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唐代前期，闽中以闽越遗民为多，虽说他们的汉化程度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但在北方人看来，闽人还是“蛮夷”；中唐以后，随着北方移民的南下与开发，福建从不发达区域一跃成为国内文化较发达的区域之一，从而出现了福建发展史上最关键的转折。
隋朝是中国经历了四百多年的割据后，重新建立的一个全国性的政权。但隋朝和秦朝一样，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短命政权，它建立于公元 581 年，灭亡于公元618 年，前后仅存在 38 年。隋军于 589 年灭亡统治南方的陈朝，从而将其统治范围覆盖闽中。
顾炎武在《日知录》一书中说，隋朝之富为历代所无，朝廷在洛阳的含嘉仓等地方，筑起了巨大的仓库，运来各地缴纳的粮食，堆积如山。在隋末农民战争中，占据含嘉仓的数十万农民军，在这里生活数年，也未将含嘉仓的粮食吃完。然而，国富并不一定意味着民富，隋朝末年老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隋末的农民起义之多也是罕见的。隋朝统治福建以后，发生了两次农民大起义，第一次起义，是因为隋朝统一南方后，施行严苛的制度，引起了民众的反抗，福建是抗隋军队最后坚持的地方。第二次大起义发生于隋末，燃遍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烈火将隋朝推翻，福建民众也起来攻城略地，共同摧毁了隋朝的统治。总之，在隋朝统治福建的 30 年内，以动乱为其特点。不过，就像秦末农民大起义将闽中与中原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一样，隋代的两次农民大起义，也使闽中的民众与中原民众的命运息息相关，从此，再也没有力量将其分开。
从唐朝建立的 618 年到 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福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隋末割据中，占据江南的李子通将其统治范围伸展到闽中，李子通降于唐朝后，唐军于武德四年进入闽中。唐朝对南方的统治吸取了隋朝失败的教训。隋朝刚统一南方的时候，马上将在北方中原地区实行的统治方法移植到南方，但南方的社会整合程度一向比不上北方，民众习惯了散漫随意的生活。朝廷一下子在南方贯彻北方式的严厉管制政策，南方民众无法适应，从而起来造反。唐朝建立后，改变了隋朝的苛政，朝廷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彻底放弃隋朝从民众刮取的钱财的指导思想。对于南方人口稀少的区域，唐朝的赋税一向较少，纵然有加税，也很少在南方区域打主意。唐朝一代，福建的土贡不过是生姜、鲨鱼皮之类的东西，都是福建的土特产。唐朝赋税的压力，主要是由中原地区所承担的。因为唐朝的轻税政策，福建山峒的许多民众都感到：倘若从自由的状态进入唐朝的管理之下，对本地的开发利大于弊，所以，于是，一个又一个山峒的豪强，率领其民众，主动投靠唐朝在福建的官府，古田、尤溪诸县，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这种变化，显然大大巩固了朝廷对南方的统治。这也是唐代福建较少动乱的原因。
从安史之乱发生（755）到唐僖宗乾符五年（878），是隋唐五代福建开发史的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北方的战乱延续不断，而福建及其他南方地区成为一片安定的绿洲，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的开发重心开始转向南方。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趋势之下，福建的开发也有了新的成果。其表现是北方人口进入福建，促进水利的建设、农田的开辟，以及文化事业的发展。
