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唐宋时期，北方南下的汉族与福建汉化较深的闽越人后裔相结合，形成了新的福建人，他们构成福建人的主体，是汉族的一支，但吸收了许多南方文化。不过，福建是一个多山的地区，住民之间往来不便，自古有“七闽八蛮”之说，其意为古代的闽人自身有七八个族群系统。来自北方及邻省的汉人与“七闽八蛮”结合，便形成了不同方言的族群和民系。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北方移民与本地土著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福建人。唐宋之际，中原人士跋涉千里来到福建安家，这一形势决定了南下的移民多为男子，他们要在福建结婚成家、繁衍后代，必然要与当地的土著妇女结合，这一情况，就如同明末清初福建人到台湾与台湾原住民结合一样。
福建等南方区域原是一个女多男少的地方，《周官》职方云：“扬州之民，二男而五女”；《汉书》记载扬州之俗，“民二男五女。”
《魏书》记载扬州：“其民二男五女”
。可见，从周、秦、汉朝迄至南北朝，扬州所辖的东南区域，一直是男少女多的地方。与这种人口比例相对应，古代东南流行一夫多妻制。晋代张华的《博物志》记载：“豫章郡衣冠人有数妇，暴面于道，寻道争分铢，以给其夫舆马衣资。”
此书中所说的豫章，即为江西的南昌。当时豫章是南方最发达的区域之一，所以，晋人常以豫章代表南方。这种习俗在南方长期延续，如《隋书》记载：“豫章之俗，颇同吴中，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衣冠之人，多有数妇，暴面市廛，竞分铢以给其夫。……新安、永嘉、建安、遂安、鄱阳、九江、临川、庐临、南康、宜春，其俗又颇同豫章。”
闽中在隋代设为建安郡，可见，当时的闽中也同江西、江南一样，流行一夫多妻的习俗。在这一背景下可知，当时南下的汉人是不愁娶不到妻子的。
和当地男人相比，北方南下的汉人男子更为优秀。在汉唐时期，东南的男人身体素质较差。《汉书》记载，“江南卑湿，丈夫多夭”
。晋代张华的《博物志》说：“山气多男，泽气多女。”
宋代周去非的《岭南代答》一书说：“南方盛热，不宜男子，特宜妇人。盖阳与阳俱则相害，阳与阴相求而相养也。余观深广之女，何其多且盛也。男子身形卑小，颜色黯惨。妇人则黑理充肥，少疾多力。”
他们都认为南方潮湿气候不利男子。这种说法是否科学不得而知。然而，《岭南代答》有一条记载值得注意：
（岭南农民）既获，则束手坐食以卒岁。其妻乃负贩以赡之，己则抱子嬉游，慵惰莫甚焉。彼广人皆半羸长病，一日力作，明日必病，或至死耳。
岭南与福建相邻，但在唐宋时期，其开发程度不如福建。宋代岭南土著男子的情况，应与唐代福建土著男子相似。他们的体质极差，稍微多做一些事，就会累倒，甚至病死。在这一背景下，本该男人做的事便落到了女性身上。《南楚新闻》记载了南方少数民族的民俗：
南方有獠妇，生子便起。其夫卧床褥，饮食皆如乳妇，稍不卫护，其孕妇疾皆生焉。其妻亦无所苦，炊爨樵苏自若。又云：越俗，其妻或诞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饷婿。婿拥衾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其颠倒有如此。
“产翁”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至今尚流行于东南亚与非洲的原始部落中。对产翁制发生的原因众说纷纭，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南方妇女要承担各种劳务，所以，必须由男子多承担一些哺育下一代的家务。
综上所述，在汉人进入福建等地以前，东南区域的土著妇女是十分优秀的，他们要承担家里家外的事务，她们下田劳动、上街经商、在家做家务，里里外外一把手；而他们的男子却是以体弱多病闻名，而且不爱劳动，大多游手好闲，往往早死。
和福建土著男人相比，唐宋时代中国北方男人是十分优秀的。中国的男人历来以勤劳刻苦闻名于世，他们下田劳动、挑担经商，什么苦都能吃。他们的身材也比福建土著要高，而且结实、剽悍，大都是军人的后裔。在这一背景下，福建土著妇女愿意嫁给什么样的男人，不言而喻。况且，自王潮、王审知在福建建立威武军政权之后，北方移民在闽中掌权，各级政府中多为北方人，北方移民享有一定的特权。他们成家立业的条件要比当地土著男子好得多。在这一前提下，北方男子与福建土著女子相结合，孕育了新一代的福建人。这一情况有如近四百年以来，中国人与东南亚马来民族的结合。
