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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继增
［摘要］ 田野工作要求民族音乐学学者深入民间，到所了解、学习、研究的音乐事象的社会环境中去亲身体验、实地观察。它是学者获取第一手资料、拉近自己和被采访者距离的主要手段。民族音乐学学术水准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田野工作的深入、细致程度。本文就田野工作的重要性、模范人物、事前准备、现场注意、事后关注等方面阐述了作者的意见。
［关键词］ 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案头工作
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民族音乐学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一样，在学科建设和研究方法上，都十分重视田野工作。
田野工作是要求学者走出书斋，深入民间，到所要了解、学习、研究的民族音乐事象的社会环境中去进行亲身体验、实地观察的重要环节，也是民族音乐学学者获取第一手资料、拉近自己和被采访者在艺术思想、社会认知等方面距离的主要手段。
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工作包括田野工作和案头作业两个部分。田野工作是民族音乐学学者治学研究的灵魂。其最终学术成果水准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田野工作的深入、细致程度。目前，我国民族音乐，尤其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虽然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群众基础广泛、艺术魅力隽永，但其文字资料、音响资料、图片资料、录像资料却十分匮乏，因此我们更应强调田野工作的重要性。换而言之，田野工作是造就民族音乐学学者的熔炉。
我于 1955 年 10 月毕业于西南艺术专科学校（现四川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分配至中国音乐研究所（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民间音乐研究室，正式进入民族音乐学团队的行列。当时，中国音乐研究所的领导李元庆、杨荫浏在治学方面，特别重视田野工作。在中国音乐研究所的田野工作中，我是一名马前卒、排头兵。通过多年实践，我更深切地认识到田野工作对民族音乐学学者的重要。
一位是杨荫浏。他和曹安和是我的民族音乐学导师。我在中国音乐研究所时，无论离京到田野考察，还是在所里撰写文论，都是在他们的指导下完成的。杨先生当时是我们的所长、中国音乐史学的权威，也是一位民族音乐学卓有成就的学者。他在昆曲音乐、乐律学、民族乐器、中国古典音乐、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等领域，都有令人敬仰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他长期深入音乐实际，进行大量艰苦调查研究，融入被调查对象中去的结果。如《定县子位村管乐曲集》《孔庙丁祭音乐》《智化寺京音乐》《单弦牌子曲选》《佛教水陆音乐》等论著，便是他或由他率领部分研究人员，经过反复深入的现场考察、研究后所撰写的；而《昆曲掇锦》《苏南吹打曲》《十番锣鼓》的撰写，他本人就曾经是这些乐种社班的成员，长期生活在这些音乐事象的田野之中，其融入音乐实际的程度是一般民族音乐学学者难以企及的。这种对事业的专诚精神，对音乐的深入程度，值得我们学习。他在和民族乐器工人亲切相处中，了解到如何准确排品是乐器制作中的一大难题。杨先生经过较长期的研究，他研制成功了一种独特的乐器排品图表，能使不同体积的民族乐器，按各自不同的斜度，均可排出相当准确的音高品位。
另一位是摩尔根。我跨入民族音乐学门栏后，领导、学长们一再要我们向摩尔根学习。特别是在 1956 年 8 月，中国音乐研究所派我参加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组织的中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队，建队初期，费孝通等领导反复教导我们，调查中一定要向摩尔根学习。
摩尔根是 19 世纪美国的民族学家。26 岁时，他结识了印第安人易洛魁塞纳卡部落一位酋长的儿子艾利·帕克。当时，帕克所在的塞纳卡部落正在为维护他们的居住地不被白人地产公司侵占而同美国政府进行谈判。摩尔根通过帕克认识了塞纳卡部落的首领们，并以律师的身份为他们辩护，终于击败了地产公司的卑鄙企图，从而赢得了印第安人的信任。28 岁时，他被塞纳卡部落的头人收为养子，为他深入了解部落的结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优越条件。33 岁时，他发表了《易洛魁联盟》，被誉为世界上对印第安部落所作的第一部科学记述。此后，他在坚实的田野工作基础上，撰写了《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美洲土著的房屋和家庭生活》《古代社会》等著作。他的学术研究受到社会上的广泛关注，恩格斯曾赞扬他：“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摩尔根在我国学术界已较少被提及，现在青年学者对摩尔根知之不多。在我看来，摩尔根的田野工作精神仍值得提倡。如像摩尔根那样，深入被调查的田野之中；提倡像摩尔根那样，站在被调查者的一边，想对方之所想，急对方之所急，挺身捍卫被调查者的切身利益。在今天，我们还可提出创造条件，精心挑选，为培养研究本民族传统音乐的民族音乐学学者而尽我们的最大努力；协助地方文化部门，在人类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弘扬、发展等方面，做出我们应有的努力。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在学习摩尔根方面，应当说是有一些收获的。我曾八次赴西藏，在那里田野工作总计时间为四年；九次去新疆，在那里田野工作总计时间为三年半多。为了使我和被调查者更亲近，我在西藏有个义父霍尔康，在新疆有个义子吐尔洪江。
