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鲁迅是毛泽东一向敬慕并给予崇高评价的伟大作家。在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中，鲁迅著作是毛泽东最爱读的，毛泽东曾多次号召学习鲁迅，读点鲁迅著作。
1937 年 1 月，毛泽东进驻延安后，他在陕西第四中学（设在延安）图书室发现有鲁迅的著作，如获至宝。他借了几本，读后再借，先后三次借阅，他读了这里所有的鲁迅选本和单行本 ［1］ 。1938 年 1 月 12 日，毛泽东给当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当主任教员的艾思奇写信，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 ［2］ 深深的遗憾声里流露出系统渴读鲁迅作品的热切愿望。半年以后，1938 年 8 月，他就得到了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在上海编辑出版的 20 卷《鲁迅全集》。这是二百套编号发行，标明“非卖品”的“纪念本”。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从上海辗转到延安，毛泽东得到了一套，编号为第 58 号。他非常珍爱这套书，一直把它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尽管当时战争纷繁，工作忙碌，环境简陋，毛泽东还是忙里偷闲，抓紧时间，在低矮的窑洞里秉烛夜读 ［3］ 。后来新华社发表过一张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窑洞里工作的照片，那办公桌上放着 3 卷《鲁迅全集》。这套《鲁迅全集》，伴随着毛泽东度过了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从延安一直带进北京中南海。他曾对身旁的工作人员说：“这套书保存下来不容易啊！当时打仗，说转移就转移，有时转移路上还要和敌人交火。这些书都是给战士们背着，他们又要行军，又要打仗。书能保存到今天，我首先要感谢那些曾为我背书的同志们。” ［4］ 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他出访苏联，还是在国内巡视，他都带着它，废寝忘食地阅读。1949 年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苏联，他亲自挑选了 58 号这套《鲁迅全集》中的几卷带往苏联。他曾因读这几卷书而推迟进餐，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 ［5］ 1956 年到 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带注释的鲁迅著作单行本，毛泽东对这套新版的鲁迅著作也十分珍爱。他把这套书放在床上，经常利用夜晚和其他零星时间阅读。据逄先知介绍，1959 年 10 月毛泽东外出前夕，指明要带走的书籍中就有《鲁迅全集》。1961 年，他在江西的一段时间，还把新版的《鲁迅全集》带在身边。毛泽东逝世后，报刊上发表过一张他站在书柜前看书的照片，他手里拿着的正在翻看的书，就是新版《鲁迅全集》。到 70 年代初，毛泽东已近80 高龄，体力、精力不济，健康状况越来越差，视力日见减退，但读鲁迅著作的兴趣有增无减。1972 年 9 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的线装本《鲁迅手稿选集三编》，这本书共 29 篇鲁迅手稿，都是从尚未刊印的鲁迅手稿中选出来的。毛泽东拿到这本书后，一有空就翻阅。1976 年 9 月，毛泽东逝世前，他卧室的床上、床边的书桌上、书架上，还摆放着鲁迅的著作，或是翻开着，或是在某一页上折了一个角，或是在书中夹着纸条，或是在封面和题目上用笔画了圈，或是在有的文章旁边写了批注文字 ［6］ 。到晚年，身患重病的毛泽东还多次提议要党内同志读点鲁迅著作。1975 年 11 月初，毛泽东对周海婴的关于出版带注释的《鲁迅全集》的信作了批示：请政治局“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总之，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论是出国访问还是在国内视察，毛泽东都忙里偷闲认真阅读鲁迅著作。正是通过系统地阅读鲁迅著作，毛泽东才有可能对鲁迅了解得相当深刻和透彻，才真正理解到“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7］ 而这正影响着毛泽东对鲁迅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和革命史上地位的崇高评价。
1937 年 10 月 19 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论鲁迅》的重要讲话，在这篇重要讲话中，毛泽东第一次直接地提出并专门论述了“鲁迅精神”，概括了“鲁迅精神”的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和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 ［8］
毛泽东认为：“综合上述这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他号召人们“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毛泽东这样提出和推崇“鲁迅精神”，既是从鲁迅这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出发，从鲁迅的思想、行动、著作出发，从鲁迅毕生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这一事实出发，概括出鲁迅所独具的“鲁迅精神”，又紧密地联系着当时的斗争大局（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时代要求（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指出“鲁迅精神”的几个特点，号召人们向他学习，以便“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先锋分子：这些人像鲁迅那样具有政治远见，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他们“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他们是不谋私利的，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他们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决的，勇往直前；他们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他们在革命道路上起着向导作用。” ［9］
显然，毛泽东对于“鲁迅精神”的论述，既是非常切合时宜的，又是实事求是的，贯穿着革命功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现在，我们根据毛泽东的论述，结合鲁迅的思想、行动、著作，对“鲁迅精神”作一番进一步的分析。