大家知道：东南亚国家有数量较多的华人，他们大多是汉人与马来人的结合，而且多为汉人男子娶马来女子为妻。由勤劳的汉人男子与勤劳的土著女子组成的新的家庭，往往是东南亚诸国最有活力的一批人。在原有的马来家庭，女人劳动养活男人；而在新的汉人家庭，男人与女人都在劳动，这样，他们的劳动积累就远远胜于纯粹的马来家庭。这是他们在竞争中优于马来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更为重要的是：汉人还带来积累的观念。汉人天生是一个勤俭的民族。在古代的黄河流域，每到冬天都有几个月的时间是严寒。在这种天气里，树木凋谢，大雪封山，人类活动受到了制约。为了度过严酷的冬天，汉人养成了积累的习惯，他们每到秋天便蓄积粮食，以便在严酷的冬天存活。这是汉人蓄积习惯的起源。黄河流域另一个特点是旱灾时常发生，虽说没有到十年九旱的地步，但三五年发生一次旱灾，则是常有的事。这种气候条件迫使汉人养成积蓄的习惯——丰年的时候要为歉年积累粮食。这种习惯扩而大之，中国人养成了青年要为老年积蓄、父母要为子孙积蓄的习惯，迄至今天，中国人仍将 30％以上的收入积蓄起来，这在世界上是很难看到的。
与汉人相反，马来人没有积蓄的观念。民俗调查告诉我们：马来人只要有了钱，他们的想法是尽快将其消费掉。男人在灯红酒绿中消费，女人在购买衣服与化妆品中消费，一个月的工资很少能够维持到下一个月，提前消费是他们的习俗。马来人为何形成这一观念？这与他们的地理条件有关。他们生活于物质丰富而疾病流行的热带地区，这类地区，人的寿命不长，但食品来源容易。只要他们想要，热带森林中有取之不尽的食物。这一物质条件使他们不必像黄河流域的中国人一样着重于积累。其次，热带区域气候潮湿，适于各种微生物成长，各种流行病很多，用当时人的话说是瘴疠流行的地方。在这种区域，人类很容易被疾疫夺走生命。因此，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人们，容易养成“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习俗，因为，积蓄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人死了，留下财产又让谁去享受呢？马来人尽情消费不是没有原因的。
汉人来到东南亚，仍然保持着他们积蓄的习俗，并将这一习俗传给受他们影响的女人，这样，新移民的家庭着重劳动并重视积累，这就使他们在同等生活条件下超越当地人，成为东南亚最成功的一批人。
鉴于汉人开拓东南亚的历史，我从中悟到：汉族在福建的发展，其实是在一个更早的历史背景下展现近百年来东南亚的历史。古代的福建区域，相当于今天的东南亚。据说当地的民族类似于现代的马来人，他们的男子整日无所事事，到处游荡；而其女子则承担起家庭的主要劳动及田间劳动。这类女子不屑于当地男人的懒惰，她们更愿意选择南来的北方汉人为夫，于是，勤劳的汉族男子与勤劳的南方妇女，组成了新的家庭，从而使家庭劳动能力大大提高。从唐宋以来，儒者每每批评福建人的妇女劳动习俗，泉州士大夫何乔远这样评价福建的妇女：“妇人芒屩负担，与男子杂作。《隋志》：‘豫章之俗，衣冠之人，多有数妇，暴面市廛，竞分铢给夫。’以为不雅，而不知瘠土小民，非是无所得食。”
可见，福建人的家庭内，男女并作，不仅男人下田劳动，妇女也下田劳动，男女共同生产，福建人的财富积累更胜于原有的土著，这是合理的。此外，福建人继承了北方汉人的积蓄观念，而不是像原有的土著人一样肆意挥霍原来就不多的财富。这使福建人的生活蒸蒸日上，而懒惰的土著男子逐渐被淘汰。因此，新一代的福建人，虽说他们血缘上有南方人的血统，但它主要来自女方，而其北方血统主要来自男人，福建人姓氏主要传自北方，不是没有道理的。
近年学术界对福建人的族属发生了疑问，有人认为：从体质人类学的观点来看，福建人的体质与中国北方人有差异，因而，福建人不是汉族而是南方少数民族。这种观点在日本及美洲学术界相当流行，尽管他们没有严格的论证，但他们都倾向于认为汉人仅限于北方中原区域，南方广大地区的人口，其族源都不是汉人。这一观点，其实是日本政治家“中国七块论”的根源，日本学术界的一部分人受政治家的影响，力图论证汉族不是一个民族，尤其是南方汉人与北方汉人根本不一样，其最终目的无疑是为分裂汉族、分裂中国制造理论根据，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谬论居然在中国学术界有一些市场，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
