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岁月里的歌

高俊英

“文革”初期，我和我的两个弟弟都被卷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在祖国的东北边陲、黑龙江边的绥滨农场，以青春、热血和汗水，甚至用生命谱写了我们蹉跎岁月里的歌。

1967 年末，北大荒来北京招工的消息，是我大弟弟俊奇（又名高峻）告诉我的，他已经在北京一○一中学报了名，还说：“人家不招大学生。”

当时，我正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在那癫狂的年代，大批判、大字报、大辩论、打派仗，搞得人心恍惚，人人自危。我早就厌倦了这一切，又不甘心当逍遥派混日子。听到弟弟的话，我眼前一亮：北大荒是我曾经最向往的地方，高中毕业时就想向董加耕、邢燕子学习，到北大荒去贡献青春。但学校一再要求共青团员要接受祖国的挑选，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不得已我才报考了北京农业大学。而今，北大荒来招工了，我暗下决心，要到北大荒去，为消灭三大差别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恰在此时，畜牧系的两个学生找到我，讲了他们也要去北大荒的愿望，我们一拍即合，马上分头行动，联系了 7 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大家摩拳擦掌，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即飞到北大荒。

然而，“不招大学生”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我们找劳动局招工办的同志说，找北大荒来招工的同志谈，软磨硬泡，轮番作战，甚至写了血书。我们的一腔热血终于感动了招工的同志，他们默许了。但学校不同意。情急之下我们做出了“先斩后奏”的决定，不办任何手续，“扒车”走。记得是半年后，学校直接请示了当时的北京市长，是市长亲自批准，我们才补办了一切手续。

当我郑重地向家人宣布要去北大荒时，全家人都很惊讶。大弟弟俊奇佩服地竖起大拇指：“没想到你竟走到我前面去了！”而父亲则瞪着眼问道：“是学校分配的吗？你们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幸亏有大哥大嫂的支持，父母也不再坚持了。全家人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

出发那天，我们按计划顺利地登上了火车。因为没有手续，也没有火车票，生怕出现什么意外，被撵下车。当随着“呜——”的一声汽笛长鸣，火车缓缓地驶出了北京站时，我们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会心地相视一笑，互相握手祝贺，高声唱起来：“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一路欢声笑语，直奔北大荒。

半个多月后，即 1967 年 12 月 8 日，大弟弟俊奇也奔赴了北大荒，去黑龙江绥滨农场。然而，怎么也没想到，临行前我们全家人的合影竟成了最后一张全家福，弟弟俊奇握着我的手说的“北大荒见！”竟成了永诀！俊奇离开北京、离开家人仅仅一百天的 1968 年 3 月 18 日，在绥滨农场二十二队的水利工地上，被炸药爆破崩起的冻石击中头部，不幸殉职，时年刚刚 20 岁。

那是一个多雪的冬天，雪下得很大，天气很冷。当噩耗传到我落户的云山农场时，我读着手中的电报，被惊呆了，喃喃地问围在身边的战友：“什么叫殉职？”不知谁提醒我：“快找队长请假去吧！”我才猛醒过来。从虎林到绥滨，一千多里路，我换乘了三次火车，才赶到鹤岗。因大雪封阻，接我的卡车又误在雪地里整整一夜，四天后的中午才赶到绥滨农场，见到了从北京赶来的大哥和二弟。

弟弟俊奇的追悼会隆重而庄严。场领导、俊奇生前战友、一○一中的同学都讲了话。我大哥也代表父母和我们姐弟发了言。追悼会后，按农场建议，我随哥哥、弟弟先回北京，看望并照顾父母。俊奇的早逝对父母的打击是沉重的，尤其是母亲的面色苍白，神色忧郁而哀伤。早就被打成“走资派”的父亲，此时不知怎的又成了“叛徒”、“托派”。没完没了的批判和无止无休的“劳改”，使父亲身心都遭到摧残。

四月下旬，俊奇的母校一○一中召开追悼会，请父亲讲话。但父亲单位的造反派不让参加。经我们再三要求和一○一中军代表、校革委会多次交涉，才算勉强同意。在追悼会上，当父亲讲到“俊奇的姐姐和他的弟弟将赴他生前的农场，完成他未竟的事业”时，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都流泪了。

就这样，我和俊祥弟弟于1968 年6 月底来到了俊奇生前工作的绥滨农场二十二队。弟弟俊奇的死，为我们这些刚刚走进北大荒、热血沸腾的青年诠释了“奋斗”的深刻内涵，使我们的思想更实际，步子迈得更稳健了。我感到自己的肩上有两副担子，今后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付出双倍的努力，要为弟弟俊奇尽一份责任。

