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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文明史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系统，它的涉及面广泛，又有自己的发展线索。在绪论中，我想提纲挈领，尽可能简洁地介绍福建文明发展史要点，以助大家较快进入本书的知识系统。
我在福建社会科学界经常充当先锋的角色。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福州学界与福建教育社策划福建思想文化史系列著作，大家鼓励我先写一本《福建民间信仰源流》，这本书完成后，很累，真想歇歇，但是，大家又鼓励我编纂一部《福建思想文化史纲》！如果说我对民间信仰还一向有兴趣的话，思想文化史涉及面广泛，一提到这一题目，让人望而生畏。不过，在大伙的鼓励下，我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接下这一任务。感谢黄保万、陈遵沂、曹敏华三位先生的帮助，经过几年的努力，竟完成了这部本来以为最难的一部书，于 1996 年出版。其后，福建教育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福建教育、宗教、文学、闽台文化交融、对外文化交流等专著，将福建文化史的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阶段。
作为《福建思想文化史纲》的主编，我承担了较多的“杂活”：概述福建思想文化的发展线索，这需要文学、历史、哲学、科学、技术、艺术、教育、出版、宗教、民间信仰等多方面的知识，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它还涉及了先秦史、两汉六朝史、隋唐五代史、宋元史、明清史、晚清史、民国史，在分工日益细致、专业化日益加强的时代，要打通这些阶段专门史，本是十分困难的。好在我是爱读杂书的人，什么知识都知道一些，虽然不深，但只要肯搜罗，写概述还是够用的。现在回头看，该书完成了福建文化史基本构架，完成福建主要文化名人与主要文化贡献的统合，从而展现了福建文化史的全貌。为该书写绪论之时，我提出了文化是在交流碰撞中发展的观点，写下了《文化的激荡与文化的升华》一文，许多人都说，这是我写得最好的文章之一。我认为，写福建文化史，是为了寻找福建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乃至世界性地位，我的回答是：福建文化是中华文化在东南的主要基地之一，在海洋文化、山林文化、闽学文化等多方面为中华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外要说的是：我们的这部书写得较早，是在做开拓性的基础工作，并非在各位先生专门史的基础上综合而成的。即使这样，我们仍然达到了较理想的水准。后来看到各部专门史在各自领域中的成就，让我们欣慰的是：该书的基本面是成立的，并且有我们综合的高度与心得，可与各位先生著作并列而无愧。
我在《福建思想文化史纲》之后，主要着力于福建海洋文化、闽南文化、闽北文化等区域文化的研究，著有：《妈祖的子民——闽台海洋文化研究》《闽南史研究》《闽北文化述论》等书。2006 年出版了《福建通史》，2012 年出版了两部文化史论集：《闽台文化新论》《唐宋东南区域文化论》。同时，我也看到了许多同仁的成果，厦门大学易石嘉撰著的《闽越文化》出版于 2011 年，该书也是福建文化史的综述。又如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于六五计划期间组织了福建区域文化论丛，其中除了我写的《闽北文化述论》之外，尚有《畲族文化述论》《客家文化述论》《闽南文化述论》《闽都文化述论》《莆仙文化述论》《福建文化新论》等，这是一套对福建区域文化全面论述辨析的丛书。此外，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还组织了一系列的区域文化研讨会，例如闽南文化研讨会已经开了六届了，基本每次研讨会都会有一部论文集问世。各种研究成果的出现，展现了不同的文化研究风采。
多年文化史的研究，促使我考虑一个问题：怎样处理文化史的一般内容与重点内容？2010 年之后，福州史学界的同仁在福建文史馆的集约下开始编纂《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福建卷》。在编纂会议上，我提出编该书首先要有一个概述，还要有重点地介绍福建文化的主要贡献。以后此书分为两部，上编是由我撰写的福建文化史概述，下编是其他专家分写的福建文化主要贡献。该书 2013 年出版，它的结构颇受好评。
对我来说，《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福建卷》的一个遗憾是没有写海洋文化！或者说，我们还不懂怎样处置海洋文化，它和传统思想文化的文学、历史、哲学、科学、技术、艺术、教育、出版、宗教、民间信仰是怎样的关系？似乎都可涉及，似乎都不相同。其实，它是从一个独特角度观察的文化史内容，着重点是环境对文化的影响。从这个角度去看文化史，可以有海洋文化、山林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黄土地文化等多种内容，而这些文化与传统思想文化似乎都有联系，且都有些不同，可见，传统的文化史角度无法容纳海洋文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福建卷》一书另一个遗憾是：分出专章写该地最突出的文化贡献是一个突破，但是，就专章的关系来看，我们为什么将茶文化与闽学文化并列，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既然将茶文化也写进来，似乎突破了传统思想文化史的内容，那么，它在福建文化史的位置该怎么处理？闽文化的本质内容是什么？各地学者提出的闽都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茶文化等特殊文化，它们有内在的统一性吗？其间关系怎样？这些内容似乎不是传统的福建文化概念所能概括的。
通常将文化史理解为人类精神文化财富的历史，因此，学界对文化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哲学、文学、史学、宗教、信仰、科学、教育、传媒、艺术等领域。这都是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然而，随着文化史研究的推进，我们不得不研究区域文化、宗族文化、海洋文化、茶文化、建兰文化等内容。新概念涉及大文化的三个层次，即物质文化、社会文化与精神文化，超越了传统的文化史内容，因此，需要一部新的大文化史，将人们对三大文化层次的研究纳入。这就要将文化史扩及文明史，写一部《福建文明史》。这种体裁以往是没有的。
福建文明史的界限。众所周知，在当今传媒领域，“文化”是一个使用十分广泛、有时让人摸不着边的概念。从本质而言，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行为，包括人类行为发生的心理，行为的本身和行为造就的一切可见和不可见的成果。狭义的文化是指人类上层建筑的行为和成就。从广义文化概念出发，我们提出了昙石山文化、科丘头文化等概念，这都是指史前人类的行为文化和成果，其实它不属于文明史的范畴。人类历史是一个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史前文化大都属于野蛮时代，而人类的文明史，是超越野蛮阶段的历史，它展现人类在各领域的智慧、仁爱、信仰，反映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文明是人性美的展现，它不包括一切野蛮因素。