我认为：一个民族与民系的划分，其依据离不开血缘关系，但又不仅仅是血缘关系。近代的美国民族、法国民族，都不是纯粹血缘关系的民族。尤其是美国人，美国的主体民族是欧洲移民的后裔，他们来自欧洲不少于 20 个以上的国家，有日耳曼人、拉丁人、斯拉夫人等等。其后还有黑人、阿拉伯人及亚洲黄种人融入。但是，美国人仍然骄傲地自称为美国民族。他们认为：正是美国吸纳了世界上多民族的优秀成分，才使美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在美国人看来，血缘的差异不是重要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在美国这一个民族大熔炉里，相互结合，融为一体，最终成为讲美式英语的统一的美国民族。在统一语言的基础上，形成了有美国特色的美国文化了。只要这统一的美国文化存在，美国就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可见，对美国人来说，比血缘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文化的同一性。美国人有美国文化的同一性，法国人有法国的文化同一性。有了这种文化的认同，他们就是一个民族。从亨亭顿等人的著作来看，当代的美国白人有一个美国民族被异化的担心，例如，他们对进入美国的墨西哥人感到不安，因为：这些墨西哥人一般不会讲英语，而是操用他们原有的拉丁语。倘若这种情况保持下去，美国就没有统一的民族文化。相对而言，他们担心的不是血缘的混血，在今日的西方世界，种族优越说臭名远扬，白色人种再也不敢说只有自己才是优秀的民族，他们更倾向于接受世界各民族都有其优秀之处的观念。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人并不拒绝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他们真正担心的是：美国文化不再能融合移民，新来到美国的许多移民都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从而使美国的英语文化发生变质，久而久之，有使美国文化异化的可能性。总之，在美国人看来，以血缘来定性民族已经是过时的观点，真正重要的是文化的认同，有共同文化的人民，即为一个民族，血缘是次要的。
更进一步来说，在民族定性方面，文化的认同更胜于文化的统一性。以犹太人为例，犹太人散布于世界各地，操持不同的语言，他们已经没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但是，对犹太文化的认同使他们仍超越语言的隔阂与文化的分歧，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于以色列，学习希伯来语，接受以色列文化，因而组成了新的以色列民族。可以说，没有文化认同，不会有当代以色列国的产生。倘若以色列人拘泥于血缘与文化，就不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以色列新民族的产生，就会受到阻碍。事实上，以色列民族在组成过程中，融入了不少没有以色列血统及犹太文化的人。以埃塞俄比亚黑人被纳入犹太人为例。在埃塞俄比亚人传说中，他们的祖先是一位女王。她曾经到以色列拜神，嫁给以色列的大卫王，回国后，传下了埃塞俄比亚人。因此，不少埃塞俄比亚人自认为是大卫王的后裔。实际上，埃塞俄比亚人属于黑色人种，与以色列人的差异是明显的，但是，以色列人为了壮大自己的人口，在上个世纪末接受了一万多埃塞俄比亚移民。对以色列人来说，血缘的区别其实不是主要的，现有的文化差异也是次要的，关键是文化的认同！只要埃塞俄比亚人自认为是大卫王的后裔，并愿意接受当代的以色列文化，他们就是以色列人。文化认同是当代以色列民族形成的根源。
对福建人的分析也是这样，重要的其实不是他们的血缘是否来自北方，或者说，他们的北方血缘究竟占多少比例，关键在于他们认同北方的中原文化。福建文化最大的特色之一是强烈的中原文化认同感，从唐宋迄今，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原士民的后裔。台湾的福建人不但到福建寻祖认根，更多地到河南诸县市寻祖认根。这种感情的强烈程度，在其他民系中，在其他民族中，都是难以见到的。有了这种文化的认同，就足以证明他们是汉族的一个部分。福建人与现代北方人的差异，绝对小于美国人之间的差异，更小于以色列人之间的差异。
