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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期，吴国在东南崛起，西晋统一后，又有东晋及南朝的宋、齐、梁、陈割据南方。六朝时期闽中的人口应以闽越人的后裔为主，同时又有不少汉人进入闽中，所以，六朝闽中历史的特点是汉越文化进一步交融。
闽越灭国之后，汉武帝因“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但闽地辽阔，山地复杂，有许多闽越遗民躲过汉军的搜山，待汉军退还江淮后，这些遗民重返居住地，自立为冶县，并得到汉朝的承认。但是，当时闽中的人口极少，全闽仅立一个冶县，而其居民，应是以闽越人为主。其后一直到西汉末年，有关冶县的记载特少。东汉时期，汉朝的国都从长安东迁洛阳，江淮一带有较大的发展。东汉在闽中设立南部都尉，加强对闽中的管理。其时，东冶县是汉朝东南重要的港口。
东汉末年，孙策、孙权经营东南。建安十二年（公元 207），孙吴在闽中设立五县：候官、建安、南平、汉兴，其一史阙载。东吴永安三年（260），建安郡建立，辖有建安、将乐、邵武、建平、吴兴、延平、东安（南安）、候官等九县，数月后又增加了绥安县，这十县中，有八县都在闽西北，沿海只有候官和东安（今南安）二县，当时闽北是吴国统治闽中的主要基地。其时闽地经常发生反抗孙吴的起义，而东吴也常派兵南下闽中作战，每次战胜后，都将俘虏的越人编入军队，带往江南一带屯垦作战，这使闽中再次流失许多人口。
东晋末年闽人的第三次外迁。东晋末年，东南沿海暴发了孙恩、卢循起义。孙恩以船为家，频频袭击东南沿海、沿江城镇。失败后余众推卢循为统领，“元兴元年正月，卢循自称征虏将军，领孙恩余众，略有永嘉、晋安之地”
。卢循在晋安郡（今福建沿海）前后一年，沿海船民纷纷加入卢循之众。其后，卢循从海上入广州，北上湘江、赣江，分二路攻打晋朝的城镇，最后一直打到建业城下，几乎夺取了东晋政权。卢循南下广东也带去了不少福建民众。
由于福建人口多次流失，长期以来，闽中人口稀少，是南方最落后的区域之一。西晋福建设立了两个郡，然而，无论是建安郡还是晋江郡，人口都不多，据《晋书·地理志》的统计，二郡各有 4300 户，也就是说，当时全闽不过 8600 户人家，平均每县只有几百户人家。《宋书·州郡志》载建安郡“领县七，户三千四十二，口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晋安郡“领县五，户二千八百四十三，口一万九千八百三十八”。由此可知，南朝闽中人口比起晋代更少一些，由晋代的 8600 户减至 5885户。这种状况一直到隋代也没有多大变化。据《隋书》地理志，当时闽中仅设一郡四县，共有 12420 户人家。其时闽中的人口不仅远逊于北方，而且远逊于周边地区，无论是浙江还是岭南、江西，其人口都比闽中多。
从两汉到六朝，迄至隋朝，闽中人口稀少，闽越文化断续不绝，而后又有中原汉族南下福建，奠定了汉越相融的基础。
在福建历史上有“永嘉之乱，八姓入闽”之说。例如，《闽中摭闻》说：“晋永嘉时，中州板荡，衣冠入闽者八族，林、陈、黄、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无复北向，故六朝仕宦名迹，鲜有闻者。”
这件事情的背景是这样的：西晋统一南方之初的太康年间，闽中建安和晋安两郡的人口不过 8600 户。其后西晋发生了“八王之乱”，而北方胡族纷纷起兵。永嘉五年（311）匈奴贵族刘渊派兵攻克洛阳，屠杀西晋贵族及平民数万人，北方大乱。中原人士纷纷南下。张籍的《永嘉行》咏道：“黄头鲜卑入洛阳，胡儿持戟升明堂。晋家天子作降虏，公卿奔走如牛羊。紫陌旌旙暗相触，家家鸡犬惊上屋。妇人出门随乱兵，夫死眼前不敢哭。九州诸侯惊旷土，无人领兵来顾主。北人避胡皆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
这首诗是说永嘉大乱之时，不少中原大族南迁至江浙一带，他们虽在南方定居，往往保留中原的“晋语”，其中名为“永嘉”的温州是最典型的。在这一时代，也有一些来自北方的“晋人”进入闽中。宋初《太平寰宇记》在“福州”与“泉州”条下，都有晋人南迁入闽的记载。如“泉州”条云：“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
近年的晋江考古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南安境内的晋江两岸，有不少地方都发现晋人的墓葬。对这一问题，福建学者也有研究。朱维幹教授引述唐代林蕴的《林氏族谱序》：“汉武帝以闽数反，命迁其民于江淮，久空其地。今诸姓入闽，自永嘉始也。”