人类文明的出现有三个标准：文字、城市、复杂的礼仪。语言和城市是较容易理解的概念。关于“复杂的礼仪”这一点，西方人其实表述为：“大型复杂的礼仪建筑”，例如金字塔。“大型复杂的礼仪建筑”的出现，意味着建造者之间已经有复杂的礼仪系统，而礼仪系统的出现，表明人类相互关系的界定，人类不需要每一次都以蛮力角斗来解决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可以形成较大的人类共同体，例如国家。这是人们接受“大型复杂的礼仪建筑”成为文明标志的原因。我认为，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应当重视的是“复杂的礼仪”，而不是大型建筑。例如中国的青铜礼器虽然不大，但在其后面有一套复杂的礼仪系统，这套系统解决了复杂的人际关系，使商周诸王的统治可以扩及千里之外，所以，青铜礼器的出现，是文明的反映。
以文明的三个标准衡量福建的历史，福建文明史的起点在哪里？在 20 世纪50 年代以前，多数历史学家认为福建文明史的起点是秦汉以后。从考古成果来看，此前福建境内没有城市，没有语言出现的痕迹，也没有巨型古墓之类大型建筑，就算有一些青铜器的发现，也受到质疑，它是不是从外地传来的？不能代表本地文明成就吧！所以，老一代历史学家认为：就当时的材料来看，福建文明史应始于秦汉时代，从闽越国展开。这是一个科学而又严谨的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考古学的成就颇多。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对闽中商周时代青铜器作了技术鉴定，发现福建境内出土的青铜器铜锡比例与外地不同，这证明商周时代福建青铜器多数是本地产品！它说明商周时代的福建已经有相当发达的青铜文化。因为青铜是稀少而又昂贵的金属，它历来属于少数人所有，所以，青铜礼器和兵器的大量出现，说明福建已经有了阶级分化，有了国家和较大的族群共同体。
其次，从城市的角度来看。在闽西北高地，散布着许多古城遗址，过去人们都以为这是闽越国以后的古城，所以，述及福建文明史，多从秦汉时代开始。在浦城九牧等地发现许多商周文物之后，我重新思考闽北那些还没有深入考古的古城遗址，我想，这些古城未必都建于秦汉，有一些可能是战国的，甚至可能是商周时代的。遗憾的是，这些探索都是初步的，现在只能证明闽西北有一些商周时代大型村落，那些古城还没有全部发掘。
至于文字，它是书面的语言。古代越人有没有自己的文字一直是个谜。其实，在福建各地都发现过神秘的岩画和岩刻符号，它可能是古闽人的文字。当然，西周时代的闽人也可能使用中原通用文字——大篆，而战国时代的闽人上层，有可能使用越人的鸟篆。
尽管商周时代的城市未能落实，文字也欠缺实物，但就青铜礼器发展的高度，早期城市与文字的发现，可能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就目前的考古成就来看，有可能将福建的文明史上溯到西周初年，大约三千年以前。
有人说福建文明史始于昙石山文化，福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这显然是将“文化”与“文明”两个概念弄混了。昙石山文化的早期处于新石器时代后期，但没有青铜器发现，所以，目前只能将早期昙石山文化定为史前文化，它还不属于文明史。本书的研究重点是福建这一区域进入文明史阶段之后在各个领域的文化行为、特点和贡献。
我认为研究福建文明史，首先要弄清福建人的起源、形成特点。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展开福建文明史各方面的研究。所以，本书的研究将始于福建人的历史。本书第一章将从福建人的形成开始，探讨福建历史上闽越人、畲人与汉人融合为新福建人的过程。
本书第二章是写福建各地民系的形成及其地域文化特点。由此探索福建文化自身的特点与地位。福建西部多山，东面靠海，地貌差异很大。由于多山，交通不便，许多地方与外界来往不便。以方言而论，一种北方方言可以贯通北方及西南多数省份，一个四川人到北京讲四川方言，至少北京人能听懂三四成。但在福建，因地形割裂造成各府州之间的方言差距，会使双方完全听不懂。例如福州话与闽南话之间、闽南话与闽北话之间，双方只有大约一成的听懂率。方言是非物质文化的载体，方言的不同，使福建各区域文化都产生了各自的特点，因此，有必要研究福建各区域文化的特点。这种地域文化研究，在北方省份也许是不需要的，但在福建是必需的。当然，福建文化不仅有各地域文化的特点，还有他们的共性。对福建文化共性的研究，既是对各地域文化研究的综合，又是对福建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地位的探讨。
本书第三章首先研究福建物质文化形成的背景——环境。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形成、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福建的群山、河流、海洋决定了闽人的活动空间。就福建区域而言，地理环境首先影响了福建的物产，决定了福建人衣食住行的主要内容。福建物产文化的特点，是福建文化特色的起点。福建文明的根基是水稻文化。稻米是福建人的首要食物，该年水稻收成的丰歉，决定了闽人当年的生活水准。为了种植水稻，古代闽人筑陂引水，引进良种。丰年时，闽人用稻米制成各种食物：白粿、糍粑、汤圆、粉干、米酒。福建人的节日，多是以食用哪种稻米食品为标志，元宵食用包肉的汤圆，清明食用加仙草汁的糯米粿，过年食用白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稻米文化，影响了福建文化的许多特点。不过，福建平地少而山地多，山区出产的茶叶、香菇、笋干、纸张、木材等商品，一直是福建经济的主干。闽人的茶叶文化影响深远。福建人还引进了番薯、花生等海外作物，在适应环境方面颇有创造。
本书第四章研究福建历史上的海洋文化。福建面临海洋的地理环境，是福建海洋文化成长的空间。福建面临台湾海峡，此地既有台湾岛挡住了太平洋汹涌的波涛，又有海峡两端的东海和南海，将海上航线延展到东北亚和东南亚。福建面向海洋、多港湾的优势，是闽人海洋文化的立足点，以此为据，闽人编织了遍及东南亚、东北亚的贸易网络，并在这网络空间中展现自己的历史。海洋文化是福建文化最大的特点，福建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体现于展现中华海洋文化的魅力。
本书第五章研究福建的民俗文化，并从民俗文化中观察福建传统社会的特点。民俗文化包含的内容很多，它有人类的生存形式，例如家庭、宗族，也有人类的生活方式，例如衣食住行、岁时节日的习惯，还有民间禁忌和习俗。以往闽人的宗族制度受到较多的关注，研究论文也多，但对其他内容的研究成果则不是很多，而且缺少系统性。本章力图较为全面地叙述福建民间风俗的多个方面，这些研究无疑表明：福建人的主体虽然来源于中原，但他们的民俗文化受闽越人的影响很深。当然，南方的地理条件也是南方习俗长期保留的原因。
本书第六章研究佛教与外来宗教对福建社会的影响。在对福建文化及文明史的研究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佛教对福建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影响，尤其对思想文化的各领域影响之深简直可以说，脱离了佛教就无法写福建的思想文化史。正因这一原因，我将佛教提到第六章来写，因为，不说清佛教在历史上的传播，就无法解释福建传统社会各方面的许多特点。除了佛教之外，因福建与海外诸国交往较多，诸如摩尼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也都进入福建沿海的泉州、福州等城市，并产生一定影响。看到福建历史上受外来宗教影响之巨，我们会质疑那种将中国传统社会看成封闭社会的观点。
