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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的炮声唤醒了我的爱国之心，报名参加了解放军，1954 年 8 月转业。那时，正处于国家建设高潮到来之前，国家很穷，一些青年一时还不能找到工作。我在部队时曾看过一部苏联电影，主要介绍两个回乡转业军人建设家乡、搞集体农庄的事。此事对我震动很大，也成了我一生的奋斗目标。我想了很多，提笔给党中央写信，中央将信转到哈尔滨市，市政府的同志劝我要安心在城市工作。我的请求未能实现，但我并不灰心，开垦北大荒，建立农庄，发展我国农业生产，我越发感到这些是非常现实的。尔后，我开始联合一些青年，决心取得社会支持。1954 年冬，在一次团干部会上讨论社会主义教育时，我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从此，我们天天在一起议论并提出计划，在社会青年中进行宣传，队伍逐步扩大。我们有自己的设想，设想成立一个 500 人青年垦荒队，经过三年开荒，建立全国第一个集体农庄，为全国树立个样板。然而，我们的设想很难一帆风顺的实现，街道领导多次找我们谈心、劝说，要我们安心工作。有些好心人也对我们说北大荒是最艰苦的地方，你们是吃不消的。所有的关心和劝说，甚至是各种压力，都不能动摇我们的决心。
1955 年 8 月 20 日，党中央发出号召，向荒地进军。北京青年首先响应，由杨华为首发起组织了全国第一支青年垦荒队，点燃了向北大荒进军的火把。哈尔滨市各界青年更像火上浇油一样，燃起了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烈火，申请垦荒的书信纷纷交到市政府、团市委。
杨华与垦荒战友杜俊起、梅树生、刘恩弟、罗群起畅谈
1955 年 10 月 1 日，市里正式通知我说：“梅树生同志，你们的要求实现了，市里成立了垦荒办公室，并请你参加办公室工作。”就在这一天，我被接到了垦荒办公室，办公室主任范学坤、副主任郭喜俊接待了我。他俩激动地握住我的手，高兴地说：“梅树生同志，祝贺你，你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们代表市里正式通知你，市委决定同意以你为首组织发起哈尔滨青年垦荒队。”我听后激动万分。
记得就在办公室成立的当天，我们拟定了组织垦荒队的计划。第一个接待的是亚麻厂的文化教员于金娥，她手拿血书，立志当一个有文化的新式农民。还有个胖姑娘，就是东北抗日联军李兆麟将军的女儿李石，她不留恋优越生活条件，立志到边疆去垦荒。
一天，我和范学坤接待了两位道里区的小姑娘，她俩说啥也要加入第一批先遣队。当我们说明北大荒条件差，第一批不准备去更多的女同志时，她们不高兴地走了。第二天一大早，有两个小伙子在办公室门前等我们，我们问干啥？他们回答找你们，一听这声音熟悉，细看才认出，原来他俩就是头天的那两个姑娘。她们剃了头，改变了穿戴，想学花木兰，女扮男装。她俩就是王桂英和吕惠荣。在第二批队员中，有一个干瘦个小的小姑娘叫李凤英。范学坤看到她那瘦小的身材说啥也不同意她参加，可无论怎样都阻止不了她。她最后着急地说：“别小看人，有志不在年高，吃苦还论大小吗？”在她再三要求下，最后终于批准了。队员王共起，其他条件都够，就是家里不同意，垦荒队员集合了，他偷偷地钻进队伍里，死活不回去。因他一年前就要求参加垦荒，最后批准了他。
1955 年 10 月 10 日，由我和王永坤、孙永贵、王瑛君、赵玉琢五人发起组织了哈尔滨市青年志愿垦荒队。10 月 12 日，《哈尔滨日报》《黑龙江日报》同时发表了我们发起垦荒的公开信和市青联、团市委的复信。《黑龙江日报》和《哈尔滨日报》还分别发表了评论和社论，高度评价了这一光荣举动。
