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周恩来在党、政、军务倥偬之际，无论在武汉、重庆、上海，曾多次热情地参加关于鲁迅逝世和郭沫若诞辰的纪念活动。根据已发现的文献来看，他在鲁迅逝世 2 周年、4 周年、9 周年、10 周年，都作过题词、演说，在郭沫若 50 诞辰和创作生活 25 周年时，他还撰文对鲁迅与郭沫若进行了比较研究。这些题词、演说、文章，都紧密配合当时的革命任务和形势特点，对鲁迅与郭沫若的思想和精神作了深刻的分析和科学的评价。这是周恩来革命活动的一个方面的历史记录。今天我们重新学习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评价鲁迅与郭沫若，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会受到巨大的激励，而且对我们的鲁迅与郭沫若研究，也将会是有力的推动。
鲁迅与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坛上的两位伟人，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先进文化事业的建设，奋斗终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对鲁迅与郭沫若的思想、精神、战斗业绩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是五四以后“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1］ 。邓小平说：“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是伟大的科学家和文学家。” ［2］ 鲁迅与郭沫若在我国现代革命史和文化史上的成就和贡献，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荣和骄傲，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有些人对鲁迅与郭沫若的关系不甚了解，认为这两位伟人“曾用笔墨相讥”，是势不两立的。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和正确。诚然，他们曾有过误解和争论，例如，众所周知的，1928 年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1936 年鲁迅与周扬、夏衍等人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之争，郭沫若当时虽身在日本，却发表了支持“国防文学”论者的文章，表示了自己与鲁迅不同的意见。但这一切都没有妨碍他们相互呼应，携手前进，共同向国内外敌人作斗争。周恩来曾明确地指出：“这里必须为周郭两先生辩白的，他们在北伐期中，谁都没有‘文人相轻’的意思，而且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事实。周先生在《两地书（六十九）》中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励写些文字’。在广州发表的文学宣言，周郭两先生均列了名的。广州事件后，郭先生曾邀请鲁迅先生参加创办刊物，列名发表宣言，不幸因新从日本归来的分子的反对联合，遂致合而复分，引起了后来数年两种倾向斗争的发展。这从‘切磋’的观点看来，未尝不是一件有收获的事。但是，因此而引起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无聊的纠葛，一直影响到鲁迅晚年时候的争论，那真是不应该的了。” ［3］ 在这里，我们不妨对周恩来的上述说明做些补充。
1926 年大革命高潮前夕，鲁迅在北京经历了《新青年》阵营分裂以后自己“上下求索”孤军奋战的时期，他在慨叹“新的战友在哪里呢”的同时，积极投入了揭露和抨击北洋军阀及其走狗制造的“三一八”惨案的战斗，因而遭到通缉，于 1926 年 8 月被迫南下，到了厦门。这时候，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 ［4］ 鲁迅在寻找“新的战友”时首先想到了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恰巧就在这时，对鲁迅十分关怀，而且还向中山大学提出过推荐鲁迅来任教的，也正是郭沫若。郭沫若后来回忆时说：“在1926 年以前，我在上海做文艺活动的时候，鲁迅在北京。1926 年他受段祺瑞的压迫，被逐出北京的时候，我在做着广东中山大学的文学院长，那时曾商同校长，聘请鲁迅做教授。然而待鲁迅南下广东时，我已经参加北伐军出发了。” ［5］ 1927年 1 月，鲁迅到达广州时，正当大革命蓬勃发展的高潮时期，郭沫若所参加的、实际上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北伐部队继续胜利进军，扩展到了长江流域。这时，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不甘心自己及其走狗的失败，一再公开调集军队，侵犯我国领土，制造了一连串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血腥惨案，如“万县惨案”“汉口惨案”“九江惨案”，并增兵上海，横行华界，任意捕杀中国人民，使上海成为“恐怖之城”。中国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为了抗议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由创造社发起，并得到鲁迅的赞成和支持，共同发表了《中国文学家对英宣言》，呼吁：“全世界的无产民众联合起来，为了打倒资本帝国主义而团结，将来把资本帝国主义打倒之后，我们更可以为世界的生活发展而互相扶助。” ［6］ 在这个《宣言》上签名的有鲁迅、郭沫若、成仿吾等人。周恩来说：“在广州发表的文学家宣言，周郭两先生均列了名的”，指的就是这件事。一年以后，创造社的其他同仁在回忆这段史实时写道：“前年（即指 1927年）在广州，创造社发起反对英国出兵的宣言，鲁迅是我们的唯一赞成者，他首先签了名字。” ［7］ 就这样，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鲁迅和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结下了战斗的友情。
1927 年 10 月，鲁迅与郭沫若等先后到了上海，为了进一步开展革命文艺运动，他们便具体商讨了“联合作战”的问题。郭沫若邀请鲁迅创办刊物，建立作战阵地。关于这件事，郭沫若在 1947 年写的《跨着东海》一文中有如下记载：
我是爱护创造社的，尤其爱护创造社在青年中所发生的影响，因此我想一面加强它，一面也要为它做些掩护的工作。怎样去加强呢？我在人事上发动了李一氓和阳翰笙来参加，同时又通过郑伯奇和蒋光慈的活动，请求鲁迅来合作。鲁迅那时也由广州回到上海来了，对于我的合作的邀请，他是慨然允诺……我们从第一步做起，曾经在报章上登过恢复《创造周报》的启事，在这启事上是以鲁迅的名字领衔，我以麦克昂的变名居第二，以次是成仿吾、郑伯奇、蒋光慈等。 ［8］
