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再造】

广府先民虽谙熟“靠山而居，依水而立”的道理，但不可能满城尽带黄金甲。具有务实创新精神的广府人，面对遮阳小丘的失衡以及一次次恶水横流和台风横扫的灾厄，渐渐学会了居家环境改造。广府地区地势北高南低，向沿海倾斜。北部山地丘陵，中部和南部多为台地、河网密布的冲积平原和三角洲。平原地区主要分布于南部沿海和各江河的中下游谷地，以珠江三角洲平原为最。珠江三角洲平原大部分是在近1000多年以来逐渐形成的。其成陆历史可分为两部分：大致以黄埔、顺德、江门一线为界，该线以北为古三角洲，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开垦，称为围田区；此线以南，是以后河流泥沙淤积冲填海湾而成，属于沙田区。这片富饶土地既养育了世世代代珠三角子民，但因水风旱给他们带来无穷的灾难。治水截污、护林防风、打井抗旱……灾害面前长期坚持“以防为主，防抗结合”的方针，力求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劈山坦途

自任嚣番禺筑城以来，在广府大地劈山坦途的故事不可胜举。广州博物馆藏一件“蕃禺”漆奁是证明秦朝统一岭南并推行郡县制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历史物证，漆奁中所烙印的“蕃禺”二字是古代广州最早的名称。“番禺”一名源于“番禺二山”的说法是学界最为主流的观点，但无论有多少争议，旧城广州之番、禺二小山曾经长期存在。只是到了南汉国王朝刘岩凿平番、禺二山作宫阙才一气荡平。随着历代广州城垣的演变，广州历史上最繁华的商业集散地——北京路商圈才得以形成。

难能可贵的是，历经千百沧桑，番山亭的遗址得以流传下来。这一个见证广州起源的地方，就在文德路中山文献馆后的小山丘上。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因为长时间以来，这座约三层楼高的小山丘前后都被密密麻麻的建筑物所包围，一般人根本无法发现。2010年，经过整饰，小山丘露出了真颜。沿着台阶拾级而上，一边是仿红砂岩的山体，高大的榕树和木棉树环绕，宁静清幽，山丘上方就是番山亭。番山亭虽然一看就是新建，可白色的亭子形制古朴典雅，高40厘米的台基上，六角攒尖顶，三面设台阶，其余三面砌筑栏杆。上书“番山亭”，一副对联曰：崇广府千年道统，接学宫一脉书香。据说，番山和禺山古时候被视为广州城内的制高点，两山所系，被认为是“龙脉”所在。南汉国时期，南汉王朝开国皇帝刘岩凿平番、禺二山作宫阙，只留下一个低矮的山丘。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当年刘岩凿平番、禺二山，只留下一个小山丘，所以宋代以后，番山和禺山就被混淆了。番山亭西南面几百米的地方，就是著名的禺山市，很大程度上所指的都是同一座山。清代嘉庆年间成书的《羊城古钞》记：“禺山自谯楼双阙连西竺，至玄览台一带皆是。”《羊城古钞》卷首有木刻图《孤兀禺山》，图中，禺山高耸，四周是云雾遮掩的官衙与民房。此画虽然夸张，但也说明禺山仍在高处。这是古广州城垣变迁中的个案，千百年来，在广州城厢内外，一座座类似的小山丘不知铲平了多少，也不知填平了多少大片大片的洼地，20世纪80～90年代的大拆大建，近年兴起的“三旧改造”……广州城市建设与治理在曲折中前行。

不过，随着社会变迁，在广府乡间劈山建房者却走向了歪门邪道。在地处丘陵地带的广府边远山区，山多、水多，小型地质灾害时有发生。一些群众盲目听从“风水先生”指点，认为背山面水的房子风水好，一些人人为地“劈山建房”，却不知这个坏习惯容易引发山体滑坡、崩塌，给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威胁。近年来，为有效避开地质灾害，保障农民建房安全，各级政府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及时启动农民搬迁避灾急需用地的建设项目，赢得了群众的赞扬。

