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蒙难记

钟海明

1970 年 1 月 21 日那天的夜晚，不仅是我终生难忘的夜晚，也是四十多年来许多东大甸子的战友们都一直关注，却又难解其中之谜的夜晚。

我原本在 1968 年的 12 月初就快要入党了，到年底却连司务长也都给撸了，入党自然就更没戏了。我被调到一排一班后，虽然思想上也有些小波动，但是，时任副班长的我仍然领着搞战备训练和刨电线杆的坑，干得很是红火。21 日晚，全连评选五好战士，我和梁朝生两个人在安排给大坯房盘炕的事。冬天干泥瓦匠的活很辛苦，沙土都是冻的，我俩只好提了一桶冻沙块，一边在三排大坯房的炉子上化沙子，一边听屋里在评着五好战士。突然，听到门外边有人喊：“着火了！食堂着火了！”我不顾一切地第一个冲到了食堂，只见食堂整个大山墙已经全都着了，火势足有十多米高，相距四五米远就十分烤人，根本贴不上去。我便找了一根长板子不停地扑打柴棚上的火。很快大家就从四面八方赶了过来。好在水房离得不远，很快火就给扑灭了。

火刚灭，东边夜空就升起一颗信号弹。看来还真是案情复杂。全连连夜召开面对面的大会，接连两三天都不上工，就搞“忆、查、追”。逐渐的副连长李恩臣开始在大会小会上放话：“要注意有人贼喊捉贼。”随后又跑到我们班说：“你们班忆的劲头儿不大，要好好在你们这里查，看有没有贼喊捉贼的。”再后来就开始向我发难。24 日晚的“忆查追”会上，当场宣布免去我副班长的职务，被关到二排四班隔离反省，由此我开始戴上了沉重的“反革命帽子”。

从 1970 年 1 月 24 日被隔离反省开始，直至 1973 年 1 月 2 日平反，我历经了近四年的“现行反革命”生涯。在这段日子里，我度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生活，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精神压力，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身体磨难。然而，我的内心是阳刚的，始终充满着自信心和坚定的信念。这可能也是使我能坚持到最后的关键所在。我把这段生活看作是我人生历程中所积累的最重要的财富。我常用毛主席诗词中的一句话来调侃，“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从我第一天被隔离到最终被定案，在一年零十天的时间里，我所在的三十三连一共来了两个工作组和一个专案组，最后还有一个专案复查组。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有学习和“忆查追”活动。除了让我到场交代外，一般都会被关在房间里，由两名战士看着我。开始，看守人员通常都会和我一起聊天。后来，我就被关到了开荒建点时的旧帐篷里，彻底与各班排隔离了。一月底二月初的天气，至少要有零下三十多度。冻得看守人员差不多是两个小时一倒班。却限定只穿着一条薄棉裤的我，只能坐在光光的木头铺板上，不能乱动。那段时间真是相当难熬。

1970 年小年的那天下午，团里来了辆游斗车，来人说要给“现行反革命”照相。于是，我被灰头土脸地从干活现场给揪了过来，站在风雪中抓掉我头上的帽子，“咔咔咔”地给我拍了两张照片。那可能是我一生中印象最深也最狼狈的照片。就是那种印在通缉令或布告上，再画上红叉子或钩子的那种照片。

工作组换了一拨又一拨，还真搜集了不少的罪证和材料。我经历过各式各样的提审，包括“熬鹰”式的夜战。然而，我所谓的供词始终不能与他们掌握的“证据”合拍。最终给我扣了个“顽固不化”的罪名。

两个工作组既调查我的案子，又要调查连队里的其他问题。由于我始终不认罪，还不断写信上诉，最终，团里又派了一个专案组，花了约一年的时间，终于给我定了案。

1971 年 2 月，我被押上大卡车，车上的十几个人都被五花大绑地绑着。给我挂上一块“现行反革命纵火犯”的牌子。一车望上去只有我一个穿“兵团服”戴“兵团帽”的知青，这回可真是出大名了。为了不给兵团战士掉价儿，我把自己“兵团帽”的两个皮耳朵都朝上翻扣在一起戴着，这样可以尽可能地使自己显得精神些。就这样，由东到西游斗了三天。三天的游斗，也算是对我定案的宣判。原本听说还要送军事法庭审判，不知何故，没有下文了。

那个年代的我，学毛著从来都是用于严格要求自己的。当了“反革命”后，我以《矛盾论》和《实践论》为依据，对照案情反复地作了详尽的分析。一时间，把“两论”几乎倒背如流。我在我的坎肩里边缝了一个大口袋，可以放下书和笔记本，随时可以掏出来看看写写。我按照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把时间、人物、地点等画了详细的关系分析图，层层推理分析。虽说是纸上谈兵，但也分析得头头是道。若干年后，我回城进工厂，能给上千人大厂的工人理论队伍辅导“十大关系”，可能就和我在那段时间里下的功夫有关。当年我通读毛选四卷和马列的六本书，日后虽然内容忘得很快，却也还是锻炼了自己的思维逻辑和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

如果说，当年我能在那种精神的桎梏下，或在磨难中挺住、解脱出来，可能还与我少年时就经历了父母从 15 岁入党的老地下党员突然变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有关。由此，我已种上了对人生磨难的免疫力，从未有任何沮丧的感觉。在后来监管比较宽松的情况下，我时而有机会就会偷偷跑到大草甸子深处纵情高歌一番。