郑伯奇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谈到此事的经过，他说：
沫若同志参加南昌起义，行军潮汕以后，也经由商港回到上海，我们觉得这么多进步作家聚集上海，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办一个刊物，提倡新的文学运动，一定会发生相当大的影响……我们取得沫若同志的同意和支持，去访问鲁迅先生，谈出联合的意思，鲁迅先生立即欣然同意。他主张不必另办刊物，可以恢复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他将积极参加，我们都很高兴。沫若也表示非常欢迎。我为此事曾两次访问过鲁迅先生。这计划曾由鲁迅和沫若领衔发表过启事。 ［9］
但后来由于创造社新从日本归来的分子的反对，他们对鲁迅以及联合鲁迅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加上次年 2 月 24 日郭沫若因受通缉被迫东渡日本，开始了 10 年流亡生活，这计划终于搁浅。20 年后，郭沫若又谈过这件事：
我在上海时，邀请鲁迅、蒋光慈和其他朋友们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联合战线的打算，不仅完全被抛弃，反而把鲁迅作为了批判的对象，让蒋光慈被逼和另一批朋友组织起太阳社。于是语丝社、太阳社、创造社，三分鼎立，构成了混乱的局面。 ［10］
也因此，正如周恩来所说：“引起了后来数年两种倾向斗争的发展”，“引起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无聊的纠葛，一直影响到鲁迅晚年时候的争论。”但这种“争论”“从‘切磋’的观点上看来，未尝不是一件有收获的事。”因为，通过争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文艺界更加发展和深入人心了。鲁迅后来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11］ 郭沫若也说：“其实就是我，也是实实在在被‘挤’的一个，我的向中国古代文献和历史方面的发展，一多半也是被这几个朋友‘挤’出来的。” ［12］ 同时，经过争论，文艺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1930 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日益加剧的反革命“围剿”，经过内部的争论、互相批评和互相学习，以鲁迅与郭沫若为代表的革命的、进步的作家终于联合太阳社及其他左翼作家，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成立，实现了数年前郭沫若谋求与鲁迅联合作战的宿愿。
1936 年 10 月 19 日，鲁迅在上海病逝。当时郭沫若远在日本，在惊悉这个噩耗以后，悲痛不已，曾写《民族的杰作》《不灭的光辉》和《坠落了一个巨星》等悼念文章。他痛感鲁迅的逝世和高尔基的逝世一样，是“两个宏朗的大星”的失坠，他称颂鲁迅为中国文学“开辟出了一个新纪元”，“鲁迅是我们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 ［13］ 。“鲁迅始终是为解放人类而战斗一生的不屈的斗士，民族的精英”，鲁迅“这不灭的光辉将要永远的照耀而且领导着我们” ［14］ 。他强调鲁迅的精神便是不屈不挠地与旧社会、旧势力奋斗到底不妥协的精神，指出“鲁迅的战斗精神与年俱进，至死不衰，这尤其是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 ［15］ 。在谈到他与鲁迅的关系时，他以生平未能与鲁迅相见一面“亲聆教益，洞辟胸襟”为一件“不能弥补的憾事” ［16］ 。并说：“由于人事上的龃龉，和地域上的隔离，鲁迅和我虽然到底没有能会面，然而我对鲁迅总是尊敬着的，是把他当成着精神上的长兄。作为青年的弟弟的我，对长兄的叱斥，偶尔发过些孩子脾气，更曾辩过些嘴，倒也是事实……而一般的人往往以为我和创造社同人对鲁迅素有敌意，不仅在作这样的想，而且在作这样的宣传。事实却完全相反。” ［17］ 我们不必讳言鲁迅与郭沫若曾经有过争论的事实，但并不能把它看作鲁、郭关系的全部。鲁迅说得好：“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 ［18］ 鲁迅与郭沫若由于“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由于他们的革命立场一致，所攻击的反革命目标一致，救国救民的思想一致，追求真理的热望一致，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和拥护一致，对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献身精神一致，等等，也就是说，在他们的思想和革命实践中有许多本质的共同点，有着坚实的思想基础，所以他们两人的战斗友谊是深厚的，不愧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革命战友。
1938 年 10 月，在国民党反动派节节败退，日本侵略者步步深入，华中重镇武汉即将陷落的前夕，留驻在武汉的周恩来，于 10 月 19 日为鲁迅逝世二周年写了纪念题词，发表在当天的《新华日报》上：
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的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并在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这种伟大，是我们今日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所必须发扬的民族精神！
同一天，周恩来在百忙之中和邓颖超出席了武汉文化界召开的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在会上，周恩来结合当时的抗战形势，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说。他一开始就举出“疾风知劲草”的古语，着重阐述题词中提出的鲁迅坚忍不拔的精神，说：“今年纪念鲁迅先生，又是武汉危急的时候……鲁迅先生生时，在困难当头或局势动荡时，绝未动摇或妥协过，无论在今天明天都本其一贯精神，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同时，又启示出未来的光明，把握住光明的前途。”接着谈到鲁迅的政治远见：“他看出未来的光明，然而却没有离开社会、离开现实。特别在晚年对中华民族之努力，回答一个托派的信上，不容情地揭露托派之阴谋，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出中华民族解放之大道，是值得我们钦佩他的政治远见的。”