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流淌的伏尔基河

王立民

离开伏尔基河已经 20 年了。伏尔基是满语，意为红色，伏尔基河即红色的河流。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我所生活的地方——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六团十六连的一排排营舍，就散落在伏尔基河畔不远的丘陵漫岗上。

起先，我不知道先民们为什么管这条河叫“红色河”。有一年，上海知青张年扣从省农学院学习回来，连里让我到科研班给他当助手。张年扣对我讲：“这里的水含碘量低，这里的土含铁量高。”伏尔基河河床里含着大量铁元素的红棕色的石头，在夏日的骄阳下耀着红光，蜿蜒的河流像满人常系的红棕色的腰带，在黑油油的土地上飘动着。

我隐约好像悟到了“红色河”名字的来历。

1978 年深冬，我随着大批知青返回哈尔滨，离开连队那天，四等小站上已没有迎接我们来时的锣鼓、彩旗和喧嚣的人群，只有随身的行李和也即将要返城的几名战友。

回首伏尔基河畔，茫茫雪原，由衷地产生一种悲壮的凄凉。在火车启动的一瞬间，我突地想起了伏尔基河——“红色河”的名字。

也许，由于一代知青洒下的汗水和热血，“红色河”的河水更加鲜艳、更加澎湃。“红色河”的河水像鲜血一样，带着北方的苍茫和萨满的神灵注入每一个曾战斗生活在那里的知青的血液中，而又向着祖国的四面八方返去。

在那里，我们献出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我们享受了耕作的艰难和创造的幸福。“红色河”赐给我们的是人生的信念、正直和坚毅。那一刻，我好像刚刚知道了“红色河”的意义。

1975 年 12 月，我刚过了 18 岁的生日。这是我下乡的第一年。秋收过后，粮食都入了仓，我所在的晒场排的活就不多了。天好就晒粮食，天不好就派些零活。

一天下午，师部糖厂的汽车到我们连拉甜菜，连长派我们排跟车去二号地起甜菜。我们排里去了十几个人，不到下午 3 点钟，我们就将“布加奇”大卡车装得满满的。在回来的路上，大家坐在装满甜菜的车上，说着，笑着。汽车由我们连队跑到师部大约要三个多小时，也许是因为司机要赶回去吃晚饭，把车开得很快。在一望无际的丘陵土路上，汽车像飞起来一样，车上不时响起女知青的尖叫声。当跨过一座小桥时，汽车并没有减速，剧烈的颠簸一下子把我从车上甩到桥下。在被汽车甩下来的一瞬间，我的脑海里闪出两个字“完了”。接着就一无所知了。

当我醒来时，已躺在团部医院的病床上。窗外天色已黑，病房的日光灯直射我的眼睛。同我下乡在一个团的姐姐坐在我的病床旁，眼睛已经哭肿了。姐姐见我醒来，哭着说：“我怎么向咱爸咱妈交代呀？”

我的头很疼，胸闷得很，身子一动也动不了。但我清醒地感到：“我没有死！”我还不知道自己伤得如何，朦胧中，我只有一个念头：“我才 18 岁，我不能死。”这种强烈的求生欲望使我的精神坚强起来。我的身上多处骨折，这年的元旦，我是躺在病床上度过的。

经过几个月的休养，我的伤渐渐地好起来。连里安排我去放马，这是比较轻松的活儿。骑着马，挎着苏式步枪，穿着羊皮袄、大头鞋，望着天上冷风中的云，看着奔跑的马群……

到了 1976 年的四五月份，我已经能和战友们一起干活了。每年的这时，我们团都要开展兴修水利运动。连长姜耀武在兴修水利的动员会上说：“兴修水利，开发东大甸子，是我们团一项长期任务，这块地的排涝工程搞好了，我们团今后几年就能开垦出大面积的肥沃土地。”

“东大甸子老大了”老职工、二排长邵国忠弓着腰，吐出一口直呛鼻子的“蛤蟆头”说：“最少也有 20 万亩，都是沼泽地，过去谁也进不去，连小日本都不敢进。”

大会战那天早上，连队四点多钟就吃饭，五点多钟就坐上“尤特”向东大甸子出发了。

5 月的清晨还有些凉意，但当一轮火红火红的太阳升起时，我们周身开始感到暖暖的，大家唱着：“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当“尤特”跑到水利工地时，已是七点多钟。在一条通向沼泽腹地的道上，已经聚集了全团的水利大军。

十六团年年搞东大甸子水利会战，每年的春天和冬天都要大战“红五月”、大战“一冬春”。知青们管这叫“挖水利”。如果是在冬季，十冬腊月，一条水利工地，远远看去散发着滚滚热蒸气，男知青穿着衬裤和背心甩开膀子拼命干，满身都是热气腾腾。记得一次水利会战中，一个知青一天就挖了数十立方米，真是心甘情愿地奉献到了疯狂的程度。