治水治污

长期以来，广府沿海水网地区饱受洪水威胁。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广府人生命不止，治水不息。“北江大堤”的修筑，近年治水深入城市内河涌与农村，珠三角河网地区重污染流域“河长制”的建立……珠三角地区城区基本实现污水收集管网全覆盖。而广州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水城”。水，创造了广州的历史，更流淌着广州的情怀。“南越国水闸”的兴建；宋代“六脉渠”的开挖；明代广州“西河”的开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市民义务挖掘四大人工湖 ；从1999开始的一场河涌截污整治战役……一系列工程启动，使“水清、岸绿、堤固”的河涌成为广州的一道风景。

“南越国水闸”的兴建

2000年4月，考古人员在广州市越秀区惠福东路与西湖路之间（惠福东路光明广场下）发掘600平方米，发现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经研究认定为是西汉南越国时期的城市排汲水利工程遗存。从发掘现场得知，水闸的底部北高南低，水是由北向南排入珠江的。当珠江潮水升高时，放下闸板可防止倒灌；提起闸板又可汲江水入城内。这是2000多年前城市防洪、排汲水设施的一座重要木构遗存。此遗址是目前中国城市考古发现时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处木结构水闸遗址。

现时广场整个负一层都开辟为遗址博物馆。水闸四周用钢筋混凝土墙进行全封闭处理，再由700平方米的玻璃防护层进行恒温、恒湿保存，供人们参观。四周为文物展示长廊，通过图、文、三维动画等多种方式展示遗址的发掘过程、出土的文物。由于水闸是全木质结构，因此对木材的保护尤为重要。采用了特制防腐剂，给水闸木料进行防腐、防虫处理。还在水闸周边打了两个抽水井，当地下水达到一定高度就会自动被抽走，防止水渗入到水闸中。

水闸位于当时南越国都城番禺城的南城墙，遗址距今地表深约4米，水闸自北向南可分为引水渠、闸室和出水渠三部分。引水渠呈长方形，两侧斜坡至底，斜坡80度。闸室平面自北往南，向珠江呈“八”字敞开。通过换土固基防水压、防冲刷、防渗漏的设计，闸口中间有两根木桩凿出凹槽，用来插板闸水。出水渠呈长方形，修建方式、工艺、构造与引水渠类似。该水闸功能与现时水闸功能基本相同，即具有防潮、泄洪、引水多重功能。当珠江潮水上涨时，放下闸板防止潮水倒灌入城；而洪水季节则打开水闸，将城中废水排出；城中缺水时，提起闸板又可汲江水入城内。它的出土对了解汉代广州城区的防洪设施及当时城址的布局、结构以及南城墙的位置坐标提供了重要线索。该水闸在建闸材料的选择，松软地基的处理，总体布局，泄流处理，闸室稳定处理等方面都与现代的建闸原理基本相符。反映了秦汉时期的水闸建造水平。

“六脉渠”的开挖

宋代，广州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开发建设，其中之一就是开挖了六条排水、防洪，兼可防火、通航的大水渠，即“六脉渠”。在宋代，广州城内就形成了六脉渠和护城壕两大系统，城内雨水、污水由街道小沟流入六条干渠，然后排出河涌，城外的则排出护城壕，再流入珠江，使城内无水患之忧。

六脉渠大致上分成“左三脉”和“右三脉”。第一脉，从越华路向南流经华宁里、吉祥路、七块石、中山五路、南朝街、教育路，至仙湖街，穿城出南胜里入玉带濠。第二脉，文溪自城隍庙分南北二支，南流经长塘街，由贤思街出城入玉带濠；北支经豪贤路与另一支从大石街来的水道汇合，从越秀桥出铜关，流入东濠。第三脉，从东华里南流至越秀北路，折入东濠。第四脉，从人民公园西侧，经雨帽街、桂香街、马鞍街，由孚通街前出城入玉带濠。第五脉，从六榕寺至中六电脑城附近分南北流，南流经擢甲里、光塔路，由大水关（西澳）出城入玉带濠；北流经豆腐巷、海珠北路，与来自三元宫的另一支水道合流，由北水关出城，流入西濠。第六脉，从光孝寺向南，流经纸行街、诗书街，折向城西，由小水关入西濠。