他针对当时存在的投降危机，号召人们学习鲁迅精神，“困难愈大，要愈加努力，以克服困难，坚持抗战，特别要紧的是要有最后胜利的信心，伟大前途的认识，为达此目的而努力。非有如此信心，即不能坚持长期抗战，向前奋斗，反而会随时因困难而动摇而屈服，妥协投降。只有坚信未来之胜利，同时又努力克服现实的困难，而艰苦奋斗，这才是中华民族之伟大精神要素，也正是鲁迅精神之所代表。”最后，周恩来勉励人们：“不论在政治上、文学上，或为人道德上，都需要我们学习鲁迅先生的精神和作风。” ［19］ 把鲁迅先生这种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精神和确信光明的信念称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这是极深刻和正确的。可以说，鲁迅精神，就是体现和发扬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周恩来对鲁迅的这个评价，与毛泽东在 1940 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是一致的。毛泽东也认为鲁迅的精神是代表民族精神的，他将鲁迅称之为“在文化战线上，代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雄”。 ［20］
武汉失陷以后，国民党政府从武汉迁都重庆。1945 年，鲁迅逝世四周年，周恩来参加了重庆进步人士召开的纪念会，并发表了重要演讲，明确指出：“在鲁迅的一生中，有四个大的特点是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鲁迅的（一）律己严，（二）认敌清，（三）交友厚，（四）疾恶如仇。鲁迅的一举一动，甚至对于生活上最细微的事情，都是‘一丝不苟’；鲁迅在生活和斗争中，是认清敌友的，鲁迅可说是一个最好的战斗的战略家，又是一个最好的文艺的战略家。” ［21］ 这段话简明扼要地概括了鲁迅一生爱憎分明的战斗精神，通俗易懂地阐发了鲁迅一生的为人品格。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周恩来亲自陪同毛泽飞抵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留在重庆时，在一次文化界召开的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上作了演讲。他一开头就说：“鲁迅先生的许多话，活生生地在记忆之中，成为奋斗的指南”，他引用了鲁迅的一段语录：“革命的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然后指出：“抗战胜利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每个文学和文化工作者，在这大时代中，跟政治跟革命的进展是息息相关，无法分开的。”谈到文化建设问题时，他认为文化建设不可能离开政治革命运动，并高度赞扬了鲁迅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做出了披荆斩棘的开路工作”，同时指出：“在中国有些土壤上已有了文化建设。方向是有了的，但需要大家的努力，大家动手建设。”“只要有鲁迅先生说的一个倒下去，一个跟上去，甚至于（几）百人跟上去的精神，只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奋斗下去”，“一定能使中国新文化开出奇花异果，让中国人民能享受新文化的成果的”。 ［22］ 在当时国民党特务横行，荆棘遍地的重庆，周恩来的演说是含蓄的，策略的，又是坚定的。
1946 年10 月19 日，上海全国文化界协会等团体联合举行鲁迅逝世9 周年大会。在中国历史处于光明和黑暗生死搏斗的严峻时刻，周恩来出席纪念大会发表了演讲。在这次讲话中，他针对蒋介石玩弄假谈判，假和平，企图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深刻地指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也是鲁迅先生的立场。”他号召大家学习鲁迅爱憎分明的精神，对人民的敌人要“横眉冷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要“俯首甘为”，“如对孺子牛一样的为他们做牛。”“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他勉励大家：“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鲁迅和闻一多，都是我们的榜样。” ［23］
周恩来历次关于纪念鲁迅逝世的题词、演讲、文章，有一个总的主题，就是学习鲁迅精神，宣扬鲁迅精神。那么，鲁迅精神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周恩来为我们指出了两个基本点，那就是：一、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韧性战斗；二、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的坚定信念。
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韧性战斗是鲁迅精神的第一个基本点。周恩来在《我要说的话》一文中认可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已经指出的四点“第一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第二是‘韧’的战斗，第三是反自由主义，第四是反虚伪的精神。这都是非常之对的”以后，指出：“有人说，鲁迅先生‘韧’性的战斗多表现在他的著作上，郭先生的战斗性，多表现在他的政治生活上。我想，这种分法，并不尽当的。因为一个人的战斗性，是发源于他的思想性格和素养的，文学和行为，不过是他的表现的方面罢了，并不能说这是差别的所在。真正的差别是鲁迅先生的‘韧’性战斗，较任何人都持久，都有恒，这是连郭先生都会感到要加以发扬的”。 ［24］ 韧性战斗精神在鲁迅的精神结构系统中居于核心位值，体现着鲁迅精神结构系统的稳定性特质，这是一种不息求索、百折不回、抗争到底的独立自强的人格精神。