我们这次“挖水利”起得早，又没有冻土层，人又上得多，所以干得非常顺手。不到九点半，活就干利索了。出汗太多了，口渴得很。我跑到草地里，找到一洼积水，水很清，我使劲地喝个够，又把筒锹洗刷干净。当回到工地时，人都撤走了。

我不认得东大甸子里的小路，不知道怎样能走出去，但我记得我们来时的大道与刚挖好的排灌干渠是平行的，只是中间隔着非常宽阔的草地。我心里想，只要沿着水渠的垂直方向走，就能走到大道上。我看了一下天上的太阳，校准了方向，向草地走去。走了两里多路，面前突然出现了一片沼泽地。我当时并没在意，向左边又走出近一里路，发现不但没有绕过沼泽地，连刚走过的路也淹没在一人多高的杂树茅草中，我的前后左右都是一片沼泽。我用筒锹探路，大约又绕了 1个小时，还没有找到出路。我的裤子刮破了，手和脸都划破了皮，我大声地呼救，没有一点回音。我累了，坐在一个“塔头墩”上，心里想，这回算完了，上次的伤刚刚好，这一回算躲不过去了。可我要是死在这里，谁也找不到我呀，再说，我才刚过 18 岁，我死了，我妈会哭死的。

一想到妈妈，我就想哭。可这不是哭的时候，得想办法走出去。我突然想到红军长征时就有人走出了沼泽地，这说明沼泽地里也有路。我起身去拔插在“塔头墩”上的筒锹，手上感到“塔头墩”的根基很牢固，我的眼前一亮，“塔头墩”根基牢固，沿着“塔头墩”走就不会陷下去。果然，只要踏在“塔头墩”上，就能站稳。就这样，我踏着“塔头墩”走了 1 个多小时，终于接近大道了，听到很多人沿着大道喊着我的名字。我顺着声音爬上大道时，大家跑过来把我围上。连长拨开人群，瞪大了眼睛冲我吼道：“你跑哪儿去了！”

那天中午，我吃了 12 个大包子，喝了 8 碗豆浆。

1976 年是个丰收年。开镰的第二天，我正在晒场卸车，连部通讯员、上海知青王惜惠急匆匆地跑到晒场：“王立民，于指导员叫你到连部来一下。”指导员叫于福田，是 1957 年来到北大荒的复员军官，高挑个子，黑瘦黑瘦的。他有哮喘病，可手里总离不开烟。一天咳哮不止，但走起路来腰板挺得笔直。一眼就能看出他当过兵。连部里挂着一张 1974 年时陈永贵、沙风来十六连视察的照片。照片上陈永贵是正脸，于福田是侧面，标准的立正姿势。

于指导员说的话，在十六连没人敢说个“不”字。连部门前有一条千余米的大道，是于指导员领着人修的，全连的人都管这条路叫“福田路”。可见这个多病的汉子在十六连的威严。

于指导员对我说：“我们连的麦收战役已经开始了，要打上 20 天，工作艰苦，任务艰巨。为夺取麦收战役的全胜，政治鼓动工作必须搞好，用大学大批促大干。你能写会画，就给你一个任务，办我们连的《麦收快报》吧，你现在就是总编了。”

所谓“总编”，只不过是个光杆司令。每天早上，我跟着拉麦子的拖拉机各地号跑，一边和大家一起干活，一边“采访”。中午，顾不上吃饭，就把稿子刻在一张八开的蜡纸上，画上插图，然后用油印机印出来，盖上红色的“麦收快报”报头，发到各个班排。我这个18 岁的“主编”在自己办的“报”上发表了有生以来的第一篇文章——1976 年 7 月 19 日，十六连麦收宣传组主办的《麦收快报》的《创刊词》。这一年的《麦收快报》共办了 21 期。现在看来，它太简单、太粗糙。可我虽多次迁居，扔掉了许多旧物，但这 21 期《麦收快报》却被我当作最珍贵的回忆珍藏着，它是我那一段生活的浓缩，也可以说是知识青年生活战斗的一个缩影。每当我翻着已发黄的《麦收快报》时，那些曾经和我生活战斗在一起的人们就浮现在我的眼前，有指导员于福田、连长姜耀武，有老职工邵国忠、姚印祥，有本地青年陶文，上海知青徐立新、张年扣，北京知青邓立民，哈尔滨知青赵守才、李莹敏，鹤岗知青马莲英，佳木斯知青李恩富、李恩菊兄妹……

9 月，连里在营地通往羊舍的上坡路旁盖起了新马圈。马圈是用拉合辫盖起来的，这是北大荒极普遍又极普通的盖房子的方法。马圈盖得很快，一个排的人两天就干完了。连里留下 5 个老职工和我在马圈打水井。这口井挖起来很费劲，到 20 多米的时候才出水。我们每个人轮流坐在柳条筐里，被滑轮放到井底下挖土。9 月 9 日下午 3 点多钟，又轮到我下井了。我在井下使劲地挖土，忽然感到水从脚下渗出来。我大声地向上面喊道：“见水了！见水了！”突然听到上面一位老职工对我喊：“快上来吧！”“我挖透它！”我对上面喊。“哎呀，你快上来吧！”老职工提高了嗓门对着井下喊：“毛主席逝世了！”“什么？毛主席去世了？”我一屁股坐在井下的泥水里。

