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中,总有些事终生难以忘怀,我曾亲身经历的抓“反革命”,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那是 1968 年 6 月 26 日,即毛主席发表关于黑龙江兵团的“6·18”批示后的一周,我从北京来到黑龙江省绥滨农场十五队。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国深入开展,各地相继揪出大批“阶级敌人”,即使是我所在的接近中苏边境的新建的开荒队也未被遗漏。我到生产队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全队职工挤在半地下的被当地称之为小马架的简易房子里,准备开会。
屋里相对两溜炕,空气沉闷。几盏昏暗的煤油灯光照亮了一张张疲惫的脸。人们在窃窃私语:“听说今晚要揪出一个反革命,你知道是谁吗?”从那相互打探询问的目光中,看得出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不知道厄运将会落到哪个倒霉的人头上。室内弥漫着劣质烟草的辛辣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女知青们不停地咳嗽。这时门开了,队长大章猫腰进屋来,他瘦高挑的身材,细脖子上支着个不合比例的小脑袋,瓜子脸上长着一双奸诈狠毒的三角眼。这家伙本是内地支边青年,只长我们五六岁。城里知青来到这里后,他很快又从一些品行不端的人身上学到虚伪的两面派手法,摇身一变成了政客,专以整治人为快事。此时,他用余光扫了一下大家,屋里顿时安静下来。“好了,现在开会。”他沙哑着嗓子咳了一下,在讲了几句有关当前的生产形势后,突然话锋一转:“最近,队里出现严重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据革命群众揭发,有人在日记中偷偷书写反动诗词,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说是‘蛟龙困在浅水中’。他自比‘蛟龙’,把我们十五队这个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比作‘浅水’,认为屈才了,这不是有野心吗,这不是对党不满吗?这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必须把他从革命群众队伍中清除出来!”“对,是谁写的,把他揪出来!”人们议论纷纷,群情激愤。一些人这才知道与自己无关,忐忑不安的心放了下来。这时,位于火炕中部的一个本地青年开始坐立不安,身子不由自主地筛起糠来,挪动身躯似准备夺门而逃。“就是他!”随着队长一声断喝,人们倒吸一口凉气,目光刷地向他手指处望去。说时迟那时快,那个本地青年的双臂已被提前埋伏在左右的两个知青死死摁住,反剪到后背。体格壮实的他还想挣扎反抗,这时人们一拥而上,像杀猪般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打倒反革命分子宋焕喜!”“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声讨声震撼着小马架。继揪出“坏分子”、“反革命分子”之后,队里又多出了一个 19 岁的小“反革命”,这些都发生在 1968 年那个多雪的冬天。
1970 年本文作者在绥滨县照相馆留影
以后,那三个人被分配到我所在的农工班劳动改造,接受革命群众监督批判。每天上工前除和我们一起做“三件事”外,还要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认罪悔过,汇报一天的活思想。11月初的天气已冰冷刺骨,我们的工作是沤麻,须将成捆的麻摞到壕沟里压实,上面盖上土块,以防冲走。这背土的苦差自然落到那三个人头上。那时的我们不知是出于对反革命分子的仇恨还是为寻开心,故意用铁锹挖出方方正正重达 200 多斤的土块(因内有草根故土不开裂),4 个人抬到“反革命分子”包希成的背上,眼看着他咬紧牙关背着土块一步步走向河边,几趟下来便浑身大汗淋漓,可他就是不讨饶,真是条硬汉。至今想起来,心里仍十分不安,当年真是造孽。劳动休息时,我们还要召开批判会,让“反革命”们撅着交代罪行。严酷的精神折磨和长时间的高强度劳动,使年轻的宋焕喜终于不堪忍受,在 1969 年正月初四的半夜逃跑了。
1971 年全家合影
次日清晨起床,看守“反革命”的知青才发现少了人,这还了得!大章紧急动员全队职工捉拿逃犯,当即部署兵分三路,奔赴场部和周围生产队。那天气温零下 37 度,寒风刺骨,滴水成冰。生产队距场部 36 里路,为了跑得快,我换上球鞋,和其他知青一起开始了马拉松式的长跑。公路两旁积雪很深,我们只能循着“东方红 55”的胶轮车辙印前行。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让反革命分子漏网跑掉!就这样一口气不停地跑到场部,却没寻到宋焕喜的踪影。有人推测他躲到距场部 13 里远的一队姑妈家去了。于是,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一队,结果又扑了空。无奈何只好悻悻而归,一身汗白出了。这一天,我们跑了近百里路,在今天看来真是难以想象。几天后,已被通缉的宋焕喜终于难逃法网,被人们发现抓住押解回队,迎接他的是更严厉的惩罚。
本文作者与十五连战友合影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自己的家庭也受到冲击,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处境堪危,度日维艰,头脑才逐渐冷静下来,对发生的一切进行反思,认识到人们过去的许多做法是多么幼稚、荒唐、甚至可悲。但愿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闹剧永远不再重演。
柏冬友简介: 笔名晚枫,北京知青,1968 年 6 月赴黑龙江绥滨农场务农,后调宝泉岭农场。1978 年 5 月返京。1979 年底到《北京日报》工作。1986 年 3 月调入《北京晚报》副刊部任编辑。1997 年加入北京作家协会、北京书法家协会、北京杂文学会。2004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08 年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现为北京杂文学会监事。退休前为北京晚报高级编辑、记者。出版专著《艺术欣赏微型文选》《中国民间故宫——王家大院》(与江荣先合作编著)、《晚枫文集》两卷,主编《我们的青春之歌——一个北大荒连队的知青故事》。多次获北京市好新闻一、二等奖、杂文学会奖。北京晚报刊登的《王家归来不看院》被全国 400 余家媒体转载,产生重要影响,朱镕基总理读报后参观并为王家大院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