其次我要说明的是：无论什么民族，都有地方性的差异。即使是美国这样交融性极强的民族，东海岸与西海岸的风尚也不会完全一致。日本民族的统一性相当强，可是，日本本洲的关东文化与关西文化就有相当大的地方性差异，连语言的发音都有所不同。与这些民族相比，汉族是一个容异性最大的民族。“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是早在周代即有的格言。北方中原区域一直是一个多民族混血的区域，在商周以前，中原区域的各个小国都可以说自己是一个统一的民族。迄至周朝统一后，奠定了民族混血的政策，周公将周王的子孙派到中原各地去建国，这些新建小国的核心为与周王有血缘关系的姬姓民族，而其周围，则有许多原是商族、或是土著的其他民族。在周朝统治的八百年时期内，中原各国逐渐形成了自己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这些文化，既有姬姓民族带来的周文化，也有土著民族固有的文化，于是，西周、春秋、战国以来的诸侯国，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对于这些文化上的差异性，周代的统治者并不计较。他们常常派出
轩使者到各地去了解地方习俗，以使自己的统治政策在更大程度上符合各地民众的要求。对他们来说，文化上有所差异是正常的，要求文化上的彻底一致，才是愚蠢的。这一观念，使周代的中国人有较大的容异性，他们并不反对各诸侯国的民众保有自己的文化，他们着眼的只是优雅的举止与文明的行为。只要具备这一点，他们一概以“华夏”称之。春秋时期的楚人之所以被称为蛮夷，是因为楚人总是想用武力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采用文明的方式。迄至战国时期，楚对华夏的态度逐渐变化，楚人也逐渐被接受为华夏民族的一员。这种文化至上的观念是华夏族最终统一的基础。秦汉时代华夏族的融合，既有中原的商周民族系统，也有南方的楚民族系统，事实上包括了西戎、北狄、南蛮、东夷的许多民族。汉族作为民族熔炉的这一特色，汉、唐、宋、元、明、清以来仍在发展，北方的汉族融入了许多北方游牧民族，南方的汉族融入了许多南方的少数民族，同时，南北汉族之间，也处在不断地交融过程中。总之，汉民族的血缘成分是在不断发展中的，事实上，没有一个标准的汉人血缘系统，无论是北方汉人还是南方汉人之间，都没有绝对的血缘划分，更没有文化上的绝对差异。
将汉族和以色列民族相比，两个同样古老的民族，在其发源的四千年前，都只有数千人或是数万人，但以色列人偏执于宗教的差异，四千年之后，还是一个小民族；而华夏人倘开大门容纳一切赞同自己价值观的人，四千年来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壮大，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在此期间，汉族容纳了无数的少数民族。实际上，中国的汉族自古就是少数民族的大熔炉！汉族在世界上的自立，并不是以血缘的纯粹为骄傲的，而是以其广阔的胸怀为自豪的。血缘上的差异，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重要的是文化的认同。
福建人以中原移民为核心，在其与南方民族混血的过程中，无疑融入了许多不同于北方汉人的血统，但它并不是什么重要的差异。关键在于：福建人在文化上继承什么？认同什么？从这一观点来看福建以固始籍贯为荣的观念，就会得出完全不同于世俗的观点。福建人大多以固始为籍贯，说明他们将自己的“根”定在了北方的中原区域，这是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在民族鉴定上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只要有了这一点，就奠定了他们是汉人的基础。再从文化继承性来看，福建人文化的主流，是中原文化的延伸。福建方言最接近于唐宋时期的中原语言，这已是世界语言学界的共识。福建人的文化观念，也是以发源于中原的儒家思想为其根源，儒家忠、孝、仁、义、礼、智、信的观念成为他们基本的行为准则。可见，福建人当然是汉民族的一部分，虽说福建人也有自己的地域文化，但是，地方性的文化差异，并没有影响到福建人的文化共性。
自从汉晋以来，北方移民不断进入福建，中原文化和土著闽越文化在这块土地上相互碰撞、吸收、交融，迨至唐末五代，逐步形成了共通的文化性格与有强烈地域色彩的风俗习惯。
唐末五代是福建区域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自闽越族被汉武帝迁至江淮之后，迄至隋朝统一南方以前，福建还不是一个稳定的行政区域。其一，这是因为福建人口稀少，无论是晋朝统计的 8600 户，还是隋朝统计的 12420 户，都表明福建是当时中国南方人口最稀疏的区域，平均每 10 平方公里才有一户人家。人口太少，汉代闽中仅设数县，其归属不断变更。其二，隋以前福建仅有几个定居点，其中除了建安郡与晋安郡所在地拥有较多人口外，多数县城只有几百人到几千人，以后世的标准，只能说是村庄。区域文化的形成，一定要有中心城市，在这种背景下，中心城市尚未形成，也就谈不上区域文化了。其三，六朝以前，福建文化欠发达，仅有一些外来的文化名人，例如，顾野王定居于闽北，江淹为浦城（其时名为吴兴）县令，本土虽有一些士人，都不出名。没有发达的本土文化，当然也不会有区域文化了。此外，在唐朝以前，福建的居民以闽越人后裔为主，他们的文化，尚为土著文化，与今天的福建文化有较大的距离，因此，我们不能说当时已经具备了现代闽文化的基本特点。
