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

许成钢

1967 年，群众冲突的升级，让我对“文革”更感到困惑。我刻意与外界拉开距离，把自己关在家里，大量阅读马列原著和以前较少涉及的社会科学书籍。越陷越深，甚至到了狂热的地步。持续的阅读和观察，让我强烈地感觉自己对中国社会发生的事知道得太少，尤其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不了解农村，产生了到农村去的念头。有了这种想法后，我找了几个熟悉的同学，讨论我们几个人一起到农村去。结果谈了一阵子，都认为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想法，但没有一个人真能下决心去，我感到很失望。我觉得“到农村去”的想法已经无法抑制，所以决定自己去。刚好当年的初冬，黑龙江国营农场到北京来招工，我就报名了。清华附中一共有三四十人报了名，我都不熟悉，多半是造反派。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一行人大约是1967 年 12 月 8 日离开北京的。

当时无论政府也好、中央文件也好，都还没有关于学生下乡的政策，全都是学生自愿去的，都是一腔热血为了他们多数自己也并不懂得的“革命”目的，有的是为了支援边疆，有的是去进行“文化革命”的，至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当时还没有，是我们下乡一年之后才有的。我们这一批北京知青有一千多人到黑龙江，一个专列，到黑龙江鹤岗后又分别由卡车送到各个不同的农场。我们第一批分到绥滨农场的学生有二三百人，到了绥滨农场的场部，集体学习了几天。我们之中，大约一半是高中同学，一半是初中同学，初中同学里大多是初三的同学，没有初一学生，而我是初二年级的，也就是说，从清华附中来的学生里属我年龄最小。在集体学习的几天里，我同几个清华附中的高中同学住在同一个招待所的房间里，认识了高中同学刘先立、庄平、张邦宁，比较谈得来。初中同学王贞平和章士伟给我的印象最深，他们也和我分配到同一个村子——十五生产队，是往来最多的人。

到了十五队以后，把我们知青统统集中起来，住在知青的大房间里，每间能住二十至三十人的大通铺。当时我觉得这完全违背了我自己的愿望，我来农村的目的绝对不是要和一群中学生住在一起，而是为了了解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因此，我就去寻找什么地方能有机会和普通农村老百姓在一起的住处。后来我就发现了马号，那里有农民住家，也有住的地方，于是，我把行李抱了过去，我印象里是刘先立和我一起住到了马号。这决定了我以后在农村将近十年里大部分时间的工作是放牛，喂养牛马，赶车。这就是我脱离知青主流的开端。

我去东北，准备要面对非常艰苦的环境。然而，北大荒给了我极为震动的印象，非常惊人的平静，和处于惊天动地“文革”中的北京完全不一样。我曾去过房山的农村，见到过极度贫穷的农民。北大荒却是机械化的耕作，场部实际上是小城镇，人们的住房比较整齐，生活上相对舒适。北大荒的冬天，寒冷但是异常美丽。我感觉出乎意料的好，令人惊异的自然景观和久违了的正常的生活状态。

打破那里平静生活的是我们这批知青的到来。我们来之前，当地也开批斗会，只是那个批斗会比起城市的激烈斗争来，不那么激烈，也没有很尖锐的冲突。是城市知青把暴力带到那里。我们一起来的北京知青，有些人以暴力标榜革命，有些人也许从暴力和虐待中获取快感。开批斗会时，有些人会不分青红皂白上去就打，甚至使用酷刑。

年少的我，自信自负，一心想寻找我要找的答案，对周围的人和事关心甚少。我把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阅读。当我阅读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后，我才意识到，要了解社会和分析社会，需要研究的是政治经济学，因为阶级是从经济基础中产生的，是经济基础决定的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斗争。认识到这些基本道理后，我很兴奋，觉得是在发现真理之路上的第一个突破。因为这是在没有任何人指导甚至没有人交流的情况下，完全靠自己通过阅读悟出来的道理。

我当时最主要读的是《资本论》。我把《资本论》当成数学和物理学那样在学习，即我学习的是《资本论》的分析方法。我当时写了好多东西，一直在不断地做笔记，跟很多同学讲，自己觉得很兴奋。我把相关的认识和一些谈得来的知青讨论。当时即使高中同学也都只是十几岁的孩子，基本上都没有受过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教育。所以，很少有人明白我说的写的是什么。所有这些都让我当时感到精神上很孤独。但更严重的是，在那个无知及极端的个人迷信盛行的年代，一些知青把我的见解当成异端邪说，把我的一些言论逐渐传开演变成别的一些内容了。一些知青对我持很尖锐的批判意见，引用林彪的说法来批判我。说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离开毛主席著作去读马列著作，意味着我有政治问题等等。我当时对林彪的这些说法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反林副主席”就成为我后来的主要罪名之一。

