹈音乐有刘铁山的《瑶族长鼓舞》、乔谷与刘炽的《荷花灯》、程云的《红绸舞》和他编曲的云南彝族的《阿细跳月》、吕冰编曲的《花儿与少年》、罗忠镕的《孔雀舞》、安国敏的《顶水舞》、明太的《鄂尔多斯舞》、管荫深的《剑舞》等。舞剧音乐创作比较成功的作品有张肖虎的《宝莲灯》、商易的《小刀会》、彦克与郑秋枫的《五朵红云》、吴祖强与杜鸣心的《鱼美人》和他们与施万春等共同创作的《红色娘子军》、严金萱等人编曲的《白毛女》和很多作曲家集体创作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等。这期间，由于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歌剧院，为中国歌剧音乐的创作走上专业化的剧场艺术轨道创造了条件，涌现出了一些较好的歌剧作品。如梁寒光的《王贵和李香香》、马可与乔谷的《小二黑结婚》、张敬安与欧阳谦叔的《洪湖赤卫队》等。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间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一伙极力使音乐完全成为“文革”政治的附庸工具，使中国的音乐事业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损失和扭曲，是专业音乐创作最为艰难困惑、荒芜衰败的“沙漠”时期，期间有价值的作品除产生了石叔成、殷承宗等青年演奏家集体创作的优秀作品钢琴协奏曲《黄河》，吴祖强与刘德海等创作的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瞿维改编的交响组曲《白毛女》及陈刚编写的小提琴独奏曲《苗岭的早晨》以外，只在民族器乐曲作品中出现过点点的“绿洲”。较重要的笛子曲有刘富荣编曲的《帕米尔的春天》、白诚仁的《苗岭的早晨》，二胡曲有王国潼与李秀琪的《奔驰在千里草原》、王国潼的《还乡行》、刘长福的《草原新牧民》、陈耀星的《战马奔腾》，柳琴曲有王惠然的《春到沂河》，扬琴曲有刘希圣与李航涛的《红河的春天》，筝曲有李祖基的《丰收罗鼓》、张燕的《东海渔歌》、陈国权与丁伯苓的《清江放排》、方智训的《南海渔歌》。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的音乐事业又从新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在获得全面恢复的同时，伴随着党和政府“改革开放”政策下视野的开阔、思想的解放和新时代脉搏、步履，在探索中向前发展。
新创作的民族器乐独奏曲与早期的作品相比较，在艺术表现上不仅显得成熟，而且具有创新意义。如俞逊发与彭正元创作的笛子曲《秋湖月夜》，乐曲取意于南宋文人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一词，充分发挥了大笛低音音色的深沉、浑厚，高音音色的飘忽、清澈，描绘出了“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的江南夜色。较出色的笛曲还有王铁锤的《荷花赞》、蒋国基的《采桑曲》、詹永明的《听泉》、俞良模的《南山吟》。萧曲有吴孔团的《月下箫歌》。笙曲有隋利军与唐富的《上京古韵》、吴爱国的《潮》。二胡曲有关铭的《兰花花叙事曲》、陈耀星与杨春林的《陕北抒怀》、高胡曲有乔飞的《思念》，板胡曲有吉喆的《秦川新歌》，软弓京胡曲有王开春与王东杰的《东北秧歌》，琵琶曲有刘德海的《天鹅》、朱毅的《春雨》、杨静的《九连钰》，筝曲有曲云的《香山射鼓》、韩庭贵的《包楞调》，三弦曲有费坚蓉的《边寨之夜》，柳琴曲有徐昌俊的《剑客》等。