本书第七章研究中国社会传统的巫道文化及其在福建的传播。因巫道文化是在本土起源的，通常情况下，会将这一章安排于佛教文化之前。但福建的巫道文化受到佛教文化的强烈冲击，唐宋时期的许多女巫男觋拜僧人头陀为师，接受佛教密宗的法术，他们的巫法并非完全是中国传统。而正统道教在福建一直不是很盛，许多道教神明都受到佛教的洗礼。只有了解佛教的发展，才能理解唐宋以来巫道二教的变化。鉴于这一事实，只好将巫道文化安排在佛教文化之后。不过，巫道文化反映了福建下层社会的思维，研究巫道文化，对了解福建古代社会下层民众的思维特点十分重要。
本书第八章研究福建传统民间信仰。民间信仰的发展与巫道文化关系很深，也受到儒佛二教的影响。本章论述福建主要民间信仰，从动物神信仰到图腾崇拜，从瘟神信仰到五帝崇拜，从女神崇拜到观音信仰，从英雄崇拜到关帝信仰，众多的信仰展示了福建民间信仰多元文化的本质。
本书第九章研究福建最有代表性的民间信仰——妈祖信仰，她的产生与佛教瑜珈教派有关，作为海神之一，她成长为最高海神是因为她母性的升华。经过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妈祖成长为中国的最高海神。从妈祖崇拜中可以看出中国海洋文化的个性。
在底层文化研究的基础上，从第九章起到第十四章，本书进入了传统的雅文化研究。从教育文化、闽学文化、出版文化到文史艺术，本书用五章论述了福建雅文化的各个方面。虽说是传统研究的延续，但在各个领域，都力图发掘新意，补充一些以往漏掉的要点。这里要说到个人著作与集体著作的不同，这两种形式的文化史我都写过，感觉上，文化史之类的集体著作，多要四平八稳，照顾各方面的观点。而个人著作，则可以突出个人独特的感受。所以，如果要有所突破，不如自己写书好。这也是我执意要写一部自己的文化史的原因。
本书第十五章，是写近代历史上福建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因马尾船政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福建最早引进了西方的工程学、社会学乃至文学，因此，近代中国文化史上，闽人占有独特的地位。不过，闽人在引进海外文化的同时，并没有抛弃传统文化，在吸收海外文化的同时，传统文化也有一定的发展，这是我专门写一章近代福建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原因。
文明史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文化模式和文化成就的历史。它包括物质文明、社会文明、精神文明三个层次，也可表述为物质文化、社会文化、精神文化三个方面。最早的文化史研究主要着重于精神文化的发展，但随着文化史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注意到物质文化和社会文化。例如，当我们研究福建的茶文化之时，就涉及了物质文化的领域，而我们提出以族群为研究对象的客家文化、闽南文化之时，就进入了社会文化的层次。因此，本书主要分三个层次来研究福建文明史，涉及物质文化的有第二章福建的物产文化，涉及社会文化的有第四章福建的民俗文化，而涉及精神文化的有第八章民间信仰和第十一章闽学文化。读者一定注意到，本书的有些章节跨越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领域，例如宗教，它既是一种社会文化，又是一种精神文化；教育文化同样也是如此；而海洋文化，不仅涉及了物质文化、社会文化，还涉及了精神文化，因此，本书具体章节的划分无法照顾所有的方面，而是依从它主要属性，然后展开。贯穿本书的主要问题是南方民族融合中的文化融合问题，也就是探讨福建文化的多元来源和融合过程。
近年国际学术界争议较多的“汉化”问题也属于这个领域。汉族发源于中原区域，而后走向全国，在各地与当地的少数民族融合，从而形成现代的汉族。过去，人们简单地看这一历史过程，将这一过程视为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近 40 多年来，国际学术界有人针对“汉化”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南方汉族族群的血缘、文化都与北方汉族不同，他们其实不是汉族。这种观点逐步浸润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认为，有必要用民族学的基本方法去分析这类观点。
共同的地缘、血缘、语言和经济基础，是民族形成的四大要素，但世人在研究民族问题时，总是将血缘摆在第一位。从某种角度说，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每一个民族的起源都始于共同的血缘，他们通常具有共同的祖先，经过悠久的岁月演变，形成一个民族。不过，由这一方式起源的民族，大都是小民族，而大民族的形成，多是以一个或几个民族为核心，逐步融合其他民族，发展壮大，从而形成近代以来的大民族。例如近代的法兰西民族、英格兰民族、意大利民族等，他们的血缘都不是纯粹的，而是在共同地缘、共同经济基础的条件下，由不同语言、不同血缘的民众混血而成。所以，世界上各大民族，其实都没有纯粹的血缘，这是我们在研究南方汉族族群时必须掌握的一个要点，否则，容易在繁杂的史料中迷失自己。就这些大民族而言，最为重要的是文化的认同，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一面旗帜下，有了新的文化认同，就有可能形成一个民族。近代各民族的形成便说明了这一道理。老一辈的历史学家如吕振羽等人认为：周秦以来华夏族（汉族）的形成，除以中原华夏为其主体外，还融合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各类民族，从血缘而论，汉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混血的民族。
汉族南下中国南方，其实是新的民族融合的开始。古代南方民族以其多样性闻名，从西部的巴人、蜀人到东南的越人、闽人，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其文化差异的产生，多与不同的地理背景有关。每一个长期生活于某个地理环境中的民族，都会产生适应地理条件的独特文化。汉族南下之后，与当地土著相结合，逐步形成了新的汉族。这一过程，将其简化为“汉化”，确实有不尊重少数民族之嫌。实际上，南方汉族的形成，不仅是北方汉族南下的结果，也是南方少数民族大批加入汉族的结果。南方少数民族进入汉族，也带来了他们的文化。例如，古代闽越人有“信巫好鬼”的传统，而唐宋以后的福建人一向以“信巫鬼，尚淫祀”闻名，这一文化现象的延续，主要是新福建人继承了闽越文化的结果。总之，两个民族的融合，不仅是血缘的交融，也是文化的交融，新福建人身上，不仅可以看到本地少数民族的汉化，也可看到南下汉族的本地化，简单用“汉化”来形容唐宋福建人的产生，肯定不准确。其实，融合是两种文化的叠加，是一种新复合文化的产生过程。我们现在常说的客家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赣文化等等，其实是南下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而形成的地域人群文化。
那么，在这些区域文化中，是北方文化占据主流还是南方文化占据主流？这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文字的属性往往决定了文化的性质。中国流行的汉字系统发源于中原区域，而后向四面八方传播，成为中国的主要文字系统。中国南方多数民族未曾形成自己成熟的文字系统，因此，当北方汉族大举南下时，来自中原的汉字系统也就成为南方各地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从文字而言，南方各地使用的文字来源于北方。从语言而论，就目前的语言学知识而言，南方七大方言系统都属于古代北方话的延伸，所以，汉族南方族群的语言文字起源于中原区域。如果说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那么，南方汉族中，古代中原文化占据主导地位。这也是南方的客家文化、闽南文化、赣文化、湘文化、岭南文化都属于汉文化的主要原因。