“鲁迅精神”的三个特点之间有着不可颠倒的逻辑联系，其中“政治的远见”最重要，是方向，是基础，是斗争的力量源泉。我们首先分析第一个特点“政治的远见”。这里我们试以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来说明这个观点。我们知道 1927 年前，鲁迅还是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在政治上，他最先曾寄希望于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后来又改寄希望于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还没有能够看到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领导才能成功。但他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开始为五四运动的彻底反帝反封建而战斗呐喊的。五四运动刚刚兴起，正当反动势力及其御用文人敌视十月革命和抗拒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鲁迅立即针锋相对地发表了《随感录五十六·“来了”》和《随感录五十九·“圣武”》两篇杂感，热情地歌颂了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而终于取得十月革命伟大胜利的俄国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10］ 他希望中国民众“抬起头”，去迎接“新世纪的曙光”。从此以后，他一直注视着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发展。在 1925 年和 1926 年这两年里，鲁迅已经在为数不少的文章里，或情不自禁地赞颂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苏俄，或愤怒地痛斥国内外敌人诬蔑社会主义苏俄的奇谈怪论，同时，对前仆后继地进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尊为革命“先驱者”和“火车头”而表示了崇敬之情。1927 年以后，鲁迅逐渐地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这时的鲁迅，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寄希望于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他确认：在现代社会各阶级中，“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11］ ，同时肯定地指出：“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 ［12］ 。因此，鲁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充满着胜利的信心。鲁迅看清了政治方向，他那颗赤诚的心，就永远向着毛泽东，永远向着中国共产党。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历史关头，力挽狂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上海的鲁迅，一面继续领导文化战线上的反“围剿”斗争，一面极为关注毛泽东领导的长征，以无限兴奋的心情，聆听红军在长征途中的每一个捷报。1935 年10 月，当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喜讯传来时，鲁迅激动得夜不能寐，立即和茅盾联名致电毛泽东和党中央，深情地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13］ 这质朴而真诚的语言，表达了鲁迅对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崇敬和信仰。
1936 年，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前夕，为了和国民党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鲁迅表示坚决拥护。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公开信中明确地声称：“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 ［14］
当时有一个叫陈仲山的托派写信给鲁迅，挑拨鲁迅和党的关系，恶毒攻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鲁迅接到这封信后，立即写了一封回信。他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正气凛然地公开赞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并自豪地宣称：能把他们“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他还以崇敬的心情直接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怒斥托派的无耻诽谤：“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高超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15］ 鲁迅用托派的卑污、渺小，强烈地反衬出毛泽东的英明、伟大。鲁迅对毛泽东的热爱和崇敬，集中反映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坚定的阶级立场和崇高的革命品质。今天读来，依然感人肺腑，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对毛泽东的崇敬，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明确认识和坚定信念，都充分表现了鲁迅远大的政治眼光。
其次我们看鲁迅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毛泽东说，鲁迅看清了政治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屈服。事实就是这样。1931 年 2月 7 日深夜，国民党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一次就秘密杀害了 20 多位革命者，其中有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李伟森五位革命青年作家。消息传来，鲁迅无限悲愤，痛切地感到自己失掉了很好的战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他从悲愤中爆发出战斗的激情，写了一首悲愤的战斗的诗篇：“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除写了这首诗，还写了著名的纪念文章《为了忘却的记念》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并为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寄给美国进步杂志《新群众》发表，向国外读者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残酷迫害左翼文艺运动的血腥罪行。当史沫特莱拿到这篇文章，想到发表后会给鲁迅引来杀身之祸，便担心地说：“你的名字签在这上面是否方便？”鲁迅毫不犹豫，坚定地回答说：“这有什么关系？中国总得有人出来说话啊！这几句话是必须说的。拿去发表就是。”鲁迅就是这样，抓住一件事，斗争到底，在斗争中勇往直前，决不动摇，决不妥协，决不屈服。