这期间民族乐器在演奏实践中又增添了新的声源，由于在音乐考古方面的重大发现，一些失传了的但在千百年前曾经流行过的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乐器，如骨笛、埙、排箫、箜篌、瑟、篪、编钟、编磬、火不思等，经过科学的研究后被复制、仿造出来，不仅以其独特的音色和表现力引起了外听众浓厚的兴趣，甚至成为现代最时尚的热门乐器，为民族音乐的影响力和发展注入了活力。新创作的受到国内外听众喜爱的箜篌乐曲有崔君之与李宝树的《湘妃竹》、李焕之的《高山流水》，埙曲有苏友民与陆金山的《独乐寺怀古》，骨笛曲有钱兆熹的《原始狩猎图》，排箫曲有高明的《春莺啭》、隋利军与张永发的《古驿站风铃》，瑟曲有《淡月映鱼》等。
1976～1989年间的民族打击乐独奏曲和民族器乐重奏曲在创作形式上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丰富多彩的“组合打击乐独奏”和“花样翻新”的“民乐重奏”大大提升展现出了民族器乐的音响风韵与魅力，拓宽了艺术表现力。如何训田的《天籁》共使用29件乐器，其中的筝、中阮、梆笛、竹笛、三弦、陶罐等乐器采用了几种不同的“音律”，特殊的音高关系和新的音响材料构成了独特的音响效果和立体空间感，交响了人世间感情：哭泣、呼唤、癫狂、愤怒、期待等说不尽的凄风苦雨。其他出色的作品：周龙的组合打击乐独奏《钟鼓乐三折——戚·雩·旄》选用了大堂鼓、排鼓、南梆子、木鱼、铃、吊钹、编钟、十面锣、风锣、深波、大锣与外来的乐旋律性打击乐器小钟琴和管钟琴相结合，气氛热烈、音响拙朴奇特，呈现出了中国古代社会征战、祈雨、祭祀等充满着原始生命力的乐舞场面；裴德义与肖江的组合打击乐独奏曲《东王得胜令》，一个演奏者演奏了包括十面定音锣、四面排鼓和云锣、大鼓、大锣、小锣、铙钹、小堂鼓、梆子等近40件乐器，音响丰富、气势雄强宏伟，形象地表现了太平天国将领东王杨秀清率领义军得胜回营时的欢乐情绪；徐纪星的马骨胡、钢琴和打击乐重奏曲《观花山壁画有感》采用壮族传统拉弦乐器马骨胡古朴的民歌风旋律，以钢琴不协和音相点缀，同时配以云锣、木鱼、梆子等6件打击乐器刻画意境，产生了神奇绚丽而有又拙朴清旷色彩效果，追溯了古代人类劳动、歌舞的生活场景；周龙的笛、管子、筝与打击乐四重奏《空谷流水》作品发挥了各个声部的表现力，乐曲既有优雅含蓄的韵味，又有粗犷热烈的气氛，一人演奏的一套打击乐器增加了音乐的空间立体感，描绘了“幽谷流泉”的自然景；胡登跳的二胡、扬琴、柳琴、琵琶、筝“丝弦五重奏”《欢乐的夜晚》借鉴了欧洲室内乐重奏艺术的经验，并探索了新的演奏技法和新的音响组合，以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表现了敲锣打鼓欢度佳节的民间风俗场面，并使“丝弦五重奏”这一艺术形式向了成熟。谭盾的筝与箫二重奏《南乡子》和徐仪的新笛、云锣、蝶式筝三重奏《虚谷》也都令人耳目一新。
80年代起，外来音乐形式大量涌入中国，民族管弦乐在新的音乐市场潮流的困境中，引发出了新的音乐发展思维，即要把民族管弦乐队建成具有独特乐器音色、独特表现技巧和能够体现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特殊品格的乐队；民族管弦乐创作在进一步借鉴西方作曲技法和音乐观念的同时，要努力摆脱交响乐模式的影响和突破西方音乐思维对民族音乐的束缚。从而民族管弦乐创作理念与技法有了多元化的发展，一批面貌形态多样、各有艺术表现特色的民族管弦乐作品迅速崛起。