1969 年，中苏边界开始发生纠纷，我们农场情势很紧张，黑龙江农垦总局的国营农场改编成生产建设兵团。为了最短的时间内在沼泽地上修起一条战备公路，兵团抽调了相当一部分力量，我当时就被调去修战备公路。修战备公路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采用了很极端的做法。大量地伐木，把那些木材直接往沼泽地里铺，然后再在铺倒的木材上堆积大量的石块，硬是用人工的办法在沼泽地里堆出一条路来。石块都是从沿线山上采来的。在修这条公路时，除了卡车没有任何的机械，用人工打眼放炮，用大锤子把石块打碎，然后再用铁锹装车卸车。当时修公路的主体都是知青，十几岁二十岁出头的青年，男孩子女孩子都有。没有固定的房子，都是搭的临时帐篷。在我们住的帐篷周围经常有熊瞎子光顾。有一天早上开工时，一只母熊带着两个小熊跑到我们食堂里不肯走，吓得大家都不敢出来。最后，有人打了电话叫来武装连民兵带着冲锋枪把它们打死了。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拼了命地修战备公路。为了赶战备任务，有相当比例的知青累病了，但情绪极其高昂。我当时在爱国主义方面思想简单得和任何一个知青一样，甚至有过之。我在工作之余作诗作曲歌唱我们兵团战士的革命豪情。

其实在去修战备公路之前，批评我的“反革命思潮”、“反毛泽东思想”、组织“黑格尔小组”等等的流言蜚语都已经开始了。那时的批判都不是来自官方的，而是来自知青。精神上，我已经开始感觉到很大的压力。在修战备公路期间，对我的行动已经开始有所监督。

1970 年夏，在全国的文革进入“一打三反”的大背景下，一天晚上，连队里突然吹起紧急集合号。全连的人全部集中到拖拉机修理厂。门窗全都关闭，突然间宣布对我进行隔离审查。我被捆绑到二十四连酒坊的一间休息室里。那个房间很小，屋顶是斜的，人在里面站立不起来，只能坐着或躺下，有一条很窄的只能容纳一个人的小炕，别的什么都没有。每天除了很少的时间睡觉，其余所有时间不是劳动改造，就是审讯和斗争会，斗争会一天可多达四次。一些“义愤填膺”的人借我的肉体当众宣示了他们的深刻政治觉悟和强烈阶级仇恨。全连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漫画，很多不明真相的知青公开地唾弃咒骂侮辱我。我的所有论文、信件、照片、书籍都没收。我自制的无线电收音机也被送到师部鉴定是否特务设备。

当时对我摧残最大的来自于审讯以及审讯所采用的手段。他们说我写的论文是二十七岁有大学毕业文凭的人都写不出的。因此我一定是伪造年龄，要我交代伪造年龄、伪造历史的罪行。审讯中，剥夺我的睡眠，轮番打击，威胁利诱。在政治迫害最高潮的时候，我的心理状态曾极度悲观，甚至一度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使我从那种极度悲观的状态下挺过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探索的愿望。我感到如果使自己的精力转移到别的什么问题上去，转移到探索工程技术，去发明点什么，解决些重要的生产技术上的问题，我还是能找到生命的价值。从此，钻研数学和工程就成了我的精神寄托。我给母亲写信，要求她给我寄一些工程技术方面的书。幸运的是，当时的工作组并没有禁止我读这些工程上的资料。此后的 20世纪 70 年代，我的探索从政治经济学转移到了工程。

在这段时间里，很少有人能和我有稍微正常的交往，在连队里能够谈几句话仅有的人就是兽医和当地的一些农民。在被隔离监禁之前，我的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马号，和几个兽医都比较熟悉，更谈得来一些。我被看管之后，还勉强能和他们有一些接触。几个来往比较多一点的兽医名叫张跃生、杨修岐和庞春泰。他们非常幽默，在我最危难的时候，一如既往地拿我当一个普通人，和我开玩笑，这对我精神上是相当大的安慰。另外还有一些老职工（当地农民）也对我精神上帮助很大。我们马号的班长叫陆书坤，父亲是老八路，山东梁山人，有点梁山好汉的气质，始终对我很和善。有时，他们还会从家里带些好吃的东西送给我。这些在我的精神上都起着很大的支持作用。

到1971 年10 月以后，我的情况有了很大的转变。当时，关于林彪事件的文件已经传达到了团一级。我的“案情”比原来有所松动，对我的严密监禁逐渐放松，审问也停止了，斗争会也基本上没有了。对我的隔离监禁，变成了让群众和知青监督劳动。我开始有了业余时间，开始能够认真系统地自学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和英语。1972 年，恢复了我的放牛工作，使我有自己控制的大量时间。大多数最难的自学内容都是在放牛的时候学的，例如物理和数学的学习。我先是集中几个月精力把高中数学和物理自学完了，之后就系统地自学了大学的物理和微积分、高等代数、电动力学等课程。