五代时期闽人詹琲有一首《忆昔吟》：“忆昔永嘉际，中原板荡年。衣冠坠涂炭，舆辂染腥膻。国势多危厄，宗人苦播迁。南来频洒泪，渴骥每思泉。”
除了詹氏之外，其他姓氏也有不少是从永嘉时期入闽的。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三十二》云：“《闽中记》十卷，陈氏曰：‘唐林谞撰。本朝庆历中有林世程者重修，其兄世矩作序。谞，郡人，养高不仕，当大中时。世程，亦郡人也。其言永嘉之乱，中原仕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如其所云，唐代林谞著《闽中记》时，原文作“中原仕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北宋的林世程续写《闽中记》仍然保持这种说法。但到了南宋时期，福建文献就将四姓增加为八姓，如《三山志·版籍类一》云：“永嘉之乱，衣冠南渡，时如闽者八族。”
邓肃的《栟榈集》也说：“晋永嘉中有八姓入闽者，‘何’其一也。”
可见，福建史籍中应是先有“四姓入闽”的传说，而后有些人发现永嘉时入闽的不止四姓，便将其发展为“八姓入闽”之说。这八姓是“林、黄、陈、郑、詹、丘、何、胡”。
大致说来，永嘉士族南迁入闽，是在唐宋之际即有的传说。对这一传说，福建史学界分为两种意见，有些人认为这一记载是可靠的，但朱维幹教授在《福建史稿》中提出不同意见和质疑。他认为：其一，永嘉年间，是否有中州人民入闽值得怀疑，因为东晋为安置北方“侨民”而在南方建立的侨县、侨州，没有一个是在闽中；其二，即使有八姓入闽，也绝不是高门望族，而是所谓“寒族”。
朱维幹教授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
东晋时期，江浙一带尚为初步开发区，人口稀少，因此，这一时代南下的人口，大多分布在长江以南一带。与江南相比，福建地处海隅，境内多山，可耕田少，加上交通极为不便，南迁人口主要居住于江南，而不是进入闽中，是可以理解的。其次，据史书的记载，这一时期福建人口相当稀少，西晋闽中全境不过 8600 户，而到了南朝宋时期，反而下降到 5885 户，这一统计数据也许说明不了什么，但从中无论如何看不出永嘉年间北方人口大举进入闽中的痕迹。但是，要说两晋北人入闽完全是虚构的，看来也不成立。因为考古表明：福建在晋以后的确有外来人口。以泉州境内的考古来说，汉代的墓葬迄今尚未发现，表明这一时期当地人口稀少，所以，留下的墓葬亦少，至今未见。但是，泉州境内却发现了许多东西晋与南朝的墓葬，墓葬方式与器物风格“与江南地区六朝墓完全相同”
，如果这不能说明中原汉族入闽的话，至少可以说明江南民众在这一时期入闽。其中有一墓中发现一颗铜铸的“部曲将印”，说明其主人生前为部曲将，这是一个八品官，担任这一官职，也许不是贵族，但至少是一有身份的人。从文献记载来看，南朝“侯景之乱”时，确实有一些三吴地区的人民避入闽中等地。《陈书》记载：天嘉六年（565）陈朝皇帝三月乙未的诏书：“侯景以来，遭乱移在建安、晋安、义安（潮州）郡者，并许还本土，其被略为奴婢者，释为良民。”
侯景之乱是发生于梁太清二年（548）的事件，其时降梁的东魏大将侯景勾结戍守长江的萧正德，渡江进攻建康（南京），次年攻破台城，繁华的建康被焚掠一空，梁武帝被困饿死。接着，侯景领军横行三吴，烧杀掠抢。后来侯景在建康称帝。侯景军所到之处屠城洗劫。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侯景之乱”。当时割据闽中的陈宝应载粮食去会稽一带贸易，带回许多江南人口。史书载陈宝应因此实力大增，可见当时流入闽中的江南人口之多。经过 17 年的动乱，当陈朝击败陈宝应后，下此诏书，即是为了让这一批因灾难而被迫进入闽中的人口回到家乡。
总体而言，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民众大举南迁，虽说他们大都安置在长江南北的“侨郡”与“侨县”，但也有一部分人进入闽中，在福建沿海及闽西北居住。他们的到来，增加了闽中汉族的成分，同时也加快了闽中汉越民族的交融。不过，必须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进入闽中的各姓，未必是北方大族，更多是是江南一带的平头百姓。其次，他们的数量并不太多，因为直到隋朝统一闽中，建安郡四县的人口仅 12420 户
。可见，“永嘉之乱，八姓入闽”，并未造成闽中人口的大增，它的意义仅是增强了闽中的汉文化因素。
唐代的《开元录》谈到福州时有这样一段话：“闽越州地，即古东瓯，今建州亦其地。皆蛇种。有五姓，谓林黄是其裔。”