1955 年 10 月 17 日，团市委干部彭良田、工人出身的青年秦国明先后到集贤和萝北选点。最后我们决定了在萝北同北京青年垦荒队在一起。那里幅员辽阔，土地肥沃。秦国明在萝北县委、县政府的大力帮助下，在距萝北县城九公里的一个山脚下定了点。他在县城拴了辆老牛车，拉着锅碗瓢盆、米面油盐，首先到了那里。在过人高的草地里走着，欢迎他的是一只狼。他住在为移民盖起的一个大框草房里，每天晚上狼的嚎叫声陪伴他过夜。
10 月 27 日，先遣队 104 人的队伍组成了。在全市召开的欢送大会上，团市委书记郭永祥和工人、学生代表分别讲了话，鼓励我们在北大荒走出一条新路子来。我代表垦荒队员讲话说：“我们决不给家乡亲人丢脸。”大会授予我们“哈尔滨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大旗。晚上 8 时 25 分，我们高举垦荒大旗，唱着向荒地进军的战歌，乘上了北去的火车，告别了家乡，告别了亲人，走向了新的征途。市领导和全市各界代表几百人在车站送行。
路经佳木斯时，受到了佳市党政领导和上千群众的热烈欢迎。市长留我们在佳市住了两天，并召开了上千人参加的欢迎大会。10 月 30 日上午 8 时，火车到达鹤岗。从哈尔滨出发时，我们已做好从鹤岗徒步到萝北的思想准备。但鹤岗党政领导却给我们准备了四辆汽车，在站前等候。队员们高兴地喊呀，跳呀！汽车出了鹤岗便进入了荒原，天空飘着雪花，冷风刺骨。因为来时人们还没有穿棉衣，冷得直打战，不少人打开行李，拿出了棉衣穿上。一路颠簸，到宝泉岭足足走了三个多小时。汽车在几栋草房前停下了，宝泉岭农场为我们准备了饭菜。吃过饭，汽车离开了宝泉岭，道路更加难走，三步一停，五步一站，120 里路足足走了一天。
欢迎我们的是柞树林和一望无边的大荒原。不知谁说了一句：“到了！”远远望去，秦国明站在草房顶上高高举起一面红旗，欢迎我们。人们纷纷跳下车和他拥抱，大家高兴地把他举起来，他兴奋得落下了眼泪。
当大家把简单的行李和带来的生活用具搬下车后，响起了一片问话声：“我们的行李放到哪？”“在哪睡呀？”“洗脸水在哪？”“吃的水在哪？”党支部书记吕希孟高声喊话后，大家静了下来。然后，他布置了任务：一小队去打草铺炕，二小队收拾屋子，三小队帮炊事班搭锅台。三小队长翟庆丰当过兵，带领队员用草皮子当大坯，锅台就在露天地里搭上了。水呢？我们的先遣队员秦国明说：“有！”我高兴地问：“水在哪？”“跟我来。”原来是盖房挖的大坑里边积满了泥水。我问：“这水能吃吗？”“能，能吃，我就吃这里的水，还有啥好说的。”米呢？秦国明已给准备了两袋大米和几袋玉米面。当我走进屋子时，我的心也凉了，高低不平的屋地除了冰就是泥，一不小心就踏进水里，怎么让大家住呀！这时，大家割回了草搭好了铺，就这样安顿下来。
晚上 10 点，炊事员说饭熟了，但掀开锅盖一看，上边还生着呢。不知谁说了一句，“生着吃顶饿”。不多时，一锅饭剩了半锅，看看大家吃得那个香劲，心里真不是滋味。一锅饭上面生、中间黄、下边糊，大家逗趣地和炊事班长杜永茂说：“你真有技术，把一锅大米饭做成白黄黑三色。”
吕希孟把我们几个发起人叫到一起说：“咱们先开个党团员会讨论一下如何解决吃水、做饭、睡觉这三个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晚上 11 点多了，大家还在热烈地讨论过“三关”。最后决定，第二天早晨，举行向祖国宣誓仪式，然后找水源，上山伐烧柴。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当年的萝北大地除了柞树林，就是水泡子、大草甸子，蚊子、小咬、瞎虻成群。早上下地蚊子糊脸，太阳升起来瞎虻又围着人飞。记得有一天，队员刘玉奇从地里跑回来说：“瞎虻咬得马倒下不起来了。”我们跑到地里一看，马全身落满了瞎虻，伸着四条腿一动不动。我和翟庆丰脱了鞋，打掉了马身上的瞎虻，几个人费了好大的劲才将马推了起来。
