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七闽”与闽中的早期历史

西周文献《周礼》对南方的记载有“七闽八蛮”之称，这表明中原民众在 3000年前已经注意到遥远的东南海疆有一个名称为“闽”的部族。他们应是古代闽人的祖先。考古证明，大约在商周之际，福建古文明的曙光初露。

一、晚商福建先民的文化

商代中国的青铜文化已经相当发达，过去人们认为商代青铜文化主要集中于中原区域，随着南方各地青铜器物的发现，人们逐渐认识到：商代南方各地也有灿烂的青铜文化。在福建境内，出土过南安大盈青铜礼器，而铜戈之类的兵器，在福建各地都有发现，这都说明：商代福建已经有了青铜文化。

2005 年 9 月在浦城县仙阳镇下洋村的猫耳弄山发现了商代陶窑群，使人对古代南方烧陶技术有了新的认识。浦城猫耳弄方圆 500 平方米的山坡上，分布着 9个陶窑。在附近的山坡上，还发现了 13 座窑工的墓葬。 猫耳弄烧制的陶器多为黑衣陶，它的硬度超过红陶和灰陶，是具有浓郁地方风格的闽北陶器。猫耳弄山陶窑的特点是从低到高被一条风道串联在一起，这在窑工中俗称为“龙窑”。龙窑在南方较为普遍，它的风道很长，燃烧时风助火势，越烧越猛，可以达到较高的温度。明清时代福建的瓷器主要是由龙窑烧制出来的。一般认为，龙窑是中国瓷器长期领先世界的“独家之秘”之一。浦城猫耳弄龙窑的发现，表明早在商代中晚期南方就出现了较大的龙窑，这使整个中国考古界重新评估南方的制陶文化，因而，浦城猫耳弄窑群被评为“2005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如果跨出福建的地域来看猫耳弄陶窑，就可知道它的历史意义非同寻常。浦城猫耳弄位于武夷山脉的东北侧，而在武夷山脉的西北侧，就有鄱阳湖畔的吴城文化。考古学家曾在吴城镇的大洋洲发现了上百件商朝风格的青铜器，它证明这个区域早在商代即有发达的青铜文化。浦城距吴城镇的直线距离不过 200 公里，所以，晚商的浦城猫耳弄陶窑应与吴城文化的主人有一定联系。由此看来，当时的赣江流域与闽江上源之间应有一个至几个流行商文化的方国，他们有发达的青铜文化和陶器制作，在南方有一定势力。

闽北另一个商周文化遗迹是武夷山的船棺。

船棺，其意为船型的棺，它是悬棺的一种，被人安放在人类难以攀登的悬崖上。武夷山船棺的外形像一艘小船。古人传说，天上的银河与人类的溪河是相通的，一旦涨发滔天洪水，人们就可乘船一直驶向天河，与仙人相会。据《太平御览》引用的萧子开《建安记》，六朝时期武夷山悬崖上的船棺有数千具，以后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船棺大都风化，或被人类的活动破坏。现在武夷山各峰的悬崖上仅保留十来具船棺。考古工作者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考察了观音岩洞、白岩洞的两具船棺，其中对白岩洞船棺的考察最为细致。船棺内出土了一具完整的男性尸体骨骼，身高 1. 62 米，年龄约 55-60 岁之间。尸骸上下覆垫竹席，席下以木棒、竹绑作“册”字形铺垫。死者头部两侧填塞细棕，棺内发现随葬纺织品残片，有大麻、苎麻、丝绢、棉布等四种。 此外，在船棺内还发现龟形木盘一个、猪下颚骨一块。

船棺的文物展示了晚商时代古闽人的生活。从楠木制成的船棺来看，商代的古闽人一定使用了青铜工具，而且用青铜锛刨过船棺的表层。船棺主人下垫的竹席呈人字形纹，这类纹饰的竹席要比“井”字形的竹席更为细致，至今还在武夷山民间使用。棺内的随葬品也让人浮想联翩。将猪颚骨随葬是在山东龙山文化中就可见到的习俗，用以表示主人的财富，武夷山文化与龙山文化有什么关系？为何出现了与中原同样的葬俗？另一具龟形盘则是展示本土文化的作品。龟是南方最常见的动物，古人一直用它来表示长寿，船棺中有一具四足龟盘，是否主人长寿的象征？或是期待主人仙逝之后仍然长存于世？出土的四种纺织品残片则表明船棺主人至少穿了四件衣服。古代纺织品全以手工制成，十分贵重，不是酋长级的人物不可能得到如此待遇。总之，船棺是先民礼仪器物的代表，反映了当时古闽人的文化观念。