这是说，福州林黄等五姓是“蛇种”，而“蛇种”正是“说文解字”对“闽”一字的解释。可见，迄至唐代，仍然有人认为闽人是古代闽越人的后裔！林、黄、陈、郑历来是福建的四大姓，《开元录》所说的闽中五姓，应当包括这四大姓。但是，前引《三山志》，称闽中“林、黄、陈、郑、詹、丘、何、胡”八姓皆从中原南迁。那么，林、黄、陈、郑等福州大姓究竟是什么地方人？我认为，实际上，这八姓中，可能只有部分是从北方南迁的，而其中多数，应为越人后裔。闽中大姓，在六朝时期也有人提及。《陈书·陈宝应传》言及陈宝应“世为闽中四姓”
，陈宝应反叛时，陈朝对他大肆声讨，其檄文曰：“案闽寇陈宝应父子，卉服支孽，本迷爱敬。梁季丧乱，闽隅阻绝，父既豪侠，扇动蛮陬，椎髻箕坐，自为渠帅。”
可见，在陈霸先看来，陈宝应这一闽中四大姓之一的首领，实为“渠帅”。
“渠帅”是当时的中原贵族对少数民族首领带有侮辱性的称呼，陈宝应被称为渠帅，说明他确实是越人子孙，而在陈朝之前，闽地的渠帅一直很活跃。例如：《梁书》云：“闽越俗好反乱，前后太守莫能止息，侃至讨击，斩其渠帅陈称、吴满等，于是郡内肃清，莫敢犯者。”
闽人首领陈宝应的盟友——在江西一带反陈的土豪首领周迪及其部下也被称为“渠帅”。
此外，隋初江南反隋军首领高智慧的部下，也被称为“渠帅”。
从六朝时期闽中多为渠帅掌权这一事来看，当时闽中多为越人子孙，否则，他们不可能控制闽中。
以上史料证明了六朝时期越人的血缘在福建长期延续，其主要家族有林、黄、陈、郑诸姓。福建民谣有“林陈半天下，黄郑满地走”之说，这是说，林、黄、陈、郑诸姓是福建大姓，其中陈林就占了一半以上人口，黄姓与郑姓的数量也无法数清。就此来看，这说明林惠祥教授认为现代闽人中有相当比例的古越人血缘，是有一定道理的。
汉族是一个血缘相当复杂的民族，她以华夏族为主体，并在发展过程中融合了许多民族。吕振羽等老先生认为：夏、苗、越、夷是汉族四大来源。越人生活于东南滨海区域，北至山东半岛，南至北部湾，都是他们活动的区域。他们融入汉族有先有后，也有一部分越族形成了独立民族，如壮族等民族。因此，我们仅仅证明福建人中有越人血缘，其实并没有为以往的知识增加些什么，我们想要弄懂的是：闽中越人是在什么时候基本完成汉化的？六朝时期的闽中越人汉化达到了什么程度？
六朝时期的社会习俗，重视门阀制度更胜于民族差异。这一时代人们重视的是门第与文化传承，那些从汉朝以来显赫的世家，被认为是汉文化的继承者，在政治上享有较高的地位。因此，这些家族被视为世家大族。在江南地区，王、谢、顾、陆四姓被视为大姓，其他各姓皆有品次。其时，山越人分布于长江南北的许多地区，汉朝对他们的统治较为宽松。但在吴国时期，朝廷屡次派军队到山区搜索山越人，迫使他们下山，吴国将俘获的山越人编入军队，带到江淮屯田、打战，这一政策的长期执行，便将山越人压迫为社会最底层的部曲。由于这一原因，六朝时期对山越人的歧视是相当严重的。在这一风气之下，闽中的越人也受到歧视。不过，除了越人之外，普通的汉人家庭，同样受到世家大族的歧视，因此，这一歧视主要不是民族歧视，而是门第歧视。由于汉人的下层群众与越人一起受压迫，所以，共同的命运将他们逐渐联系在一起，反而促成了六朝时期的南方民族大融合。从总体趋势而言，魏晋南北朝以来，虽然门第制度盛行，但其最后结果却是出现民族大融合的局面，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下层民众同生死、共命运而造成的。
在南方地区，门阀制度最盛行的是东晋时代。东晋灭亡之后，门阀制度便遭受重大打击。例如，南方四姓中，由于王姓大臣多次在晋末发动叛乱，在政治上的影响大不如以前。谢氏虽然未受太大打击，但它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也逐渐消失。随着寒族刘裕创立宋朝，一批新贵成为朝廷中的实际掌权者，传统的世家大姓只能获得一些荣誉性职务，或是中下层职务。刘宋灭亡后，萧齐、萧梁取而代之，其开创者都是军事首脑。他们所用之人，也多为军官，因此，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使世家大姓遭受重挫。最后，岭南豪族陈霸先取得政权。陈霸先的祖先据说是江南的平民，而后流落岭南，在岭南成长为豪族。在他统治的时代，南方世家大族大多早已衰落。因此，陈霸先掌权，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确定统治阶层，没落的世家大姓受到冷淡。其时陈霸先为了争取闽中土豪陈宝应的支持，与陈宝应通谱，陈宝应家族因而被接纳为皇族。这一事例说明：当时南方的民族界限其实十分淡薄，虽然整个中国还存在着北人对南人的歧视，但在实际上，南方汉人与山越人之间，已经没有很明显的民族差异。陈宝应与陈霸先家族通谱，说明东晋的门阀制度已经彻底崩溃，人们对传统的门阀等级制度已经不太感兴趣，否则陈霸先无论如何都不会与“低贱的”闽中陈氏通谱。因此，这一事件也表明闽中越人融入汉族的过程，它说明闽中陈氏已经被纳入汉族，闽中其他姓氏的闽越人自然与陈氏取得相同的地位。以后，虽说陈霸先在陈宝应叛乱时，又发檄文大骂陈宝应是“卉服支孽”，但其所造成的影响已是无法消除。总之，闽越人自汉武帝平闽越之后，便开始了融入汉族的过程，自两晋及南朝的教化以来，闽越族的主流实际上已经成为汉族的一个部分。