换一个角度研究区域文化。人的文化可以分为两个层次，雅文化和民俗文化，从这个角度去探讨南方的区域文化，可知南方各族群的雅文化及民俗文化中，中原文化所占的地位是不同的。
雅文化，主要是指思想领域的精神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为代表，三教之中，儒教是发源于中原区域的一种文化潮流，也是汉文化的核心思想。中原汉族南下江淮以南的区域，也将儒文化带到了南方各地。南方汉族不仅普遍接受儒学，而且发展和发扬了儒学的光荣传统。南宋之后，中国的文化中心从洛阳转到东南诸省，如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都是儒学发达的地方，朱熹讲学之地闽北和群英荟萃的江南，都曾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至于南方中部的湖南、广东、广西诸省，也都是儒学兴盛区域，湖南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广东近代的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当时儒学的代表人物，南方的客家文化也是以传承儒学为骄傲，所以，从雅文化的层次而言，儒学在南方汉族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佛教是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一种宗教文化信仰，可将其分成大乘和小乘两大流派。小乘佛教的影响主要在东南亚诸国，大乘佛教的影响集中在东北亚诸国，中国南方诸省位于东南亚和东北亚之间，严格地说，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诸省，都是属于地理学上的东南亚。在历史上，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都曾在中国南部传播，然而，在中国南方诸省占主流的，还是从北方传来的大乘佛教。从少林寺起源的禅宗，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所以，从雅文化而言，南部诸省的佛教，是经过北方文化改造过的大乘佛教。从中国佛教传播的过程来看，南方汉族的佛教思想，北方文化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的道教也有南北不同的文化系统，既有北方系统的全真道，也有南方系统的正一道，这两大派道教相互抗衡，很难说谁更占优势。
总之，从雅文化层次来看，南方汉族中流行的儒学、佛教、道教，至少儒道二教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道教则是各有半边天下，事实上也是相互渗透。所以，可以说南方汉族各族群的雅文化，本质上是北方中原文化的延伸。
南方各族群的民俗文化则带有各自的特点。北方汉族南下之后，与南方少数民族相结合，在不同于北方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了不同于故乡的民俗文化。以食物来说，北方的食物以小米和麦子为主，南方食物以稻米为主，北方人南下之后，逐渐以米食为主，由此产生的食文化也和家乡有很大不同。在这方面，南方汉族更多地接受南方民族的传统。例如，端午节“划龙舟”“吃粽子”这两项习俗一向流行于南方，吃粽子与南方稻米文化有关，而划龙舟则与南方传统的船文化有关。这两项习俗都不可能起源于北方。至于衣食住行、婚丧喜庆、岁时节日各方面，中国各地都有自己的文化特点，大致形成南北不同的两大流派。也就是说，南方汉族的习俗与北方汉族的习俗是有不同的。而且，这些不同，往往来自南方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族的渗透。人类学调查也表明：中国南方汉族习俗的许多内容，更类同于南方少数民族，而不是类同于北方汉族。应当说，这是一个事实。
关键问题在于：该怎么看待这些不同？应当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容异性特强的民族，它在形成之初的中原时代，就融合了各地不同的民族，因而接收了各民族不同的民俗文化，对于各地不同的习俗，中国有句老话：“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是从周代就流传中国各地的谚语，也反映了中华文化混成性质的特点。对于各地习俗的不同，若非原则性问题，中国人从来是强调去适应它，而不是改造它。周朝的使者派出
轩使者到各地了解民俗风情，就是为了了解它，适应它，并采取相对的政策，以使自己的统治更加成功。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换个角度来说，汉族的风俗文化在各地虽有差异，但其核心还是儒家的仁义思想。儒教的特点是崇尚三纲五常，而三纲五常又可简化为八个字：“忠、孝、仁、义、礼、信、廉、耻”，这就是儒家的“八德”了。它也是中国人的基本道德观，尽管不是每个中国人都能做到，但每个中国人都以做到“八德”为荣。儒家的八德，看起来是雅文化的内容，其实，它也通过戏剧、小说等形式渗透到民俗文化中去了。当我们纪念端午节之时，心中不就有一个忠诚于祖国的屈原形象吗？当我们祭祀关帝、岳飞等神灵之时，难道不是为他们的仁义行为而感动吗？当我们为先人扫墓的时候，指导我们行为的是一个“孝”字，所以，尽管南方各地民俗有不同于北方的地方，其内在的实质，则有相同的部分。因而我们说，中国各地的风俗，其实都是大同小异，在差异中有相同的东西，或者说，虽然表面不同，实质却有相同的内容，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综上所述，古老的中原文化在南方汉族中占有重要地位。南方汉族的血缘、文字、语言都与古代北方汉族有关；若将文化分为雅文化和俗文化两个层次，南方汉族的雅文化主要起源于中原，他们的民俗文化表面上与北方汉族有差异，但其内在的实质仍有同一性。这一不分南北、贯穿时空的同一性，即为儒家的“八德”：“忠、孝、仁、义、礼、信、廉、耻”，它是中华民族永恒的核心。汉文化发源于中原区域，在向四方传播的同时，融进了各地的少数民族文化，因而产生了区域性民俗特点，但只要语言文字和儒家的仁义道德不变，汉族在各地的区域文化，仍然是汉文化的一个分支。
我认为，福建文化本质上是唐宋中原文化的延伸，而后融合了福建本地的闽越人文化和畲族文化，吸纳海外文化，从而形成了新的福建文化。福建文化以儒文化为其核心，吸纳了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形成了多元文化传统。她在中华文化中的特色在于：它多山的地理条件保存了唐宋中原文化，而其面临海洋的地理特点，使其海洋文化尤其发达，并对中华民族做出杰出的贡献。
以上是我贯穿全书的线索，也是对国际学术界批评“汉化”理论的回答。我认为可以承认南北汉族有一定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并未让南方汉族形成不同的民族，不是像海外学术界所说的南方汉族其实不是汉族，仅是说，南方汉族是富有地方特点的汉族构成部分之一，诸如：客家人、闽南人、广州人、赣人、湘人等等，都是具有各自特点的汉族族群。他们同样使用汉字，使用略有差异的汉方言，同样崇信儒家以仁义为核心的“八德”；他们之间的不同，仅是地域文化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主要是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而产生的。这些差异，成为各地汉族的特点，有时是优良传统。