闽文化的基本特点是移民文化！她主要是唐宋时期中原文化的延伸。福建人口大增长是在唐代，其时，北方人口陆续入闽，改变了福建人的血缘构成。早期的闽越是一个女多男少的地方，这里的男子身体较弱，早夭为多。北方移民经历了千里跋涉来到闽中，生存下来的多为强壮的男性，由于王闽政权的影响，他们在闽中得到较好的政治、经济待遇，因此，他们有条件娶福建土著女子为妻。二者的结合，便产生了新一代的闽人。他们追溯自己的祖先，仍然以北方的籍贯为主，实际上，他们身上的南方血缘比重并不亚于北方。他们的文化，也呈现北方与南方结合的两方面特点，一方面，他们保存了北方文化的主要传统，另一方面，又延续了南方文化的许多内容。
第一，福建人的方言保存了隋唐中原音韵的风貌。现代的福建方言主要有五种，其一是福州话；其二是建瓯话；其三是客家话；其四是闽南话；其五是莆仙话。这些方言各有特点，但其共同特征是保留了较多的唐宋中原语音。中原地区在历史上是一个民族的大熔炉，各民族带来自己的语言，融汇于汉民族，因此，在历史上，中原语音变化较大，语言学家将两千多年来的中原语音分为三代。第一代为秦汉中原音韵；第二代为唐宋中原音韵；第三代为明清中原音韵。对第一代中原音韵的研究尚不很成熟，我们只能知道它与唐宋中原音韵有较大区别，但其具体特点还很模糊。唐宋朝代中原音韵的特点保留在隋代陆法言所著韵书——《切韵》及成书于宋代的《集韵》，由于两部韵书的存在，使我们有可能了解唐宋中原韵的基本风貌。明清时代的中原音韵早在元代即已经形成，明代朝廷颁布的《洪武正韵》反映了这一时代中原音韵的基本要素。当代普通话继承的是明清时代的中原音韵。将《切韵》《集韵》与明代的《洪武正韵》相比，就可看到：明清的中原语音与唐宋中原语音有巨大的区别，例如，唐宋中原声调有八种，而现代普通话却只有四种声调；唐宋中原只有 15 个声母，而现代普通话有 21 个声母。中原音韵之所以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应是宋元之际北方民族大举南下对汉民族语言产生冲击的缘故。但北方民族南迁主要停留在中原，而中原汉民族受北方民族推动南下，定居在南方各地，因此，南方各地，保留唐宋中原语音更多于北方，其中，又以福建方言保留最多的中原语音的特征，这也是语言学界的共识。大致说来，《切韵》一书中的中原音韵有八种声调：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当代的普通话，只保留阴平与阳平，其他六种声调中，阴上与阳上合并为上声，阴去与阳去合并为去声，而阴入与阳入二声，已经彻底消失。但在福建方言中，大都保留着七种以上的声调，据厦门大学语言学家的调查，福建的闽东山区，甚至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唐代的八种声调！其次，从声母来说，清代著名的音韵学家钱大昕指出：“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轻唇音即b、p、m、f四种声母，舌上音即zh、ch、sh、r四种卷舌音，福建人的轻唇音都归入d、t、n、l，也没有zh、ch、sh、r四种卷舌音，以上两大特点说明了福建方言更接近于唐宋中原音韵。
第二，聚族而居的习惯。中国人重视血缘关系，这是商周时期即形成的风俗习惯，隋唐时期，中原民众仍然保持着这种习俗，他们聚族而居，世代不迁。中原发生战乱之后，许多家族聚族南迁，例如，唐末名诗人韩偓“挈其族南依王审知”；浦城杨氏“遂举族避地于建安之吴兴”。
前引《建阳潭西余氏族谱》记载：许多大族南下依附王审知。
其实，固始南下军民中也有许多大族，《郑氏石井宗谱》记载：“光启间十姓从王潮光州固始入闽。”
《固始县志》则说：“王潮之乱，十八姓入闽。”
他们来到福建，仍保持着聚族而居的习惯，例如潘武源“由荥阳入闽……子孙聚族居焉峰。”
宋仕唐任建阳县令，“爱邑山水风俗，病革，嘱其妻曰：‘我有遗爱在民，即不讳，可聚族于此。’后子孙遂世居焉”
。浦城的杨氏家族“以财力雄于州里……奕世聚居，群从百口”
。久而久之，福建便形成了聚族而居的习惯。如陈寿祺所说：“闽越之区，聚族而居。丁多者数千，少亦数百，其间有族长，有房长，有家长，有事则推族长为之主。有司有所推择、征索，亦往往责成族长。此犹古人同族尚齿之遗也。”
闽人宗族世世代代同居的习惯，与他们的宗法制度有关。固始人张庑在闽国仕至殿中侍御史，“及王氏政衰，谢事归田里，立宗法，建祧庙，修祀事，乡邦式之”