此外，我还会在超越极限的劳动中和读书学习中排泄压力，找到快感。在兵团期间，我几乎干遍了所有的农活，我承担了连队里最苦、最脏、最累和强度最大的劳动。通常修水利会战挑沟，每人平均的土方标准是 20 立方米，而我的实际土方量则可以达到四五十方以上。我用筒锹装筐，一锹能挖六七十公分深，仅三锹就可以装满一筐。盖房子挑砖，我可以一次挑起 70 多块砖。按一块砖 5 斤算，就有 350 多斤。我还是和泥的高手，一个排以上的人盖房子，通常是由一个基建班砌墙，一个女生班供砖和供泥。却只有我一个人承担挖土、挑水及和泥的任务。大粒儿粗盐一袋260 斤，一袋煤足有280 斤，我是用标准的立肩扛的。过门坎时往往还要杀下身子才可通过。年过六旬，罗列这些并非炫耀，而是想真实地讲述我当时的内在心境。因为这些活的强度需要一种内在的动力和能量才能达到，我是在作一种发泄、抗争和挑战。

自从被关起来那天开始，我的所有来往信件都会被检查。无奈之下，我想出了一个招儿，把毛衣给拆了，将信件用毛线球缠了起来，又将几个毛线球混在一起。另外又写了一个条儿给妈妈，请她帮我打两双毛袜子给我。由于妈妈在干校劳动也十分辛苦，直到几个月后，稍有空才去拆毛线团，才通过一种我能看懂的语言，婉转地告之信已收到，给我以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持。知青战友刘海云、刘建堡、刘铁禄、田桂林、赵虹，或因给我传递信件，或因接近我，被列入挨批、挨整和重点调查对象。

后来，在我的提议下，我妈妈开始采用当年地下党时地下交通的各种方式给我寄信。采用最多的就是会一次寄几本书，如《反杜林论》等马列的著作，工整地包上书皮，信可能会藏在书皮里，也可能藏在书的扉页夹层里。总之是比较隐蔽的，两三年里竟然未有一次被发现。

“9·13”事件后，整体的大环境宽松了许多。1973 年的五六月份，我妈妈从干校回到北京住，把我的详细情况告诉了在北京治疗的老领导耀邦伯伯。耀邦伯伯先给沈阳军区杨勇司令员写了信。不巧的是，还未等杨勇司令员过问，就被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了。于是，耀邦伯伯只好又给他的老部下时任兵团领导的颜副司令写了信。据说颜副司令确曾到过三十三连，他说过什么已无从考证，但是局势却开始在变。

与此同时，我妈妈为我的事到处奔走。李庆林事件出来后，1973 年在北京召开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会议。我妈妈冲到大会上去了，见到不少团中央系统的老同事，听说我的情况后，大家都十分气愤，一起找到了参加会议的兵团政治部段主任，向他说了我的情况。段主任回到兵团后，也来了一趟三十三连。当时正赶上快过“十一”了，我正在帮着杀猪。指导员王俊找到我说：“海明啊，过了节准备回家。”我很倔强地回复他：“又没给我平反，回哪门子家呀？”

1973 年 8 月，团里第四次成立了“1·21 火灾”工作组，所有的证据如同决堤之口一样，全部被冲垮了。兵团司令部保卫处正式立案进行全面调查。可能是大环境的改变，使所有人的心态和状态都发生了改变，不再受治于外界的压力和扭曲的心灵了。“十一”后，我父亲虽然还尚未完全解放，但还是批准他来兵团探望儿子了。

1973 年 11 月 2 日，我终于等来了得以平反雪耻的这一天。晚上，三十三连召开全连大会，团副政委常裕富代表团党委宣读了平反决定，并向我表示了歉意。我父亲也应邀在会上讲了话。父亲当时尚未平反，更多年都没有公开讲过话了，开始好像还有些不太自在。渐渐地开始兴奋起来，激动起来。具体内容我早已忘却了，但至今清楚地记得他引用了毛泽东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鼓舞和激励全连的年轻人。当时的场景，不少知青战友至今依然印在脑海里。历经四年磨难的我，对此则更有我自己的理解和感受。

我本打算今年（2010 年）去探望常裕富副政委，不料他却于今年 1 月 8 日去世了，不免心中有些遗憾。庆幸的是，去年他住院期间，小丁来京，帮我和他老人家通了一次电话，使我得以表达对当年襄助的感激之情。当年，以耀邦伯伯为首的许许多多叔叔阿姨都曾为我的事到处奔走，仗义襄助。这些，我是终生难以忘怀的。

钟海明简介： 北京知青，1968 年至 1974 年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十六团（现新华农场）。1977 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80 级北京邮电学院工学硕士，时任原电子部某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先后主持十余项国家科研项目。多次获国家部委科技进步奖，系中国广播电视领域资深专家学者，兼任中国有线电视学会常务副理事长。近年来，兼任国家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武医文化工作小组组长、东方文化传播促进会主席、北京市武术协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民间武术家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并创办了武医书院。 SZStyFs7Nq+GjT399pNA08hqOmdRP/5KPBBU4CgTkt1CzhYhHv9b7Y8GnGmv/us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