从黄巢入闽的公元 878 年到宋朝统一福建的 978 年，福建历史进入了一个战乱与发展都很突出的时期。乾符五年，黄巢率其部下掠过福建，进入岭南。数年后，黄巢打入长安，几乎摧毁了唐朝的统治。黄巢过闽，是福建历史上的一大事件。过去，人们将其当作农民起义的领袖，每每对其有不符合事实的夸饰。但在实际上，黄巢过闽对福建造成极大的破坏。黄巢入闽，其志在攻入岭南，并没有在福建长久驻扎的打算，因此，他每到一处，都焚掠一空。建州与福州两大城市，都遭到黄巢部下的破坏。唐僖宗光启元年（885），来自北方光州与寿州的一支移民队伍进入福建。这支队伍的首领原为寿州人王绪，但其部下以光州固始人为多。在南安发生的兵变中，固始人王潮与其兄弟王审邽、王审知掌握了这支移民队伍的控制权，他们攻下泉州为根据地，在陈岩死后，他们又于唐昭宗景福二年（893）攻下福州，从而统一了福建。这一时期，由黄巢起义开始的大乱已经波及全国，几乎每一区域都有争夺权力的战争，每一块土地都在流血。幸而王氏兄弟在夺取政权之后，以安民为其主要政策，福建保持了三十多年的安定，从而使福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在动乱中无法安居的民众，纷纷进入福建避难，这导致了福建人口的大幅度增长，福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在这一时期达到较高的水平，文化也有很大的发展，福建从此成为可与中原区域媲美的发达区域。
后唐同光三年（925）王审知去世，次年，其子建立闽国。从此，福建又进入一个政治上的动荡不安时期。闽国的首脑多死于宫廷政变，王氏兄弟之间的矛盾后来发展成内战，结果，在南唐保大三年（945），王氏闽国被南唐灭亡，而吴越国也乘机侵入闽土，控制了福州地区。南唐与吴越争夺福建，泉州的留从效乘机而起割据泉漳二州，于是，福建形成了闽土三分的局面。公元 960 年，宋朝建立，在宋朝强大的压力下，南唐被灭，吴越国的钱氏与割据泉漳的留从效继承者陈洪进被迫向宋朝献土，于是，宋朝于 978 年统一了福建。
总结隋唐五代福建的历史，大约是安定多于战乱，战乱主要在头尾的隋代与五代，中间多数时期福建处于安定的条件下，因此，这一时期福建经济文化面貌的变化极大。
在隋朝统一福建之前，福建长期处于分裂的状态中，地方割据势力与朝廷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往往演变为战乱。两汉六朝的闽中，一直不受重视，如果它进入了史册，那么多半是发生了战乱。就其著名的来说，有汉武帝与闽越国的战事，东汉末年的贺齐入闽与山越人作战，东晋末年的卢循过闽，陈朝时期的陈宝应之乱等等，小的反叛更是不可计数。隋军入闽后，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反隋起义。所以，当时官方对闽人风俗的评价是“喜乱好斗”。但自唐代以后，闽中与中央的关系彻底变化。唐代中叶以后，北方中原地区陷于长期战乱之中，而夙以“喜乱”闻名的福建，却安然在唐朝廷的管辖之下，几乎没有大的动荡。唐末的黄巢入闽，是北方的动乱因素影响到南方，其后成立的王氏威武军割据政权，则是在天下割据的背景下，以拥护中央政权闻名的地方。由此可见，唐五代时期，福建与朝廷的关系发生彻底的转变，从以对抗为主变为以协调为主。政治环境的变化，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隋朝统一福建时，闽中仅设四县，共有 12420 户，人口之少，南方罕见。由于闽中人口太少，隋朝还从海外荒岛掳掠人口。隋炀帝大业六年（610），“二月乙巳，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击流求，破之，献俘万七千口，颁赐百官”。