必须说明的是：陈宝应与陈霸先通谱，只能说明福建发达区域土著与汉族的关系，实际上，在广大山区，还存在着各色各样的土著民族，他们直到唐代尚被视为“蛮獠”，因此，多数闽中土著与汉族完全融合，尚要等到唐代中叶。
唐代前期，闽中以闽越遗民为多，虽说他们的汉化程度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但在北方人看来，闽人还是“蛮夷”；中唐以后，随着北方移民的南下与开发，福建从不发达区域一跃成为国内文化较发达的区域之一，从而出现了福建发展史上最关键的转折。
隋朝是中国经历了四百多年的割据后，重新建立的一个全国性的政权。但隋朝和秦朝一样，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短命政权，它建立于公元 581 年，灭亡于公元618 年，前后仅存在 38 年。隋军于 589 年灭亡统治南方的陈朝，从而将其统治范围覆盖闽中。
顾炎武在《日知录》一书中说，隋朝之富为历代所无，朝廷在洛阳的含嘉仓等地方，筑起了巨大的仓库，运来各地缴纳的粮食，堆积如山。在隋末农民战争中，占据含嘉仓的数十万农民军，在这里生活数年，也未将含嘉仓的粮食吃完。然而，国富并不一定意味着民富，隋朝末年老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隋末的农民起义之多也是罕见的。隋朝统治福建以后，发生了两次农民大起义，第一次起义，是因为隋朝统一南方后，施行严苛的制度，引起了民众的反抗，福建是抗隋军队最后坚持的地方。第二次大起义发生于隋末，燃遍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烈火将隋朝推翻，福建民众也起来攻城略地，共同摧毁了隋朝的统治。总之，在隋朝统治福建的 30 年内，以动乱为其特点。不过，就像秦末农民大起义将闽中与中原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一样，隋代的两次农民大起义，也使闽中的民众与中原民众的命运息息相关，从此，再也没有力量将其分开。
从唐朝建立的 618 年到 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福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隋末割据中，占据江南的李子通将其统治范围伸展到闽中，李子通降于唐朝后，唐军于武德四年进入闽中。唐朝对南方的统治吸取了隋朝失败的教训。隋朝刚统一南方的时候，马上将在北方中原地区实行的统治方法移植到南方，但南方的社会整合程度一向比不上北方，民众习惯了散漫随意的生活。朝廷一下子在南方贯彻北方式的严厉管制政策，南方民众无法适应，从而起来造反。唐朝建立后，改变了隋朝的苛政，朝廷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彻底放弃隋朝从民众刮取的钱财的指导思想。对于南方人口稀少的区域，唐朝的赋税一向较少，纵然有加税，也很少在南方区域打主意。唐朝一代，福建的土贡不过是生姜、鲨鱼皮之类的东西，都是福建的土特产。唐朝赋税的压力，主要是由中原地区所承担的。因为唐朝的轻税政策，福建山峒的许多民众都感到：倘若从自由的状态进入唐朝的管理之下，对本地的开发利大于弊，所以，于是，一个又一个山峒的豪强，率领其民众，主动投靠唐朝在福建的官府，古田、尤溪诸县，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这种变化，显然大大巩固了朝廷对南方的统治。这也是唐代福建较少动乱的原因。
从安史之乱发生（755）到唐僖宗乾符五年（878），是隋唐五代福建开发史的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北方的战乱延续不断，而福建及其他南方地区成为一片安定的绿洲，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的开发重心开始转向南方。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趋势之下，福建的开发也有了新的成果。其表现是北方人口进入福建，促进水利的建设、农田的开辟，以及文化事业的发展。
