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 69 届鹤岗四中的毕业生,1969 年 8 月 24 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工业二连(粮米加工厂)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活。
1970 年,蒋秀坤在兵团一师一团青代会上作汇报发言
下乡的那年,我刚满 16 周岁,在家里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曾祖母的掌上明珠和“开心果”,什么活都不用我干,连自己的辫子还是奶奶、姑姑给我梳。养成了饭来张口、水来洗手的娇小姐习惯,动不动还耍小孩子脾气。下乡后,觉得困难特别多,生活不能自理,环境又特别艰苦,吃得又不可口,睡的条件就更别提了,大板铺,对面铺要睡 30 多人。下雨天,又潮又漏。开始时还没有电,晚上到处漆黑,野狼嚎叫,一到夜晚就不敢出门。上厕所,要几个人结伴去。害怕、想家,偷偷地在被窝里哭。因为头发不会梳,下乡没有几天就剪了短发。衣服不会洗,同学和战友帮我洗。一个多月后,我才学会照顾自己,衣服也能洗干净了。因为我不会干活,身体又比较弱,领导分配我到麦场晒麦子,干零活。麦收时,让我参加麦收,头一次见到麦田,很兴奋,但不知怎么往回收。乡亲们教我如何使用镰刀,麦收半个多月后,我逐渐地熟练了。麦收期间,我的手上磨出了血泡,镰刀划破了腿,累得精疲力竭,胃口却好了。尽管馒头发酸、发霉,而且面里还加了麦麸子,干了一天活的我也不管那些,大口吃,大口咽。有时边吃边掉眼泪。但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克服困难,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兵团战士。我很快就学会了一些农活,也学会了独立生活。后来,我这个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担负的城市小姑娘,锻炼得肩膀能扛起一百多斤小麦,并成为能用大刀割地的“领头雁”。原本白嫩的皮肤也变得黑里透红,身体结结实实。
麦收回来一个月后,领导把我从麦场调到面粉加工车间。老职工张师傅是这个车间的技术指导师傅,一个很慈祥的老师傅。他告诉我们,面粉车间工作责任大,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我跟着他虚心学习生产技术,很快成为生产车间的一名骨干。
1969 年 12 月 21 日,正是腊八,我和战友们忙着加工战备储备粮。天寒地冻,车间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我脚上穿着棉乌拉,外套大毡靴,身上穿着厚厚的棉衣,在车间里正忙活着,第三台碾滚突然出现断流故障,我和班长急忙抢修。当时正处于备战时期,加工战备粮时间紧、任务重,不能耽误。抢修好了机械,我和班长的手脚全冻木了。在从机台上下来时,不慎脚下一滑,我摔倒在碾滚的齿轮上,左手和左臂被齿轮紧紧地咬住,碾断了我的左臂。经医院抢救虽保住了生命,却让我永远成了肢体不全的残疾人。最初,我如同被雷电击倒,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战友和同学个个哭得眼睛肿肿的,还要安慰我、鼓励我。兵团首长也到医院看望我,关心我的伤情,嘱咐我要坚强,要勇敢地面对这一切,做一个身残志不残的兵团战士。
1973 年,一师青代会期间,与会代表学习讨论会议精神,坐在战友们对面梳短发的是蒋秀坤
爸爸、妈妈得知我受伤的消息,赶到医院去看望我。在爸爸、妈妈面前,我很想大哭一场,可又怕他们会更伤心,便忍着肢体残端的阵阵剧痛,装着高兴的样子给爸爸、妈妈说笑话。当时他们才四十多岁,在我受伤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爸爸、妈妈的头发全白了。妈妈精神上受了重创,每天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活,以分散沉重的心情,还要照顾我的生活起居,帮助我克服伤残后的各种困难。兵团首长、战友、同学都关心我、鼓励我,帮助我克服了伤残的痛苦,勇敢地面对现实,用一只手坚强地活下去,工作下去。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学会了用一只手系鞋带、腰带,整理被褥,打背包,穿针引线,织毛衣、毛裤等。到车间继续看机器,做到了别人两只手能干的活,我一只手也能干。
1970 年 3 月 27 日,党组织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当时,我还不满 18 岁,是特批的党员,我感到无上光荣。入党半年后,我由一个普通的兵团战士提升为连队副指导员,负责共青团和家属工作。1971 年秋,我从兵团总部开完双代会回去,团党委研究决定把我调到营部工作,任一营副教导员。这个营共有七个连,分布面积大,职工、知青、家属近一万多人,我分管共青团、学校、医院和家属排等工作。经常要走几十里路,没有车。有时带着行李下连队,和战士同吃、同睡、同劳动,同站岗放哨。别人休息了,我还要总结一天的工作,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常常工作到深夜。手和脚经常磨起泡,残疾的身体走起路来掌握不好平衡,经常摔倒,爬起来再走。就这样坚持奔走在锦河大峡谷两岸,从营部到连队,从养殖梅花鹿的养殖场到种人参棚的山神府,从奶牛场到麦子沟,再从老滨沟河走到扬脖岭下的万花山,处处留下我的脚印和汗水。生活磨炼了我的意志,在实践中我学会了工作,积累了经验。师、团领导都很重视、关心我的成长,给了我很多荣誉,称我是“身残志不残,继续革命永向前的钢铁战士”。师、团党委做出向我学习的决定,并推荐我出席沈阳军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双代会、黑龙江省双代会和兵团部、师、团的双代会。在兵团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但却给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使我在后来的人生旅途中,无论是工作、生活中碰到再大的困难,都能勇敢而对,不退不缩。所以,我十分感谢在兵团近五年时间里帮助关心我的兵团战友,感谢兵团领导,感谢那里的乡亲对我的信任和帮助。我永远怀念我的第二故乡——锦河。