漳州华安县汰溪岸边的仙字潭石刻是商代文化遗迹。汰溪是九龙江中段的一条支流，仙字潭则是汰溪在群山中冲出的一个巨潭，古文献记载，这个水潭曾有数百亩水面，后因水系情况变化，现在该潭只有十来亩大小了。在水潭对面蚶盘山的悬崖上，刻着数十幅以舞动人物为主的岩画，俗称仙字潭岩画。这些人物画对人物采取简单的线描处理，常用一个圆圈表示人的脑袋，身体和四肢一样，都是由线条组成。经现代岩画研究者的鉴定，汰溪岩壁上的石刻应是一种岩画，以人物绘制为主。与今人多画静态人像的风格不同，汰溪岩画的作者较为重视人的行动，每一幅画对人的四肢都有交待，通过四肢不同的位置，表示运动中的人。他们应是一群围着篝火庆祝胜利的古人，手持干戈舞动，摆出各种姿态，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由于这些画的线条较为简单，古人怀疑它是仙人刻在悬崖上的“字”，因而有“仙字潭”的俗称。这类岩画在福建还有很多，大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湮没无闻。少数可在《福建金石志》上找到记载。仙字潭的石刻因处于悬崖上，前为深渊，不可攀登，所以历经千年岁月依然保留下来。

对晚商闽中各地文化遗址的考古表明，古闽人已经有了富有地方特点的“文化”，他们的生活不再是浑浑噩噩的觅食行动，闲暇之余，也在考虑来生和爱情，因而有了各种文化思维。

二、“七闽”和西周的青铜文化

最早提到“七闽”的古文献是《周礼》一书。一般认为，《周礼》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怀念西周制度的托古之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情况了西周的制度。《周礼·夏官》记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榖、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仅就这句话来讲，七闽为周朝的邦国之一。《国语》曰：“闽，芈蛮矣。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国数也。”如其所云，“七闽”是周朝征服的七个小国。七闽臣服于西周的标志是向西周提供“闽隶百有二十人”。“闽隶”一词的直译是：“来自闽中的奴隶”。他们负责畜养鸟类。从其从事的职业来看，他们的地位类似于家奴。联系到汉唐时期闽中一直向中央朝廷提供宦官，可知这一习俗有悠久的历史。有关闽隶的故事，表明周代闽中与中原王朝有一定关系。

目前福建的西周考古有两大成果，其一是位于福建浦城县的仙阳镇管九村土墩墓中出土文物；其二是福建建瓯市小桥阳泽村出土的大型青铜铙。

青铜铙又称青铜甬钟，发现于 1978 年。这是一件精美的大型青铜器物，通高76. 8 厘米，重 100. 35 千克，铜铙面上刻着雅致的云雷文。从纹饰来看，它是西周中期的器物。这件器物出现于被称为“蛮夷”之地的闽中，一时轰动了福建考古界。不过，由于传统思维的影响，多数人还不敢相信它是本地之物，有人提出，这件器物是通过买卖或是战争的方式流入福建的。然而，就在阳科青铜铙发现之后不久，又在建瓯南雅乡出土了两件大型的西周青铜编钟，它证明闽北出现大型青铜礼器并非偶然现象，这就迫使人们考虑建瓯青铜出土的意义。西周的礼仪制度非常严格，哪一级别的诸侯可用什么礼器，都有严格的规定。像青铜铙和编钟这样的大型器物，都是较高级诸侯才有资格使用的礼器。因而它的出现，说明西周时代建瓯有一个地位较高的诸侯。建瓯盆地是闽北最大的山间平原之一，也是福建最早的建安郡所在地。它一向是闽北的经济文化中心，如果在历史上被选作地方邦国的国都，并不让人意外。

土墩墓集中出土于浦城的仙阳镇。该镇是福建最古老城镇之一，它位于浦城之北的一个盆地，有山路通向江西和浙江，自古以来都是闽中要地。仙阳镇周边的山上到处都是商周时代的遗址，已经发掘的有数十处。在仙阳管九村的山上有许多垒起的土墩，过去一直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考古界报道江苏各地发现了形如土墩的墓穴，人们这才感到浦城管九村山上的土墩可能是古人的墓地。对这些土墩墓进行发掘后，果然证实了考古工作者的判断，在共计发掘的 33 座墓葬中，出土青铜器达 72 件。其年代跨越夏、商、西周、春秋，碳十四测定距今 4000 年－2500 年。 其年代之早惊人。不过，早期古墓器物极少。著名的青铜短剑、青铜戈出土于西周初期几个土墩墓中，表明这些墓应是西周时期的武士墓。土墩墓在江南各地多有发现，但其年代多为春秋战国时期。一般认为江苏土墩墓是吴越文化的代表性墓地。福建浦城仙阳发现的早期土墩墓表明，浦城可能是江南土墩墓的起源地之一。吴越巨族是从浦城山区走向江苏平原的。当然，目前这还只是一种假说。