广州“新西河”的开掘

明代的广州经过几次大规垩模的扩建和改建，三城合一和修筑南城使得原本城内的天然水系遭到了很大破坏，包括文溪、古西湖在内的天然河湖逐渐淤塞，逐渐演变成了单纯的排水渠道。由于城内交垩通功能基本丧失，居民便开始逐渐侵占河道，渐渐的明渠便成了暗渠。如果说明代初期六脉渠还保持着过去“河涌”的面貌，除了排水还能行船；那么到了明朝末年，六脉渠大多已经成为暗渠，古河道淤塞成塘，今仍有长塘街、大塘街等地名。据传，太师梁储退休回广州定居后，非常关心广州水道建设，还为治水经历撰写成文——《广州新开西河记》。嘉靖年间，广州城河之水出有二道，由东南隅者由永安桥（在城北）北入，中折而西至归德桥（故址在今解放路与大德路交界）而止；因西南隅者由太平桥而北入，中折至东，亦至归德桥而止。遇退潮“（二水）若相背驰然”，彼此相安无事；若遇涨潮，南水道（西濠）则水流甚急，不利于商旅航行。在朝廷的梁储得知这种情况后，即派时任巡按御史涂相前往治理。都认为先代“二水中分后一并汇入归德桥的做法不合理”。涂相下车伊始，不是以往只顾挖深水道就算了事的做法，而是广泛征求当地人的意见，决定“采纳郡人彭泽义”的方案：先移太平桥于城西十四铺（今杨巷万钟西），后开新西河西往柳桥（旧称柳波涌）以出浒（流出白鹅潭），以彻底缓解西水（西濠）水流急湍的弊端。方案征得梁储同意后施工。经过一段长时间艰苦的疏凿，填土实桥。在柳波桥一段工程更遇艰难险阻：“因誈以为深，或顺地以为曲，深一丈二，广三倍半，一直凿至十八甫柳桥馆迤西之南浒（白鹅潭为止）。”工程竣工后，使西关面貌大变：“昔日之僻地今为通津，居贾行商往来络绎，遇风涛骤作，则千艘万艘皆可御舻而入避。”新西河建成后，使西关逐渐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然而，此后历经各代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因城市道路建设，六脉渠被改建为马路渠，将流入脉渠的各个街渠接入大渠，一旦暴雨或珠江涨潮，“落雨大、小浸街”便成为广州老城区最常见的自然灾害。

“北江大堤”的修筑

北江大堤位于北江下游左岸，是广州市防御西江和北江洪水的重要屏障，清朝时由两广水师提督直接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属广东省政府直接管理。远在宋、明时期，今北江大堤这一带地域已开始筑堤防御洪潮。清远市的石角围（今北江大堤石角段）始建于明代，名为清平围。这些堤围至清初虽是分散未成为完整堤系，但已具一定规模，且其防护范围较广，关系到广州的防洪安全，清朝时由两广水师提督直接管辖。大堤虽经多次培修加固，但全堤线的超高和堤顶宽度不够，且有约30公里长的堤基建在强透水层之上，堤基以及部分主流迫岸的堤段，每遇洪水，常出现管涌、冒沙和淘空堤脚崩坡等险情，为历年防汛抢险的重点。

北江大堤成为完整堤系之前，防洪能力甚低，在1915～1949年的35年间，有1915年、1931年、1947年、1949年等4次大洪水严重决堤致灾。经历了1915年大洪水水淹广州后，于1924年建成芦苞水闸（旧闸），以节制北江洪水经芦苞涌入广州，水闸最大分洪流量1200立方米/秒。1954年12月，对从石角至狮山沿北江左岸的石角围、六合围、榕寨围、魁岗围、大良围、沙头围、量凿围等原是分散的堤围进行筑闸联围和全面整修加固，正式定名为北江大堤，并按防御1915年决堤洪水设计，石角站相应设计水位14.43米，堤顶超高0.5米，顶宽3米，堤高7～11米，堤顶以下2.5米处设置宽为2米的戗台，戗台以上临水坡1∶2，以下为1∶3，背水坡为1∶3，工程于1955年2月竣工。为控制北江、西江洪水流经西南涌入侵广州，1957年建成西南水闸。1968年出现较大洪水以后，于1969～1972年对北江大堤第2次整修加固。1983～1987年对北江大堤进行第3次较大规模的培修加固，大堤防洪标准为100年一遇，并经过1994年6月西江、北江下游50年一遇洪水（1915年以来的第2大洪水）的考验。但北江大堤仍有一些险段未彻底处理，还未达到一级堤防标准。

