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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这两个字是我青春岁月的印证，也练就了我们这代人不畏艰险的性格，这是金钱买不到的财富。四十年的时光匆匆流逝，在轻舟已过万重山的今天，我静下心来，凝视着下乡时的旧照片，仿佛在穿超时空隧道，回到那风起云涌的年代，点点滴滴又涌上心头。此文下面这幅照片中的我，是 1969 年 5 月 16 日清晨在大客车上向亲人、父母挥手告别的那一刻。我是多么的天真，那是我金子般的年华，火一样的青春，却要承受国运、家运、命运的操纵——奔赴遥远的边疆屯垦戍边。
当大客车到达金华转火车时，同学们提着大包小裹争先恐后地抢位子。我也不例外，抢先冲到窗口叫友人拍下一张在火车上的照片。此时，班主任徐老师过来看我们，几句勉励与慰藉的话带给我一丝温暖，而更多的是彷徨和不安。想父母，想亲友，随着火车徐徐开动，更牵动着我的心弦。
经过三天三夜的颠簸，我们总算到达了东北煤城鹤岗。团部首长几句“接风洗尘”的客套话后，我们这群南方人从此就要成为北方人了。
登上征程
我深深记得当年下火车后，我与同班同学乖乖地站着，盼着有人领我们“回家”。在目送校友各个分道扬镳之时，单纯的心更加惆怅，不安地盼着有人来领我们。过了好久，总算有辆军垦车靠过来了，当有人点到我的名字时，我喜出望外地把行李抛上车，登了上去，忘记了乡愁，忘记了疲劳。一路上，望着人烟稀少的广阔天地，格外好奇、新鲜。在到达萝北县境时，卡车在沙子路上不断地东拐西弯，颠颠簸簸，天空又下起了雨，刮起大风。我们用军大衣遮风挡雨。6 个小时的行程，没有人来嘘寒问暖。我们迷迷糊糊，睡睡醒醒，茫然想哭，身心疲惫。
夕阳西斜时，我们终于到达十团三十二连。当年还有什么工业连、农业连、汽车队之分，我是分在农业连，而且还是开荒连。那种艰苦，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到。住帐篷，点油灯，四周杂草丛生，蚊子、小咬和跳蚤追着人咬。伙食上很难吃到猪肉，水果也难以见到。没有报纸，没有新闻和信息，我们仿佛是一群被遗忘的孤儿。我伤心流泪，黯然心碎，在孤独中寂寞，在寂寞中失望，在失望中想家、想父母、想亲友。尤其每年春节，女知青们大多会躲在被窝中号啕大哭。军人出身的连长与指导员为人纯朴厚道，却无法解开我们的困惑。
闲暇时做游戏正面一为本文作者
那时，团部和连队还经常搞军事演习。我记得十天半月就会有一次军事演习，任务都十分紧急，说是苏军包围了团部，要求我们在一个小时内赶到团部去救援。或是说苏军坦克车开过来了，要求我们在半小时内撤退到某一个地方。年幼无知的我次次信以为真。只要半夜哨子声响起，我们就从睡梦中惊醒爬起，手忙脚乱，张冠李戴，迎着寒风，跋涉在白雪皑皑的荒原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奔跑。好多女知青陷进雪坑不能自拔，或是扭伤了脚。尖叫声、哭泣声响彻夜空。当时，我们年轻好胜，尽管半夜折腾，白天照样生龙活虎般下地干活。在那些日子里，原来手无捉鸡之力的我，学会了挑水担泥、脱坯烧窖。后来，我们从帐篷搬进了亲手盖起的泥草房与土坯房里，自然乐在其中。夏天，北大荒的天气变化无常，早上还是烈日当空，不久就乌云密布、暴风骤雨。我们在雨中照样抢收麦子、割大豆。我及淑玲、王慧真，在那个时候、那个环境里还是很优秀的，不论干什么重活、脏活、苦活，总是抢到前面，你追我赶，常常受到连长夸奖。好胜的我看到男知青在晒场上扛麻袋，也会去扛起 180 斤的麻袋，走在独木跳板上，爬上三米高的台阶，真有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自豪感。至今想起，心中还是美滋滋的。有时我会讲给女儿们听，她们都不敢相信。
本文作者一家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
本文作者（左二）与乡友在温州西雁荡山
就这样，我们像耕耘的黄牛，风里、泥里、雨里、水里，朝朝暮暮，年复一年。四年“屯垦戍边”修成正果，我从天真无知走向觉醒，从理想主义回到现实中来，获得了宝贵的人生经验。最重要的是北大荒的黑土地上留下了我青春的足迹，我感谢生活，感谢磨炼，感谢命运给了我一个美丽的转折。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在西欧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但心中念念不忘祖国的昌盛强大，念念不忘昔日风雨同舟的知青战友和与她们饱经沧桑的过去。当年的好与坏，都已成为人生的根基。即便年少时懵懂无知的争吵、不体谅、不容忍，亦结成今日的款款真情，使身处天涯的我依然如初地惦念着战友们。我遥祝战友们“健康就是福”，纵然我们老了，白发苍苍，满脸沧桑，我们的心里仍将是百花飘香、青春常驻。
此文是我的腑脏之言、真情流露，更是知青的情结，愿与温州五中上山下乡的战友们共勉。
钱迎春简介： 温州知青，温州五中 67 届毕业生，1969 年 5 月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十团三十二连。1972 年享受独生子女政策返城。1974 年结婚，1982年 1 月与夫团聚，移居荷兰王国港口城市鹿特丹，从事店铺经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