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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庆幸一生中有两个祖国：一个是给予我第二次生命，并给予我良好的环境和最好的教育的伟大国家——中国；另一个是有着割舍不断的血缘关系的国土——日本。这对我来说，真是太幸运，太富有了。
我将永远感谢把我养育成人的中国养父母，更感谢亲生父亲的正确的决定：把我寄养在中国人家，才使我有机会生活在那片土地辽阔、风景美丽、人情浓厚的国土之上。
中国养父母和哥哥过世后，我才于 1990 年 3月 1 日携全家回到日本定居，现居住在北海道的札幌市。回到日本后，我立即加入了日中友好协会，常常参加声援和援助中国的种种活动，如为四川大地震、发生洪水、农村山区孩子上学等捐款。
下乡时的谢颖
转眼间我回到日本已经 23 年了，可奇怪的是，在梦中从来没有见过这里的一草一木，而中国的亲人、好朋友、同学、乡友，甚至我所教过的学生却常常在“梦乡里欢聚”。更难以忘怀的是“知识青年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按当时的政策，我本不属于下乡“对象”，因为父母身边只有我一个子女。我之所以毅然决然地报名下乡，主要还在于不愿意看着哥哥因为我而接受批斗。哥哥长我 20 岁，就因为他是黄埔军校的最后一批学生，日语很好，就被定为“汉奸和特务”。在哥哥被隔离反省和批斗期间，嫂子是“红联派”，不敢见哥哥。所以，每天都由我给他送饭。
记得有一次，给哥哥放假一天回家，他只在家睡了一觉，就回到单位继续接受审查了。第二天，我去给哥哥送饭时，门卫的老大爷告诉我：“你哥哥从家回来后，又罪加一等，说他反对上山下乡运动，并让他站在桌子上，九十度大弯腰，接受批斗。”
我恍然大悟，原来哥哥回家是有“任务”的，哥哥舍不得让妹妹下乡，宁愿自己背着罪名挨批挨斗。我顿时泪流满面，决定立即下乡，再不能让哥哥为我受罪了。不管妈妈怎样反对和哭闹，我马上到下乡办报了名。
因为家庭有历史问题，我没有资格去兵团，只能去农村插队。就这样，1968 年12 月末，我随着一大批插队的知青去了绥滨县忠仁公社的永和大队插队落户。
谢颖和丈夫参加朋友的结婚典礼时合影
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在公社前的路上挤满了来自各大队接知青的马车。马的脖子上系着大红花，车老板的鞭子梢也用红布缠着，好像“迎亲”似的。公社知青办事先分好了名单，大家按顺序找到自己要去的大队的马车。
我和邻居立志一起报的名，可是，她分到永和大队，而我最初被派到富源大队，我急得哭了起来。立志安慰我：“要不，我也去富源吧。”这时，有个人走过来问：“怎么回事？”我当时冻得直打战，止不住的泪水把大口罩弄得更硬了。立志替我说明了情况，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回答：“谢颖”。只见他拿出日记本，从上面撕下一页，正确地写上了我的名字，然后说：“稍等一下，我去看看能不能争取你俩一起去永和。”我很佩服他流畅的字体，还竟能一字不错地写出我的名字。一般人总是把我的名字错写成“谢影”。
不到十分钟他就回来了：“你们俩都上永和大队的车吧。”后来听说，富源连电灯都没有。我和立志非常感激那位没留下姓名的乡知青办的同志。
把行李放在了马车上，我和立志就坐在行李上边。刚刚坐稳，就听到有人说：“谢颖，你们俩下来坐到前边吧，上面很危险的。”说话的就是刚才帮我们忙的那个好心人。我俩乖乖地听了他的话，小声地嘀咕：“这个同志挺厉害啊！把我的名字记得清清楚楚的，还挺负责的呢。”
随着车老板一声“驾！”马车奔驰在空旷而又狭窄的马路上，偶尔有点儿颠簸。我好奇地看着周围，心情很舒畅。远远的村庄里冒着白色炊烟，让我感到新奇，我把口罩摘掉了，深深地呼吸着清新的气息。
我们到了大队，先都安排在大宿舍里，那里以前曾是马棚。那天晚上，大队书记讲话欢迎知青的到来，还简单地介绍了当地的情况等等。