其时，福建人口稀少，掳掠来的台湾人口，应是补充福建地区。明代何乔远的《闽书》记载：“福庐山……又三十里，为化南、化北二里，隋时掠琉球五千户居此。化里，则皇朝大学士叶向高之乡。”
可见，当时隋军从台湾掳掠而来的人口，主要在福清等地定居。这是福建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唐朝建立后，北方人口渐次进入福建。唐代前期的陈元光开漳，是福建史上最重要的移民之一。
唐朝击败江南的割据势力后，派使者王义童入闽招抚各派势力，随即将闽中分为二州，即建州（原建安郡）和泉州（今福州），并派兵戍守。宋代的《仙溪志》记载：“威惠灵著王庙二，在枫亭之南、北。按，漳浦《威惠庙集》云：陈政仕唐副诸卫上将，武后朝戍闽，遂家于温陵之北，曰枫亭，灵著王乃其子也。今枫亭二庙旧传乃其故居。”
根据这条史料，陈政于武则天时期入闽，居于仙溪县境内，当时仙溪县隶属于泉州（今福州）。作为唐朝的战将之一，陈政入闽不会是单独的行动，他应率领一批军队同时南下，所以，陈政戍闽本身意味着成批的北方将士入闽。唐朝派军队入闽是因为隋末民众起义之后，岭南长期动乱不安，为了保持这一区域的稳定，必须有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作为唐朝统治的基础。“陈元光父子奉命讨贼，兴建营屯，扫除凶丑，方数千里间无桴鼓之警。又为之立郡县，置社稷，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至捐命陨躯而后已。”
“永隆二年盗起，攻南海边鄙。琔受命专征，令元光提兵入潮，伐山开道，潜袭寇垒，俘馘万计，岭表率平，还军于漳，奏请创置漳州。”
漳州的建立，对福建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其实，早在六朝时期，九龙江以南即有绥安县、兰水县，后来因为蛮獠的入侵，绥安县和兰水县都被迫放弃。蛮獠的生活方式与汉族不同。他们以烧山种畲为其特点，每到一处便选择肥沃的山地焚烧，而后在雨水中种下旱禾等农作物。次年选择新的山地再次烧畲。这种习俗使蛮獠成为一个流动的民族，每年都要搬一次家，不断在南方各地开山种畲。因而，他们很容易与从事定居农业的汉族发生冲突。绥安县和兰水县设立后又被迫撤除，应是蛮獠从外地入漳所致。陈政、陈元光父子经营漳州，实际上是想从蛮獠的手中抢回土地，以发展定居农业，解决新来汉族对土地的需求。但双方冲突激烈，陈元光最终死于这类战事。其后，陈元光子陈珦继承其位，汉族对漳州的占领仍然无法稳定。从历史的高度鸟瞰唐代的福建史，唐初陈元光开漳及其后漳州境内的动荡，反映了汉族与南方民族的冲突尚在延续，但是，它已经不是发生在福建的核心区域，而是退到福建的南部边缘地带；其次，冲突的主角已经不是闽越人的后裔，而是从湘黔一带迁徙而来的蛮獠。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唐朝已经基本控制了福建的腹地。唐代福州、泉州、建州水稻经济的繁荣，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
唐代的福建仍是汉夷混居的区域。人们对福建的民族是这样记载的：《开元录》云“闽越，州地即古东瓯，今建州亦其地。皆虵种，有五姓，谓林黄是其裔。《十道志》云：嗜欲衣服别是一方”
。《十道志》和《开元录》都是唐代前期的作品，这两本书谓福建二州人“皆虵种”，“虵”，通常释为“蛇”，《说文解字》云：“闽，东南越，蛇种。”说明当时的闽人多为闽越人后裔。除了闽越人之外，另一部分是“蛮獠”，他们与北方南下的移民杂居。从血缘而言，唐代前期，福建应是“蛮夷”多于汉人。独孤及提及福建：“闽中者，左溟海，右百越，岭外峭峻，风俗剽悍。……岂椎髻殊俗，覆车畏途，足为志士之怵惕哉。”
张玄晏撰写的《授王潮威武军节度使制》：“况闽越之间，岛夷斯杂，非威望不足以慑伏……雅负将材，尤精夷理。”