太阳落山了，小咬便“上班了”。正像人们说的那样，蚊子、瞎虻和小咬一天三班倒。有的女队员被咬得哭着说：“我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就是抗不了蚊子、小咬和瞎虻。”说句实话，这对每个队员来说，的确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吃水就更困难了，渴了吃把雪，啃块冰，做饭的水到蜂蜜河、鸭蛋河去挑，五六里的路程，担子压在这些城市长大的青年肩上，肩膀肿了，磨出了泡，挑回的水仅能做饭用。
头一个冬天，急需做第二年生产准备，既要上山伐木，还得为生活做准备。第一年没有车，要到几里外往回扛木柴烧。队员们天天顶着星星起床，披着月色归来。吃饭时，上半碗没吃完，下半碗就冻成了冰。蒸玉米面窝窝头，小了不够吃，所以一个窝头近一斤重，根本蒸不熟，吃一口黏糊糊的。人们风趣地说：“吃的黄金塔，住的海绵地（炉子一烧，地化了，脚踏上像海绵一样）。”劳动了一天，全身汗水湿透了衣服，坐在像冰窖一样的屋子里，全身冷得打哆嗦，团支部就组织唱歌、跳舞。说确切点是为了取暖就跳呀、唱呀来驱寒。钻进被窝更是凉，人们就说呀、唱呀，伴随着歌声进入梦乡。起床了，有一人唱，大家就随着都唱，歌声成了起床号。还有的同志就是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坚持学文化、记日记。于金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记下了垦荒队的艰苦生活史。
1956 年，哈尔滨庄购置了 18 台胶轮车，走在当年的萝北公路上，就像今天的一个新式车队一样，人们用羡慕的眼光望着。赶车的人都是英俊的小伙子。你可曾想到，他们都是刚放下书包的学生，当时就是李庆阳、薛东发两人在家赶过车。开始时，上“破山头”的坡，因坡长又陡，只有他两个人一辆一辆地往上赶。1956年冬，车老板们比一般人更加辛苦，从肇兴往回拉菜，三天一趟，手脚冻得像猫咬似的疼痛，手脚冻肿，起了泡还坚持出车。记得一次从山里往回拉房木，因那时没有公路，只有我们自己的车走出的一条路，一场雪过后什么也看不到了。夜间往回走，迷了路，走了几个小时围山转了一圈，怎么也辨不清方向了，冻得坚持不了啦。还是薛东发大几岁，有办法，把一匹老马从车上卸了下来，随马走吧，老马识途。大家又急又累，气温在零下 30 多摄氏度，困得在车上就睡了。马车到家，已是起床的时间，队里起床的人看到满院子马车，老板们冻得个个僵了。
有一次在三道岗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和中队长梁志峰坐在姜长财的车上，由于坡陡路滑，车闸突然失灵，车拉着一车房木像箭一样飞下山来，前边还有四台车，如撞上前车，后果难以想象。梁志峰急问怎么办？我当即回答往沟赶，车翻了可能会避免大事故。可是马怎么也不肯下沟，就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沟沿出现一辆马车，正在路边上吃草，挡住了向前的道路。马只有下沟了，车仰面朝天地翻了，把我抛到几米远的地方。当我爬起来时，一看车轮还转着，马四蹄朝天，梁志峰双腿压在一车大木头下边。我呼喊着老梁，吓得我腿都发软了。当大家赶到七手八脚地将他拉出来，很幸运，一点也没压着，原来他双腿上的木头被一个塔头墩子顶住了。这些来时还是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的青年，很快就能担负着各种艰巨的任务了。