1. 传统民族器乐小合奏体裁的探索
一些小型合奏曲深入挖掘了各地方民乐小合奏的独特风格和色彩，如张晓峰与周名煜国的《吟月》、刘文金的《寒光倩影》探索了“广东音乐”新的表现力；朱毅的《咏南》、顾冠仁的《绿野》发挥了“江南丝竹”乐队的艺术特色；赵咏山的弹拔乐小合奏曲《敦煌古韵》发挥了弹拨乐轻巧活泼、玲珑剔透的艺术特色；打击乐小合奏曲安志顺的《鸭子拌嘴》和《老虎磨牙》、朱广庆的编鼓与乐队《跑火池》、谭盾与李真贵的《鼓诗》、王原平的钟磬与小乐队《楚商》、林伟华与张大华的《秦王破阵乐》等，打出了中国打击乐的灵气和威风，表现了中华民族幽默乐观的精神和雄强的气魄。其中《跑火池》中使用的“编鼓”是80年代新发明的打法乐器，形象地表现了满族巫师们在庄稼丰收之后举行的祭神仪式高潮时在燃烧的炭火上奔跑的惊险、壮观场面。《老虎磨牙》创造了用手掌、手指击鼓的“抓击”技巧和采用了民间刮鼓帮的“滑边”奏法等丰富的技巧，栩栩如生地描绘了猛虎下山时的威风。《鸭子拌嘴》是由六名演奏者演奏小镲、水镲、组木鱼、双云锣、中音京锣、圪塔镲等乐器组合而成的，其中仅镲的打法就有刮击、点击、轮击、滑击、抖击、扣击等多种变化，通过敲击镲叶、镲芯、镲帮、镲边等不同的部位，获得丰富的音色变化，十分生动地描绘了一群鸭子在水中嬉戏游玩的情景。
2. 东西方音乐文化交融的体裁民族乐器协奏曲的丰收
随着民乐独奏家演奏技艺、民乐独奏乐器制作工艺均达到成熟，协奏曲这一西方专业音乐体裁在新时期的民族器乐创作中受到青睐，从而诞生了一批优秀作品。如刘文金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采用规模更大的多乐章结构展示丰富的乐思，通过“关山行”、“烽火操”、“忠魂祭”、“遥望篇”四个乐章抒发了当代人对中国古老长城的感受，讴歌了中华民族光辉的历史和未来。此曲以序奏中出现的“长城特性音调”主题贯穿于整部作品，第一乐章独奏二胡音调深沉、舒展，旋律的展开采用了民族曲调中连绵不断的发展手法，其深厚的民族音乐意蕴和独奏与协奏之间所呈现出来的“交响性”、“史诗性”使这部乐曲成为本时期民族管弦乐创作走向成熟的一座里程碑。其他代表性的作品：朱晓谷与张晓峰的二胡与乐队《新婚别》以单乐章的形式和贯穿对比与再现的曲式原则，通过“迎新”、“惊变”、“送别”三段音乐揭示了中国古代诗人杜甫的同名诗篇中的一位古代新婚少妇在与丈夫生离死别时的悲痛、复杂的心情；瞿小松的管乐协奏曲《神曲》是根据屈原《九歌》的诗意而创作的，全曲通过“天帝与河神”、“山怪与地鬼”、“礼魂”三个乐章体现了《九歌》中的神话色彩和民间气息以及神秘空灵的意境（这首乐曲要求独奏家能够吹奏排箫、篪、埙、曲笛、梆笛、巴乌、葫芦丝等多种管乐器）。新时期出现的民族乐器协奏曲当中，还有一类是由西洋管弦乐队协奏的，如王树的双筝与交响乐队《回旋协奏曲》、辛沪光的马头琴协奏曲《草原音诗》、吴祖强的琵琶与管弦乐协奏音诗《夕阳箫鼓》、朱践耳的唢呐协奏曲《天乐》、杨立清的琵琶与乐队《乌江恨》等。其中取材于古曲《海青拿天鹅》的双筝与交响乐队《回旋协奏曲》尽可能地运用了筝的按、滑、揉、颤及“摇指”、“扫弦”等演奏技巧，使筝在交响乐队丰富的复调、和声的衬托之下更好地发挥了它的独特的色彩。
3. 大型民乐合奏曲的蓬勃发展