王潮从泉州攻打福州时，“平湖洞及滨海蛮夷皆以兵船助之”。
乾宁元年（894），“黄连洞蛮二万围汀州”。
黄连洞位于现在的宁化县、建宁县一带，在福建的西部。
唐代的诗文中，言及闽地，常将其当作蛮夷之地。刘长卿的《送乔判官赴福州》：
扬帆向何处？插羽逐征东。
夷落人烟迥，王程鸟路通。
江流回涧底，山色聚闽中。
君去凋残后，应怜百越空。
大历时包何作《送泉州李使君之任》：
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
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
顾况的《酬漳州张九使君》咏：
故人穷越徼，狂生起悲愁。
山海万里别，草木十年秋。
薛鹿莫徭洞，网鱼卢亭洲。
心安处处安，处处思遐陬。
陈陶《赠漳州张怡使君》：
旧德徐方天下闻，当年熊轼继清芬。井田异政光蛮竹，符节深恩隔瘴云。
已见嘉祥生比户，尝嫌夷貊蠹南薰。几时征拜征西越，学著缦胡从使君。
以上几首诗，都说明福建有较多的少数民族，其中又以漳州为典型。如诗文中的“莫徭”和“卢亭”，其中莫徭人应是畲族，而卢亭则是疍家人。
由于福建是“蛮夷之地”，在中原官僚看来，连被派到福建来做官也是可悲的。所以会有以上列举的诗。事实上，唐代福建是流放官员之地。直到唐末，福建人还受到中原人的歧视，被视为蛮夷之邦的来客。陶谷的《清异录》记载了一个闽商受辱的故事：“荆楚贾者，与闽商争邸，荆楚贾者曰：‘尔一等人，横面蛙言，通身剑戟，天生玉纲，腹内包虫。’闽商应之曰：‘汝辈腹兵，亦自不浅。’盖谓荆字从刀也。”
这都说明：闽中尚有不少非汉族的土著，他们应是闽越人的后裔。
不过，这一时期的闽人在汉化的道路上已经有相当的进展。在这方面，语言是最好的参数。古代闽语与中原语音不通。古人引贾谊之说：“闽越之子，生而同声，及其长也，累重译而不能相通者，其习使之然也。故士风民俗在素教习之而已。”
而现代福建方言是越系闽语与北方汉语的结合，但以唐宋北方话为主体，这已是语言学者们的共识。
那么，唐代闽人使用什么语言呢？这里有一条材料值得注意。唐代大诗人刘禹锡为福建观察使薛謇写神道碑时云：“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浮筏者与华言不通。”
粗读这条材料，大都会觉得唐代福建话只怕与北方话有相当大的距离，可是，细审之后，才发现并非那么回事。刘禹锡在这里指出的仅是两部分福建人与“华言”不通，其一是“家浮筏”者，从其生活方式来看，他们是福建早期的疍家人；其二是“居洞砦”者，这是指生活在福建偏僻山区的“蛮獠”。有前二者的“与华言不通”，自然衬托出居于平原及沿海的闽人是使用“华言”！！而且，这一推论是与语言学家的研究相通的。中国语言学家主流一直认为：福建的方言主要成分是古代中原汉语！
那么，这也说明，唐中叶福建人主要使用与中原相通的汉语。当时福建人主要生活在福州、建州、泉州三地，换句话说：这三州已是以汉族为主体了。进一步推论，福建汉族方言的形成，与北方汉族南下有关，两个民族相融，总是选用最有优势及人数较多一方的语言——尽管其中会混入少数一方的语言。自晋唐以来，北方汉族多次大规模南下福建，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新闽人使用“华言”，它表明新闽人中已经流行“华言”！由此可知，《开元录》谓福建二州人“皆蛇种”，是从血缘上来说，带有歧视边海民众的味道，实际上，唐代中叶福建的主要民众已经在使用华言了，尽管它与正宗北方话相比有些变味。宋初，陈洪进的参军刘昌言得到宋太宗重用，一些人挑拨离间：“昌言闽语，恐奏对难会。”
盖因福建话是北方话与福建土著语言的混合物，所以有闽语难懂的评价。不过，当时宋太宗愤怒地驳斥离间者：“我自会得，干卿何事！”这也说明，北方人只要花一些工夫，还是可以听懂福建话的。这是因为，福建话本质上是“华言”的一种。华言的流行，表明福建主要地区“蛮夷”的汉化已经到了较高的水平。