鲁迅自己也多次强调韧性战斗精神。从教育青年、会见亲友、阐发人生经验到思考对敌斗争的战略战术，鲁迅十分重视的一个原则便是“韧”。1925 年4 月 10 日，许广平在给鲁迅的信中提出她“以为对于违反民意的乱臣贼子，实不如仗三寸剑，与以一击，然后仰天长啸，伏剑而死。”针对这种“性急”的主张，鲁迅在回信中指出：“在进取的国民中，性急是好的，但……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逐渐的做一点，总不肯休，不至于比‘踔厉风发’无效的。” ［25］ 柔石曾回忆鲁迅对于他进行的做人与战斗的教诲。1929 年 2 月 9 日，柔石在日记中写道：“鲁迅先生说：人应该学一只象。第一，皮要厚，流点血，刺激一下子，也不要紧；第二，我们强韧地慢慢地走下去。” ［26］ 鲁迅本人也自比为象，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落款：“EL”，即英语elephant（象）的缩写，“ELEF”即德语elefant（象）的缩写，许广平给鲁迅写信称“B·EL”（Brother Elephant）意为“象兄”，或称“EL·Dear”意为“亲爱的象”。 ［27］ 作为一名精神界的战士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确具有象的品格：皮厚，不怕流血，经得起刺激；同时，还能够如象一样强韧地，一步一步坚持不懈地向前行进。鲁迅在《这个和那个》一文中以运动会为例，说：“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获胜者自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的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28］ 鲁迅在这里赞颂和提倡的是一种“不耻最后”的“韧”性的精神品格。1930 年，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鲁迅发表重要讲话，在谈到文化战线面临的任务时，他指出：“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 ［29］ 这是从长远的文化战略构想出发，对文化战线上的朋友们提出的忠告。在鲁迅看来，韧性是生命体需要具备的品格，拥有这种品格，生命才能升华，生命价值才能实现。
“韧”的字面含义有两层：一是持久，二是坚强。第一层含义侧重于时间维度，第二层含义侧重于力量维度。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指出：“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 ［30］ 这里，鲁迅兼顾强调了“韧”的两层含义。周恩来说：“鲁迅先生的韧性战斗精神，较之任何人都持久，都有恒”，“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的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也注意到了“韧”的两层含义。上述“韧”的两个层面的含义构成，体现着鲁迅韧性战斗精神的两个基本走向，认识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就必须剖析这两方面的意义构成。
为了坚持韧性的战斗，在战斗的方式方法上，鲁迅提倡的是“壕堑战”。他说：“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 ［31］ 鲁迅对生命付出的思考是深邃缜密的，他把生命的牺牲与社会的改革联系起来加以认识：“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惜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取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买卖相当。” ［32］ 所以鲁迅教育青年“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 ［33］ 鲁迅向来不主张轻易地牺牲生命。为了更好地养精蓄锐，保存革命实力，以较少的代价去获取更大的胜利，鲁迅“采取的战术，是：散兵战，壕堑战，持久战”。 ［34］ 在各种战法中，鲁迅更重视“壕堑战”。“壕堑战”既是延续发展生命，保存革命实力的有效战斗方式，又是进行持久战的基础。特别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法西斯统治和反革命文化“围剿”十分残酷的情况下，“壕堑战”就显得更加重要。
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是怎样形成的呢？周恩来指出：“一个人的战斗性是发源于他的思想性格和素养的。”分析鲁迅韧性战斗精神形成的原因，首先不能不考虑鲁迅本人的“思想性格和素养”的因素。
鲁迅的思想性格和素养突出地具有强韧的色彩。他的早期论文《摩罗诗力说》赞颂恶魔派诗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这种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正与鲁迅强韧的思想性格和素养相契合。冯雪峰曾指出鲁迅的“个性是从来就很强的”。 ［35］ 鲁迅“对侵犯个性、个人自由、地位、利益、尊严的言论行为极其敏感，总是毫不犹豫地作出最猛烈的反击。鲁迅在这方面有很多十分引人注目的表现。例如，为维护自己战士的尊严，他向最高法院上诉，控告身居要职，炙手可热的当时的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章士钊；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与北新书局的稿费纠纷，也是诉诸法律解决；当《文学》杂志主编傅东华化名伍实在《文学》上发表文章，暗示鲁迅等‘名流’‘看不起黑种’，鲁迅的反映就极其强烈，立即作文揭露，要求宣布其真实姓名，公开道歉，同时与文学社断绝了关系。” ［36］ 鲁迅的强韧的思想性格和素养无疑对鲁迅韧性战斗精神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鲁迅“韧”的战斗精神的形成，还与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清醒认识和深刻分析紧密相关。旧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生产力的停滞，反映到观念形态上，养成了顽固、保守的意识。“天不变，道亦不变”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即使经过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这样的三次思想解放运动，顽固、守旧和反对变革的思想在社会上还有很大的潜在力和惰性力。所以鲁迅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37］ 事实确乎是于此的。封建制度统治了中国几千年，帝国主义侵略又与中国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共同作祟。而旧的思想、风习更是盘根错节，影响极深，加之许多国民尚未觉醒，保守麻木；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斗争和改革，只能如鲁迅所说：“要缓而韧，不要急而猛”，要打持久战。