我们回到营区，营区一片死寂。知青们坐在宿舍的门口、窗下，谁也不说话。

毛主席逝世后，中国的政治经历了巨大的颠簸。当知识青年们淡漠了政治的冲击，开始回视自身命运时，中国这条大船已开始驶向比较平稳的航道。

知识青年开始通过招工、接班、病退、困退等各种形式返城。返城已经成了知青们议论的最大话题。和我住在同一宿舍的老北京知青王老师在连队中学教语文，稳重，少言寡语，黑黑的方脸上刻着两个小眼睛。1978 年，连队又有几名知青参加了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王老师没有报名。“考不上，多丢人”，他对同宿舍的人这样讲。但从他那双小眼睛里发出的光泽，我看得出他时刻没忘记返城。

1978 年的夏锄时节，太阳跟火一样。知青们刚吃完午饭，突然听到有人喊：“王老师疯了，在连部门前闹呢！”大家跑到连部门口，见王老师光着膀子光着脚，手里舞动着一根锄把子，叫喊着，骂着。“啪、啪”，他把连部的窗户玻璃一块块地打个粉碎。

第二天，突然下起了大雨，知青们无法出工，都在宿舍里萎着。王老师在宿舍门前冒着雨喊叫着，溅了一身的泥水，手里还舞动着那根锄把子。但他从不打别人，知青们从他身边走过时，也不多看他一眼，显得过分地淡然，而脚步却是沉重的。

连里派两名知青带王老师到团部医院和佳木斯的医院作了诊断，说王老师确实是疯了。

王老师办了病退，他走时已是 1978 年的初冬。王老师没让同伴们送他，送王老师的只有他的一个学生——连队的一个孤儿。我忘记了这个孤儿叫什么，他书念得不好，个头儿长得倒很高，十四五岁就在连里干活了。孤儿送走王老师后，身上多了一件黑条绒的长棉猴，他说这是王老师给的，棉猴有九成新。

王老师走后，知青大批返城开始了。也不分什么病退、困退，只要填个表，就能返城。有人说，王老师要知道有今天，也不会疯。

每年的元旦，连里都要大会餐，青年们大碗喝酒，喊叫着。炊事班的老牛班长，每到会餐时，就像团领导讲话一样站在厨房门口，一口的山东话：“今天没有鸡……蛋也行。”知青们以为没有小鸡，就吃炒鸡蛋吧。上菜时才知道，小鸡和鸡蛋都没有，但猪肉可以使劲吃。吃饱了，喝足了，大家就在和食堂连在一起的俱乐部里联欢，唱着：“颗呀粒子大，金灿灿的玉米扑鼻香……”

可 1979 年的元旦却没有了那样的欢乐。在连队等待返城“关系”的十几个知青闷头喝着酒。要走了，就要离开自己亲手开垦的沃土，离开自己亲手建起的营房、晒场，要回到城市去了，要回到自己亲人的身旁了。是喜是忧？是甜是苦？谁也说不清楚，只有闷闷地喝酒。

从不多言多语的哈尔滨知青郭玉明突然高喊了一声：“邓小平万岁！”随着这一声叫喊，知青们的情绪开始活跃起来，大家互相敬着酒，互相拥抱着，有几个女知青开始哭了，泪水和酒混在了一起。酒一直喝到了午夜，连长、炊事班长和仓库保管员都陪着我们。连长没喝酒，他跟保管员说：“他们要什么都给。”一向以“勤俭持家”闻名的炊事班长老牛给我们添了一道又一道菜：“孩子们，吃吧，这是你们在北大荒过的最后一个年哪。”不知又喝了多久，我们都喝醉了。

二十多年来，我曾两次回到过伏尔基河畔，它那清澈的河水被红沙托着，日夜流淌，汇入梧桐河，汇入松花江，最后汇入浩瀚的鄂霍次克海。曾生活在伏尔基河畔的知识青年们却都汇入了中国各大都市的喧闹之中。他们中间有的平平淡淡，有的轰轰烈烈，或者富有，或者贫困。但我想，他们都不会忘记伏尔基河，不会忘记这条并不著名的红色的河。

王立民简介： 哈尔滨知青，1975 年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六团十六连，1978 年返城在和兴百货商店作美术设计师。1980 年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后长期从事期刊编辑及文艺管理工作。现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有多种著述，书法作品曾参加首届国际青年书法展，多次在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举办书画篆刻展览。 shbgtRv5jM4JHSM/9DuiKZVWmsy6WGp9RzkUoRRyvGcxygD9OfkF8qAbY6P7pRF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