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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全球工业化进程引发的人口与市场集聚的必然结果，在全球各国的城镇化进程中，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以发展速度极快、整体进程平稳、社会经济效益超高而著称于世，足以叹称世界奇迹。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伴随着快速工业化进程也迅速提高。1949 年中国人口的城市化程度仅有 10. 64％，到十年动乱前的 1965 年已提高到17. 98％。十年动乱大大停滞了城市化进程，到 1976 年全国城市化率反而下降到 17. 55％，在同期全世界发展中大国里绝无仅有，与当时世界城市化浪潮完全背道而驰。1978 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仅为 17. 92％，甚至低于 800 年前处于全盛期的南宋王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 －1984 年。这是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动力推动城市化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城市化带有很强的恢复性质，“先进城后建城”的特征明显。第一，表现在大约有 2000 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返城并就业，高考的全面恢复和迅速扩招也使得一批农村学生进入城市；第二，城乡集市贸易的开放和迅速发展，使得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和小城镇，出现大量城镇暂住人口；第三，这个时期开始崛起的乡镇企业也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第四，国家为了偿还过去城市建设的历史欠账，大幅提高城市维护和建设费，结束了城市建设多年徘徊的局面。这个阶段，就人口来看，城市化率由 1978 年的 17. 92％提高到 1984 年的 23. 01％，年均提高 0. 85 个百分点。
第二阶段：1985 －1991 年。这是以乡镇企业和城市改革双重推动城市化的阶段。这个阶段以发展新城镇为主，沿海地区出现了大量新兴的小城镇。以国企改革为中心的城市改革加速，工业和服务业快速发展，城市发展速度开始超过农村，农村人口随之大量进入城市。1987 年，中国城市化水平突破 25％。
第三阶段：1992 －2000 年。这是城市化全面推进的阶段，以城市建设、小城镇发展和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为主要动力。1992 年到 1998 年，城市化率由27. 63％提高到 30. 42％，年均提高 0. 42 个百分点。进入 90 年代以后，中国城市化，已从沿海向内地全面推进。1995 年底与 1990 年相比，建制市已从 467 个增加到 640 个，建制镇则从 12000 个增加到 16000 多个；从人口来看，城市化水平也从 1990 年的 26. 41％提高到 1998 年的 30. 40％。2003 年又突破 40％，到2011 年首次历史性地突破了 50％。2015 年，城镇常住人口 77116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2200 万人，乡村常住人口 60346 万人，减少 1520 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 56. 10％
。
图 1 －1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世界各国对于城市和城市人口的认定口径差别很大。欧洲许多国家将 2000 人以上聚集的居民点即算作城市化地区，但中国通常只计算城市规划区内常住人口。因此，如果按照欧美的通常标准，中国的城市化率应高于现有统计数据 15％以上。这也可以较好地解释长期困惑学术界的一大谜题：为什么中国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
如果纠正过统计口径之误，则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大体是一致的。与中国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一样，中国用短短 30 年走完了其他国家 100 多年才能达到的城镇化水平，这一进程之快同样是举世震惊的中国速度。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人类城市发展史的一大奇迹。一是规模惊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即每年有 1300 多万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相当于排名全球第 67 位的塞内加尔的全国人口；二是高质量的城镇化进程。中国的城镇化没有出现发展中国家极为普遍的低就业率、高失业率、规模巨大的城中村围城现象。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极为顺利，充分地吸纳了农村剩余人口并长期保持较低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中国制造得以长期保持国际竞争力。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大多具有正式职业，尽管其获得的工资收入远低于市民同行，但与印度等国家不同。中国农村转移劳动力主要进入了工资水平较高的制度业和建筑业而非工资较低的传统服务业，因此，农民工在总体上获得了远远高于原在农村的工资收入，进城农民的相对收入增长水平也远远优于巴西、印度等拉美及新兴工业化国家。这样，不仅极大地降低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建设成本，更创造了兴旺的消费市场，并进一步提升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发展空间。快速的收入增长，也吸引城市资本大量进入农村，使小城镇建设全面加速，从而形成了城乡互动协调同步、不断良性正反馈和自激励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步演化过程；三是低成本的城镇化进程。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为中国东南沿海城市提供长期性、海量、低成本、高素质的劳动力，使中国制造长期保持成本优势，大大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并极大地压低了中国房地产及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营成本
，使中国成为全球唯一连续 30 多年保持GDP年均增速在 10％以上的国家，在整体城市化进程中，中国的人均城镇建设用地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四是全面、递次化的城镇化进程，中国呈现出从沿海向内地、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和建制镇递次转移的特点；五是社会总体稳定的城镇化进程。尽管外来人口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为社会各界所侧目，但大规模、高质量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及高水平的政府社会管理水平，也使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并未出现拉美国家城镇化进程极为常见的犯罪率激升、城市社会治安急剧恶化、社会极不稳定的长期困局，与国外的城镇化进程相比，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总体上保持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一是中国特色的福利双轨制。中国城乡居民之间在社会福利制度方面实行双轨制。城乡人口受户籍所限，即使同在一座城市、担任同样的职位，但由于户籍的关系，其社会身份和社会保障及教育、住房、医保等社会福利具有较大的实质性差距，特别是一线城市差距尤其明显。显然，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远低于市民。这既是制度使然，也与国家公共财力不足和城市化水平过低有着莫大关系。但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在农村有土地、可以提供食品、住宅等最基本的最低生活保障。此外，勤劳的中国老人还承担着教育孙辈、种植农田等家，这些也极大地降低了农民进入城市的社会成本。这种基于土地的具有实质意义上的最后的社会保障底线作用，足以令其即使在城镇失业，也可以退回故乡。只要农民工在城镇有就业有收入，其城镇收入足以支撑其家庭在老家的体面生活，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优越所在；二是中国特色的高劳动就业率和制造业高就业参与率。作为世界工厂，相对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庞大的制造业和建筑业提供了超大规模和超高比例的高薪资岗位。就世界范围而言，制造业和建筑业的从业人员薪资水平远高于普通服务业从业人员的薪资水平，这使得农民工能够长期保持较高的收入水平，从而极大地刺激了城乡消费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社会生活的双轨制。中国的农民工通常居住在工厂附近的城中村或厂内宿舍，许多工厂还提供免费或低价的午餐。一些地方出于治安管理的需要，为本地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低成本的公共租赁房，这些措施不仅大大降低了农民工的生活及生存成本，也便于工厂加班，使得农民工尽管收入不高仍能在城市立足并能持续积蓄资金；
四是城市流动人口的跨区域转移，也是快速而庞大的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大批充满青春活力的农民在融入城市的过程，无疑是中国人力资本、技术、信息不断转移扩散和提升的过程，也是农民工们持续地从力工向熟练工、管理者和创业者不断晋升的过程。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共同提升的过程，从而使整个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加开放、富于生机与活力，这与发达国家大中城市持续的产业空洞化、大量人口外迁，从而形成陈旧、老迈、危险的工业锈带地区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