浦城土墩墓青铜器的出土表明，西周初年闽中已经有一个武士阶层，他们中间的首领占有较多的资源，所以，这些人的墓葬出土较多的文物。相对而言，浦城仙阳的下层平民墓葬，陪葬器很少。可见，西周时代的闽中阶级分化已经出现了，可能已经有了最早的方国组织，将其和《周礼》有关“七闽”的记述联系起来，估计这些方国可能是“七闽”之一。

三、闽越国的历史文化

据《史记》的记载，战国末年，闽中已经有一个诸侯国，史书称之为“闽越国”，又作“闽粤国”。它的起源与江南的越族有关。战国中期，越国被楚国打败，越国子孙南逃入闽，与古闽族结合，建立了闽越国。战国末年，闽越国国王为无诸，相传他是越王勾践的子孙。

战国时期的闽越国占地范围甚广，除了福建外，浙江南部、江西东部，以及安徽东南部、广东东部都是闽越国的疆土。它位于苏浙越国的后方，所以，中原诸国不大知道闽越国。战国末年，秦朝的军队跨过长江南下，消灭了建都会稽的古越国，秦始皇还发兵 50 万，分成五路大军攻击岭南，将中国的疆土一直扩展到越南的北部。闽越王无诸在秦朝的压力下，只好撤销闽越王的称号，将领土献给秦朝，而秦朝设立闽中郡，管辖闽越故土。闽越王无诸被废为部落的酋长。

秦军大举南下，使南方诸国动荡不安，南方越族的首领深深感到秦国巨大的威胁。因而，当秦始皇死去之后，陈胜、吴广掀起反秦大起义，无诸等越族首领马上响应，他们组成越族联军，北上参加反秦斗争。秦朝灭亡之后，无诸等人又帮助刘邦打天下，因而刘邦建立汉朝之后，无诸是最早受封的诸王之一，而闽越国也成为汉朝的封国，时为公元前 202 年。汉武帝在位时，闽越国因与汉朝发生矛盾而被汉军攻灭，时为公元前 110 年。闽越国前后共存在 93 年。

汉代的闽越国辖地限于浙江南部和福建，江西东部地方也有可能属于闽越国。闽越国的经济重心分别在浙南、闽北和闽江下游。

秦汉之际是汉文化与越文化大碰撞、大融合的时代。江南的于越较早成为秦汉两朝的领地，岭南的瓯越对中原朝廷采取强硬的态度，其后领地被秦国攻占，汉代初年建立的南越国，其首脑赵佗是来自中原的秦军将领，南越国存在的近百年内，其核心政治人物一直是中原移民的后裔。因而，保存比较传统越文化的区域应是浙江境内的东瓯与福建境内的闽越。东瓯因被闽越击败，较早地迁到江淮一带，所以，汉初的闽越国实为百越文化的最佳代表。就考古的发现而言，武夷山汉城考古工作者都感觉到，汉城出土的文物与中原器物相似的较少，而与岭南南越国器物相似的较多。二者在建筑上的区别表现在：其一，以筑城来说，中原的城市大都是方方正正，棱角分明，而武夷山汉城依山就势筑成，有高有低，从空中看整体城墙是长菱形而不是正方形。武夷山汉城的内外侧，都以大火烧过，使城墙表面形成一层硬壳，可以防水渗透。其二，汉城内的道路，多以河滩上的鹅卵石铺成，这种道路与北方泥路为主的道路也是不同的。因武夷山是多雨区域，每年降水时期长，降水量是北方的二至三倍，在雨季，道路经常是泥泞的，所以，一定要铺上鹅卵石。其三，武夷山汉城内部的宫殿和房子，都是南方常见的干栏式建筑，它的特点是在地面铺一层地板，地板之下，有石块和木柱支撑，使地板离地面有一米多高。房子的主体是全木结构，外围多有栏杆保护。这与中原以泥土地为主的地面建筑有很大区别。

在食物方面，闽越人的食物与北方人区别更为明显。北方人以粟麦为主食，南方人以稻芋为主食。北方人食肉较少，有之，也是以猪、羊等六畜为主。据《逸周书·王会》，“东越海蛤，欧人蚺蛇”。这说明越人食用鱼肉和螺蛤，并以蛇肉为美食。又如汉代的《淮南子·精神训》：“越人得蚺蛇以为上肴，中国人得而弃之，无用。”