对我来说，所有自学的课程里，最困难的是微积分。我读了好几本大学教科书，其中包括好几本高等数学习题集。我拿着习题集，一道题一道题地做，依此来保证我自学的扎实性。就这样我把当时能够找到的大学教科书一门一门地自学下来以后，感觉到要做发明设计工作知识还是不够用。这时候，我就同我常在一起的同学王贞平提起这个苦恼。他告诉我说，其实现在北京已经可以买到影印的国外原版教科书了。当我说我不懂英文时，他又鼓励我说，实际上英文学起来很容易，他自己就在自学英文。他说：“你可以找一本内容上你基本懂得的英文教科书，借助字典你就读它的内容，就把里面的英文弄明白了。我就照他说的方法做了，写信给我母亲，让她给我寄英文版的美国电子学方面的教科书。收到书时，我如获至宝，每一页都看得非常认真。

从那以后，我就非常自信地开始阅读美国大学里电子学方面的教科书了，自学了美国大学的许多门课程。如计算机工程和自动控制方面的教科书。其中还有一个悲凉而有意思的故事。当时，我母亲给我寄来了英文的《模拟计算机原理》，现在模拟计算机已经不存在了，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这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我拿到这本书时特别激动，特别渴望能尽快把它学下来。可是，我的时间很少。正在这个时候，我连发生了一个惨痛的事故，上海知青潘金根在到油库楼顶上去擦天窗的玻璃时，不慎一头栽下来头部撞在水泥台阶上，当场摔死了。发生了这样的严重事故，葬礼需要等他的父母家人从上海赶来参加，他的尸体上放满冰块放在连队的仓库里，晚上要有人看护。几乎没有知青敢在晚上看护尸体，连里只好公开让大家报名。我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我就报名了。那些日子，我每天晚上在仓库里，点着一盏油灯，在潘的尸体旁边聚精会神地来读我的这本《模拟计算机原理》。我的这门课程几乎完全是在这两个星期时间里自学完成的。有些知青打架斗殴很勇敢，可到这时候他们都怕鬼，他们觉得我很奇怪，怎么敢和死人天天晚上在一起？其实正是因为晚上夜深人静才能够潜心集中精力钻研，这对我来说是个很激动人心的难得的学习机会。

从 1973 年夏天起，尤其是 1974 年，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为了能上大学，很多知青变得很焦躁，我知道自己是个“反革命”，完全没有可能有机会出去上大学，心里反而很平静。那段日子，我几乎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我的革新项目就是“联合收割机割台高度自动控制”。如果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就可以解决大豆在收割过程中严重浪费的问题。

1974 年，中国政治的大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邓小平重新上台工作了。我申请回京探亲，居然得到了批准。我利用回北京的机会，闯到清华大学常迥教授家里去请教。他给了我很好的原则性的指导，尤其是在自学的方向上，给了很重要的建议，对我后来的自学起到了非常重大的积极作用。我也访问了中科院自动化所及清华数力系流体力学实验室，请教我的技术革新设计方案。在北京的那段时间里，我非常忙碌，完全都是围绕我的设计请教奔波。

从北京回到连队后，我的若干个技术改革方案得到了连队技术领导及修理厂的支持。1975 年，师里曾在我们连开技术革新推广会，我这个“反革命”在技术革新方面得到了一些称赞。

1977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没过多久，我的案件得到了彻底平反。回到北京，我成了无业游民。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父亲从浙江乡下回到北京，继续他有关爱因斯坦的研究。当时他在商务印书馆办公室里，组织了一系列的小型研讨会，我旁听了许多讨论并参与了一些科学哲学及科学史文献的翻译工作。

1978 年夏，“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考试开始了。因没有我认为合适的经济学方面的导师及研究方向招考，我报考了中科院地理所遥感室的计算机图像处理研究生。我以数学及英语第一的初试成绩通过，但复试时因种种原因没有被录取。下一年报考了清华计算机系的研究生。通过了笔试，但因为当时清华计算机系对于没有本科学历的我的能力颇具怀疑，增加了额外的复试。复试后他们把我介绍到机械系再来一次复试。经两轮复试后我才被清华机械系录取，成为清华大学研究生中唯一一名没有大学学历的研究生。其后我的生活异常平静，出国、读书、教学，和大多数我当年的朋友们的轨迹相似。

许成钢简介： 北京知青，1967 年 12 月离开北京清华附中，下乡到绥滨农场。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香港大学客座教授，伦敦经济学院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特聘教授，全欧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高级研究员。曾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及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从师于诺贝尔奖经济学家马斯金。曾任十多个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学术期刊的编委或学术顾问。曾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发展署、英国财政部、欧洲开发银行等顾问。国际转型经济学界知名学者，2013 年获孙冶方经济学奖。 BzIR1Wt/RCyk/NkG49SiTjh3vxbytmCyRXyz+IhNd+YfUk4g3lVsyIX00gh/Er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