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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中，总有些事终生难以忘怀，我曾亲身经历的抓“反革命”，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那是 1968 年 6 月 26 日，即毛主席发表关于黑龙江兵团的“6·18”批示后的一周，我从北京来到黑龙江省绥滨农场十五队。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国深入开展，各地相继揪出大批“阶级敌人”，即使是我所在的接近中苏边境的新建的开荒队也未被遗漏。我到生产队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全队职工挤在半地下的被当地称之为小马架的简易房子里，准备开会。
屋里相对两溜炕，空气沉闷。几盏昏暗的煤油灯光照亮了一张张疲惫的脸。人们在窃窃私语：“听说今晚要揪出一个反革命，你知道是谁吗？”从那相互打探询问的目光中，看得出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不知道厄运将会落到哪个倒霉的人头上。室内弥漫着劣质烟草的辛辣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女知青们不停地咳嗽。这时门开了，队长大章猫腰进屋来，他瘦高挑的身材，细脖子上支着个不合比例的小脑袋，瓜子脸上长着一双奸诈狠毒的三角眼。这家伙本是内地支边青年，只长我们五六岁。城里知青来到这里后，他很快又从一些品行不端的人身上学到虚伪的两面派手法，摇身一变成了政客，专以整治人为快事。此时，他用余光扫了一下大家，屋里顿时安静下来。“好了，现在开会。”他沙哑着嗓子咳了一下，在讲了几句有关当前的生产形势后，突然话锋一转：“最近，队里出现严重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据革命群众揭发，有人在日记中偷偷书写反动诗词，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说是‘蛟龙困在浅水中’。他自比‘蛟龙’，把我们十五队这个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比作‘浅水’，认为屈才了，这不是有野心吗，这不是对党不满吗？这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必须把他从革命群众队伍中清除出来！”“对，是谁写的，把他揪出来！”人们议论纷纷，群情激愤。一些人这才知道与自己无关，忐忑不安的心放了下来。这时，位于火炕中部的一个本地青年开始坐立不安，身子不由自主地筛起糠来，挪动身躯似准备夺门而逃。“就是他！”随着队长一声断喝，人们倒吸一口凉气，目光刷地向他手指处望去。说时迟那时快，那个本地青年的双臂已被提前埋伏在左右的两个知青死死摁住，反剪到后背。体格壮实的他还想挣扎反抗，这时人们一拥而上，像杀猪般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打倒反革命分子宋焕喜！”“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声讨声震撼着小马架。继揪出“坏分子”、“反革命分子”之后，队里又多出了一个 19 岁的小“反革命”，这些都发生在 1968 年那个多雪的冬天。
1970 年本文作者在绥滨县照相馆留影
以后，那三个人被分配到我所在的农工班劳动改造，接受革命群众监督批判。每天上工前除和我们一起做“三件事”外，还要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认罪悔过，汇报一天的活思想。11月初的天气已冰冷刺骨，我们的工作是沤麻，须将成捆的麻摞到壕沟里压实，上面盖上土块，以防冲走。这背土的苦差自然落到那三个人头上。那时的我们不知是出于对反革命分子的仇恨还是为寻开心，故意用铁锹挖出方方正正重达 200 多斤的土块（因内有草根故土不开裂），4 个人抬到“反革命分子”包希成的背上，眼看着他咬紧牙关背着土块一步步走向河边，几趟下来便浑身大汗淋漓，可他就是不讨饶，真是条硬汉。至今想起来，心里仍十分不安，当年真是造孽。劳动休息时，我们还要召开批判会，让“反革命”们撅着交代罪行。严酷的精神折磨和长时间的高强度劳动，使年轻的宋焕喜终于不堪忍受，在 1969 年正月初四的半夜逃跑了。
1971 年全家合影
次日清晨起床，看守“反革命”的知青才发现少了人，这还了得！大章紧急动员全队职工捉拿逃犯，当即部署兵分三路，奔赴场部和周围生产队。那天气温零下 37 度，寒风刺骨，滴水成冰。生产队距场部 36 里路，为了跑得快，我换上球鞋，和其他知青一起开始了马拉松式的长跑。公路两旁积雪很深，我们只能循着“东方红 55”的胶轮车辙印前行。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让反革命分子漏网跑掉！就这样一口气不停地跑到场部，却没寻到宋焕喜的踪影。有人推测他躲到距场部 13 里远的一队姑妈家去了。于是，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一队，结果又扑了空。无奈何只好悻悻而归，一身汗白出了。这一天，我们跑了近百里路，在今天看来真是难以想象。几天后，已被通缉的宋焕喜终于难逃法网，被人们发现抓住押解回队，迎接他的是更严厉的惩罚。
本文作者与十五连战友合影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自己的家庭也受到冲击，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处境堪危，度日维艰，头脑才逐渐冷静下来，对发生的一切进行反思，认识到人们过去的许多做法是多么幼稚、荒唐、甚至可悲。但愿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闹剧永远不再重演。
柏冬友简介： 笔名晚枫，北京知青，1968 年 6 月赴黑龙江绥滨农场务农，后调宝泉岭农场。1978 年 5 月返京。1979 年底到《北京日报》工作。1986 年 3 月调入《北京晚报》副刊部任编辑。1997 年加入北京作家协会、北京书法家协会、北京杂文学会。2004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08 年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现为北京杂文学会监事。退休前为北京晚报高级编辑、记者。出版专著《艺术欣赏微型文选》《中国民间故宫——王家大院》（与江荣先合作编著）、《晚枫文集》两卷，主编《我们的青春之歌——一个北大荒连队的知青故事》。多次获北京市好新闻一、二等奖、杂文学会奖。北京晚报刊登的《王家归来不看院》被全国 400 余家媒体转载，产生重要影响，朱镕基总理读报后参观并为王家大院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