第二天，我们在宿舍门前集合，说是要民兵训练。在操场上，我和立志看到了帮我们忙的那位同志，商量好等一会儿训练后，跟人家道声感谢的话。可是，始终没有机会和人家说话。
晚饭时，立志问了别人才知道，原来他和我们一样也是知青，叫李怀志。我和立志笑得前仰后合：“原来和我们一样啊！不过，他还真行，能为我俩办成事，以后，再找机会报答吧。”
在那个“广阔天地”，我真的接受了“最好的再教育”：从分不清哪是苗，哪是草，到怎么拿锄头干活，后来竟会干不少农活了。特别是夏天，烈日高照，却使我们锻炼了耐高温及劳动强度的毅力和忍耐性。
此时，才使我真的理解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正含义。后来，这个道理我经常讲给女儿们听，女儿们也教育自己的孩子，所以，我的两个外孙从来不剩饭，养成了掉到桌子上的饭粒必须捡起来吃掉的习惯。
开始时，大家都在大队为知青办的“食堂”吃饭。可是，出工得回到自己所在的小队，而且每天大家收工的时间也不一样，很难掌握开饭的时间。所以，大队部决定分开就餐，由各小队自己解决。
我被分到第三小队，共 10 个知青，其中女知青 4 人。经大家推荐和选举，我当上了“厨师”。当时，说句心里话，我很高兴，最起码不用每天下地干活和被太阳晒了，可以说是个“好活”吧。
但是，我每天要比大家起得早些。夏锄的时候，还得把饭送到地里。当时，农村的大炉灶上就只有一鼎大锅，一个人一边往炉灶里添柴火，一边忙活着做饭做菜，真挺忙活人的。开始时，由我住在李家的大婶帮忙，她还教给我在一个锅里同时做饭菜和贴大饼子的办法。
这期间，发生了两件让我一生都忘记不了的事情：
有一天，我把饭做好，放到牛车上，准备给在地里干活的知青们送去。天气很热，老牛也不愿意走路啊，所以，我很早就出发了。走着走着眼看快到地方的时候，老牛突然卧在一个很小的水坑里不动了。我气得使劲地打它，也无济于事。我心想，自己怎么这么没用呢？连老牛都敢欺负我，哭着埋怨自己。
应邀参加中国驻日本札幌市中国总领事馆的国庆宴会
此时，远远地看到我们队的人朝我招手，他们又热又饿，在等着我的饭呢！不一会儿，他们好像觉得不对劲儿，于是，派一个代表赶到我这儿，一看我正在哭，而老牛一动也不动，马上向远处的同伴们招手，大家都跑过来就地把饭吃了，还劝我：“哭什么？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你给我们打个信号，我们就过来吃嘛。”
那几年，一年四季的主食基本是大馇子干饭或是小馇子粥，蔬菜基本以黄豆为主，冬天用水泡豆子，再用油炸，然后放些咸盐就是菜了。有时，好心的老乡送些咸菜或鸡蛋什么的，大家就好像过节一样开了“荤”，真是特高兴。
左为原鹤岗十六中李校长，右为谢颖
有一次，记得是八月份吧，那天，我做好了饭，正为没菜可做而发愁呢，队里的两个男生对我说：“别愁，等一下我们给大家弄菜去。”他俩兴高采烈地走了。可是，他们走了好久也不见回来，我很着急。后来，小队来人传话说：“全体到小队部集合，有重要事情发表。”我急忙赶到了小队部，里面已经挤满了本队的社员。只听队长高声宣布：“把他们带进来！”我一看愣住了，是刚才答应我去给大家弄菜的那两个人。他俩被土豆秧子围在脖子上，手被绑在身后，低着头站在大家面前。队长命令他们在全体社员面前检讨、认罪，社员们义愤填膺地批判着他俩：“这不是祸害人吗！土豆还这么小，就把它摸出来……”也有的社员说：“这帮知青就能祸害庄稼，干活都不是个儿！”“不狠狠教育哪行啊！”“扣他们的工分！”还有的人说：“罚现金！”
当时，我非常同情他们两个，难过得哭了。他们是为了大家有菜可吃，才做了这般“傻事”。社员们这样做就是“杀鸡给猴看”，要是普通的社员也就不会实行那样的处罚了，因为在农村几乎家家户户连着亲戚关系。后来，他们俩回城了，再也没回来。
那时，我们回家探亲或是回乡下时，因为没有钱坐公共汽车，都是坐往返拉粮车。每次都得苦苦请求拉粮车的司机，遇到好说话的人就能顺利地搭上来回免费的车。坐这种车也得从大队步行六公里的路到公社去等。如果碰见不好说话的司机，就只好先投靠离公社最近的大队的“老乡”那里借宿一夜。