从黄巢入闽的公元 878 年到宋朝统一福建的 978 年，福建历史进入了一个战乱与发展都很突出的时期。乾符五年，黄巢率其部下掠过福建，进入岭南。数年后，黄巢打入长安，几乎摧毁了唐朝的统治。黄巢过闽，是福建历史上的一大事件。过去，人们将其当作农民起义的领袖，每每对其有不符合事实的夸饰。但在实际上，黄巢过闽对福建造成极大的破坏。黄巢入闽，其志在攻入岭南，并没有在福建长久驻扎的打算，因此，他每到一处，都焚掠一空。建州与福州两大城市，都遭到黄巢部下的破坏。唐僖宗光启元年（885），来自北方光州与寿州的一支移民队伍进入福建。这支队伍的首领原为寿州人王绪，但其部下以光州固始人为多。在南安发生的兵变中，固始人王潮与其兄弟王审邽、王审知掌握了这支移民队伍的控制权，他们攻下泉州为根据地，在陈岩死后，他们又于唐昭宗景福二年（893）攻下福州，从而统一了福建。这一时期，由黄巢起义开始的大乱已经波及全国，几乎每一区域都有争夺权力的战争，每一块土地都在流血。幸而王氏兄弟在夺取政权之后，以安民为其主要政策，福建保持了三十多年的安定，从而使福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在动乱中无法安居的民众，纷纷进入福建避难，这导致了福建人口的大幅度增长，福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在这一时期达到较高的水平，文化也有很大的发展，福建从此成为可与中原区域媲美的发达区域。
后唐同光三年（925）王审知去世，次年，其子建立闽国。从此，福建又进入一个政治上的动荡不安时期。闽国的首脑多死于宫廷政变，王氏兄弟之间的矛盾后来发展成内战，结果，在南唐保大三年（945），王氏闽国被南唐灭亡，而吴越国也乘机侵入闽土，控制了福州地区。南唐与吴越争夺福建，泉州的留从效乘机而起割据泉漳二州，于是，福建形成了闽土三分的局面。公元 960 年，宋朝建立，在宋朝强大的压力下，南唐被灭，吴越国的钱氏与割据泉漳的留从效继承者陈洪进被迫向宋朝献土，于是，宋朝于 978 年统一了福建。
总结隋唐五代福建的历史，大约是安定多于战乱，战乱主要在头尾的隋代与五代，中间多数时期福建处于安定的条件下，因此，这一时期福建经济文化面貌的变化极大。
在隋朝统一福建之前，福建长期处于分裂的状态中，地方割据势力与朝廷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往往演变为战乱。两汉六朝的闽中，一直不受重视，如果它进入了史册，那么多半是发生了战乱。就其著名的来说，有汉武帝与闽越国的战事，东汉末年的贺齐入闽与山越人作战，东晋末年的卢循过闽，陈朝时期的陈宝应之乱等等，小的反叛更是不可计数。隋军入闽后，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反隋起义。所以，当时官方对闽人风俗的评价是“喜乱好斗”。但自唐代以后，闽中与中央的关系彻底变化。唐代中叶以后，北方中原地区陷于长期战乱之中，而夙以“喜乱”闻名的福建，却安然在唐朝廷的管辖之下，几乎没有大的动荡。唐末的黄巢入闽，是北方的动乱因素影响到南方，其后成立的王氏威武军割据政权，则是在天下割据的背景下，以拥护中央政权闻名的地方。由此可见，唐五代时期，福建与朝廷的关系发生彻底的转变，从以对抗为主变为以协调为主。政治环境的变化，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隋朝统一福建时，闽中仅设四县，共有 12420 户，人口之少，南方罕见。由于闽中人口太少，隋朝还从海外荒岛掳掠人口。隋炀帝大业六年（610），“二月乙巳，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击流求，破之，献俘万七千口，颁赐百官”。
其时，福建人口稀少，掳掠来的台湾人口，应是补充福建地区。明代何乔远的《闽书》记载：“福庐山……又三十里，为化南、化北二里，隋时掠琉球五千户居此。化里，则皇朝大学士叶向高之乡。”
可见，当时隋军从台湾掳掠而来的人口，主要在福清等地定居。这是福建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唐朝建立后，北方人口渐次进入福建。唐代前期的陈元光开漳，是福建史上最重要的移民之一。
唐朝击败江南的割据势力后，派使者王义童入闽招抚各派势力，随即将闽中分为二州，即建州（原建安郡）和泉州（今福州），并派兵戍守。宋代的《仙溪志》记载：“威惠灵著王庙二，在枫亭之南、北。按，漳浦《威惠庙集》云：陈政仕唐副诸卫上将，武后朝戍闽，遂家于温陵之北，曰枫亭，灵著王乃其子也。今枫亭二庙旧传乃其故居。”
根据这条史料，陈政于武则天时期入闽，居于仙溪县境内，当时仙溪县隶属于泉州（今福州）。作为唐朝的战将之一，陈政入闽不会是单独的行动，他应率领一批军队同时南下，所以，陈政戍闽本身意味着成批的北方将士入闽。唐朝派军队入闽是因为隋末民众起义之后，岭南长期动乱不安，为了保持这一区域的稳定，必须有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作为唐朝统治的基础。“陈元光父子奉命讨贼，兴建营屯，扫除凶丑，方数千里间无桴鼓之警。又为之立郡县，置社稷，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至捐命陨躯而后已。”