。漳州柳营江的丁迁“建祠堂与寺刹”
。福建的宗法制度中最具有特色的是祭田制度，明代莆田郑岳说：“莆世族祭田，远自唐末，传至今尚存，以族众相维，不得私售，若私田不过数世，辄为他人有矣。以是知祭田最重，上以延宗祀，下以遗子孙，可为经久之图。”
这段话把祭田的好处说得很清楚，其具体实行方法如何呢？祭田即为祭祖之田，从理论上说，祭田收入应用作祭祀祖先的香火费用，在这方面主要开支有：修祠堂、祭祖、扫墓等等。对闽人而言，这些活动是非常重要的。直到民国时期，福建农村的各姓家族内还很盛行这种制度。不论是闽北还是闽南，不论是闽西还是闽东，闽人各家族都有自己的祠堂，每年以祭田的收入为主，辅之以自愿的捐献，进行扫墓、祭祖等各项活动。除此之外，祭田收入还用作族内公共事业，例如，赈济人贫穷族众、奖励读书人等等……这对维护族众的团结极有好处。有些祭田还可看成是小农的“保险费”，这类祭田在设立之初就规定不再分割，它的收入由子孙轮流享用，例如，今年的收成归甲所有，明年的收成归乙掌握，后年的收成归丙处置……不论子孙有多少，都是这样轮替当主人。于是，有些家庭会隔几年、十几年、几十年获得一次祭田收入，这类收入对他们来说都是额外收入，每轮到一次，都能使家庭经济大大改善，欠债的小农可以还掉债务，开支浩大的婚嫁丧葬大事，可以安排在轮收年份办理，因此说，有了祭田收入，许多小农免于破产。宋代的刘克庄评价唐末以来的祭田制度：“余行天下，江浙巨室，有朝为陶朱，暮为黔娄者，惟闽人千金之产，百亩之田，或传十数世而不一失。闻赡茔蒸尝之名，贤者畏义而不忍得不贤之名，不贤者畏法而不敢取，立法至此，仁至而义尽矣。”
由于祭田等宗法制度发挥作用，从唐末五代以来，福建聚族而居的习惯日益加强，清代文学家孟超然说：“余世居闽中，见乡井多聚族而居，数百年不变。其居城市者亦罕轻去其里也，不得已而迁徙，阅百十年子孙犹以为故居，敬其耆长，往来不衰。至漳泉之俗，有以族斗干法网者，然犹知卫其宗党，故悍而不为偷也。”
通过上述介绍，我们知道，这种习俗是在唐末五代时期奠定的。
第三，秉承中原重视儒学的文化传统。儒学原是发源于中原的一种文化思潮，也是中原文化的核心。福建原为闽越人居住区域，本是不懂儒学的。但是，中原民众的不断移入，以及朝廷在福建等地提倡儒学的努力，终于使福建人形成了崇尚儒学的文化氛围。约在唐代中叶，福建的儒学有相当的发展，迄至唐末五代，福建的儒学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宋代福建出现了理学的巅峰——闽学，它的发展，与唐代福建儒学的奠基是分不开的。
第四，秉承中原的信仰传统。首先从佛教谈起。佛教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宗教。佛教发源于印度，在向东方传播时形成两大教派——大乘与小乘。大乘教派从陆路传入中国，盛行于中原，而后传播到南方各地；小乘是从海路传到东南亚国家，其主要国家有缅甸、泰国、占城等。从地理位置上说，福建其实是属于古代东南亚的一部分，在历史上也和东南亚国家有密切的关系，但福建接受的不是小乘佛教而是大乘佛教，这与北方文化对福建的影响有很大关系。约在南朝梁末年，印度的达摩法师从海路来到中国，而后北上少林寺驻锡。他在少林寺面壁九年，开创了禅宗这一佛教流派。而后禅宗不断向南方传播，迄至六祖慧能，禅宗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六祖之后，禅宗的南宗学派逐渐成为佛教的主流，而在禅宗的南宗学派中，唐代的闽籍僧人扮演了重要角色。唐代的闽籍名僧中，百丈怀海、大珠慧海、黄檗希运、沩山灵祐、雪峰义存、曹山本寂等人，都是享誉一代的南宗名僧。直到宋代，福建都以禅宗发达而闻名天下。从其源流而言，禅宗是发源于北方少林寺的。
图1-6 宋代石敢当，摄于福州于山
在其他信仰方面，福建地区随处可见中原文化的影响。中原最流行的泰山崇拜、泗洲佛、石敢当信仰，都由唐代中原移民带入福建，从而成为福建最盛行的民间信仰之一。泰山神是齐鲁一带的冥司之神，在北方的传说中，人死后首先要在泰岳庙中受到审判，因而，民间非常重视泰山神的崇拜。泰山神由光州、寿州移民带入福建，福州最大的泰山庙是由闽国宫殿改建的。其后，东岳泰山成为福建最普遍的神庙，几乎每个城市的东面，都有泰山行祠，民间所建泰山行祠也随处可见。在房前屋后树立泰山石敢当也是北方传来的习俗。南方民间相传有一种名为“煞”的恶气，它会影响人的生活。南方阳宅风水理论的一个重要之点，就是避开煞气。倘若避无可避，一种选择便是在煞气袭来的方向树立一块“泰山石敢当”，传说泰山石敢当是一位勇敢的将军，有他在此，任何煞气都无法作恶。树立泰山石敢当原是北方的习俗，原用于镇邪驱恶。北方移民来到南方后，他们知道了南方有煞气这一精怪，便树立石敢当来对付煞气。这种习俗，在福建一直流传至今。