本时期大型民族管弦乐合奏曲创作有两种类型。第一类是依靠深入挖掘传统音乐以发展民族乐队艺术的，多采用古代题材或民间生活题材和民间音调素材，如彭修文的合奏音诗《流水操》的音乐素材取自古琴曲《流水》，乐曲描绘出了由涓涓溪流汇成滔滔大河的壮丽过程，表现了人们对山河的热爱之情，既有传统韵味，又溶进了现代人对自然景色的感受。此类作品还有朱舟与俞抒和高为杰的合奏《蜀宫夜宴》，表现了我国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宫廷夜宴的歌舞场面，其素材的运用、曲体的构成、乐队的编制与配器、音乐的格调与情趣皆大体依据有关的文物与文献资料予以创意铺陈，奏出了作曲家想象中的中国古代乐响；赵秀与鲁日融的合奏《长安社火》以秦腔音乐为素材，突出了具有陕西地方特点的板胡、唢呐、笛子、三弦和打击乐器，表现了陕西农民新春佳节“闹社火”的欢乐场面。第二类是大胆借鉴异体的西方音乐文化经验来获得民族乐队的升华，多采用现实生活题材，音乐素材与传统音乐、民间音调的联系往往比较间接，如徐景新与陈大伟和陈新光的交响音画《大江东去》的结构是采用了属于东、西方两种不同的音乐发展思维的唐大曲与奏鸣曲相结合的形式，使乐曲以宏大的气势表现了一泻千里、惊涛拍岸、江河奔流的画卷，富于哲理性地歌颂了中华民族雄强。此类作品还有何训田的合奏曲《达勃河随想曲》，描绘了达勃河畔神奇迷人的景色和藏族刚强豪放的性格，其素材运用了一些藏族古老的民歌，由于调性变化频繁，并且在器乐织体中加进了男、女高音哼唱的两个特殊声部，所以音响效果新鲜，音乐形象独特；金湘的交响音画《塔克拉玛干掠影》由《漠原》《漠楼》《漠舟》《漠洲》四个乐章构成，描绘了一幅幅神秘而迷人的沙漠风光，其素材选用了新疆南部的民间音调，现代作曲技法引入使音乐色彩更富于变化，尤其是在第二乐章《漠楼》中采用了无调性、多调性、微分音手法构成了神奇梦幻的海市蜃楼的景象。
80年代初，“文革”后培养的一代青年作曲家开始崛起，他们以大胆的音乐创造打破了中国乐坛以往的平静，其作品在国际音乐比赛中频频获奖。如瞿小松的大提琴曲《山歌》和叶小钢的大提琴曲《中国之诗》获“1982年美国齐尔品协会作曲比赛”并列一等奖，谭盾的弦乐四重奏《风·雅·颂》获“1983年德累斯顿国际韦伯室内乐作曲比赛”二等奖，何训田的弦乐四重奏《两个时辰》获“1987年德累斯顿国际韦伯室内乐作曲比赛”三等奖。
中国的流行音乐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流行音乐是三四十年代在上海萌芽产生的，黎锦晖以及他组建的“明月歌舞团”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在流行音乐的发展过程中它不仅是艺术，也是娱乐和一种精神寄托，更是反应百姓生活的写实记录。
长达十年的“文革”过后，在百废待兴的改革萌动期，人们的音乐功能观和审美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的歌坛开始从“为政治服务”中解放出来，歌曲创作者从“左”的精神枷锁逐渐彻底解除，重新获得了为人民歌唱的自由权利，出现抒情歌曲的复兴。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与《歌曲》编辑部联合举办了“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产生了著名的15首抒情歌曲。1. 祝酒歌2. 妹妹找哥泪花流3.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4. 再见吧，妈妈5. 泉水叮咚响6. 边疆的泉水清又纯7. 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8. 大海一样的深情9. 青春啊青春10. 洁白的羽毛寄深情11. 太阳岛上12. 绒花13. 我们的明天比蜜甜14. 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15. 永远和你在一道。这次中选的15首歌曲，基本上都是80年代新创作的独唱、重唱歌曲，其中又多半是当时上映的电影、电视片的插曲。这些歌曲的题材是比较广泛的，它们歌唱了人民在斗争、工作中胜利的欢乐，也抒发了广大人民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生活的真挚感情，其中也有歌颂青年们纯真爱情的作品；它们大部分具有曲调比较优美、深情，旋律流畅，容易上口的特点。