“永隆二年盗起，攻南海边鄙。琔受命专征，令元光提兵入潮，伐山开道，潜袭寇垒，俘馘万计，岭表率平，还军于漳，奏请创置漳州。”
漳州的建立，对福建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其实，早在六朝时期，九龙江以南即有绥安县、兰水县，后来因为蛮獠的入侵，绥安县和兰水县都被迫放弃。蛮獠的生活方式与汉族不同。他们以烧山种畲为其特点，每到一处便选择肥沃的山地焚烧，而后在雨水中种下旱禾等农作物。次年选择新的山地再次烧畲。这种习俗使蛮獠成为一个流动的民族，每年都要搬一次家，不断在南方各地开山种畲。因而，他们很容易与从事定居农业的汉族发生冲突。绥安县和兰水县设立后又被迫撤除，应是蛮獠从外地入漳所致。陈政、陈元光父子经营漳州，实际上是想从蛮獠的手中抢回土地，以发展定居农业，解决新来汉族对土地的需求。但双方冲突激烈，陈元光最终死于这类战事。其后，陈元光子陈珦继承其位，汉族对漳州的占领仍然无法稳定。从历史的高度鸟瞰唐代的福建史，唐初陈元光开漳及其后漳州境内的动荡，反映了汉族与南方民族的冲突尚在延续，但是，它已经不是发生在福建的核心区域，而是退到福建的南部边缘地带；其次，冲突的主角已经不是闽越人的后裔，而是从湘黔一带迁徙而来的蛮獠。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唐朝已经基本控制了福建的腹地。唐代福州、泉州、建州水稻经济的繁荣，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
唐代的福建仍是汉夷混居的区域。人们对福建的民族是这样记载的：《开元录》云“闽越，州地即古东瓯，今建州亦其地。皆虵种，有五姓，谓林黄是其裔。《十道志》云：嗜欲衣服别是一方”
。《十道志》和《开元录》都是唐代前期的作品，这两本书谓福建二州人“皆虵种”，“虵”，通常释为“蛇”，《说文解字》云：“闽，东南越，蛇种。”说明当时的闽人多为闽越人后裔。除了闽越人之外，另一部分是“蛮獠”，他们与北方南下的移民杂居。从血缘而言，唐代前期，福建应是“蛮夷”多于汉人。独孤及提及福建：“闽中者，左溟海，右百越，岭外峭峻，风俗剽悍。……岂椎髻殊俗，覆车畏途，足为志士之怵惕哉。”
张玄晏撰写的《授王潮威武军节度使制》：“况闽越之间，岛夷斯杂，非威望不足以慑伏……雅负将材，尤精夷理。”
王潮从泉州攻打福州时，“平湖洞及滨海蛮夷皆以兵船助之”。
乾宁元年（894），“黄连洞蛮二万围汀州”。
黄连洞位于现在的宁化县、建宁县一带，在福建的西部。
唐代的诗文中，言及闽地，常将其当作蛮夷之地。刘长卿的《送乔判官赴福州》：
扬帆向何处？插羽逐征东。
夷落人烟迥，王程鸟路通。
江流回涧底，山色聚闽中。
君去凋残后，应怜百越空。
大历时包何作《送泉州李使君之任》：
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
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
顾况的《酬漳州张九使君》咏：
故人穷越徼，狂生起悲愁。
山海万里别，草木十年秋。
薛鹿莫徭洞，网鱼卢亭洲。
心安处处安，处处思遐陬。
陈陶《赠漳州张怡使君》：
旧德徐方天下闻，当年熊轼继清芬。井田异政光蛮竹，符节深恩隔瘴云。
已见嘉祥生比户，尝嫌夷貊蠹南薰。几时征拜征西越，学著缦胡从使君。
以上几首诗，都说明福建有较多的少数民族，其中又以漳州为典型。如诗文中的“莫徭”和“卢亭”，其中莫徭人应是畲族，而卢亭则是疍家人。
由于福建是“蛮夷之地”，在中原官僚看来，连被派到福建来做官也是可悲的。所以会有以上列举的诗。事实上，唐代福建是流放官员之地。直到唐末，福建人还受到中原人的歧视，被视为蛮夷之邦的来客。陶谷的《清异录》记载了一个闽商受辱的故事：“荆楚贾者，与闽商争邸，荆楚贾者曰：‘尔一等人，横面蛙言，通身剑戟，天生玉纲，腹内包虫。’闽商应之曰：‘汝辈腹兵，亦自不浅。’盖谓荆字从刀也。”
这都说明：闽中尚有不少非汉族的土著，他们应是闽越人的后裔。
不过，这一时期的闽人在汉化的道路上已经有相当的进展。在这方面，语言是最好的参数。古代闽语与中原语音不通。古人引贾谊之说：“闽越之子，生而同声，及其长也，累重译而不能相通者，其习使之然也。故士风民俗在素教习之而已。”
而现代福建方言是越系闽语与北方汉语的结合，但以唐宋北方话为主体，这已是语言学者们的共识。
那么，唐代闽人使用什么语言呢？这里有一条材料值得注意。唐代大诗人刘禹锡为福建观察使薛謇写神道碑时云：“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浮筏者与华言不通。”