鲁迅在同反动派的斗争中，充满为了一个伟大目的而牺牲的巨大决心。1933 年 6 月 20 日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杨杏佛的葬礼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1933年由宋庆龄、何香凝、鲁迅、蔡元培和杨杏佛等人发起、主持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盟”是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残害无辜人民，营救被捕革命者为主要任务的。“同盟”的革命活动大大触怒了国民党政府，于是反动政府指派蓝衣社特务，在 6 月 18 日上午暗杀了“同盟”总干事杨杏佛，接着又把鲁迅列入了暗杀名单。20 日下午“同盟”为杨杏佛举行了入殓仪式，鲁迅好友许寿裳担心鲁迅的安全，劝鲁迅不要去参加，鲁迅十分坚定地说：“我应该去送殓！”出门时，鲁迅不带钥匙，将房门锁上，以表示此去不准备再回来的牺牲决心。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手枪，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脸不变色心不跳，充分体现出鲁迅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革命的英雄气概，何等可钦可敬！
鲁迅的牺牲精神还表现在他对待生死、对待疾病、对待工作的态度上。鲁迅认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对于谁都是宝贵的。但是，生命与革命相比较，革命更重要，因而，为革命而拼命，为革命而死是最值得的。死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是大自然的规律。对于正常生理现象的死，鲁迅总是听其自然，抱着“随随便便”的态度，他说他是属于“随便党里的一个” ［16］ ，而对于为人民革命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而死，鲁迅是无所畏惧的。他在《且介亭杂文末编·死》这篇文章中说：“有些外国人说，中国人最怕死。这其实是不确的。” ［17］ 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并且指出“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 ［18］ 外国人说中国人最怕死，简直是诬蔑。鲁迅热爱生命，但不怕死。大家知道，1936 年，是鲁迅生命的最后一年。鲁迅病情加剧，敌人对他的迫害也更加残酷，但鲁迅斗志有增无减。这一年在他生命最后的九个月中，他大病了六个月。海内外友人关心他，多次致信敦促和劝告他多加保重，易地治疗。他们希望鲁迅的身体康复起来，为中国革命做更多的工作。鲁迅理解他们的一片好心，可是要他停止战斗，停止工作，却非常困难。其实鲁迅何尝不想早日恢复健康？但是，“非不为也，不能也”。请听一听他的这些发自肺腑之言吧：“我知道我的病源……只要什么事都不管，玩他一年半载，就会好得多。但这如何做得到呢。” ［19］ “身体还是不行，日见衰弱，医生要我不看书写字……有几个朋友劝我到乡下去，但……一时也做不到。” ［20］ “不过我自己忙一点，也一天一天的瘦下去，有朋友劝我玩一年，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21］ 朋友们都劝他暂时停止战斗，停止工作，劝他休息，劝他去玩，而鲁迅多次表示“做不到”。为什么？因为鲁迅认为既然“中国需要”“革命需要”，在日寇入侵，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深重的紧要关头，他不能躺在病床上休养，任凭他人去斗争和牺牲。因此，在大病缠身的时刻，鲁迅安之若素，处之泰然，头脑冷静，他没有死的恐怖，更没有坐以待毙。他时时在想，如何在有生之年“好好替中国”更多地做一些事。想定之后，他说：不管怎样，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要赶快做”。鲁迅说得很清楚：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不如多工作而少活几年。因此，他既不入院治疗，更不去国外休养。任凭病情日趋恶化，鲁迅始终坚守在白色恐怖，特务横行，暗杀成风的上海，誓与敌人血战到底。他在给一位日本友人的信里大义凛然地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22］ 又在给另一位日本友人的信里坚定地表示：尽管“现在这里，生命是颇危险的”，“然而只要我还活着，不管做多少，做多久，总要做下去。” ［23］ 是的，鲁迅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工作不停。在鲁迅生命的最后一年，尽管大病六个月，他却以惊人的毅力在“赶快做”，仍然校印了《故事新编》《药用植物》《死魂灵百图》《珂勒惠支版画集》《苏联版画集》《苏联作家七人集》并翻译了《死魂灵》第二部，还写了杂文、他人文稿序引、公开答信 39 篇。逝世前两天，还在执笔，逝世前十几小时，还在写日记。鲁迅逝世以后，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献辞》中说：“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工作，工作！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还在工作。鲁迅战斗到最后一息，工作到最后一息。鲁迅是死在战斗的岗位、工作的岗位上的，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那种为革命而忘我的拼命精神、牺牲精神真是感人肺腑！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的政治眼光何等远大，鲁迅的政治方向何等明确，鲁迅的斗争精神何等坚决，鲁迅的牺牲精神何等崇高。正因为鲁迅有这些精神素质，毛泽东进一步认为，鲁迅“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 ［24］