鲁迅精神的另一个基本点是：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的坚定信念。鲁迅所处的时代是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至 1936 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前。这正是一个光明和黑暗交战的时代。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风雨如磐暗故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像巨石一般沉重地压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头上，使整个中国暗无天日，岌岌可危。清王朝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进行了多次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如 1840 年的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1851 年～ 1864 年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1898 年的戊戌变法，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1911 年的辛亥革命等。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民国一成立，紧接着就是军阀混战，张勋复辟，然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建立法西斯统治，进行疯狂的反革命“围剿”，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鲁迅多次谈到中国像一个“黑色染缸”，“大夜弥天”，处处荆天棘地，黑暗无以复加。但是，黑暗不仅没有把鲁迅吞没，相反的激起了鲁迅对光明的热望和追求。他相信将来必胜于过去和现在，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即使“大夜弥天”，他也要坚持“战取光明”。当鲁迅还处在北洋军阀的压迫下，他就认为黑暗总会过去，光明一定会到来。他在《华盖集续编·记谈话》中说：
如果历史学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38］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鲁迅在《野草·题辞》中写道：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39］
在这里，鲁迅以高昂的乐观主义精神，抒写了对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必定胜利的坚定信念。他坚信革命力量的“地火”一定会喷薄而出，燃成摧毁旧世界的熊熊烈火，将光明照耀人间。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正大举向我华北地区侵犯，妄图霸占整个中国。在这民族危亡攸关的时刻，蒋介石反动政府对外妥协，对内则继续加紧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在国统区残酷地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屠杀爱国志士。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鲁迅毫不妥协，他高瞻远瞩，写下了这样刚劲有力的诗句：“于无声处听惊雷”，“但见奔星劲有声”。他透过反动、倒退、黑暗势力所散布的乌云，看到了那“劲有声”的“奔星”已从远处而来，他相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无声的中国”里，一定会出现震撼世界的“惊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一定能胜利。
鲁迅追求光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愈是在“大夜弥天”，荆棘遍地的黑暗中，就愈是强烈地憧憬追求着光明。周恩来揭示了这一特点。鲁迅逝世后，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在致许广平的唁电中称鲁迅为“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是高度概括和颂扬了鲁迅精神这个特点的。
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韧性战斗；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的坚定信念，便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周恩来不仅深刻分析而且高度评价这一鲁迅精神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从这里看到了我们民族的精神要素。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如果没有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韧性战斗精神，是不能获得独立和解放的；而没有对光明的坚定信念，缺乏光明目标的指引，斗争就没有动力，就不能持久。在鲁迅身上，恰恰体现了这两种精神要素的结合。周恩来在鲁迅身上看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看到了鲁迅的伟大，看到了我们民族的希望。
关于郭沫若的精神特质，周恩来把它概括为三点：“第一是丰富的革命热情……”，“第二是深邃的研究精神……”，“第三是勇敢的战斗生活……”。在谈到第二点时，周恩来指出：
10 年内，他的译著之富，人所难及。他精研古代社会，甲骨文字，殷周青铜器铭文，两周金文以及古代铭刻等等，用科学的方法，发现了古代许多真实。这是一种新的努力，也是革命的努力。 ［40］
事实就是如此。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1928 年 2 月 24 日，迫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郭沫若在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离开上海，举家赴日，在日本度过了 10 年的流亡生活。在日本期间，正是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猛烈抬头，积极准备侵略中国；加之，郭沫若在国内时参加革命的实际表现，日本当局一直把他当做危险分子，他受到日本刑士（便衣警察）和宪兵的双重监视。在这种情况下，郭沫若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上，潜心研究古代历史和古代文字，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以及研究周易之制作时代、先秦天道观的发展等数百万字的著作。鲁迅当时在上海也很重视郭沫若的古史考证、金文甲骨文研究，称赞他“有伟大的发现，路子对了，值得大家师法”。 ［41］