本书第一章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研究福建人的产生过程。福建原为闽越族居住区域，但自闽越国灭亡之后，闽地人口稀少。福建方志认为，自从西晋发生“永嘉之乱”后，中原汉族八姓入闽，而后的福建人以中原华裔为主。新史学发展以来，这种观念受到挑战，许多学者强调唐初《刮地志》的记载，证明福州林黄等大姓，实际上是闽越后裔。传统的“永嘉之乱，八姓入闽”之说也受到质疑，因为那一时代从中原南下的华族多停留在长江以南的区域，不可能有大量中原华族入闽。我的看法是：从晋江流域发现的晋代遗物来看，当时确实有晋人南下，居住于晋江流域，这说明西晋中原汉族入闽之说有其根据。晋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闽人。明代姚旅的《露书》说：“二王帖多称诸舍，今莆中宦家子称曰几舍几舍，清漳晋江亦然。或只称舍人，犹有晋之风焉。”
其中“二王帖”是指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之间的信件。晋代信件中的称呼习惯流传于福建各地，反映了晋文化在福建的传承。但是，当时闽中人口总数不多，表明这次大移民对福建的影响不大。当时有身份的华族多停留于江南，入闽的多为普通百姓。从隋以前福建人口稀少，全境不过 12420 户人家来看，当时汉族人口不多。而福建山区多为游离于朝廷管辖之外的闽越人后裔。不过，从当时遗留下来的汉字墓刻来看，晋隋之间的闽越人已经开始了汉化的过程。福建人口真正增长是在唐宋时代，而唐宋时代又是中原汉族大举南下闽中的时期，因此，从人口的角度而言，唐宋时期的新闽人应是中原移民和本土闽越人后裔的结合，由于中原移民长期在政治上占据优势，他们的语言成为福建的主要流行语，并在闽国时期形成了以固始籍贯为荣的习惯，从此追根中原成为福建文化的一个特色。中原移民和本土的闽越人后裔融为一体。
人口构成决定了福建文化的本质。唐宋福建文化不仅是中原文化的延伸，而且还继承了闽越文化的许多成分，从而成为中华文化中一个富有特色的地方文化。
关于福建最大的少数民族畲族的来源，福建学术界一向有争议。有的人认为它是闽越人的后裔，另一部分人赞同“畲瑶”同源说，认为它是从外省迁来的。我赞成畲族外来说是因为宋元畲族分布的主要区域汀州和漳州的西部，原来都是亚热带雨林区域，森林茂密，猛兽毒蛇出没，不宜人类生存。文献记载也表明，古代汀漳境内人口极为稀少。畲族是一个以游动为特色的民族，他们很少在一个区域长期停留，而是不断地寻找新的开垦地。唐宋时期，畲人进入福建西南，他们焚烧森林，开山种地，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元代，畲人在福建西南形成较大的势力，对元朝的统治形成威胁。明朝建立后，大批畲人融入汉族，成为福建人的一部分。他们的耕山文化也被汉族所继承。畲文化丰富了福建文化的内容。
以上从人口构成与发展历史论证了福建人的形成，他们以北方南下移民为主体，在历史上融合了闽越族和畲族，形成了新的福建人。新的福建人文化主流是汉文化，所以，他们是汉族。但因闽越文化的遗存和畲族文化的影响，作为汉族一支的福建人地方特色明显，也为中华文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本书第二章是从区域文化观察福建文化的地域性，福建各区域的发展是从山区到沿海，山海交替，创造了多个福建文化的高潮。闽西北是孕育福建文化最早的区域。它首先表现于建安郡最早设置于闽北，还表现于自唐宋以来，闽西北一直是福建的主要矿区和茶叶产区。闽北开发的银矿曾是中国白银的主要来源，它和茶叶经济造成福建的富庶，使之成为唐宋福建文化大发展的基础。闽北优美的山林自唐宋以来就吸引了北方移民定居，由他们创造的山林文化达到很高的水平。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在闽北成长壮大，是闽北文化地位的象征。
闽南文化的特点是海洋文化，早在唐宋时期，闽商便编织了一个遍及东南亚、东北亚的商业网络。早期贸易量不大，所以，宋代的泉州不见得比国内重要城市富裕。明代以后，来自日本和美洲的白银主要通过福建的港口流进中国，这大大提高了福建海商的地位，也使福建沿海获得空前的发展。福建文化的重心从闽北转移到闽南沿海，又从闽南向海外传播，在东南亚造成较大的影响。
闽西山高林密，早期是福建人口较少的区域，从外省进入的畲族曾是闽西主要人口。从南宋开始，闽西人口暴增。因闽西山地无法养活太多的人口，闽西人被迫移民外地，形成了租山种植兰靛、杉木、桐树的习俗，因而被当地人称为“客家”。勤劳的客家人四处租山种地，是开发南方山地的主力军。他们逐步向西南方向前进，在广东、广西、贵州、四川、湘南形成较大的影响。客家人重视儒学，他们的生活初步稳定后，会教子读书，逐步培养知识分子。其中一些人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影响颇大。就福建而言，闽西高级知识分子多产生于清至民国时期。
号称闽都的福州是福建各区域文化汇综之地。从唐代到清代民国，福州都是省内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之一。但福州文化最大的影响，还是体现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之中。由林则徐最早提出“师敌长技以制敌”的原则，鼓励了晚清的儒者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而后又有严复翻译《天演论》等西方名著，林纾翻译西方小说，陈季同向法国人介绍中国文化，翻译《法国民法典》（即《拿破仑法典》），对中国法治的初建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近代福州文化对世人的影响极大。
总的来说，福建文明是由唐宋中原移民和越人后裔共同创造的，它延续了唐宋中原文化的许多传统，也继承了闽人海洋文化的优秀因子。在宋元以后，福建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是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支点，也是吸收海外文化优秀成分的管道，在中华区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本书第三章写福建的物产文化。物质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基础，人类文化的种种，大都取决于物质文化。本章主要强调水稻文化是福建文化的最基本面，它是闽人生存的基础。在人类所有的谷物中，稻米是最高产而又热量充足的食品，被许多农业专家称为最佳食物。事实上也是闽人的第一食物。水稻原生地是中国东南的沼泽，然而，天然的沼泽有限，要大面积培植水稻，就要制造人工沼泽，这就是水田。尽管福建位于中国东南多雨区域，水源充分，但多山的地理形势使水田的开辟成本高昂，这是福建在东南诸省中开发较迟的原因。一直到唐宋时期，北方移民大举南下，福建才有了足够的资本和劳动力开发水田。这也是福建在唐宋时期大发展的基础。需要说明的是，宋代初年占城稻的引进，曾经大大改良了闽人的水稻生产。不过，因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状况，福建可耕地太少，以稻米为主食，大约只能养活 300 万至 400 万的人口。由于这一状况，自南宋开始，福建民众就大量向外省迁徙。他们主要有两支，其一为东南沿海民众，他们主要从海路向外迁徙，他们的迁徙促进了广东、台湾、海南三省的人口增长，他们也是东南亚汉族人口的主要来源地。其二为福建西南的客家移民，元明以后，他们向广东、赣南、桂北、湘南、川东等地山区进发，是开发南方山区的主力军。另一方面，闽人自明清以后，将开发的主要目标转向山地和经济作物。例如山地的茶叶、靛青、木材、毛竹都可为闽人带来较高的收入，沿海民众则以良田种植甘蔗、烟草等高利润经济作物，以出售蔗糖、烟草的价值换回粮食。这是福建从南宋开始就成为主要粮食输入地的原因。明末清初美洲作物番薯、玉米的输入，开辟了福建粮食生产的一个新领域。这两种作物中，番薯的地位尤其重要。它使福建沿海大片不可种植水稻的沙地成为粮田，因而可以养活较多的人口。清代陈云程感慨地说：“迩来栽种尤盛，闽地糗粮半资于此。”