我每次来回都是找同队的男生做伴一起走。我妈哪次都给我车钱，却不知道我是坐那种车来回的。有一次，我不慎说了出来，老妈很担心地对我说：“你一个女孩子，遇到坏司机怎么办？还是花钱坐公共汽车吧！”我不肯，对老妈说：“下乡就是接受教育的，怎么能搞特殊化呢？”老妈还是不放心地嘱咐我说：“每次得找个男同学一起走啊！”
有一次，很不巧，总是和我一起来回的那位男同学因家有事，没能和我一起回乡下，我就只得一个人走。早上三四点钟，就得在鹤岗三粮库前等车（其实发车时间在八点至 9 点左右），去晚了就没有时间和司机交涉了。
那天，我很幸运的搭上了回乡的拉粮车。到了公社，我千恩万谢地告别了那位好心的司机师傅，然后徒步回大队。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不太宽的马车路两旁都是树林，树林里有很多坟墓，显得很凄凉。我还是第一次一个人走在这条路上，紧张极了，边走边看两旁的树林。常听老乡说过关于这路路的“故事”，感到毛骨悚然，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
当我走到途中时，突然听到后面有走路的回音，急忙回头看时，发现是一条“狗”在后边跟着我，距我还有一段距离呢。我依然顶着北风和小雪快走着。冬季天黑得比较早，我必须在天黑之前回到村里。
我快走时，后面的“狗”也跟着快走，我停下，它也跟着停下。我的脑海里突然蹦出了老乡的话：“狼和狗不同的是：它是夹着尾巴走路”。当我回头确认的时候，只见它夹着尾巴已经开始飞跑着向我奔来了。天哪！完了！我可能要成为这个该死的家伙的一顿‘美餐’了。不行，得快点儿跑啊！于是，我一边跑，一边把老妈给我带回来的豆包和馒头及好吃的东西，一个接一个地往后撇。那家伙毫不客气的“接受”着，吃完继续追着我。
眼看背篼里的东西快没有了，而我跑得也一点儿劲儿都没有了。这时，从村子里的上坡上跑过来两个人，他们是去公社开会的民兵，身边都持有真枪。当他们跑到我跟前时，我已经晕倒了……
等我醒来时，已经躺在李婶儿家的炕头上了，来看我的乡亲们都说：“记住：以后千万可别一个人走那条路啊！”我感动得痛哭了起来，我还有幸活着，还有机会见到亲人，哭得从心里往外觉得特别痛快。不过，后来只要想起那件事儿，总觉得手脚发凉，真的后怕。
我在乡下后期交了一位男友。在他之前，我有过男朋友，是某航空学校的学生，比我大三岁，我们通信来往了两年。突然有一天接到他的一封怪怪的信，信的内容是一首词，题目是“中秋赏月有感”：“独坐高台斜倚栏，举杯邀婵娟。不谙人间离恨，何苦常住广寒？两地书，忆往事，惜流年。恨无缘，泪洒愁肠。更多心曲，欲君弹。”
我觉得他一定有难言之苦，于是，也以“秋思”为题回敬了他一首：“远书归梦两悠悠，只有思念抵素秋。窗外黄叶与红树，雨中寥落月中愁。屈指数盼丰年到，方能登上相逢楼。”没想到这竟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书信往来。
后来听母亲告诉我，他毕业后立即申请把我们的关系定下来，把我快点儿调到他身边。可是，外调我不合格，家庭亲属有问题，这事就吹了。妈妈说：“咱家档案可能是有你哥的那一段吧。如果他非得和你结婚的话，就会被开除公职的，你得理解人家呀。”
那段情深深地伤害了我的自尊，也明白了“胳膊永远拧不过大腿”这个道理。
此时，一个活生生的他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姓姜，细高的个儿，很白净，也特能干活，不常回家，在知青中人缘很好。在一起时间长了，彼此自然有了好感。我欣赏他的为人正直，从不像其他男生说脏话。当时的情况也不允许我有更高的奢望，只要有真正的爱就足矣。但愿他能与我同舟共渡艰苦的生活，在这个广阔天地有个属于我们的家。我们的关系很快被大家公认了。