郭沫若海外 10 年的学术研究之所以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具有学术家和革命行动家的高贵品质。有人说“学术家和革命行动家不能兼而为之”，针对这种看法，周恩来指出：“其实，这在中国也是过时的话。郭先生就是兼而为之的人。” ［42］ 的确，郭沫若是一个学术家和革命行动家兼而为之的人物。作为学术家，郭沫若涉猎了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并在他所涉猎的许多领域都有新的建树。他是中国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作为革命行动家，他始终和中国共产党取同一步调，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共同着脉搏。他从来没有放下过自己的笔，但如果革命需要，他也可以投笔从戎。作为学术家兼革命行动家，他不是单纯为学术而学术，他的学术研究有明确的革命功利目的。他研究历史和考古是在“风雨如晦”之时开始的。他说：“对未来社会的待望逼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他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为指导，“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以严密的批判，让你们看看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究竟是否两样！” ［43］ 很明显，郭沫若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是为了通过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批判中外政客、反动文人的谬论，回答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态度，正是郭沫若学术研究取得杰出成就的重要原因。
过去有人说，郭沫若在日本度过了 10 年的逃避现实的“书斋生活”，甚至有人指责郭沫若“玩物丧志”，说他“思想倒退”。这是不符合实际的。郭沫若到日本以后，虽然环境十分艰险，一家 6 口，生活来源很困难，但他认为自己“虽然离开了祖国，离开了工做岗位”，却“不应该专门为全躯保妻之计便隐没下去”，而应“拿出勇气和耐心来，更坚毅地生活下去。” ［44］ 他在日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并没有忘情于祖国的社会现实，甚至在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时还经常回忆起北伐战争和“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往事，说“那些情形是活鲜鲜地在我脑中显现着的” ［45］ 。而且除研究历史外，他也一直关心国内的革命斗争，积极参加了促进国内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的团结工作，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五十多位发起人之一。他还支持了“左联”东京分盟的活动，同时翻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撰写了《我的童年》《反正前后》《创造十年》《北伐途次》等几部传记散文。这些作品，可以说是他既重视历史，又能摆脱历史的重负，认真“清算过往社会”的产物；是他在“风雨如晦”的黑暗年代，“鸡鸣不已”，要求冲破黑暗、迎接黎明的思想结晶。
周恩来正确地指出：“郭先生是革命的诗人，同时，又是革命的战士。他心中笔下充满着革命的怒火，也充满着对人类的热爱。当‘五四’觉醒时期，当创造社草创时期，他的革命热情的奔放，自然还带着很浓厚的浪漫蒂克，这正是当时知识青年的典型代表。但是经过前一次大革命炉火的锻炼，经过十年海外的研究生活，他的革命热情已经受了革命理智的规范，然而他内在的革命烈火，却决没有消失，相反的，愈蕴藏便愈丰富。一旦抗战号响，他便奔回祖国，他的革命热情，也就重新爆发出来了。”又说：“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他的海外十年，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如果说，连卢那察尔斯基都不免在退潮时期入了迷路，那我们的郭先生却正确的走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的研究的道路” ［46］ 。
1941 年 11 月 16 日，是郭沫若的 50 诞辰，又恰逢他的创作生活 25 周年，当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写了一篇题为《我要说的话》以庆贺这个双重的日子。这篇文章虽然说是为纪念郭沫若而写，但却选择了一个很好的切入角度：从郭沫若与鲁迅的相互比较谈起。周恩来在文章中首先指出：
在朋友中间，在文坛上，通常喜欢将鲁迅和郭沫若相提并论，这原是一件好事，应当做的事，可是有时候也成为多事。多事就是将无作有，将小作大，张冠李戴，歪曲事实，甚至分门别户，发展成为偏向，这便不应该了。 ［47］
周恩来的文章，针对当时的一些偏见而发，表现出政治家的风度，既把握原则，又剖析区别。他是这样谈及鲁迅的：
鲁迅的时代，是一半满清，一半民国的时代。他出身于破产的士大夫家庭，他受建社会很深的洗礼，他受过戊戌政变后的洋务教育，嗣后，留学东洋，又受教于章太炎先生，并参加了光复会。入民国以后，他又做过多年北方官僚社会的小京官，也可以说是闲差事。直到“五四”的前夜，他才得参加思想革命的运动，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从此以后，他就公开的成为宗法社会的逆子，士大夫阶级的叛徒，逐渐养成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可是他自己却又那样谦诚的愿意做一个“革命军马前卒”。 ［48］
短短数百字，勾勒出鲁迅的时代背景、生活经历，可见他对鲁迅的情况的熟悉程度。对郭沫若，周恩来这样说：
郭沫若的时代，却稍为异样了。他虽在少年时代，也是关在四川宗法社会里面的。但是 20 岁以后，他走出夔门，几乎成为无羁绊的自由知识分子了，虽然他也如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过着贫困的流浪的生活。他的半商半读的家庭，虽也给他一些影响，但是 30 年来大时代所给予他的影响，却有着异常不同的比重。就拿经历来说，他既没有在满清时代做过事，也没有去北洋政府下任过职，一出手他就已经在“五四”前后。他的创作生活，是同着新文化运动一道起来的，他的事业的发端，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 ［49］