明末清初，福建人口骤增，从约 400 万增加到道光年间的 1500 万，其中番薯的作用巨大。不过，福建人口增长到 1500 万之后，水稻加番薯的主食结构再次受到了大自然的空间限制，明清之际的福建不得不从海外运入大量的稻米。福建的物产结构决定了闽人的经济结构，他们不能在有限的耕地上自给自足，而是要到外地谋得粮食供应，这就迫使他们发展山地经济和经济作物种植，或是向外发展。研究中国经济，人们常说在鸦片战争前，中国是自然经济，然而，我们通过研究福建经济的发展史，就可知道，闽人从来就没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福建经济从南宋以来就是小商品经济。
本书第四章研究福建的海洋文化。海洋文化是人类涉及海洋而形成的行为模式和文化成就。福建面临台湾海峡，海岸线曲折，多港湾岛屿。还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乘坐着独木舟航行在岛屿及大陆港湾之间。晋隋之间，史籍记载了福建沿海的“游艇子”，他们以船为家，漂泊于台湾海峡，形成独具一格的海洋文化传统。唐末五代，福建沿海人口增长，商业资本与疍家人的帆船结合，开始向海外发展。泉州刺史王延彬“每发蛮舶，无失坠者”。这类“蛮舶”，即为沿海疍家人的船只。因北方精湛的制木技术的传入，刨刀的使用，蛮船制造越来越好，越来越大。随着大批疍家人融入福建人之中，疍家人的航海文化为闽人所继承，闽人从而成为中华民族中最擅长航海的民族。宋元明清以来，闽人远航南海和印度洋，建立了遍及东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非洲东岸的商业网络，这一网络是中国人和海外诸国民众共同的成就，在欧洲人打通大西洋和太平洋、印度洋的联系之后，又成为世界商业网络的一部分。闽人主要活动在东北亚海域及南海周边诸国，在欧洲人抵达东亚以前，已经形成了环东北亚贸易圈和环南海贸易圈，由于福建面临的台湾海峡特殊的枢纽地位，闽人成为编织这一网络的主要力量。明中叶以后欧洲人在东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是继承这一贸易圈的发展。
明代的海禁曾一度限制了民间海上力量的发展。但闽人以海为田，即使在海禁时期，他们也在向海外发展。实际上，由于明朝的海禁，其他各省的海上力量受到约束，导致闽人的海上力量更为突出。尤其是在郑成功时期，闽人的海上力量控制了台湾海峡的主要贸易线路，因而掌握了进行东北亚贸易和东南亚贸易的主动权。海上贸易的发展，使大量白银经福建流入中国各地，从而改变了中国经济。事实上，在明清之际，福建是环东北亚贸易圈、环南海贸易圈及中国大陆贸易圈三大贸易圈交汇的地区，闽人利用这一优势，推动了三大贸易圈的发展，也从三大贸易圈的互动中得到较多的利益。
清朝废除海禁开放沿海航行之后，福建的海上势力乘机向南北沿海各港口发展，在中国沿海诸港都建立了贸易据点，他们唤醒和促进当地海洋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使福建海洋文化达到极盛的阶段。
发展海洋文化，是福建文化对中华文化最大的贡献。
本书第五章研究福建的民俗文化。在本章之内，闽人的家庭、宗族及风俗习惯是主要研究对象。人类社会是人的关系的总和。而人的关系，是人类行为交换形成了固定轨迹。福建基层社会组织形成于乡村，多由血缘关系决定。这就是闽人乡族社会的由来。乡族社会中不是没有阶级，但它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救济体系，使富者多致力于地方公益，贫者可以在灾荒降临时得到救济。因此，闽人的家族，往往延续千年不衰，从唐末到清末民国，不仅人口增长，而且屡有人才问世。
正如费孝通所说，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地方文化的丰富多彩一向是中华文化的特点。从周代的《周礼》诸书中可以看到，自古中国就有“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说法。研究不同、认识不同，容忍不同，正是中华文化“存异求同”的优良文化传统。本章的研究说明：东南社会受闽越人社会的影响，家庭中女性地位较高，她们拥有财产权，可以上街经商，往往控制了家庭。闽人宗族制度也很有特色，呈现出“小家庭、大宗族”的特点。“父母尚在，兄弟分家”的习俗，造成闽人多为小家庭。这类小家庭财政自理，可以发挥闽人对事业的热情。由于女性参加劳动，闽中男性可以离开家庭到远方谋生。这是闽中男性往往在海外发展成功的原因。小家庭的毛病通常是不能抗击社会上的重大变化，分化无常。闽人的对策是发展宗族制度。唐宋以后南方的宗族制度其实是一种家族为单位的保险救济制度，每个家族都会有以祭田为形式的公有财产，这些财产的产权及收入十分稳定，其收入按血缘关系分给每个家庭，一个农民家庭也许几年分一次祭田收入，也许十几年轮到一次，从空而降的这笔收入可以大大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实际上起了救济的作用。闽人家庭、家族特殊的结构是闽人在经济上较为强大的原因。乡族组织的缺点是很难处理乡族之间的矛盾，有时形成宗族械斗，破坏了本地的生存环境。
本书第六章主要研究福建古代的佛教与外来文化。在本章里，我提出福建古代社会的佛教化问题。在传统福建文化史领域，儒佛道三教竞争融合是基本线索。对于南方社会的儒教化，我已经有了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佛教对福建基层社会的影响之深，远远超出我们的意料之外。因此，我提出了佛教化的概念。我认为对福建文化的研究首先要从底层文化的演变开始。这是我在叙述了福建的人口、民族、物产文化、海洋文化之后，就研究民俗文化的原因。但在民俗文化研究中，就感到了佛教的深入影响，福建人的许多习俗都与佛教有关。
以往我们注重儒学与道教的研究，认为它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可以代表中国人的心性。但我深入研究中国人的思维后发现，若非先研究佛教，对儒学及道教都有难以说清楚的障碍。这是因为，佛教对中国传统道教及儒教影响实在太大了。闽越人的文化是以巫觋文化为基础，而后在佛教的刺激下，形成道教文化。它构成了福建底层文化的基本特点。佛教传入福建后，深入福建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佛教的渗透之下，福建的巫觋文化出现了佛教化的倾向。也就是说，唐宋时代福建底层社会的巫觋，不仅继承了传统的巫觋文化，而且还受佛教密宗的影响，形成了流传在巫师之间的瑜珈教。瑜珈教巫师占据了福建底层社会的主要法事活动，成为民众眼中亦道亦佛的人物。在道教萧条之后，他们甚至取代道教，成为福建、台湾法师的主要流派。
福建佛教不仅有流行于底层社会的密宗，还有盛行于上层社会的禅宗。唐代前期禅宗名僧马祖道一入闽，带出了百丈怀海、大珠慧海等一批闽僧。在百丈之后，有沩山灵祐、黄檗希运、曹山本寂、雪峰义存等著名僧人。他们与禅宗里的临济宗、曹洞宗、沩仰宗、法眼宗、云门宗等五宗的创立有密切关系。五代时期，在雪峰义存的主持下，雪峰寺成为中国禅宗佛教的中心。此后，福建涌泉寺长期成为禅宗传播的主要基地，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名僧。总的来说，福建文化能有全国性的影响，最早是从唐五代的佛教禅宗开始的。