第五，传播中原的风俗习惯。福建在许多方面都保留了唐宋时期中原文化的痕迹。清代周亮工的《闽小记》写道：“闽素足女多簪全枝兰，烟鬓掩映，众蕊争芳。响屐一鸣，全茎振眉。予常笑谓昔人有肉台盘，此肉花盎也。继在京师，见唐人美人图，亦簪全兰，乃知闽女正堪入画，向者之评，谬矣！”
周亮工在此提到清代福建仍然保留唐代仕女簪兰花的风俗。迄今为止，福建泉州一带的女性仍然有簪花的习惯。除此之外，周亮工在其文章中还提到清代福建人有着木屐的习俗，这一习俗直到几十年前在福建还很流行，当时的闽人每人一双木屐，在道路上走过，到处都是木屐声。我们知道：日本人在历史上也曾有这一习俗，其实，着木屐的习俗原是唐代中原的习惯，只是后来失传了，仅在福建与日本等地保留这一习惯。再如，一百年前的福建妇女还保留盘蛇髻习俗，有人以为这是闽人崇拜蛇图腾习俗的孑遗。实际上，盘蛇髻的习俗源于魏晋时期的宫殿。传说魏宫中以美艳闻名的甄后晨起面镜时，每每有一只小蛇在其镜前，盘绕出多种样式。甄后从中得到灵感，每天都能盘绕一种新的发式，宫内外妇女争相模仿，于是，这种起源于蛇的盘髻习惯，成为流行一时的花样，闽女将头发盘成蛇髻，其实是这一习惯的流传。这也表明：福建在历史上曾保留较多的中原习俗。
第六，崇尚唐代诗文的风气。中国古代诗文以唐代为最，这是当代中国人的共识，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一共识的形成与闽人有关。在历史上，唐人并不以为自己的诗是最好的，李白崇拜魏晋风骨，杜甫崇尚《诗经》温柔敦厚的风格。首倡唐诗最佳并形成一套理论体系的，是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其后随着元代闽籍诗人杨载、张以宁的宣扬，明初高
等闽中十子的推波助澜，唐诗为中国诗界最高成就逐渐得到大家的接受。在文章方面，中国文人一向崇拜儒学经典，所以，曾有人宣扬“文不读秦汉以后”这种理论。明代福建文学大师王慎中却主张文学中以唐宋八大家最好，其中又以唐代的韩愈、柳宗元为八大家之首，这一观点，也逐渐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
总之，以上史料表明：闽文化的形成与中原文化南传有相当的关系，在福建文化中，保留着许多中原文化的传统，而且构成闽文化的主流。从这一角度来说，福建文化是唐宋中原文化南传的结果，而且基本定型是在五代的闽国时期。
由此可见，在福建人的文化传统中，保存了许多唐代中原人民的习俗与风尚，这些习俗的保存，充分说明闽人的主体是北方移民，闽文化的主干是北方文化。北方文化南渐福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初年的闽越国。其时，无诸率闽越人北上中原作战多年，返回闽土后，建立了闽越国。他们在中原的数年时间里，无疑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不过，闽越人北迁之后，闽地人口极少，虽有永嘉之乱，八姓入闽的传说，实际上，一直到六朝末年，闽地的北方移民不多。而且，其时闽地长期处于割据南方的朝廷统治之下，与北方交通不便，中原文化对闽地的影响较小。隋朝统一后，将闽地置于中央朝廷的直接统治之下，因此，北方文化对闽地的影响大大增强。这类影响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其一，朝廷为了巩固对南方的统治，有意识地在闽中传播中原文化；其二，北方移民入闽，将其文化传播入闽；其三，在唐末五代，福建出现了一个由北方移民建立的政权——威武军政权，其后发展为闽国。本来，在割据时代，是土著意识发展的时代，可是，福建所建立的割据政权由北方人掌权，因此，福建地区在闽国时期受北方文化的影响更为强烈，闽文化的基本特点也在这一时期形成。从威武军政权到闽国灭亡，北方移民对福建的统治长达 60 多年，在这一时期，闽作为南方的一个割据政权闻名遐迩，闽人的地域意识也在这一时期形成。由于闽国的主体族群是北方移民，因此，自隋唐以来北方文化对福建的影响受到巩固，从中原传来的北方文化在福建扎根，由此构成了闽文化的基本性格。
在闽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也受到闽越文化的强烈影响。这是因为，福建毕竟是一个闽越人的区域，尽管闽越人在唐末五代基本汉化，成为新一代的福建人，但在其文化传统中，不能不保留许多闽越文化的孑遗。