在比较了两人的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之后，周恩来对他们的战斗业绩和革命作用，做了这样的形象概括：
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50］
接着，周恩来针对当时文化界的情况，补充了这么一句：“从这样的观点出发，自然在并论鲁迅和郭沫若的时候，便不会发生不必要和不应有的牵强和误会了。”
关于鲁迅的革命传统，周恩来认为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所说的四点是“非常之对的”。他对郭沫若的精神做了三点概括，并指出：“这些，也就是郭先生在革命的文化生活中最值得提出的三点，也就是最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三点。”最后，周恩来特别说明：“我这不是故意要将鲁迅拿来与郭沫若并论，而是要说明鲁迅是鲁迅，郭沫若是郭沫若，‘各人自有千秋’”。 ［51］
鲁迅与郭沫若“各人自有千秋”，这个结论是十分正确的。二位伟人在生活经历、思想性格、创作成就等方面，都有许多异同之处。在这里，我们还可作些补充阐述。
鲁迅生于 1881 年，郭沫若生于 1892 年。他们虽然相差 11 岁，但仍属于同时代的人物。他们都是在旧民主主义时期的后期积累了智慧的力量，而在新民主主义初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闯将。
鲁迅与郭沫若早期的经历有某些相似之处。他们少年时代在家乡都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文化育，熟读《四书》《五经》，有较深的旧学根底，但一旦离开绍兴或走出夔门之后，他们就接受了西学的影响。鲁迅与郭沫若都认真学习过西方文化，但由于志趣和爱好不同，所受的影响也不一样。鲁迅在南京读书时，阅读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著的、我国维新派人物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接受了进化论的观点，作为自己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武器。到日本留学以后，鲁迅对于西方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进行了广泛涉猎，他对以拜伦为首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派，深为赞赏。在这过程中，他又接受了个性解放思想。由于鲁迅从事文艺运动的目的主要是借文学改良人生，改造国民性，医治国人的灵魂，所以他除了鼓吹摩罗诗派激发麻痹了的国民之外，还努力寻求与中国相似的国家的文学。他找到了俄国和东北欧国家的文艺，在那里，他看到了被压迫者善良灵魂的辛酸和挣扎，这对鲁迅日后的创作影响很大。他曾说：“后来我看到了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命运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 ［52］
郭沫若在哲学思想上深受斯宾诺莎的影响，接受了泛神论的观点。在文学方面，郭沫若始则崇拜印度的泰戈尔，继而喜欢德国诗人歌德，对英国浪漫派诗人，郭沫若并不喜欢拜伦，却喜欢雪莱。其后，又为《草叶集》的作者，美国浪漫主义诗人惠特曼所吸引。郭沫若说；“尤其是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旧套摆脱干净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暴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亮的调子所动荡了。” ［53］
鲁迅与郭沫若早期的经历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到日本留学，开始都是选择了医学救国的道路，但结果都是弃医从文。当然，情况也并不完全一样。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修业不到两年，便因为日俄战争时事影片的刺激，觉得对于愚弱的国民来说，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第一紧要的，还在于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要推文艺，于是转而提倡文艺运动。鲁迅从医学救国走上文学救国的道路，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思想特点。郭沫若弃医从文，如他自己所说有三个原因：一、从小时起所受的教育和所读的书籍的影响；二、我自己的生理上的限制（耳病不聪——笔者注）；三、时代的觉醒。但主要还是时代的觉醒。他自己也说过：“这时代的觉醒促进了我自己的觉醒，而同时也把我从苦闷中解放出来了。从前我看不起文艺的，经这一觉醒，我认为文艺正是摧毁封建思想，抗拒帝国主义的犀利的武器，它对于时代的革新，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真正的科学技术等具有同样不可缺乏的功能。因此，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放弃我无法精进的医学而委身于文艺活动了”。 ［54］
五四时期，鲁迅与郭沫若都是以启蒙主义者的身份，通过文学事业，参加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他俩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是可以代表发展方向的作家。然而他们两人的性格气质与艺术个性却迥然不同。鲁迅早期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曾热情讴歌拜伦、雪莱、普希金、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西方浪漫派诗人，并期待着在中国也能有这样的“精神界的战士”，来打破旧中国的“萧条”。但鲁迅后来没有走上浪漫主义创作道路，而成为现实主义艺术大师。郭沫若却成为鲁迅所期待的现代中国第一个“摩罗派”诗人，走上了浪漫主义创作道路。就文学创作而言，鲁迅和郭沫若都是多面手，但他们成就的重点不同：鲁迅主要是小说和散文，特别是杂文，而郭沫若则是诗歌和历史剧。
鲁迅与郭沫若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根本的共同点是：他们不仅是文学家，而且都是革命家。但由于他们各有不同的生活经历、思想素养、个性气质，以及所受的社会思潮影响不同，因而差异也是非常明显。这同中之异，异中之同，恰好说明鲁迅与郭沫若“各人自有千秋”。