宋代佛教禅宗的发展，对儒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前辈们的研究，唐宋禅宗对宋代理学的产生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我一向认为，儒学在开创者孔子手中，还只是伦理学和政治学，只有到了宋儒的时代，以理学为特点的哲学才在儒学中成长起来。不过，理学的成长受到佛教禅宗的巨大影响，理学的许多命题原来都是属于禅宗的。当然，儒学在禅宗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发明和创造。总之，佛教对福建社会的影响全面而又深远。一定要先行研究佛教，才能说清楚其他宗教。
佛教之外，摩尼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在福建历史上也产生过一定影响。古代闽人的信仰是一个多元的世界。
本书第七章研究福建历史上的巫道文化。道教形成于汉代，早期道士和巫师之间并无太大的区别，巫即为道，道亦是巫师。这是汉末道士董奉亦巫、亦道、亦医的原因。进入唐宋时代后，佛教密宗在底层社会有巨大的影响。那时候的巫师会向密宗法师学习瑜珈术，相传瑜珈术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因密宗瑜珈术在民间的传播，形成了佛教修行者和民间巫师组成的瑜珈教。由于许多巫师信奉瑜珈教，所以，这一时期的巫觋已经受到佛教强烈的影响，不再是纯粹的传统巫师。宋代人们对密宗瑜珈派名僧的信仰，造就了清水祖师崇拜和定光佛崇拜，类似的信仰还有武夷山的辟支佛与漳州的三坪祖师。同时，发源于密宗的瑜珈教在民间巫师中影响极大，其中一些人物成为后人崇拜的偶像，例如中国的海神妈祖，又如临水夫人，她们生前都是瑜珈派巫师。由于巫道不分，她们同时又被视为有法力的道士。福建历史上以三清影响为主的正统道教影响不大，当道教基地武夷山道观因明代中叶的增税而萧条之后，正统道教在福建的影响越来越小。清代，由民间巫师组成的瑜珈派巫师取代了传统道士的地位，三奶派红头法师和普庵派青头法师成为福建道教的主体，他们获得龙虎山张天师正一道的符箓，成为正式道士。
以上观点与传统观点有较大的出入。传统观点一直将巫道文化当作本土文化来研究，而我指出现存福建巫道文化其实受佛教密宗瑜珈教的影响极深；传统观点将陈靖姑的红头法师及与其竞争的青头法师当作道教来研究，我则指出它原来是佛教密宗瑜珈教的一支，这些观点根本颠覆了传统的巫道文化研究，也引起很多争议。不过，自我 2004 年在台南大学作第一篇有关瑜珈教的研究开始，我的这一观点也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学术问题总是越争议越明，我也期待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此外，本章探讨了产生于福建的著名道教神明。例如三国时期的董奉，宋代的吴本，明代的二徐真人，这都是具有较为广泛影响的神明。
本书第八章研究福建历史上的民间信仰。我在 1993 年出版了《福建民间信仰源流》一书，该书第一次完成了福建民间信仰的众神系统建构。自此以后，福建民间信仰一直是我的研究重点，2007 年推出《妈祖信仰史研究》，2011 年有《福建民间信仰论集》面世。同时，我也看到几十年来台湾及福建学术界相关成果累累。本章要写相关概述，有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处着手之感。本章第一节写了福建历史上的动物神崇拜，其主要代表是蛇王崇拜、青蛙神崇拜和猴王信仰。我一直坚持《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像最早源于福建民间的猴王崇拜和齐天大圣信仰，它根植于福建深厚的动物神信仰之中。《西游记》最早的作者应是南宋福州瑜珈教大师张圣公。
本章第二节研究瘟神崇拜。台湾学者很早就将瘟神崇拜与汉代的五瘟鬼联系起来。我的研究首先是探索从汉代五瘟鬼演变为福州五福大帝的过程。瘟鬼崇拜起源于动物神的精灵崇拜，古人相信森林中的神秘精灵会致人于病，对人类杀伤最大的瘟疫就是这些精灵的恶作剧。人类只有祈求瘟鬼的饶恕才能躲过灾难。这是瘟鬼信仰的起源。唐宋以后，瘟鬼信仰逐渐人格化、正面化，于是瘟鬼进化为瘟神。瘟神崇拜遍及东亚各地，福州的瘟鬼崇拜在明清之际抬升为五神大帝，可以说是瘟神崇拜的极致。
本章第三节论述福建的女神崇拜和陈靖姑、观音信仰。福建多女神，这与福建历史上妇女在家庭中拥有较大权力有关。女神崇拜与古代社会中的女巫有关。唐宋时期，福建各村落都有许多女巫，她们与普通民众生活在一起，自称能够请神降临治病，而且确实能为村民解决一些问题，至少能使村民相信她们是这个问题的解决者。因此，她们生前就成为村民的崇拜对象。她们死后，继续得到村民的信仰。其中一些人因为灵验，相关信仰得以扩张，渐渐成为多数人的信仰，于是，一个影响很大的神出现了。临水夫人陈靖姑和湄洲神女妈祖，最早都是这样出现的。其中，幼儿和产妇保护神陈靖姑是闽浙一带最典型的女神，她的原型是一个难产而死的女巫，死后被奉为产妇的保护神。敬奉陈靖姑可以怀孕、顺产，这是年轻母亲最关心的事。由于母亲伟大的情结起作用，陈靖姑在福州一带被神话为无所不能的母亲之神，她能率领众神，驱除妖怪，保护民众，尤其是保护女性。福州民众信仰的齐天大圣猴王，也是她的一名部下。陈靖姑相关神话传到浙江，变化为陈十四娘崇拜，而陈靖姑斩白蛇的故事，在浙江逐渐转化为以白蛇为正面形象的《白蛇传》。由于闽浙之间流行女神崇拜，观音信仰传到闽浙之后，男身观音在中国东南逐步转化为女性观音。观音的神性也逐渐变成母亲之神。
本章第四节研究从北方传来福建的诸个神明，主要是城隍、泰山神和王灵官。这些源于中原区域的神明信仰，在全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福建的影响也不小。它代表了北方文化对福建的影响。
本章第五节研究福建的关帝崇拜。关帝是外省输入民间信仰中最有影响的一个，且最具有阳刚气质。在外人看来，关帝崇拜是中国的战神崇拜、武神崇拜，实际上，它是中国式的英雄崇拜。关帝崇拜不同于其他国家同类崇拜的原因在于：中国的英雄崇拜更关注关帝的道德因素。他是仁义的表率，英雄即是大仁大义者，这才是中国人理想的英雄。
福建的民间信仰有儒佛道三教合流的因素。例如医神崇拜中的董奉、保生大帝、二徐真人体现了道教文化，而关帝崇拜体现了儒家文化，至于妈祖信仰、观音信仰则有深厚的佛教色彩。其实，许多神明的身上都有三教合流的气质。例如，关帝成神之初，最早是佛教的护法神；而被奉为道教之神的保生大帝吴真人、玄武大帝，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以观音崇拜为特色的佛教密宗影响。他们中间的许多神灵被朝廷纳入官府祭祀系统，因而有了儒教的色彩。福建民间信仰最确切地展示了多神教及多元文化的本质。
本书第九章研究福建的水神信仰与妈祖崇拜。妈祖信仰是产自福建最有影响的民间信仰，几乎每个沿海港口都有天后宫，源于福建的客家人移民还将关帝信仰带到四川平原。妈祖信仰的起源与福建沿海的水神崇拜有关。福建历史上的水神有多种，早期的泉州通远王和福州演屿神都是有相当影响的海神，在宋代早期，通远王和演屿神的影响更胜于莆田的湄洲神女（妈祖）。湄洲神女能在竞争中成长为最高海神，是因为她兼有母亲崇拜的性质。在海难中挣扎的水手与海商都是成年人，但他们在灾难面前心理崩溃，往往成为心态幼稚的童儿。童儿遇到灾难，总是扑向母亲怀里求救，返童水手们心理，同样是期望一个母亲之神来拯救他们，湄洲神女满足了他们的要求，逐渐成长为最高海神。明清时期，闽人的海洋力量占据统治地位，他们信奉的妈祖也传播到全国沿海区域。各地原有的海神成为她的部下。在福州一带，妈祖帐下还有水部尚书陈文龙、拿公、白马三郎等水神，原产于江西的晏公等江河水神也成为妈祖的部下。