粗读这条材料，大都会觉得唐代福建话只怕与北方话有相当大的距离，可是，细审之后，才发现并非那么回事。刘禹锡在这里指出的仅是两部分福建人与“华言”不通，其一是“家浮筏”者，从其生活方式来看，他们是福建早期的疍家人；其二是“居洞砦”者，这是指生活在福建偏僻山区的“蛮獠”。有前二者的“与华言不通”，自然衬托出居于平原及沿海的闽人是使用“华言”！！而且，这一推论是与语言学家的研究相通的。中国语言学家主流一直认为：福建的方言主要成分是古代中原汉语！
那么，这也说明，唐中叶福建人主要使用与中原相通的汉语。当时福建人主要生活在福州、建州、泉州三地，换句话说：这三州已是以汉族为主体了。进一步推论，福建汉族方言的形成，与北方汉族南下有关，两个民族相融，总是选用最有优势及人数较多一方的语言——尽管其中会混入少数一方的语言。自晋唐以来，北方汉族多次大规模南下福建，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新闽人使用“华言”，它表明新闽人中已经流行“华言”！由此可知，《开元录》谓福建二州人“皆蛇种”，是从血缘上来说，带有歧视边海民众的味道，实际上，唐代中叶福建的主要民众已经在使用华言了，尽管它与正宗北方话相比有些变味。宋初，陈洪进的参军刘昌言得到宋太宗重用，一些人挑拨离间：“昌言闽语，恐奏对难会。”
盖因福建话是北方话与福建土著语言的混合物，所以有闽语难懂的评价。不过，当时宋太宗愤怒地驳斥离间者：“我自会得，干卿何事！”这也说明，北方人只要花一些工夫，还是可以听懂福建话的。这是因为，福建话本质上是“华言”的一种。华言的流行，表明福建主要地区“蛮夷”的汉化已经到了较高的水平。
唐代前期福建的发展体现于州县的建立。在南朝时期，福建已经有了三郡并立的建制，这就是闽北的建安郡，闽东的晋安郡，闽南的南安郡，隋代将三郡并为一郡，名为闽州，后又改为建安郡。唐朝建立后，逐步恢复了三郡并立的建制，而后又成立了漳州与汀州，于是，福建有了五个州郡，即福州（又名长乐郡）、建州（建安郡）、泉州（清源郡）、漳州（漳浦郡）、汀州（临汀郡），新县的设立也很突出，盛唐时期，福建已经有 25 个县了。开元二十一年（733），设福建经略使，领福、泉、建、漳、潮五州，这是“福建”之名首次见于历史。福建的人口，从政府掌握的数字看，也在盛唐时期达到高峰，开元年间，福建五州共有 109311 户，比之隋代，增加了几倍。唐代人口的增长，一是由于和平的局势下人口的自然增长；二是因为唐朝对福建的统治从点到面，许多山峒民族原来不属于任何政权管辖，此时逐步进入了朝廷的管理之下，因此，官方统计的福建人口总数大有增长。
中原自安史之乱后，逐渐进入藩镇割据的 200 年动乱时期。这两百年里，中原的藩镇割据战争愈演愈烈，驯至唐末，中原每一寸土地都饱经战火洗礼，破坏极惨。例如，唐代的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及秦、毕、孙、扬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
秦宗权横行于河南，“所至屠翦焚荡，殆无孑遗。其残暴又甚于巢，军行未始转粮，车载盐尸以从”，在他的破坏之下，辽阔的中原大地，“极目千里，无复烟火”
，几乎成了鬼蜮世界。
自汉晋以来，中原每一次战乱，就有大批人口南迁，安史之乱后，即有来自外省的民众进入福建。宋代文学家杨亿为杨徽之写的行状云：“公之先，华阴人，永嘉之乱，流寓江表，占籍上饶郡。凡十余世。唐上元中，刘展叛涣，吴会骚然。公之六代祖遂举族避地于建安吴兴，因为著姓。”
又如他为朋友彭氏撰写墓志铭，说到“至君之七代祖，始占籍建安”
。杨亿为宋初之人，他朋友的七代祖先，应为唐中叶时入闽。杨亿的记载说明唐代中叶有杨、彭诸姓进入浦城。其他各县亦有类似的例子：
宋仕唐，字世卿，遂安人，元和中进士，任建阳丞，公廉有守，遇事通晓，爱邑山水风俗，病革，嘱其妻曰：我有遗爱在民，即不讳，可聚族于此。后子孙遂世居焉。
可见，从唐中叶开始，进入福建的北方移民就多起来了。迄至唐末，中原军阀混战更为激烈，南迁人口的规模也扩大了。如淮南道“被兵六年，士民转徙几尽”
。他们许多人辗转来到福建，如《建阳县志》记载：“中原离乱，则士大夫莫不扶老携幼，避诸闽中，而建又为闽之都会”，以故，来到当地的人很多。
在中古时期，中原一带盛行聚族而居的风气，因此南下移民也大多是全族迁徙，例如，唐末名士韩偓就是带着全族人众入闽的。为了旅途安全，许多宗族联合行动，如东昌刺史蔡炉，“同妹夫刘翱既西河节度使翁郜，率领五十三姓入闽”
。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光州刺史王绪“悉举光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