唐代前期福建的发展体现于州县的建立。在南朝时期，福建已经有了三郡并立的建制，这就是闽北的建安郡，闽东的晋安郡，闽南的南安郡，隋代将三郡并为一郡，名为闽州，后又改为建安郡。唐朝建立后，逐步恢复了三郡并立的建制，而后又成立了漳州与汀州，于是，福建有了五个州郡，即福州（又名长乐郡）、建州（建安郡）、泉州（清源郡）、漳州（漳浦郡）、汀州（临汀郡），新县的设立也很突出，盛唐时期，福建已经有 25 个县了。开元二十一年（733），设福建经略使，领福、泉、建、漳、潮五州，这是“福建”之名首次见于历史。福建的人口，从政府掌握的数字看，也在盛唐时期达到高峰，开元年间，福建五州共有 109311 户，比之隋代，增加了几倍。唐代人口的增长，一是由于和平的局势下人口的自然增长；二是因为唐朝对福建的统治从点到面，许多山峒民族原来不属于任何政权管辖，此时逐步进入了朝廷的管理之下，因此，官方统计的福建人口总数大有增长。
中原自安史之乱后，逐渐进入藩镇割据的 200 年动乱时期。这两百年里，中原的藩镇割据战争愈演愈烈，驯至唐末，中原每一寸土地都饱经战火洗礼，破坏极惨。例如，唐代的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及秦、毕、孙、扬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
秦宗权横行于河南，“所至屠翦焚荡，殆无孑遗。其残暴又甚于巢，军行未始转粮，车载盐尸以从”，在他的破坏之下，辽阔的中原大地，“极目千里，无复烟火”
，几乎成了鬼蜮世界。
自汉晋以来，中原每一次战乱，就有大批人口南迁，安史之乱后，即有来自外省的民众进入福建。宋代文学家杨亿为杨徽之写的行状云：“公之先，华阴人，永嘉之乱，流寓江表，占籍上饶郡。凡十余世。唐上元中，刘展叛涣，吴会骚然。公之六代祖遂举族避地于建安吴兴，因为著姓。”
又如他为朋友彭氏撰写墓志铭，说到“至君之七代祖，始占籍建安”
。杨亿为宋初之人，他朋友的七代祖先，应为唐中叶时入闽。杨亿的记载说明唐代中叶有杨、彭诸姓进入浦城。其他各县亦有类似的例子：
宋仕唐，字世卿，遂安人，元和中进士，任建阳丞，公廉有守，遇事通晓，爱邑山水风俗，病革，嘱其妻曰：我有遗爱在民，即不讳，可聚族于此。后子孙遂世居焉。
可见，从唐中叶开始，进入福建的北方移民就多起来了。迄至唐末，中原军阀混战更为激烈，南迁人口的规模也扩大了。如淮南道“被兵六年，士民转徙几尽”
。他们许多人辗转来到福建，如《建阳县志》记载：“中原离乱，则士大夫莫不扶老携幼，避诸闽中，而建又为闽之都会”，以故，来到当地的人很多。
在中古时期，中原一带盛行聚族而居的风气，因此南下移民也大多是全族迁徙，例如，唐末名士韩偓就是带着全族人众入闽的。为了旅途安全，许多宗族联合行动，如东昌刺史蔡炉，“同妹夫刘翱既西河节度使翁郜，率领五十三姓入闽”
。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光州刺史王绪“悉举光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
。关于光寿移民的数量，福建史籍大都笼统地说是五千，从以上记载中我们知道，五千是士兵的数量，并未将“吏民”统计在内，其总数理应超过五千，《新五代史·闽世家》记载，王绪入闽时“有众数万”，后一数字大体反映了光寿移民总量。
王氏政权是一个北方移民在南方建立的政权，它的 60 年统治确立了北方文化在福建的优势地位。这与同时代南方诸国不同。闽国之外，吴越、南汉等政权都是南方土著的政权，因此，王氏的闽国成为北方移民向往的地方。大批北方移民进入福建，促进了福建的开发，也使福建一跃成为南方最发达的区域之一。
对于淮南道之外的北方移民，王闽政权也是热烈欢迎的。王氏昆仲在福州和泉州都设有招贤院，招揽北方士人。“如唐右省常侍李洵、翰林承旨制诰兵部侍郎韩偓、中书舍人王涤、右补阙崔道融、大司农王标、吏部郎中夏侯淑、司勋员外郎王拯、刑部员外郎杨承休、弘文馆直学士杨赞图、王倜、集贤殿校理归傅懿，及郑璘、郑戬等”，皆是招贤院的座上客，王审知供给他们生活用品，使他们平安地度过余生。