霍尔康是西藏的大贵族、爱国进步人士。他身居高位（旧西藏地方政府四品官），家道殷实，学识渊博，是一位喜爱结交、帮助贫困文人的学者。安多·根敦群培的《白史》、格西曲扎的《格西曲扎藏文辞典》，便是在他的资助和支持下撰写、出版的。他把我收为义子，是因为他看到我在工作中的认真、真诚。在他的教诲、关怀、帮助下，我在西藏的田野工作才能比较顺利、深入地进行，27 岁时便调查、采录、编写、出版了《西藏古典歌舞——囊玛》《西藏民间歌舞——堆谐》两本专著。
吐尔洪江是新疆艺术学院的青年教师，也是我们“新疆传统音乐文化实录”国家重点课题组的成员。工作中，他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助手。近些年，我们在新疆广阔的田野中，同坐一车，同住一室，同食一餐，调查采录前共议工作大计，调查采录后同商善后处理。他为人正直，要求上进，勤奋好学，主动积极，我通过他了解到不少当地民族的人文情怀，他通过我学习了许多理论知识，认识了一些国内外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我们曾一起去过国内不少地方，还多次到台湾、香港、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参加民族音乐学的学术活动和理论研讨会。他们学校的教授都没有接到这样的邀请，都很羡慕他，因而他很敬重我，认我为义父。在田野中，我们优势互补，两人的长处能同时在工作中彰显出来。
摩尔根融入式的田野工作，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现在民族音乐学学者的田野工作，大多是请采访对象作报告，或开座谈会，或个别访谈，或走马观花地观光。我在退休前是研究人员，基本上没有教学任务，也不负担行政工作，深入田野就是我的主要工作。退休后，身体尚可，更有充裕的时间去做田野工作，因此，我主张民族音乐学学者应当努力创造条件，比较长时期地深入下去，像 1956 年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队那样，争取和采访对象进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甚至“五同”（即在“三同”之外，增加同娱乐、同学习）。同时，还应像摩尔根那样，有重点地进行历时性的追踪调查，因为对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社班、一位艺人、一种事象只作一时的调查，其结论只是一时性的，而进行追踪调查，其结论则是历时性的，它更具有普遍意义。
民族音乐学学者到田野考察、采录的绝大多数是我国的传统音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传统音乐还存在一些比较模糊的认识。根据我多年的体会，田野工作前，应对如下两个问题有明确的界限：
首先，要把传统文化和封建主义、封建统治、封建思想有所区别。我国的传统文化绝大多数产生于封建社会，无疑其中会有一些封建糟粕，这是应当批判清除的，但其中的主体并不一定是封建统治思想，它在价值观、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心理思维、审美特征等方面却反映了彼时、彼地、该民族、该地区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和爱好。传统文化经常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活面貌，具有团结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传统文化也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生命在现实社会中的延续。保护传统文化，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是连结民族情感纽带、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其次，应把信仰文化、民俗文化和封建活动、宗教迷信区别开来。在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宗教信仰占有特别重要的分量。我国一些少数民族是普遍信仰某种宗教的，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普遍信仰伊斯兰教，藏族普遍信仰藏传佛教，傣族普遍信仰小乘佛教。一个民族的信仰文化体系，对该民族的哲学精神、社会生活、政治结构、文化风尚、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建筑工艺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一定要摒除极“左”的观念，划清信仰文化、民俗文化和封建活动、宗教迷信的界限。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智化寺京音乐、五台山佛乐、千山寺庙音乐、苏州玄妙观道教音乐、武当山宫观道乐、少林武功、武当武术都是直接源于寺庙。在我国，体现宗教价值、隶属于信仰文化体系的项目，俯拾皆是。