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历来推崇鲁迅精神，一贯重视学习鲁迅，宣传鲁迅。鲁迅逝世已经 70 多年了，今天的中国和鲁迅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根本不同了，但鲁迅精神并没有过时。我们过去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推翻三座大山的时候，需要鲁迅精神，今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同样需要鲁迅精神；我们在和拿枪的敌人斗争中需要鲁迅精神，在加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的过程中，同样需要鲁迅精神。鲁迅精神有着永恒的价值。学习鲁迅精神，发扬鲁迅精神，实践鲁迅精神，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振奋民族精神，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有着重大意义。
1940 年 1 月，毛泽东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探求新形势下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走向，他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在这篇专论中，毛泽东回顾了五四以来新旧文化斗争的历史，高度评价文化新军的伟大功劳，并以他遒劲的笔力，一气呵成地写下了关于鲁迅的那段最著名、最精彩和最动人的历史评价：
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25］ 。
这一段话高度概括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和革命史上的光辉业绩、崇高地位和巨大作用，是对鲁迅最全面、最正确、最深刻的评价。我的恩师、已故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李何林先生曾说：“五四以来，有很多人评论过鲁迅的作品和思想，但从来没有人像这样全面、这样深刻地用三个‘伟大’三个‘家’来概括他的一生。” ［26］ 李先生的这个看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在毛泽东之前，虽有冯雪峰，特别是瞿秋白的论文对鲁迅的著作、思想和战斗作出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评价，但对于鲁迅的认识仍然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鲁迅是谁”这个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明确的解决。攻击、诬蔑鲁迅的人就不用说，就是进步的文化界，向来也只把他单纯地作一个文学家来评论。过去也有人评论过鲁迅的思想，但很少有人说他是“思想家”，更没有人说他是“伟大的思想家”；至于“伟大的革命家”，在有些人看来，那就更谈不上了。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虽然概括了鲁迅的革命传统和思想发展道路，但也没有把鲁迅提到“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的高度来认识。《序言》对鲁迅杂文的分析是相当深刻的，但在瞿秋白的心目中鲁迅只不过是一位有着深刻思想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而已。“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这几个光辉的字眼始终没有出现在他的笔下。毛泽东就不同了，他满腔热情地、斩钉截铁地称赞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没有局限于从“文学视角”来片面地评价鲁迅，而是高屋建瓴，从鲁迅在文学史、思想史和革命史这三大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从“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一体的角度，从鲁迅的著作、思想和行动所表现出的具体事实出发来评价鲁迅，因而其论断无疑是十分科学的，而这正是毛泽东论鲁迅的杰出之处，也正是毛泽东比瞿秋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论述得更全面、更深刻的地方。
在中国文学史上，鲁迅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其文学成就是众所周知的。他在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诗歌及文学史的研究和外国文学的翻译等方面都有杰出的历史贡献。鲁迅一生留给我们七百余万字的著作和译文，记载着他战斗的业绩，前进的脚印，反映着中国革命发展的历程，特别是他的七百多篇杂文，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国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社会、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斗争全貌。在中国革命史上，从 1917 年，即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到 1936 年抗日战争前夕近 20 年间思想、政治、文化战线上的一系列斗争，在鲁迅杂文中都有反响和反映；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叛徒、汉奸，以至一般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鲁迅杂文全都对之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或严肃的批评。鲁迅杂文可以称为 20 世纪 20、30 年代用杂文形式写的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革命史，是反映“时代眉目”的特殊形态的诗史。过去有人说巴尔扎克的作品反映了一个什么时代，屠格涅夫的作品反映了一个什么时代，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的作品各反映了一个什么时代……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说，伟大的鲁迅用七百多篇战斗性很强的杂文和几十篇具有高度思想和艺术力量的小说及其他作品，从一个重要侧面深刻地反映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即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开始打碎几千年人压迫人的社会锁链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一个作家和一种文学作品，能够发生的作用之大、之广、之深，在鲁迅身上，最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对自己的国家、民族、人民的解放和新生，对于人民的革命事业，对于文化思想的建设，能够以文学之力，以作家之身，作出这么多和这么大贡献的，在中国文学史上，鲁迅所作到的，是首屈一指的，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鲁迅作为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的最伟大的文学家，即使站在世界伟大作家的行列里，也是第一流的。如果不抱资产阶级的艺术审美偏见，这个结论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