迎亚运的广州“河涌整治”

随着城市建设发展，地表、地貌发生变化，加之原有地形限制，一些地势低洼地带便成了“锅底”“水浸街”仍然是下雨时广州城市的一道“风景”。2009年，广州水务部门投资9亿元，集中整治228个水浸“黑点”。随即，“一天一个亿”的治水行动，覆盖至几乎与水相关的所有领域。在广州亚运会举办前，120多条河涌整治和生态修复完成，水环境持续好转；新建38座污水处理厂、48座配套泵站及1094公里污水管网，全市生活污水处理率达85％，每天减少80万吨污水直排珠江；220多项水浸街改造工程全部完成，经受住了特大暴雨的考验。

“河长制”的建立

时至今日，广州河涌黑臭返潮，再次引发人们关注。2014年7月，广佛跨界河涌整治联席会议拉开两地联手治水序幕。2014年8月，时任广州市市长陈建华在当地媒体上公开表示。“广州将实行流域治理‘河长制’，各区、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将担任辖区内河涌‘河长’，对辖区内河涌治理、设施的建设与维护负总责。由‘河长’组织编制治理方案，并组织实施。市水务局对技术方案予以指导、审核把关。工程方案成熟一条，推进实施一条。”2015年4月，两市进一步确立信息互通机制和联防联治督查工作机制。根据《流溪河等16条广佛跨界河涌整治工程建设方案》，广佛跨界16条河涌主要分为流溪河综合治理及其余15条河涌治理。这16条河涌共涉及4个区、33个镇（街）、196个村（居）。2015年末，在广佛跨界16条河涌推行“河长制”，实现市、区、镇（街）、村（居）四级“河长”覆盖全流域。力争到2017年底，基本解决河道垃圾和黑臭问题，实现河道环境面貌显著改观。广府人迫切治水的背后，实则是要找回曾经“傍水而居”的那份闲适与惬意。

造林防风

广府是受台风、风暴潮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造林防风，加强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是广府人民生态建设和沿海地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广府地区各级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大部分沙化土地通过生物治理措施变成有林地，森林资源不断增加，为工农业生产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沿海防护林带的建设

广东省电白县博贺林带是营造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我国第一条沿海防护林带。20世纪70年代初，著名画家关山月以此为素材创作了巨幅国画《绿色长城》，悬挂在人民大会堂广东厅。由此，沿海防护林带被人们喻为“绿色长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过沿海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广府沿海地区已基本建成了一条长达2000多公里的沿海防护林带，有效地抵御了沿海风沙的袭击，抑制了沙化土地的扩展和蔓延，结束了风沙肆虐的历史，大部分沙地经长期治理改造已逐步成为农田和林地。截至2007年末，广东沿海地区过去被风沙埋没的19.5万亩农田得到复耕，97.5万亩沙地变成了良田，粮食单产增加了3～4倍。

红树林的种植

红树林是热带、亚热带海湾、河口泥滩上特有的常绿灌木和小乔木群落。红树林具有防风消浪、促淤保滩、固岸护堤、净化海水和空气的功能，茂密高大的枝体宛如一道道绿色长城，有效抵御风浪袭击和防台风的重要利器。截至2007年2月，广东省湿地面积约为180.71万公顷，占全省面积10.1％。其中，红树林总面积10471.1公顷，约占全国红树林总面积的42％，是全国红树林面积最大的省份。红树林主要划分为特种用途林和防护林两种，其中防护林约占红树林总面积的6％，天然林约占红树林面积的89％。在数不尽的珠三角地区沿海居民防台风中，一片片生命力极强的红树林发挥着防风消浪的重要作用。如，2003年7月24日，台风“伊布都”在阳西县与电白县之间登陆，长势良好的5000亩红树林减轻了狂风和巨浪对海堤的冲击，使受红树林保护着的10公里海堤安然无恙。相反，其他5公里没有红树林保护的海堤被狂风巨浪冲得千疮百孔，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千万元。台风过后，当地村民主动向当地林业部门建议树立“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大型警示碑以加强对红树林的保护。