。关于光寿移民的数量，福建史籍大都笼统地说是五千，从以上记载中我们知道，五千是士兵的数量，并未将“吏民”统计在内，其总数理应超过五千，《新五代史·闽世家》记载，王绪入闽时“有众数万”，后一数字大体反映了光寿移民总量。
王氏政权是一个北方移民在南方建立的政权，它的 60 年统治确立了北方文化在福建的优势地位。这与同时代南方诸国不同。闽国之外，吴越、南汉等政权都是南方土著的政权，因此，王氏的闽国成为北方移民向往的地方。大批北方移民进入福建，促进了福建的开发，也使福建一跃成为南方最发达的区域之一。
对于淮南道之外的北方移民，王闽政权也是热烈欢迎的。王氏昆仲在福州和泉州都设有招贤院，招揽北方士人。“如唐右省常侍李洵、翰林承旨制诰兵部侍郎韩偓、中书舍人王涤、右补阙崔道融、大司农王标、吏部郎中夏侯淑、司勋员外郎王拯、刑部员外郎杨承休、弘文馆直学士杨赞图、王倜、集贤殿校理归傅懿，及郑璘、郑戬等”，皆是招贤院的座上客，王审知供给他们生活用品，使他们平安地度过余生。
因此，北方士人称赞王审知：“诚莫于我公”
，这是很高的评价。由于以上原因，才造成唐末五代福建人口的增长。
北方移民的籍贯。唐末五代的入闽移民来自各方，其中无疑以淮南道人最多，来自淮河以北的中州移民也不少，有来自河南的，也有来自山东的。这是由于王审知实行招揽北方移民的策略，所以，自光寿移民入闽后，又有大批北方移民入闽，造成闽人籍贯多样化的倾向。以故，《建安志》云：“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逃难于此，备五方之俗。”
唐代福建人口过于稀少，不改变这种状况生产力很难发展。《新五代史·闽世家》记载，王绪入闽时“有众数万”，后一数字约略反映了光寿移民总量。晚唐时期福建人口稀少，元和年间闽中仅 7 万多户，而后又在黄巢大屠杀中有所减少，约在 5 万户上下。而王绪率众入闽，即达数万人，若以一户五口为计，唐末光寿移民约占福建人口的五分之一，这不能不改变福建人口的构成。自此以后，中原移民成为福建人口的主流，他们和福建土著混血，形成新的福建人。
唐末五代的北方移民促进了福建的开发，例如：“邹勇夫，光州固始人，从王潮入闽”，他受命镇守归化镇，“至则蓁芜亘野，烟火仅百家。乃招集流亡，葺理宅舍，民襁负而至，始遂生息。五代干戈相寻，而归化独不被兵，人物蕃阜，田野垦辟，勇夫之力也。子孙因家焉”
。毫无疑问，北方人口南下使福建各地人口都有较大增长，如兴化县，“迨王氏自光州固始入闽，而一时仕宗宦族从而南，则大姓大都横纵矣”。
民国莆田县志谓：“王氏居闽，与五代相终始，是时闽地安谧，中州避乱者皆举族南来，莆户口繁殖当在此时。”
又如仙溪县：“置县之始，人烟稀疏，五季干戈，北方避地者多居于此。”
因此，后人有这样的论述：“王氏以五千人渡江，据有闽中，地始改辟，民始改聚。陵夷迄于五代……入闽之族益众。”
宋初的《太平寰宇记》记载，当时福建全省共有 467，815 户
，以宋初福建户数比之唐元和时福建户数，这一时期福建净增 393，348 户，为原数的五倍多！
从居民的民族属性来看，唐代也是福建的一个转折时期。福建是以闽越人的居住区进入北方汉人视野的。两汉六朝时期，闽人逐步汉化，但民族隔阂存在。直到唐代的《开元录》，还说福州与建州之民的林黄二姓，多为“蛇种”，“蛇种”是对闽越人的贬称。《尤溪县志》说：“唐以前民率岩居谷汲，怙賨险蠕选，观望不内属，中国宾之。”
这条史料也说明尤溪县在唐以前以少数民族居多。由于以上原因，唐代前期，福建还被视为蛮荒地带。唐五代时期，北方汉族大举南下，福建人口从隋代的 12420 户逐步增长到 10 万多户，再到宋朝统一时的 46 万户，人口数量骤增。导致福建人口增长的基本因素，应是北方人口的南下。当代对闽人的DNA测试也表明，闽人的男性血统多来自北方，而女性血统多来自南方。这一情况应是在唐末五代奠定的。换句话说，新福建人的形成大致在唐末五代。在这个时代，构成福建人主流的福州、建州、泉州三邑之民，和漳州、汀州核心地区的闽越人后裔，都与北方南下汉族混血，成为新一代福建人。他们兼有南北血统，已经成为汉族的一个分支。迄至固始人王审知在闽中掌权，闽中兴起以籍贯固始为骄傲的风气。迄至宋代，不论是林姓、黄姓还是陈姓，还是其他姓氏，几乎所有的闽人都说自己的祖先是从北方迁来的。对这一事实，许多学者都指出其中就有不少冒充的成分。但对一个民族来说，它的辨认，最为重要的不是血缘的真实关系，而是文化的认同。既然这一时代的闽人都认为自己是北方移民的后裔，那就表明他们完全混同于汉族。因此，就文化实质而言，宋代闽人的主体已经是汉人，而从闽越人到汉族的文化认同的变化，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在唐五代。
不过，唐末五代，漳州和汀州的边远地区，还有数量较大的“蛮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