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鲁迅的世界观经历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转变。十月革命前，年轻的鲁迅，曾经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进化论等思想的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给鲁迅带来了他梦寐以求的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从此以后，鲁迅看见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战斗呐喊。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鲁迅在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中，“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 ［27］ “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以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 ［28］ 通过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实践的检验，鲁迅终于看到了作为主要思想武器使用了 20 多年之久的进化论的“偏颇”，而勇敢地对它作了彻底的否定，毫不留恋地把它抛弃了。阶级斗争血的教训，促使鲁迅加紧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和运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开始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的转变，从一个思想体系向另一个思想体系的转变。有了这个转变，使鲁迅从根本上区别于一切资产阶级作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在他身上放射出灿烂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
鲁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又是伟大的文学家，他的深刻的思想，绝大部分在他的文学著作（小说和杂文）中体现出来，主要体现在他的杂文中。鲁迅杂文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在思想理论上，除了很少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之外，几乎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举凡人生、社会、历史、现实、国家、民族、家庭、个人；哲学、政治、文化、艺术、美学、教育、科学、伦理和宗教，以及妇女、青年、儿童等方面的问题，鲁迅杂文无不涉及。那真是一部特殊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具有独特意义的思想体系。关于这些方面的杂文，已经有人编辑和撰写了《鲁迅的哲学思想》《鲁迅的文艺思想》《鲁迅的美学思想》《鲁迅的教育思想》《鲁迅论文学艺术》，以及《鲁迅思想论纲》《鲁迅思想研究》等类专著。
鲁迅思想的载体，除了小说和《坟》中的早期几篇论文，就是他的杂文了。我们说到鲁迅的思想，主要就是指鲁迅杂文的思想。当然，鲁迅还有《中国小说史略》等学术著作，但这些所占数量不多，而且其思想基本上属于小说史的范畴。因此，鲁迅思想可以说主要的成分是他杂文的思想。鲁迅在文学上的极高素养，使他最善于把深刻的思想、丰富的内容和生动的形式，三者熔为一炉，用杂文的形式，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表现得生动、形象而又深刻、厚实。正如冯雪峰所说，鲁迅的杂文“几乎每一篇都闪耀着一个天才思想家的思想光芒，也几乎每一篇都闪耀着一个典型塑造的巨匠和一个天才的讽刺作家的艺术光芒。” ［29］ 鲁迅杂文，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利器，又是艺术的明珠。这里正显示着鲁迅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一个鲜明特点，也是他的一个优点。
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在现实斗争中学习、形成的，而又是通过他的作品，在现实斗争中发挥其作用的。鲁迅曾说，他的杂文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是掷向黑暗势力的“匕首”和“投枪”；他写作杂文，常是“对于时局的愤言”，“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他写小说，则是要毁坏封建统治的“铁屋子”，唤醒那沉睡的人们，他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是遵奉革命前驱者的命令，为革命呐喊助威的。他的散文和诗歌，以及大量的书信，也无不热烈地唱着所是，颂着所爱，攻击着所非和所憎，都“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毫无疑问，鲁迅的思想和作品，在中国革命事业中具有强大的战斗作用，“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 ［30］ 正如毛泽东所说，它们“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鲁迅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样毕生致力于理论著述、工人运动和社会革命，创建了科学的马列主义学说的伟大革命导师，又不同于毛泽东那样擅长理论、文学，又精通政治、军事，以雄才大略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一个崭新中国的伟大的人民领袖。鲁迅是以文学为职业，毕生探索人的心灵，改造人的灵魂，并主要立足于思想文化战线，为中华民族与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奋斗终生的有独创性、有自己显著特色的伟大思想家。关于鲁迅思想的独特性，冯雪峰曾有过精辟的分析，他在《回忆鲁迅》一书中说：“鲁迅先生不愿意称自己为思想家，却愿意看自己为一个战士……自然，在客观上他是一个战士，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家，因为他的思想是富于创造性的，并且也是有系统的……但他的思想的系统性，在他那里是他的从事现实战斗的意志始终如一的自然结果，并不是他要创造一个思想体系或一个主义的结果。