有一天，我接到家里来的电报：“母病重速归。”我急着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他马上替我请了假，又帮着我拿着很重的行李，送我到公社。一路上还安慰我：“别着急，到了家有情况给我来电报，我会立即赶回去的。”“唔”，我回答着。
到公社时，已经没有开往鹤岗的车了，唯一的办法是在旅店住一宿，再乘第二天早上的班车。
我订了一间单人房，他陪着我在房间里说着话，谈了很多关于将来我们如何生活的打算等等话题。
这个所谓旅店其实就是个“大车店”，往来的客人都是路途比较远的车老板或是农民。所谓的“单人房”就是用木板隔起来的，而且只隔到离天棚还有半米左右的地方。外面就是一铺大炕，能睡很多人。
那天，为了第二天送我，他也没回大队，到离公社近的同乡那里借宿去了。他一离开，留下我一个人倍感孤单，更感到十分不安。
因为惦记着老妈的病情，加上走那么远的路，感到非常的累，没脱衣服就睡着了。大约半夜，房门外边好像有声音，我急忙起来，借着大屋的灯光往门的方向一看，吓了我一大跳，一只手正在伸向我的房间里面的挂钩呢！我灵机一动，随手拿起床上的笤帚狠狠地朝那只手打去。“啪！啪！”我使劲地抽打着。终于，那只手缩回去了。那个人肯定是蹬着凳子，要不然手伸不到室内挂钩的地方。
那一夜，我再也不敢入睡了，用被子把身体裹好坐着，好容易熬到了天亮。现在想起来，我真的很佩服我当时的勇气和勇敢，竟没有哭。早上，我的男友来了，看到我的眼睛红肿，问道：“你没睡好吧？”“有点儿。”我没告诉他昨夜那场惊吓。
当我去结账的时候，才发现昨夜住店的人寥寥无几。又看到“旅店管理人”兼“收款”的那个小老头的手用纱布缠着，好像还肿得很厉害呢。他虽然没有正眼看我，我敢断定他就是那个坏蛋。如果我将夜里的事情告诉男友的话，他一定会狠狠地打那个人的，我不愿意他为我惹事。
返城以后，因为我们彼此的家长都不太赞成，加之他也没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只好分手了。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在我的心里，对那段感情还是很珍惜和怀念的。
随着返城人员的增多，大队又把知青集中到大队部的集体宿舍，男女知青一橱之隔。也不知道是谁的主意，大家玩起了交换对诗的“游戏”。男知青先出一首，女生还一首，在厨房的窗口来回传递，打发那寂寞无聊的夜晚。说实在的，那时谁会做什么真正的诗呢？也就是“顺口溜”而已。不过，当时能很快地来回传递“诗”，也算说得过去了。男知青中很可能就是刘野主笔，女生中由我和立志对付他们。
现在回忆起来还觉得当时的我们还真是很“有才”呢。其中还记得几首：男生出：“东为大，西为小。不听话，被狗咬。”女生回：“东不为大，西则不小。谁听谁的话，将来才分晓。”男生出：“朝阳东升西晚霞，早出晚归无闲暇。以诗对话不过关，且看来日定找茬。”女生回：“晚霞西下入夜眠，为何如此装清闲？找茬尽管使绝招，女将绝不降于前！”连续一段时间就是这样打发那寂寞的夜晚。
2012 年，谢颖主持“归国者新春晚会”后与大家合影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男知青开始准备学“座山雕”，想弄个“百鸡宴”。听说每天都有人“执行任务”，去农家抓一只鸡回来，把脖子一拧就死了。回来后扔到宿舍院子里的粮仓上，计算着数字。这件事不让女知青知道，没有一个男知青犯走漏风声的“错误”。
春节时，大家都要赶回家过年的。所以，走之前得把那些鸡“消灭掉”。
一天晚上，突然把我们女知青叫到男知青宿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满地的死鸡，真吓人。让我们帮着摘细毛，说是晚上要吃“百鸡宴”。可惜，有人一数正好99 只，没完成理想的数字。更没想到的是，农村的烟囱一冒烟就成白色，且往上升，老远就能看到。结果被值夜班的老书记发现了。他老人家不但没生气，还说了他对知青们关心不够的话，搞得大家很尴尬。
下乡时确实遇到很多困难，吃过很多苦，苦中有过惆怅。但是，也有过甜，也有过乐。