因此，北方士人称赞王审知：“诚莫于我公”
，这是很高的评价。由于以上原因，才造成唐末五代福建人口的增长。
北方移民的籍贯。唐末五代的入闽移民来自各方，其中无疑以淮南道人最多，来自淮河以北的中州移民也不少，有来自河南的，也有来自山东的。这是由于王审知实行招揽北方移民的策略，所以，自光寿移民入闽后，又有大批北方移民入闽，造成闽人籍贯多样化的倾向。以故，《建安志》云：“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逃难于此，备五方之俗。”
唐代福建人口过于稀少，不改变这种状况生产力很难发展。《新五代史·闽世家》记载，王绪入闽时“有众数万”，后一数字约略反映了光寿移民总量。晚唐时期福建人口稀少，元和年间闽中仅 7 万多户，而后又在黄巢大屠杀中有所减少，约在 5 万户上下。而王绪率众入闽，即达数万人，若以一户五口为计，唐末光寿移民约占福建人口的五分之一，这不能不改变福建人口的构成。自此以后，中原移民成为福建人口的主流，他们和福建土著混血，形成新的福建人。
唐末五代的北方移民促进了福建的开发，例如：“邹勇夫，光州固始人，从王潮入闽”，他受命镇守归化镇，“至则蓁芜亘野，烟火仅百家。乃招集流亡，葺理宅舍，民襁负而至，始遂生息。五代干戈相寻，而归化独不被兵，人物蕃阜，田野垦辟，勇夫之力也。子孙因家焉”
。毫无疑问，北方人口南下使福建各地人口都有较大增长，如兴化县，“迨王氏自光州固始入闽，而一时仕宗宦族从而南，则大姓大都横纵矣”。
民国莆田县志谓：“王氏居闽，与五代相终始，是时闽地安谧，中州避乱者皆举族南来，莆户口繁殖当在此时。”
又如仙溪县：“置县之始，人烟稀疏，五季干戈，北方避地者多居于此。”
因此，后人有这样的论述：“王氏以五千人渡江，据有闽中，地始改辟，民始改聚。陵夷迄于五代……入闽之族益众。”
宋初的《太平寰宇记》记载，当时福建全省共有 467，815 户
，以宋初福建户数比之唐元和时福建户数，这一时期福建净增 393，348 户，为原数的五倍多！
从居民的民族属性来看，唐代也是福建的一个转折时期。福建是以闽越人的居住区进入北方汉人视野的。两汉六朝时期，闽人逐步汉化，但民族隔阂存在。直到唐代的《开元录》，还说福州与建州之民的林黄二姓，多为“蛇种”，“蛇种”是对闽越人的贬称。《尤溪县志》说：“唐以前民率岩居谷汲，怙賨险蠕选，观望不内属，中国宾之。”
这条史料也说明尤溪县在唐以前以少数民族居多。由于以上原因，唐代前期，福建还被视为蛮荒地带。唐五代时期，北方汉族大举南下，福建人口从隋代的 12420 户逐步增长到 10 万多户，再到宋朝统一时的 46 万户，人口数量骤增。导致福建人口增长的基本因素，应是北方人口的南下。当代对闽人的DNA测试也表明，闽人的男性血统多来自北方，而女性血统多来自南方。这一情况应是在唐末五代奠定的。换句话说，新福建人的形成大致在唐末五代。在这个时代，构成福建人主流的福州、建州、泉州三邑之民，和漳州、汀州核心地区的闽越人后裔，都与北方南下汉族混血，成为新一代福建人。他们兼有南北血统，已经成为汉族的一个分支。迄至固始人王审知在闽中掌权，闽中兴起以籍贯固始为骄傲的风气。迄至宋代，不论是林姓、黄姓还是陈姓，还是其他姓氏，几乎所有的闽人都说自己的祖先是从北方迁来的。对这一事实，许多学者都指出其中就有不少冒充的成分。但对一个民族来说，它的辨认，最为重要的不是血缘的真实关系，而是文化的认同。既然这一时代的闽人都认为自己是北方移民的后裔，那就表明他们完全混同于汉族。因此，就文化实质而言，宋代闽人的主体已经是汉人，而从闽越人到汉族的文化认同的变化，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在唐五代。
不过，唐末五代，漳州和汀州的边远地区，还有数量较大的“蛮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