在他那里，一切新的和好的思想，一切真理，不是要拿来砌造自己的学说，而是要用真理之光，来照彻现实和照明前进的道路，要把一切新的和好的思想用到现实的战斗上去……和一个平常所说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比较，他确实更像是一个战士和斥堠，一面战斗着，一面探索着前进道路，而这个战斗和探索的经验与教训就是结成他的可贵的思想果实的基本东西。对于前人的学说、主义和思想，他也像个战士或一个实用家那样，只要于他有用处，多少有可作为武器或作为向导的作用，或者可以作为旁证，他就拿来运用，决没有成见；但如果他认为在现实战斗上没有什么用处，他就不大留心，即使那些思想和主义在历史上或在别国怎样有名，怎样有地位。所以，他的思想绝少是前人的学说或主义的演绎或发展，而基本上是他和中国人民的现实战斗的经验和教训的积累和结晶。” ［31］ 这一点，武汉大学教授易竹贤在其论著《鲁迅思想研究》中也有独到的见解。他指出了鲁迅思想四个特点：“首先，鲁迅是执著现实的战斗的思想家”，“其次，鲁迅是富于求实精神而又善于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家”，“第三，鲁迅是善于把深刻的思想植根于丰富的知识，并表现于生动形式之中的思想家”，“第四，鲁迅是严于自我解剖的伟大思想家”。因此易竹贤同志认为，鲁迅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既是充分‘中国化’了的，又是充分‘鲁迅化’了的。” ［32］ 中国革命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和国务活动家等等，像鲁迅这样的伟大思想家至今仍然是唯一的一位，这就是鲁迅思想独特性的表现。
鲁迅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和伟大的思想家，是和他长期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分不开的。鲁迅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面，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革命的实践。他不是那种关门写文章的书本上的“革命家”，而是不断地参加革命实践活动的“革命家”。他的全部革命实践，都同中国人民推翻三大敌人、夺取政权的伟大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早在辛亥革命前，鲁迅在日本就参加了章太炎领导的革命团体“光复会”的反清革命活动；五四时期，鲁迅战斗在新文化运动策源地北京，向反动、腐朽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作了英勇的斗争，后又经历了“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他满怀革命热情，投身于当时革命的中心广州，积极组织文化队伍，开辟新的战线，经历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土地革命时期，鲁迅选择文化斗争的中心上海作为战斗基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作家的联合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成为“左联”的实际领袖，还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革命团体。在这些组织中，鲁迅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极大的积极作用。他披荆斩棘，凡是当时革命的主要对象、主要敌人，他都针锋相对斗争过、批判过。鲁迅后期从斗争实践中学习马列主义，掌握了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就战斗得更英勇了。在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中，作一次讲演，参加一次集会，发表一篇文章，加入一个团体，都有被捕、被暗杀的危险；对他造谣、诬蔑、辱骂、恐吓、中伤，更是常有的事。但是鲁迅大义凛然，英勇无畏，毫不退缩，一直战斗到死。他的骨头是最硬的，充分表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所以，毛泽东说，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这是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鲁迅的崇高评价。这个评价是公正的、恰当的、科学的。鲁迅集“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三“家”于一身是当之无愧的。
毛泽东以三“家”一体的全面的整体的观点来综论鲁迅、评价鲁迅，对于我们研究鲁迅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是，对鲁迅这个历史人物进行研究时，要充分考虑他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把鲁迅放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和革命史中去考察评价，需要从文学史、思想史和革命史这三方面对鲁迅进行全面的完整的把握和正确的综合的认识：鲁迅是一位用文学作武器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战斗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既是现代文化（包括文学）革命的代表人物，也是现代思想革命的代表人物；鲁迅既有高度的文学史、文化史上的价值，也有高度的思想史、革命史上的价值。毛泽东论鲁迅的杰出贡献在于：他不仅充分地认识了鲁迅的这些价值，而且最精辟地论述了鲁迅的这些价值，使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鲁迅的伟大。二是，对鲁迅作品进行研究时，也需要有全面的完整的观点，从“文学”“思想”“革命”这三个视角和视点去分析和评价，也就是说对他的作品，不仅要看到它们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还应当看到它们在思想斗争和革命实践中所起的作用。这样，才能全面估量鲁迅作品的文学价值、思想价值和革命价值。