80年代，以邓丽君的歌声为代表的港台歌曲大量传入，还有谭咏麟、张国荣、许冠杰、徐小凤、梅艳芳、蔡琴等歌星的歌曲，并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同时内地也出现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歌星，朱逢博、李谷一、沈小岑、成方圆、朱明瑛、苏小明、郑绪岚、程琳、谢莉斯与王结实等。之后以《信天游》《黄土高坡》为代表刮来了来自大西北的“西北风”，浓厚的黄土风情将中华民族之魂演绎得淋漓尽致，还有田震的《好大一棵树》和《执着》《干杯，朋友》都红极一时。当时的代表歌曲有《少年壮志不言愁》《血染的风采》、刘诗召的《军港之夜》《爱的奉献》，谷建芬的《世界需要热心肠》《思念》《绿叶对根的情义》，李黎夫的《心中的太阳》，雷蕾的《少年壮志不言愁》，郭峰的《让世界充满爱》，崔键的《一无所有》，苏越的《黄土高坡》，赵季平的《妹妹曲》（张艺谋词），毕小世的《父亲》，解承强的《信天游》，徐沛东的《我热恋的故乡》《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等为代表。
另外台湾地区的校园歌曲也是广为传唱。台湾歌手刘文正，带来了台湾校园歌曲，如《兰花草》《三月里的小雨》《外婆的澎湖湾》等。它汲取了我国民歌的特点，融汇了乡土风的音乐素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清新、质朴、朗朗上口的通俗歌曲。
从1989年广东珠江经济电台改版开始，现代大众传媒商业形式逐渐形成。以报纸周末版、杂志时尚化、娱乐化，电台联网化、电台中出现热线栏目、歌曲排行榜、电视节目全面娱乐化，以及出现《通俗歌曲》《当代歌坛》等多种流行音乐的专门性杂志为标志。传媒的市场化使流行歌曲的市场性得以充分的挖掘和展现。
90年代大陆和港台广泛交流，1990年是港台歌手全力进军大陆歌坛的一年。这一年引进的大碟种类数量也堪称空前绝后。《恋曲1990》《我的未来不是梦》《大约在冬季》《眼着感觉走》《蝴蝶飞呀》《每天爱你多一点》《今夜你会不会来》《对你爱不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潇洒走一回》等等比较有影响，台湾的齐秦、王杰、童安格、姜育恒、伍思凯、伊能静、小虎队等也纷纷脱颖而出，香港歌坛的四大天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逐渐被大众认可。
大型活动征歌如亚运会歌曲，让代表作品：《亚洲雄风》（徐沛东、张藜）、《黑头发飘起来》（剑兵、孟庆云）等流行。晚会歌曲和晚会歌手这一大陆独有现象出现，以春节晚会为代表，每年都有新歌手或歌曲出现。如：1990年蔡国庆《北京的桥》、1993年毛宁《涛声依旧》等，一直到那英、王菲的《相约1998》。歌手不用出唱片、不用办演唱会等，能逃避商业竞争，一夜成名。
电视剧歌曲的创作领域形成。由电视剧《渴望》热引发，插曲《渴望》《好人一生平安》；此后女人三部曲《篱笆 女人 狗》《辘轳 女人 井》《古船 女人 网》使徐沛东、张藜的作品风行一时，由此电视剧歌曲创作形成一个独立的领域，并且成为流行歌曲传播的重要集散地。