1957 年的冬天，为了搞好副业生产，我和队员韩守臣同萝北县一位林业技术员到尖山去看林场。行走在二三尺深的雪地里，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全身的力气。当走到林场时，面前一个雪墙，就爬了两个多小时。又过两趟水沟，汗出光了，衣服湿透了，力气消耗没了，就在山坡上过夜。用手薅点草尖，砍点树枝，在山坡上点火取暖。火好像跟我们作对，怎么也燃不起来，身上的衣服冻得硬邦邦的。技术员哭了，眼看要被这寒冷的天气夺去生命。得想办法，争取活过来。我当时说：“共产党员死都不怕，哭什么？”他说：“你们没家没业怕啥！”这不，外人把垦荒队看成没家没业的孤儿。他们想：有家谁来垦荒遭这份罪呢？我们三个人全身冻得抽筋，直挺挺的，心里明白，嘴里也能说话，就是动不了，眼看就要冻死。多亏老天有照应，山里起了风，顿时大火燃烧起来，我头钻进雪里，两条腿伸进大火里。这时，三个人都已冻得抽筋，谁也管不了谁。经过火烤，棉裤、鞋子被火烤化了半截，一夜的烟熏火烤，眼睛被烟熏得像针扎一样的疼。加上雪光一照，眼睁不开，一看东西就疼得像针刺一样。第二天，用书包把脚裹起来，三个人扯着一个木杆，才返回来。队员们见了我们都不认识了。
伐木头在大山里边，几十里的山路。一天晚上 9 点多钟，队伍出发了，伐木队突击队长朱荣正走在队伍前头。大家冒着刺骨的寒风，有说有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队伍进山后，清点一下人数，忽然发现多了几个人，怎么越走越多呢？原来没被批准的几个女队员偷偷地赶了上来。在山里就更苦了，住在用草搭的帐篷里，风天帐篷里灯都点不着。一天晚上，在人们睡梦中，女宿舍帐篷里发了水。帐篷是在平坦的一块草地上，原来下边有个温泉，大铁桶的炉子就在泉边，下边化了，泉水流了一帐篷。人们劳累了一天，睡得熟熟的，水进了被窝，湿透了衣被才发现。女队员尖声喊叫着，跑到男宿舍，等男队员起来为她们抱棉衣被褥时，不少已冻在冰上。山上的生活就更困难了，一冬没顿熟饭，更谈不上菜了。下山时，衣服被划成一条条的，棉花套子丢了，用把乌拉草续上，腰扎个草绳，看上去活像个原始人。
朱荣正 10 个脚趾甲冻掉了，一声没吱，后来是开春下稻田时别人才发现的。单友俊这个小个子青年，体小力单，但干起活来像个小老虎，脚冻肿了，也不敢说一声，怕动员他下山。何止他一个？人们就是这样在大山里坚持了下来。
一天夜晚，人们冻得不能入睡，我一看温度表是零下 42 度。我们就到各帐篷查看，当走进每个帐篷时，看到大伙儿都围成一个圆圈跳着取暖。问大家怎么样，都风趣地说：“领导放心，还没冻硬呢。”大家唱起李兆麟将军写的《宿营之歌》，当唱到“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时，有人说衣服烤焦了，于是大家把这两句改成“火烤胸前糊，风吹背后疼”。是呀，北大荒人都知道，风吹背后像针扎一样疼。
女队员就更困难了。她们和男队员一样劳动，还得克服生理上的困难。在山上没膝深的雪地里堆积木柴，脚冻坏了，手冻麻木了，谁也不叫苦。打草时，起初镰刀不会使，一天累得够呛，才打几捆、十几捆。就这样磨炼，从十几捆到最多打几十捆、一百捆。也许有的人会问，你们挣多少钱，回答是一分不挣。队员们头两年连寄封家信的邮票钱都没有。第一个春节，每人发了五角钱、五块糖、三个冻梨。党团员交了组织费。更难办的是有的老人有病或生活困难，垦荒队员就是怕收到这种信。就这五角钱，不少同志还寄回了家。这哪是钱，是颗颗赤子之心。尽管不挣钱，还记劳动工分，大家常常为了半分之差争得脸红脖子粗，有的少评半分难过得哭一场。为什么这样认真呢？为的是看谁对垦荒事业的贡献大。一天，一个新华社记者问孙月英：“你们为啥一个钱也不挣，还拼命干？”她回答得好：“我们为了人类的解放，为了祖国的明天。我还有个想法，多少年后，我们的农庄建好了，那时我们老了，孩子问我们时，我们会说，奶奶当年建设萝北时，曾付出过血汗。我们会在电灯下给他们讲当年垦荒的故事。如果干得不好，怎么回答小孩子的问话呀！”逗得记者也大笑起来。