在衣饰方面，越人与北方人的差异也很大。南方气候炎热，越人喜好黥身短衣。普通男子满身都是刺青，椎结左衽，显示出独特的风格。越人的纺织品也以葛絟为主，闽越王曾以葛絟赠送汉朝的江都王。

在交通方面，越人水行山处，以舟为主要交通工具。汉军南下岭南，余善曾率八千甲士乘船南下，以为声援。闽越国的水上实力于此可见。在山道上，越人主要是步行，但其贵族也可享受轿子。《汉书·严助传》提到的越人轿子，是历史上有关轿子的最早记载。它以后传播到全国。

以上事实都体现了越文化的特色，然而，若是进一步分析闽越文化，就会觉得闽越文化受汉文化影响很深，已经不是纯粹的越文化。

闽越的领导核心自称是越王勾践的子孙，一直有恢复故地的理想。秦代末年，秦朝廷其实不再管辖闽中郡，但无诸与摇仍然率领闽越军队加入反抗秦朝的大起义。秦朝被灭，楚汉对立形成，他们也没有及时退出中原的内斗，而是参加汉军与楚争战，直到汉朝建立、楚国灭亡，闽越军队在中原驰骋八九年之久。在这八九年战事中，闽越军队肯定会遭受重大伤亡，兵源也会在中原得到补充，久而久之，闽越军队的成分已经有变化，他们不再是纯粹的由闽越人组成的军队，而是一支由越人及楚人混编的军队。在城村汉城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林、胡、马、邓、卢、唐、赖、徐等汉族姓氏，说明闽越国组成的复杂性。从汉城出土的文物来看，闽越国使用当时中原流行的篆隶二体的文字，史载越人用鸟篆，与中原的大篆在字形上有区别。在闽越考古上，只发现一些刻画符号，一直无法证明闽越人及以前的七闽有自己的文字体系。闽越国使用中原流行的文字肯定与其军队北上中原的历史有关，当时的闽越军队是刘邦汉军的一支，军队往来信件必然使用汉字。无诸率闽越军队回到闽中，肯定将这套文字系统都带到闽中，这就使闽越国与汉朝之间的沟通不再有文字上的障碍，并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

闽越国的官制也受到秦汉制度的影响。国王之下，设有“相”，还有将军。出现于史册上的有徇北将军、吞汉将军之名。汉城还出土过一枚“中门信印”，表明闽越有“中门”之官。这与秦朝的“中黄门”亦有一比。汉城陶器上的“官黄”“官径”“官伩”可能都是主管陶器制造的小官，与其相比，秦始皇陵出土陶器上雕有“官疆”“官屯”“官水”等文字，说明二者都有同样的官职。

在闽越军队使用的武器方面，受秦汉的影响也很深。秦汉军队大量使用弩机，闽越军队也普遍装备弩机。有些弩机上还刻有“河内工官”的字样。秦汉的武器大多是官府生产的，迄到汉武帝时，又重用桑弘羊实行盐铁官营，汉朝的官营企业因而有了大发展。“河内工官”应是汉朝专门制造武器的机构，它的器物出现于闽中的城市，应是闽越军队击败汉军后缴获的。由于弩机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闽越应能大量仿制生产，所以，武夷山汉城出土了许多闽越时期的弩机。

铁器的使用在武夷山汉城相当普遍。最为著名的是一种厚重的犁铧，它以生铁铸成，用其掘土，至少要两头牛才能拉动。其他农具有锸、锄、镢、犁、镰、耙、斧、锛、凿、錾、镌、削、锤、锯、钩、钉、齿轮和小铲等；生活用具有釜、鱼叉、拨铲、勺、三足支架等；构件和杂器有门臼、镣铐、圈、环、铺首、叉形器、钩形器及一些铁条、铁片等。闽越城址中出土的铁器大部分是当时中原内地常见的器形，因此可知是受中原秦汉文化及制铁业的影响，甚至不能排除有自中原输入的器具。

以上的官制、文字、武器和农具、用具，都说明武夷山汉城受中原文化影响之深，但是，在汉代十分流行的五铢钱却未见于武夷山汉城，这说明闽越国的货币制度尚未建立，民间买卖多为以物易物，商品经济不够发达。秦汉时期，中国北方的商品化程度远超南方，阶级分化也超过南方。《史记·货殖列传》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汉书·地理志》也有类似的记载：“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啙窳媮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如其所云，当时江南阶级分化尚不显著，闽中不使用货币，贫富悬殊的情况应不多见。

总的来说，武夷山汉城的发掘，说明当地的文化水准比之中原区域所差不大，反映时代最先进技术的铁器和牛耕都在闽北使用。然而，由于汉武帝将闽越人大部迁到江淮区域，闽中本土一直受到人口稀少之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