［1］［20］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2］邓小平：《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人民日报》，1978 年 6 月19 日。
［3］［24］［40］［42］［46］［47］［48］［49］［50］［51］周恩来：《我要说的话》，重庆版《新华日报》，1941 年 11 月 16 日。
［4］鲁迅：《两地书（六十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版。
［5］［17］郭沫若：《坠落了一个巨星》，《现世界》（第 1 卷第 7 期），1936 年11 月 16 日。
［6］创造社等：《中国文学家对英宣言》，《洪水》（第3 卷第30 期），1927 年4月 1 日。
［7］《创造月刊》（第 2 卷第 1 期），1928 年 8 月 10 日。
［8］［10］［12］［44］郭沫若：《跨着东海》，《沫若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9］郑伯奇：《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化活动》，《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 2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年版。
［11］鲁迅：《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 4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
［13］［15］［16］郭沫若：《民族的杰作》，《沫若文集》第 1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14］郭沫若：《不灭的光辉》，《沫若文集》第 1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年版。
［18］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 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19］周恩来：《在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武汉版《新华日报》，1938 年 10 月 20 日。
［21］周恩来：《在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重庆版《新华日报》，1940 年 10 月 20 日。
［22］周恩来：《在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重庆版《新华日报》，1945 年 10 月 20 日。
［23］周恩来：《在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重庆版《新华日报》，1946 年 10 月 20 日。
［25］鲁迅：《两地书·十一、十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版。
［26］柔石：《柔石日记》（1929 年 2 月 9 日），《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27］许广平：《鲁迅先生与海婴》，《欣慰的纪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
［28］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鲁迅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29］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左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 4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30］鲁迅：《书信·致胡今虚》（1933 年 10 月 7 日），《鲁迅全集》第 12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31］鲁迅：《两地书》（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版。
［32］［33］鲁迅：《华盖集续编·空谈》，《鲁迅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34］鲁迅：《书信·致萧军》（1935 年 10 月 4 日），《鲁迅全集》第 1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35］冯雪峰：《回忆鲁迅》，《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 5 辑·上，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36］钱理群：《心灵的探寻》，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
［37］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38］鲁迅：《华盖集续编·记谈话》，《鲁迅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39］鲁迅：《野草·题辞》，《鲁迅全集》第 2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
［41］侯外庐：《深切悼念郭沫若同志》，《历史研究》，1978 年第 7 期。
［43］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沫若文集》第 14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45］郭沫若：《我是中国人》，《沫若文集》第 14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
［52］鲁迅：《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 7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53］郭沫若：《我的作诗经过》，《沫若文集》第 1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
［54］郭沫若：《我怎样开始了文艺生活》，《文艺生活》（海外版），1948 年第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