半个多世纪以来，回顾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评价，仍然倍感其正确性。可以肯定，这一崇高评价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无庸讳言，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评价正如有些人所说包含着政治策略的革命功利考虑，但我们认为这考虑是非常英明的，因为他确实起到了树立旗帜，争取人心，凝聚灵魂的巨大作用，这已为成功的历史实践所证明了。但这只是表层的因素，如果只停留在这一层看问题，就过于肤浅了。事实上，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评价，除了出于政治策略的革命功利考虑外，还有更深层的文化精神背景的原因。鲁迅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渐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倾向于处于被压迫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特别在晚年，他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坚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虽然“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鲁迅的心和我们的心是息息相通的”。“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作为具有政治远见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鲁迅的价值及其与自己相通之处，因而倾尽全力推崇，大树鲁迅的精神文化旗帜，是十分自然的事。
历史上任何伟大的人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生活着的具体的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伟人，都有其伟大的历史功绩，也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局限性。毛泽东不例外，鲁迅也不例外。今天，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错误而否定当年对鲁迅的评价，更不能由于这些错误和后来苏联的解体、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而否定当年心向毛泽东、心向中国共产党、心向苏联的鲁迅。历史终归是历史，所有问题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全面的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只有这样，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
［1］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1514 页。
［2］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18 页。
［3］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三联书店 1986 年版，第 179 ～ 180 页。
［4］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15页。
［5］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三联书店 1986 年版，第 184 页。
［6］忻中：《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党建文汇》，1992 年第 2 期。
［7］《投一光辉，群魔毕现》，《人民日报》，1977 年 5 月 21 日。
［8］［9］［24］毛泽东：《论鲁迅》，《毛泽东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43 ～ 44 页。
［10］鲁迅：《坟·随感录五十九“圣武”》，《鲁迅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56 页。
［11］鲁迅：《二心集·序言》，《鲁迅全集》第 4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 191 页。
［12］鲁迅：《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鲁迅全集》第 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8 页。
［13］鲁迅：《致中共中央》，《鲁迅书信集》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年版，第 1 页。
［14］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 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29 页。
［15］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鲁迅全集》第 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88 页。
［16］［17］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死》，《鲁迅全集》第 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10 页。
［18］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 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18 页。
［19］《鲁迅书信集》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190 页。
［20］《鲁迅书信集》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835 页。
［21］同上书，1976 年版，第 841 页。
［22］同上书，1976 年版，第 1135 页。
［23］同上书，1976 年版，第 1189 ～ 1190 页。
［25］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697 ～ 698 页。
［26］李何林：《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 页。
［27］鲁迅：《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 4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 5 页。
［28］鲁迅：《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53 页。
［29］冯雪峰：《鲁迅的文学道路（论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66 页。
［30］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鲁迅研究资料》第 2 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 年版。
［31］冯雪峰：《回忆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2 年版。
［32］易竹贤：《鲁迅思想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11 ～21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