乡村风景林的保护

在广府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许多乡村主要分布在台丘地的边缘，依“山”而建。在许多的村落背后往往可以见到一片茂盛的林地，这就是乡村风景林。风景林多由古老的树木组成，往往大于村子的面积。这些树木历经几代人传下来，有的树龄已在百年以上，至今仍郁郁葱葱，特别是一些大榕树，冠盖似云，一树遮天。它们经年庇护着村子，为村庄“遮风挡雨，吐新纳故”。这些厚厚的绿色，也是珠三角森林植被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附近地区的小河、小沟的水源地，也成为小虫、小兽孳伏的家园，更为村落“镶嵌”了绿色的宝石。古老村落中的风景林，对农村上年纪的人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一直以来都得到良好的守护，免受农业开垦和人为破坏，使得这些地方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生境条件，为动植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对区域的生态平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广府地区不少古村落制定村规民约，命令禁止破坏乡村风景林行为，将风景林与道路绿化和庭院的绿化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林带和林网，让林木贯穿于村落的道路和小巷，使村落掩映在绿色之中；政府在树种的选择搭配以及种植规格等技术给予积极的指导和帮助；发动和组织群众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绿化建设，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居家环境再造的安全理念

千百年来，广府先民充分尊重自然环境以及人文环境，并将其充分地结合于居住环境之中，以维持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关系，创造出与周边环境和谐，具有较高文化内涵而宁静优美的人居环境。居家安全是一个艺术与人文交织的综合系统。崇尚自然，以人的精神、道德伦理模拟于自然，向自然寄托理想，其终极关怀则是居家安全。居家环境再造，对人们的居住心理和现实生活需求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影响。

首先，居家环境再造观满足了人们对于居住安全性的心理需要。经环境改造后的住宅，往往更符合安全规范，给人以安全为基础的建造理念。其安全理念从城市扩大到村落社区层面，就是提供居住者安全防范的系统。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马氏“需求层次理论”结构，安全是人类求得生存的第二位基本需求。在现实生活中，防御自然灾害是农村社区的首选，防盗问题则是城市社区居民首要考虑的问题。通过不断的居所环境改造，逐步消除非安全因素，将为居家安全提供了理论指导。一是密切邻里关系、建立社区群防群治意识。广府先民从开村立基始，从大处着眼，把防洪、防风、防火、防山体滑坡、防交通事故等摆在首要位置，其安全意识是可取的。二是确立归属感，发挥居住者自然监视的作用。例如，市民面对“水浸街”现象，不是仅仅依赖政府消除“水浸黑点”，而是防患于未然。三是合理设置村落社区“围墙”。这些措施为城乡社区提供了安全防范的基础，满足了居民的居家安全心理需求。

其次，居家环境再造观满足了人们对于居住舒适度的心理需要。居住舒适度不仅包括住宅建筑本身的功能要满足人们的使用需要，而且还包括村落社区的建造密度满足人们的舒适要求。例如：村落社区按照传统中轴线合理的建筑密度、容积率进行建设，避免超量住宅产生“拥挤”对居住者“压力、压抑感和紧张”的心理影响；乡村风景林的保护与利用，满足了人们“遮风挡雨，吐新纳故”的生活需要；沿海防护林、红树林的种植，减少了台风的危害。广府民系的居家环境再造观，为减轻居住者的心理压抑提供了理论支撑。

再次，居家环境再造观满足了人们对居住文化认同的心理需求。广府传统居家文化中关于居所的布局，不同程度影响着现代人的择居观念。传统住宅的布局理念中具有科学合理的成分，特别是有关防灾减灾、通风、采光的物理性要求及其在布置格局方面的文化心理暗示，确实影响了人们的社会心理和居住质量。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这些习俗，正确理解这些传统习俗与现代居住理念的一致和矛盾，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注居住与自然及环境的整体关系，不断丰富现代健康家居的生态、文化和心理内涵，对于现代居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SC1bldXLAcWEtWnybfyHt+N4Sh8FaZoH8l3IaDdmeBytpu6gUnCQS+6Tqfx3sY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