有的女知青被农活累得实在挺不住了，就和当地的农民结婚了。农村娶不上媳妇的人很多，他们当然很高兴能娶上从城里来的姑娘了。有一次，我们荣幸地作为“娘家人”参加婚礼。新郎家住在小五队，坐牛车去的话，还得一段时间呢。头天晚上，大家商量无论如何得给人家点儿礼物啊，可是，谁也没有钱。最后商量结果，只有一套《毛选》给女方当“嫁妆”，还美其名曰“让他们新婚夫妻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做一对红心向着党向着毛主席的模范夫妻”。
大家都找出自己认为最体面的衣服穿上，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坐着牛车去了小五队。车还没到村口时，婆家人就已经热情地迎了出来：“快！让娘家人入上座！”带头人赶紧上前说：“这是我们的一点儿心意。”把用红纸包好的“礼物”递给婆家人。“来就来呗，还带什么礼物呢？”领头人又说：“真对不起！还有一个暖瓶，途中牛车颠了一下，掉下去被摔碎了。”婆家人马上回答：“碎了好！碎了好！岁岁平安嘛！”大家心里很好笑，没想到弄了个“歪打正着”。婆家人很热情，把“娘家人”照顾得很好。
农村人很重视婚礼，特别是娶媳妇，几天前就开始杀猪宰羊。我们这些不客气的“娘家人”，不但大饱了眼福，更是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回来后，有人提议：“以后，我们有了钱，再给他们补上像样的礼物吧！怎样？”大家惭愧地异口同声回答：“一定！一定！！”
由于母亲因病住院，不久，我就办了“家变”返了城。当时，正好赶上鹤岗市成立了师范学校，在哥哥的极力劝说下，我报了师范学校。哥哥说：“女孩子将来当老师多好啊，一年有两次假期，结了婚还能照顾家和孩子呀。”老妈和嫂子也敲“边鼓”。就这样，我在鹤岗师范学校毕业后，分到选煤厂中学任教。后来又报考了牡丹江师范学院的中文系。
下乡那段酸甜苦辣的日子，已经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了。无论是生活环境的变迁，还是岁月的流逝，都不能冲洗掉我对那“难忘的岁月”的记忆。因为我们把大好青春年华的一部分留在了那块“广阔天地”里，那里曾经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课堂”，那里曾经流下了我们的泪和汗水，那里也留下了我们踏过的足迹和爱的萌芽。那里有难忘的乡亲们，最主要的是，那里也是我们有过“梦想”的地方。“梦想”和回忆已经悄悄地伴随着知青们进入“夕阳红”年代。有人说：“知青是一列和谐、幸福、快速的列车，更是一艘永不沉的航母联合舰队。”
愿当年的知青健康地乘着“和谐、幸福、快速的列车”，更有质量地生活好每一天。
我返城后经人介绍，和同大队的乡友李怀志结了婚。他不但是我生活中的伴侣，也是我的恩人。因为我的关系，他没能如愿实现自己的理想——入党、提干……又为了我早日能回到自己的祖国，费尽心思地帮我用各种办法寻找亲人。后来，又舍弃了和亲人随时见面的亲情，自愿随我来到“他乡”。在日本，他也受过很多苦，语言不通，曾遭到公司日本人的欺负。由于长时间的郁闷，患上了不少疾病。医生再三嘱咐他不能开车，于是，也就不能工作了。这使他更加烦恼和不愉快。他常常说：“一个男人没有事业可干，真是……”我很理解他的苦衷，很感激他，更要感恩他。我要和和睦睦地牵他的手走完后半生。
谢颖（伊藤美代子）简介： 鹤岗知青，日本遗孤，出生在日本战败后新中国成立前的鹤岗市，1968 年 12 月下乡到绥滨县忠仁公社永和大队。先后毕业于鹤岗师范学校、牡丹江师范学院。曾在鹤岗市选煤中学和矿务局教师进修学院任教 18年半。1990 年 3 月携全家回到日本北海道札幌市定居。热心于中日友好工作，常常参加声援和援助中国的各种活动，如为四川大地震、农村山区孩子上学捐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