第一，从福建人的体质而言，主要是北方人与闽越人的混血。中国的北方人身材高大，南方人身材较瘦矮，这是我们熟知的体质区别。古代的闽越人是典型的南方人，他们身材瘦小，较像今天的马来人种。而自北方人南下福建以后，形成新一代的福建人，他们要比南方马来人种要高一些，但其高度又比不上北方人，呈现一种中间的过渡形态，这种状况一直保持至今。这表明福建人并非纯粹的北方人，或者说是纯粹的闽越人，他们是典型的混血人种。我们说过，直到唐代前期，福建还有许多峒瑶之民，他们原来不受任何政权管辖，直到唐代前期，看到朝廷的政策有利于自身族群的发展，才接受了朝廷的统治。不过，一旦受朝廷管辖，他们便加快了汉化过程，迄至唐末五代，除了南方少数地区外，在闽越土著与北方移民之间，已经很难看出二者的区别，闽国末期发生了连续多年的内战，但这些内战，主要是在统治集团内部进行的，它反映了权力分配的矛盾，在其统治力量因内战而削弱的时候，却未发生因土著与移民的矛盾而引起的冲突，这说明在福州、建州、泉州三大城市的核心区域，土著与移民之间并无特别的矛盾，这一事实反映了移民与土著的同化。不过，土著居民是融入汉民族而不是消失了，因此，闽人的体质不能不反映出他们的体质特点，这是福建人在体质方面与北方人有差距的原因之一。
第二，新的福建人继承了南方的水稻文化。在隋唐时期，中国北方的粮食种植以小米、麦子、高粱为主，南方以水稻为主。水稻在福建的种植，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前的昙石山文化，当时的闽人已经种植水稻。其后，闽人的水稻种植作为一种传统传播下来。水稻的产量高，而且适应南方潮湿多雨的气候，因此，北方民众南下后，也以水稻种植为主。水稻是南方农业文化的核心内容，北方民众一旦接受了水稻，也就接受了一系列的相关农业文化。他们为了扩大水稻的种植面积，必须围垦沼泽，筑陂蓄水，育种插秧，中耕除草，收割打谷，筑碓舂米，从而展开了他们原来不熟悉的农业生产方式；由于他们以水稻为主食，他们也必须接受南方人有关稻米的制作技术。他们摘叶裹棕，酿米作酒，捣米作糍，完全接受了南方人的稻作文化。必须说明的是：这类稻作文化在南方许多地方都流行，在福建也有了数千年的历史，他们相互之间沟通、交流，从而形成共通的稻作文化，所以，稻作文化并非惟有闽越人才有，但新福建人所继承的稻作文化，当然是以闽越人为主的。
第三，新的福建人继承了南方旧有习俗传统。以划龙舟这一习俗而言，流传于南方许多地区，但在北方不太流行。这是由于：划龙船一直是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它的产生，人们曾经将其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屈原，有人以为：屈原投江后，当地民众划船去找屈原的尸首，因而形成了划龙舟的习俗。其实，划龙舟的习俗在东南亚国家十分流行，当地各民族都有划龙舟的习俗，他们流行这一习俗不可能是从中国传去的。从这一点看，划龙舟习俗的产生不应是从屈原开始，而是一种南方普遍的习俗。它应与南方人的龙崇拜有关。在唐五代之际，新的福建人形成之后，划龙舟也成为他们的传统之一，这是南方习俗的影响。其次，以埋葬习俗而言，中国北方人流行的习俗是入土为安，棺葬是最流行的习俗。但自唐宋以来，福建民间一直存在着洗骨葬的习俗，这种葬俗的特点是：将死人入葬后数年，待尸体化解，便将葬地挖开，将死人的尸骨拣出，经焚烧之后，将骨头装入瓷罐中重新埋葬。这种习俗不见于北方，甚至南方其他省份也不多见，但这种葬俗在福建十分流行。据凌纯声的考证，东南亚一带也流行这一习俗，说明它是一种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后来影响了福建人。
第四，信巫好鬼，多淫祀。古代闽越人信巫好祀，这是从汉代即有记载的文化传统。《汉书》记载闽粤国灭亡以后，粤巫进入汉宫，汉武帝宠信粤巫，让他们用鸡卜的方式卜卦，汉武帝扩建甘泉宫，据说也是受粤巫的影响。可见，闽越人好巫术，在当时即十分有名。唐宋以来，福建人一直延续着这一传统，在福建的民间信仰中，有一些是产生于唐五代时期的，诸如古田的临水夫人，莆田的湄洲神女，闽北的马仙姑，她们的生前，都是乡村女巫。在福建人中流行这样一种习俗：有病不求医而是拜佛求神。他们认为：一个人生病，是因为他曾经不小心触犯了某种精灵，只要将这种精灵驱逐，便能治好病。因此，他们生病不是看医生，而是拜菩萨。这种习俗造就了巫师这一行业。因为，闽人拜神，多是由巫师作中介，巫师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沟通人与冥界、神界，从而得到神明的宽恕。这种习俗应是闽越文化遗存，因为，它与北方人淡于宗教的文化精神是不同的。北方人更重视人生，对神明抱一种若即若离、似信非信的态度，孔子曰“祭神如神在”，是这种态度最典型的表示。他们并不否定神明，但对神明又不是十分相信，因此，唐宋以来福建人“信巫好鬼，多淫祀”的习俗，是从闽越人当中继承的。事实上，福建许多民间信仰来自闽越古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