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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末的中国，有一个家喻户晓的称谓，它令人或激动不已，或感慨万千，或记忆至深，或沉思辗转，这个称谓叫“知青”。
1955 年，河南省郏县大李庄有一批中学和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毛泽东主席从报上看到这件事后非常兴奋，亲笔写下了这样的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简短的一段文字，迅速在大江南北引起强烈回应并持续发酵。在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下，1955 年8 月 9 日，杨华带领北京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现在的鹤岗市萝北县，建立了北大荒“北京庄”。
从此，一场持续了 24 年之久，总人数保守估计亦有 2000 万以上、占当时城市人口十分之一、几乎涵盖了全国城市家庭，人类历史上罕见而又十分独特的大迁徙，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帷幕。
纵观宏大的历史脉络，从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演进的普遍趋势和规律。因此，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徙，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而中国的知青上山下乡，却是历史罕见的从城市向农村的人口大迁徙，从本质上可以被定义为“逆城市化”。那么，它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又发挥了怎样深刻的作用呢？对此我们固然可以从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经济困顿，大批城市青年无业可就的现实角度，得出安置就业、稳定社会、开发边疆等类似的常见答案，但隐含在这一突现的历史事件背后的，也许是更深的历史文化背景。至少从它客观上对那个时代之后的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所产生的影响来看，知青运动是复杂的、重要的和深刻的。
在当时城乡分割格局不能变的前提下，知青上山下乡推动了城市与乡村的沟通和融合，有效地达成了城与乡在情感上、认知上的共识，消解了因城乡巨大差异而可能出现的潜在对立情绪和冲突因素。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或者说毛泽东本人一生都高度重视和不断探索农民问题，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在中国，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通过知青上山下乡，可以使农民具体地感受到城市文化，产生并强化文明向往；同时也自然会使知青，这些有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管理者和知识分子的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最生动真实的底层触摸这个国家独特而又高度固化的气质、传统和国情。
所有这一切，对当时的决策者来说，也许无法证明其直接的动机；但以今天的目光来看，知青运动的确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正在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深刻影响。
在这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知青运动中，鹤岗是可以作为一个历史坐标而被记述的。这不仅是因为鹤岗是这场运动的起点，它的大幕是由北京知青杨华和他的伙伴们在鹤岗市萝北县拉开的，更是因为鹤岗是知青上山下乡的重要地区之一。从 1955 年到 1974 年，鹤岗接纳了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杭州、温州等城市的数万名知青，同时鹤岗本地也有三万三千多名知青上山下乡。这近十万名知青汇入了这场滚滚洪流之中，既推动了中国的历史，又演绎了自己的人生，也给鹤岗的发展进程带来了深刻影响。
在鹤岗这片热土上，广大知青付出了汗水，付出了青春，有的甚至付出了年轻的生命。知青大返城之后，仍有数以千计的知青留了下来，成为地地道道的北大荒人，而众多返城知青也始终关注着第二故乡，通过各种方式支持鹤岗发展。我们有理由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这也是所有鹤岗人的敬意！
关于知青的话题，曾深深牵动着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和几乎每个家庭。这就需要我们正视这段历史，客观地认识和研究这一历史事件。为此，鹤岗市档案局主持编写了《北大荒知青档案》，不仅填补了鹤岗档案史志上的空白，而且对中国知青史的发掘研究，亦能有所补益。《北大荒知青档案》真实再现了当年的知青岁月，特别是还登载了许多珍贵的老照片和相关的档案资料，既有历史厚重感，也有很强的可读性。
本书的出版发行，既是把这份宝贵历史客观记录下来、深情珍藏起来，作为对历史、对未来的交代，也是为曾经在鹤岗演绎青春岁月的广大知青献上一份礼物，更是希望把知青话题作为一个思考的起点标示在这里，让人们不断地去评述、去解析、去回味、去反思……
2014 年 3 月
（作者为中共鹤岗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