自从我在兵团受重伤以后,市革委会几次让我回家乡汇报在兵团的成长和战胜伤残的点点滴滴。1973 年,市革委会根据我在兵团的表现和身体状况,决定给予特殊照顾,把我从兵团调回鹤岗,分配在市妇联工作。从此,我工作环境变了,工作对象也变了。回到鹤岗工作后,我认识了沈阳下乡知青习长明。他人品很好,毕业于沈阳重型技校(现沈阳机电学院),其父是抗美援朝的老兵,家庭历史很清楚。我们结为夫妻。但在“文革”中,由于其父蒙受不白之冤,一家人从沈阳遣送回河北原籍务农,接受改造,我的婆婆和奶奶婆含冤而死。1979 年,国务院调查审批给予彻底平反,属于重点受迫害对象。1980 年初,一家人重返沈阳安居。当时,我们已有两个孩子,我又是个残疾人,接收单位不好找,父母又不愿意我再次离开他们,我和爱人只好继续留在鹤岗工作。在这之前,我因受爱人家庭的影响,调离了市委机关,调到二轻局的“七二一”大学工作。当时的“七二一”大学工作条件很差,没有托儿所,我每天背着孩子工作,还不正常开支,还要租房子住。当时,我真后悔回鹤岗工作,真是迷茫,不知如何生活下去。爱人做我工作,家人鼓励我,我又重新振作起来。根据企业生产技术薄弱的问题,我向党委递交了开办全脱产中等专业技术班的规划建议,并得到批准。没有经费,我们求助各企业,按职工人头每人 3 元钱收取。1978 年,经全局各企业推荐、考试,第一批选拔了 25 名学员。经过三年专业学习,其中有 20 名学员考取了市电大机械制造工艺班。“七二一”大学也成为被市教委认可的一所电视大学,改称二轻局电视大学。每三年培养一批电大学生,第一批电大学员毕业后充实到各企业,成为企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1981 年,二轻局党委决定把我从学校调到组织科任党课教员。1983 年调局宣传科任理论宣传干事、副科长、科长等工作。我连续多年被评为省二轻厅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和市文明建设先进个人,获得记功奖励。统战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解决了归侨和眷属的一些实际困难。
1985 年,我报考了鹤岗教育学院中文大专班和辽宁党校大专理论班(函授班)的学习,于 1987 年取得毕业证。在此期间,我带着两个刚上学的孩子,还要照顾好患病的丈夫。1983 年,我爱人因一场车祸造成重型脑损伤,身体多处骨折。从此,家庭的重担全压在我这个残疾人的身上。三十年来,在我的精心照料下,才使我和孩子有了一个完整的家。每天看到丈夫的笑脸和孩子们的欢笑声,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累了。这段经历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一家人开开心心、平平安安就是福。
1970 年 10 月,参加黑龙江省国庆二十一周年观礼活动的兵团一师战友合影留念,一排左二为蒋秀坤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到 20 世纪末,我市的二轻企业基本上全解体了,企业干部职工下岗失业,我这个残疾人也不例外。领导说,这次改革不管你有多大贡献,工作有多突出,什么特殊情况都不会照顾的,没有办法。没有了收入,孩子上大学,爱人有病,一家人吃饭都成了问题。我曾经找过组织部和经贸委,他们同二轻领导协商过,但还是没有解决。无可奈何,我自己补交了养老保险,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退休后,工资最初只有 300 多元。好在有亲属的帮助救济,爸爸妈妈在世时在经济上帮助我,精神上安慰我,让我又一次鼓起了勇气,坚强地面对这一切。同时,我也深深地感到,如果没有北大荒那段下乡的磨炼,我不会这么坚强地战胜半生以来的种种磨难,是知青生活奠定了人生成长的基础,使我坚定信念,做一个不拖累别人、自强自立的人。退休后,我对待生活也很乐观,虽然收入微薄,但很开心。帮助社区做点事,成立社区支部,我担任支委,宣传党的方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同时,还负责社区关心下一代工作。退休后,我还出席过区党代会,被评为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受到区办事处和社区领导及居民的好评。
蒋秀坤简介: 鹤岗知青,1969 年 8 月 24 日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工业二连。1969 年 12 月 21 日加工战备粮时因公负伤,失去一只左臂。1970 年 3 月 27 日,不满 18 周岁,兵团党委特批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 年当选一师一团党委委员,先后任工业二连副指导员、一团一营副教导员等职。曾出席沈阳军区、黑龙江省和兵团、师、团双代会。1973 年 7 月 10 日,鹤岗市革委会讨论决定调回鹤岗工作,在市妇联任干事。1976 年 8 月,调二轻局工作,曾任二轻局职工大学干事、党委宣传科党课教员、理论干事、宣传科副科长,政工师职称。1995 年任二轻钟表刻字社党支部书记(正科级)。2000 年 11 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