90年代中期，包装机制全面展开，“中唱”广州公司推出甘苹、李春波、陈明等；福茂推出那英《雾里看花》《山不转水转》；“大地”推出景岗山；“白天鹅”推出“高林生”；天星娱乐文化有白雪、戴娆、刘婕等加盟以及黄格选、罗中旭、张咪、陈妃平等人。
在台湾校园民歌的直接影响下，欧美音乐和中国传统民歌的推动下，崔建歌曲的精神领袖作用，大学校园里真正有了激进的吉他声，校园歌曲兴起和逐步市场化，对校园歌曲的演绎也进入了另一个崭新的天地。包括《未名湖是个海洋》《我没醉》《回乡偶书》《温馨天堂》《往事》《起风》等歌曲，它们当中，有的婉约清丽，有的质朴纯真，也有的摇滚味儿十足，可以说，总体上都极富有校园味道，毫无矫饰，完全是率真性情的流露，听起来十分感人。除了郭峰外，老狼、高晓松、水木年华在众多校园歌手中脱颖而出，比如《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一生有你》。
中国内地摇滚乐的蓬勃发展起来，除了崔健，黑豹和“唐朝”乐队的出现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特别是黑豹的作品打人了港台市场，可谓是当年内地音乐人绝无仅有的一次成功的反击。黑豹的《别去糟蹋》表达了反对暴力、呼唤和平的人道主义思想。“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将京剧的韵白融入摇滚乐中。
继80年代的迪斯科和摇滚乐之后，爵士、雷盖、饶舌乐和拉丁节奏等国际流行乐坛常见的风格体裁在20世纪90年代中对中国内地的流行音乐也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1995年《阿姐鼓》问世，是大陆第一张发烧级的高保真唱片。这张唱片由作曲家何训田和歌手朱哲琴共同完成，是一张音乐语言世界化，音乐风格民族化，制作技术精良的唱片，也是第一张真正意义上成功的走向世界，以世界标准运作的唱片。
它采用真乐队与MIDI混合来制作音响，将民族的、通俗的、高雅的音乐融合在一起构成了新的歌曲观念，既有中国特色，又富有中国式的哲理（追求自然、回归人的本性），使我国的通俗音乐真正走入了“国际通俗歌坛”之路。
由于电脑网络的普及以及手机彩铃下载业务的兴起，20世纪末开始至今，网络歌曲开始出现。并且越来越被青年学生所接受，同时成为主要传播者。2004年，一曲《两只蝴蝶》家喻户晓，之后的一两年网络歌曲发展很迅速，涌现出了许多网络歌手及歌曲，比如《老鼠爱大米》《丁香花》等。其通俗、轻松、幽默的特点被大众喜爱，大量平民歌手通过网络，把自己创作的歌曲推向社会。
在盗版猖狂、投资困难的境地下，依然坚持在流行音乐领域内的人开始了内部机制的调整和经营策略的探索。2000年，北京京文音像公司与美国环球电影公司达成个作协议，从乐队音乐投资转向了国际化音响体系。北京麦田音乐工作室推出了朴树，成为该年最受欢迎的歌手，并成功地与华纳集团达成了合作。原广州中唱通过融资成立了喜洋洋唱片发展公司，推出田震、黄绮珊等人，同时进入电影制作领路。正大音像公司陆续推出朱桦等新歌手。歌手的发展整体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一方面老歌手那英、田震、孙楠、韩红等进入了常青树状态，一方面每年的新人挖掘速度不断加快，超级女声、快男群体的出现让流行乐坛步入新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