民族音乐学在选题上首先要考虑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和专长。同时，我们要站在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从国内、国际民族音乐学界关注的角度来选择研究的课题。
确定了选题，从事田野工作之前，我们应做如下准备：
了解情况：对调查、研究的音乐事象的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情况，包括其风俗习惯，尤其是禁忌等方面的情况，一定要明晰地了解，并在田野中努力遵守。如我国不少地方对座位的排列有严格的规定，我们在田野中，一定要严格遵守，不能自以为是，拉大我们和被调查者在思想感情上的距离。
占有资料：田野工作前，我们应尽可能地将与调查事象有关的既有采访成果、历史文献、有关文字、图片、乐谱、音响、录像资料搜集到手。
制订计划：田野工作前，民族音乐学学者要根据此次调查、采录的目的、任务、条件来制订工作计划。计划越详细、周全越好。当然，计划不如变化，来到田野后，我们还要根据调查现场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随时修订计划。
思想准备：作为民族音乐学的田野工作，下到田野之前，光有热情还不行，还要有实事求是、面对现实的充分思想准备。要有吃苦耐劳、迎接困难、坚持持久、和群众打成一片的思想准备。
一些学习民族音乐学的学生，毕业后有的改行了。现在是经济大发展的时代，不少人是以经济利益的多少来衡量成就的高低。这些年，我在新疆从事国家重点课题“新疆传统音乐文化实录”的田野考察，不但课题费入不敷出，还得自掏腰包。假如仅从经济效益来考量职业，学民族音乐学的现在便可改行，因为民族音乐学的确不是一门赚钱的学科，但它在振兴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方面，却是一门令人敬仰的学科。
基本功准备：田野工作之前，我们在业务训练方面一定要有坚实的、全面的基础。其中包括行文、记谱、录音、绘图、照相、摄像，最好再学一些考察对象的语言。假如我们是到有自己语言的民族地区进行采录、调查，配有专业翻译的话，翻译同仁最好也懂一些音乐。
器材准备：录音机、照相机、摄像机、尺子、音笛、一般文具，在下田野前都应准备好。对所有器材应当争取质量高，操作熟练。
在田野中，我不但重视对器材的准备，而且对器材质量有较高要求。1956 年，我参加西藏社会历史民族调查队赴藏考察时，全国仅有从日本进口的三台半导体录音机，其中两台分配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另一台就供我使用。近年，我们在新疆从事国家重点课题“新疆传统音乐文化实录”的田野考察、采录中，使用的则是日本制造的TASCAM录音机和SONY摄像机，其录音质量和摄像效果是可以和世界接轨的。
工作中，我还重视对器材的保管和保护。我考察、采录的地区，大多经济比较滞后，交通相对闭塞，我们的交通工具大部分是汽车。乘车时，我总是坐在司机旁边，贵重器材则用泡沫塑料包裹好后置于我的怀中。所以有人说我爱器材如命。这样，我虽然十分辛苦，但却能保证器材万无一失。
关系准备：“前门加后门，领导加熟人。”这是在中国进行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时的关系特色。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依靠介绍信的公事公办的关系准备。随时准备一些小礼品，也是在田野工作中所必要的。
感情投入，使自己成为局内人：在田野中，我们的立场、观点要和被调查者站在一起。如对刀郎木卡姆，“文革”期间，一些“左派”人士站出来批判说，它是原始、落后的，政府都禁止打猎了，你们还在那里表演狩猎歌舞，实在不像话。而表演刀郎木卡姆的民间艺人对祖先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却依依不舍，热爱有加。现在，虽然批判的声音没有了，但刀郎艺人们还是耿耿于怀。我们应该支持、鼓励他们为传播、传承、弘扬、发展刀郎木卡姆所作的一切努力。
现在我国的民族音乐学学者，其民族成分大多是汉族，其学术背景则是以西欧音乐的“四大件”为基础。因此，我们在田野中，一定要清除“大汉族主义”“西欧音乐中心”的错误影响，树立起人文主义的音乐价值观，在尊重该民族音乐文化价值标准的基础上进行田野工作。
真诚、热情：在田野中，该我们办的，我们不能遗忘。如一定要给采录对象支付劳务补贴，这是艺人们的基本权益；对我们来说，还涉及今后的知识产权问题。
采录对象要求我们帮助的，我们应竭尽所能。为了满足新疆民间艺人和民族艺术家渴望赴外展现他们拿手才艺的要求，也使境外观众获得对新疆传统音乐的鲜活印象，我不惜自掏腰包、挤时间，和境外取得联系。2003 年，我组织、率领和田地区新玉歌舞团赴韩国，参加“国际丝绸之路歌会”和亚太民族音乐学会第七届年会。2005 年，我又组织、率领阿瓦提县刀郎木卡姆民间艺术团赴台湾参加东吴大学主办的国际民族音乐研讨会，之后又在台湾、香港、北京巡回演出，为了使观众对刀郎木卡姆有深入的了解，我还义务出场担任主持人。这些，更加深了当地艺人、领导、群众和我的感情。
阿瓦提县刀郎木卡姆民间艺术团的老艺人们，几乎都一直在家从事农耕和畜牧生活，有的甚至连地区行署所在地阿克苏都没去过，我把他们带到台湾、香港、北京去表演自己的看家本领刀郎木卡姆，受到那样热烈的欢迎，沿途又坐汽车、又坐火车、又坐飞机、又坐轮船，个个神采奕奕，人人精神焕发，激情满怀，溢于言表。巡回演出完毕，返回故里时，许多亲朋好友排着队来宴请他们，以表祝贺。所以，他们和我感情非常深厚。在那以后，他们见到我，总是用汉语叫我：“毛主席好！”