垦荒队员们经受了一冬严寒的考验，手脚冻得裂成小孩嘴一样，钻心地疼。还没来得及休息，紧张的备耕工作又开始了。对队员们来说，第一个严峻考验是严寒，而第二个考验是生产，最大的困难是缺乏生产经验。从组织领导来说，除了吕希孟作过一段农村工作外，其他人都未作过。当时吕希孟既是一位成熟的领导，也是大家的老师。第一个春耕动员会，正逢他到县里开会，可愁坏了我，怎么讲呢？讲什么呢？在书本里找，一箱书翻了个遍，找到了一本毛主席论工作方法的小册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呀，队员中有郊区青年，在家种过地，便召开了一个像是智力测验一样的郊区青年会。我装腔作势地问种地有几种方法，什么叫大垄地、点葫芦、外犁眼种大豆等一般种地方法，会者抢答。最后连夜找几个人编成了我第一次动员春耕的讲话稿。会后听到有人议论，梅树生还真行，啥都懂，如今想起来感到很可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边学边干。后来，县里给训练了农具手，找老农来指教，就这样备耕春耕开始了。顶着冻冰碴一锹一锹地把土翻过来，在草皮子上种水稻。由于缺乏生活经验，大部分队员就一双鞋，白天在冰水里干活，冻得脚和脚脖子发紫，北风一吹脚干裂得都是蚂蚱口子，钻心地疼。到晚上鞋没处烤，第二天起床时，鞋冻得邦邦硬，穿不到脚上。被窝虽凉，身上是热的，穿上冰冻的鞋，那滋味是可想而知了。不知谁想了个办法，在食堂要了碗刷锅水，浇到鞋里，穿时好穿，而且暖乎乎的。就这样，我们作为经验，向各中队传达，食堂每早专烧一锅热水给大家穿鞋用。每天踏着冰碴翻地，一天没多大进度。劳动模范张君富和单友俊、温传法等想出个好办法，将草皮切成“豆腐块”，一个人撑着锹推，另一个将绳拴在锹把上拉。这样提高了工效几倍，他们干起活来像个小拖拉机。这年春天，开出稻田一百多亩。
30 年了，垦荒队员艰苦创业的生活，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孙永贵，哈尔滨垦荒队发起人之一，是一位建设北大荒的铁人。他生前，哈尔滨庄的栋栋房屋都洒下了他的血汗。他常常绘图到深夜，东方发白就出现在建筑工地上。他是钢一样的硬汉。记得有一次，我见到他脸色蜡黄，手里拿着住院通知单，艰难地靠在墙上。我当即找了个小车将他送到医院。经诊断，他的心脏病复发，医生进行了急救。待他稍稍平静些，我就回到离医院不远的家去取饭，等我把饭拿来给他时，他已离开了医院又去上班了。过些时间，我去看他时，他正在抬着保险柜，累得满头大汗，艰难地往前一步一步地挪动。在过门口时，一千多斤重的保险柜落在他和另一位同志的肩上。一个健康的青年人肩上压着几百斤是可以办到的，可落到一个年近 50 岁的病人身上，要承受多大的危险啊！铁人般的孙永贵，由于积劳成疾，身体垮了，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记得一年夏锄季节，有一天，女队员马淑清家来电报说她母亲有病，我们给她十天假。在回家护理母亲时，她还惦记着夏锄，没等到假期结束就急着往回赶。到了鹤岗没坐上汽车，她便步行 120 里，当天下午三点钟回到庄里，投入繁忙的夏锄劳动。
1957 年黑龙江涨大水，全县人民投入紧张的防汛工作。刚开始，由于领导不力，人员组织不当，工作任务进展不快。正在抢险的关键时刻，天下起大雨，哈尔滨垦荒队落在后头。庄主席徐国章用沉重而有力的声音问大家：“是当英雄，还是甘拜下风？”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当英雄！决不给哈尔滨人丢脸！”说完，队员们操起扁担，一个人挑四个土篮总嫌装得不满，大力士李树生一人挑六个，扁担一根根地压断了，领导劝说少挑几个，都无济于事。就这样，你追我赶，100 多方土，50人不到两个小时就完成了任务，硬是超过了其他工地，完成了防洪抢险任务，被县授予“火箭突击队”称号。
梅树生简介： 哈尔滨知青，1955 年 10 月 30 日下乡到萝北县垦区，是哈尔滨青年志愿垦荒队的 5 名倡议人之一，曾任哈尔滨青年志愿垦荒队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