在九团（绥滨农场），有将近五年的时间，我在学校里当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初当老师教的第一个班。到二十二队仅三个月，我就被调到场部中学。校领导让我先听听课，熟悉熟悉情况试讲后再作安排。当我在初二（3）班最后一排的空位子上坐下，准备听课时才发现，这个班的孩子们像没听到铃声一样，依旧追逐打闹，逗猫的、逮麻雀的、嗑瓜子聊天的，甚至相互打骂，乱得简直无法上课。讲课的老师气得摔门而去，我按捺不住怒火，大喝一声，冲到了讲台。就这样，我接班了，我给孩子们讲了很多，从青少年应具备的素质，讲到刘胡兰、小雨来、雷锋、欧阳海、高玉宝，也讲到我刚刚因公殉职的弟弟，再联系到他们自己。这是我生平讲的第一课，也是内容最多、时间最长、事先没做丝毫准备的一课。也许是被我的严厉震住了，也许是被我讲的内容吸引了，他们安静下来，慢慢地挺直了身子，坐端正了。我被他们圆睁着的漆黑眼眸、专注听讲的神态感动了。这之后，我们成了朋友，三位最淘气的孩子成了我的助手，带着我几乎走访了全班每一位学生家长，一个新的班集体形成了。第二年的端午节，全班四十几位同学送给我一大书包的腌鹅蛋，我激动得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同学们的脸上也绽开了笑容。那天中午，我请与我同宿舍的二十多位学生共同分享。那白嫩松软、咸淡可口的蛋白，那鲜美的、金黄色流油的蛋黄，让我至今回味无穷。

在九团的岁月里，我与老职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次扛麻袋时，一个老职工看见了，马上说：“挺住肩，直起腰来！”并一再鼓励说：“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这些极富哲理的话，让我受用一辈子。如今，在茫茫雪原中度过的蹉跎岁月已成为 20 世纪的遥远的记忆。我常常想，如果说在兵团的那些年，我们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青春编写着人生的歌，那么我大弟俊奇谱写出的生命之歌的曲调，应该是短促、高亢、哀婉而悲伤的。但由于汇入了父母的和音，则显得悲壮与震撼。一位大婶提起当年，仍然很有感触地说：“儿子死了，老人是什么心情啊，还让另外两个孩子去接班，让人想起来就难受得掉眼泪。”

1998 年，俊奇在农垦部工作的同学到东北农垦总局出差，顺便绕道到俊奇墓前致哀。陪同前往的刚刚转业到二十二队的新任队长发现俊奇的墓碑损坏了，便自己花钱立了新碑。2000 年，墓地需要迁址，在部分知青的要求下，绥滨农场将俊奇的墓迁到了双宝山公墓，重新刻制了新碑“长眠黑土，名垂千古——北京知青高峻之墓”。不少人经过他的墓前都驻足凝望，默立片刻。我教过的学生们更是年年为他扫墓。我想，这不仅是对一位知青的怀念，也是在追念父辈的高风亮节。

二弟俊祥在九团三年多，先后在二十二连、二连、汽车连工作过，骑过马，打过猎，开过船，也开过汽车。因始终不能放弃当兵的愿望，于 1972 年初到部队寻梦去了。生性开朗的二弟，歌如其人，活泼、快乐而跳跃。

我的青春之歌平实而沉稳，坚定而和缓，如小溪流水，没有大波大浪，却潺潺不断。

在那蹉跎岁月中，我们并不蹉跎。我们每位知青都是在用青春，用鲜血和汗水，甚至用生命谱写了自己的歌，千百万知青的歌汇成了一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悲壮交响乐。我为自己及弟弟们参与了交响乐而自豪！我为自己曾是知青而骄傲！

高俊英简介： 1965 年考入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1967 年 11 月，下乡到黑龙江省虎林县云山农场。1968 年 6 月调入绥滨农场二十二队当农工。同年 9 月调入场部中心校中学任教。1974 年 7 月，因父母年迈多病，身边无子女照顾，困退回京。同年 8 月在北京西城区知青办动员科工作。1981 年初调入北京西城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室工作至 2001 年退休。 hg38XQRmm/T2THsgHXRFbkaNy0G8OhwXAf0C4f62b4YV8go/dU+nKTmBEo1Ae+w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