民族音乐学学者在田野中，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我们在外，一定要防止贪杯。现在一些民族地区，政府官员们认识到我们是在为宣扬当地的无形文化遗产而工作，常用酒来表达感激之情。我们应当实事求是，适可而止。
脑勤、眼勤、手勤、腿勤：田野中，我们应该勤动脑筋，勤奋操作，多多思索，善辨真伪，即时记写，即时小结，不要拖延。
吃苦耐劳，不怕艰险：深入田野，需要有吃苦耐劳的思想作风和不怕艰险的精神风貌。
西藏地势高峻，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不少人到那里都难以适应，只想看看就回。而我 1956 年第一次去那里一呆就是 9 个多月，和当地民间艺人、干部、群众，甚至和一些贵族，都能亲密相处，工作比较勤奋。为什么其他从内地去的汉族同志大多难以适应，我在那里却乐此不疲呢？其实，西藏地势高、氧气少是客观存在，我除了当时比较年轻，身体不胖，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适应外，本质的是我的吃苦耐劳精神。人们对任何事情，只要认识到它的意义、价值、作用，而这件事又是他应当做的，他就会高高兴兴地去做，而且努力把它做好，既不觉累，也不觉苦，而是乐在其中。
我在西藏、新疆，五次遇到车祸，除有一次负了点轻伤外，一点大事也没有。追忆起这番经历，既有些后怕，又深感深入田野考察的民族音乐学学者的确是个自讨苦吃、自找罪受的特殊行业学者。正因为他们的吃苦耐劳、不怕艰险，才会受到人们的敬佩和重视。
融入其中，以取得优异成果：根据我多年的体验，民族音乐学学者田野工作的深入程度有三个标志：投入、深入、融入。
田野工作最起码的标准是投入，不投入现场，那就不算田野工作；而基本的要求则是深入；它的理想目标是融入进去。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中国民族音乐学学者，融入考察、研究的群体、音乐事象中去，以取得更优异的学术成果。
田野工作行将结束时，我们应及时总结此行的优缺点和存在问题。一些和当地政府、社团、群众、民间艺人未了之事，行前应妥善处理。
后田野的案头工作中，我们要站在客观的制高点上，审视所考察的音乐事象。我们还应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观点、方法、手段，使我们的学术成果能得到更科学、更准确、更富有学术价值的结论。
20 世纪 80 年代，我在西藏山南地区采集到古代西藏士兵演唱的歌曲“伯谐”，其特色是整个旋律只有一个音。以往，人们认为它是一种古老的歌曲，但只有一个音，显得比较原始、落后。吕骥同志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总序中写道：“这些由小三度的两个音构成的民歌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活化石’的历史价值了。”
德国民族音乐学家W.沃尔特也写道：“在西欧的音乐理论与其发展了的形式中，除了七个音和十二个音的音阶以外，五声音阶要算是到底的了。”“布拉罗尤经过彻底研究大量的资料后，提请大家注意三种五声音阶以前的音阶体系，即四声、三声和两声。”
由此可以看出伯谐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我从人类学、文化学、民族学的角度来进一步研究它，提出“一音歌曲”的命题，应当说是有一定学术意义的。
近些年，我多次赴新疆维吾尔族刀郎地区，对刀郎木卡姆经过实地考察和反复研究后，提出它是“人类狩猎社会的文化遗存”，也是希望在民族音乐学的学术研究上具有新的高度，能有新的境界。
［1］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民间音乐采访手册》，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6年版。
［2］许常惠：《民族音乐学导论》，台湾乐韵出版社 1993 年版。
［3］吕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音乐研究》1982 年第 2 期。
［4］王镇华、修海林、李文珍主编：《中华音乐风采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4年版。
［5］《1958 年少数民族文艺调查资料汇编》（上下集），民族文化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6］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7 年版。
［7］杜亚雄：《民族音乐学概论》，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8］《中国民族音乐集成文件资料汇编》，中国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办公室 1986 年印。
［9］陶立璠：《民俗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
［10］梁钊韬、陈启新、杨鹤书：《中国民族学概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11］杨夔：《民族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