本书第十章研究福建的教育文化。中国思想史上一向是儒佛道三教竞争，三教中儒教能取得较高的地位，与儒教掌握了教育有关。儒教是官府着力培植的宗教。但除了政治领域之外，它在早期文化领域的影响无法与佛教相比。福建自宋朝以后，儒学教育大发展，儒学也在知识分子中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由于教育被儒者所掌握，其他宗教的知识分子，大都来自儒者，而且多为在生活道路上遇到障碍的知识分子，这就造成儒学的人才优势。宋元以后佛道二教输给儒教，根本原因在于人才。
对于儒教，传统观点一直将其作为中国落后的原因。但在福建儒教发展史过程中，我深深感到儒学在南方传播的意义非凡。它的开放观念使其展开双臂欢迎南方各民族加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而且，儒学“有教无类”的观点，也使南方民众看到了从底层上升到国家最高统治阶层的希望。儒学能在宋代吸引广大福建民众，和它的平等、开放观念有关。中华文化在南方的巩固，与儒学是有关的。福建省有“海滨邹鲁”之称，是因为宋代福建教育的大发展，整个宋代福建路有七千名进士，超过任何一个省份，这使福建人将中央王朝完全当作自己的朝代，从此完全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事实上，宋以后福建成为中华文化东传、南传的主要基地，这与唐宋以来福建发达的儒学教育有关。
本书第十一章研究福建儒学文化和历史上最大的思想家朱熹。在我看来，儒学是中国思想界一股永远积极向上的力量。福建原是“蛮荒”之地，佛道二教曾占据统治地位。佛道思想都以消极应世为主，它适于老年人，不适宜发展中的年轻人。福建在唐宋时代正处于大发展时期，儒学在这一时代传入，它的积极向上的精神鼓舞着闽人奋发图强，他们如饥似渴汲取儒家思想的最新成就，融会贯通，造就了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等伟大的理想家，其中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成为理学的高峰。理学认为创造世界的是“理”这样一种客观精神，它高于一切，包括高于皇权。“理学”的问世，将人们从宗教的迷雾中带出来，从此，人生最重要的不是信仰的虚无世界，而是现实中的人生。要知道中世纪的世界是宗教的世界，这一时代全世界人都将主要精力投注宗教，理学使中国人成为最早的现实主义者，因而有了宋代物质文化的空前繁华。这种思想传到欧洲，也使欧洲人想到：科学可以脱离宗教而发展，人生比虚幻世界更重要。这一思想是欧洲文艺复兴的起点，它改变了世界。
本书第十二章研究福建的刻书文化。历史上的文化中心向来是出版业中心，建阳的书坊从宋代开始印书，一直到清初仍然十分兴盛。它为福建文化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由于书坊的影响巨大，历来研究很多。我从研究生时期关注书坊，最早写书坊是《福建经济发展简史》的手工业部分，而后不断增加相关史料。但这些史料大都是零碎的，或有助于书坊研究的局部完善。例如，从弘治《建阳县续志》找到明代中叶书坊藏版数量，从康熙《建阳县志》中找到清初书坊刻书的证据，从而提出书坊印书并不是在明末就消亡了，实际上，清初书坊印书业还是繁荣的。我还在旧书市场上购得咸丰年间书坊刻印的《药性赋》，证明直到清晚期，书坊仍有出书，书坊的衰退是渐进的，并非突然断层。我在这一领域颇为自得的是最早提出建阳书坊是中国小说出版中心，早期通俗小说多在建阳书坊出版。
本书第十三章论述福建古代的文学和史学。福建古代文学以诗歌和散文为主，我自诩为一个不错的诗人，不论律诗、古诗还是词曲，都能写一些。所以，写福建文学史颇有亲切之感，所谓“文史不分家”吧。在我写《福建思想文化史纲》之前，福建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文学史，专门研究主要集中于杨亿、柳永、张元幹、刘克庄诸人。怎样挖掘福建历史上有贡献的文学家？我在翻了很多书以后，决定以郑方坤的《全闽诗话》为线索，选择其中的历代名家，注意历代文学家对他们的评价，因而建构福建文学史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我阅读了那一时代流行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希望从中得到启发。让我遗憾的是，那一时代的文学史著作多是用历史学的方法在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家，也就是较关注作者的阶级基础，著作的时代背景，反而对文学技巧研究不多。因此，看了几部文学史，帮助不是很大，反而觉得《全闽诗话》汇集的历代学者诗人的评价更有味道。最后决定主要参考《全闽诗话》中各类诗话的意见。此外一个困难是唐以前福建文学史的写作，那时福建的文化尚欠发达，留下的文字极少，好在我在写《福建民间信仰源流》之时，发掘了“李寄斩蛇”“螺女”的故事，作为文学的民间传说内容写进文学史，加上对入闽官员江淹等人的研究，好歹应付了这一章。至于对福建历代诗人的评价，除了参考《全闽诗话》外，有时凭着自身作为诗人的感觉走。我喜欢淡雅、隽永、含蓄的风格，给各代诗人的评价是否公正？我有时也会质疑自己。例如，南唐时代的名诗人江为，是一个几乎被人们忘却的诗人，我仅凭他留下的几首诗，便认定他是唐末五代可与黄滔并肩而立的优秀诗人，是否正确？这都只好留给后人评价了。我认为中国文学最大的特点是在道教、儒家背景下形成敬畏大自然的哲学观念，这使他们以满腔热情去描写大自然的景观，将生命融进大自然成为他们最高的追求。所以，中国文学形成了以情寓景，以景抒情，并将情景交融当作文学极致的文学观。和世界各国文学相比，西方文学的主题是对人性的挖掘，东方文学则更注重大自然在人心中的位置，并在心与大自然的交换中展示人对世界的感性，从而在世界文学系列中独树一帜。以上是我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体会。我对福建文学史的撰写，看似随意，实际上有意无意是跟随这一观点走的。
散文是最难评价的文体。今人评价散文，主要重视它的感情融入，其次才是文体的变化。但是，古人更为重视的是“文以载道”，韩愈的散文因其弘扬儒学而被视为顶级的文章，然而，二程、朱熹的文章在理学上比韩愈更胜一筹，却没有人给他们的文章高于韩愈的评价。这说明文学还是有自己的特点。在韩愈和柳宗元二人中，我更喜欢柳宗元情融于景的高致，他的文章更适合今人重情的特点。然而，后代文学家中学柳宗元的毕竟是少数，学韩愈的为多。福建历史上的散文大师有蔡襄、陈旅、王慎中等人，近代的林纾、严复也以擅长古文出名，他如朱熹、刘屏山等人各有特色。不过，我的评论只算一家之言，这方面，也许文学史专家会更好一些。
我自己是爱看小说的人，中国古典小说，大致浏览了一遍。选择一些闽人撰写的古典小说写入福建文学史，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痛快的事。如前所说，古代福建是一个最早出版小说的地方，多数著名小说都在福建刊刻了最早的版本。有一些著名小说明显有闽文化的因子，例如，《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与福建的猴王信仰及齐天大圣崇拜有关，“杨家将”故事中的“畲太君”与福建的畲族有关，然而，福建方言与北方官话有距离，多数闽人擅长古文而其通俗小说不够流畅。因此，许多长篇小说在闽中酝酿的时候，只是一些短篇或是中篇，只有传到中原区域，得到来自各地文学家不断的补充和发展，才能形成辉煌的巨著。中国小说从唐宋的文言小说到元明时期走向通俗小说，许多伟大的通俗小说都出现于晚明清初。对这些巨著，闽人的贡献主要是早期小说结构的酝酿，至于完全由闽人撰述的小说并不多见。在短篇小说中，晚明徐兴公的《笔精》，陈鸣鹤的《晋安逸志》以及清代梁恭辰的《池上草塘笔记》都有不少精彩的故事；长篇小说中，较出名的是清代初年江日昇的《台湾外纪》，读者较多，晚清长篇弹词小说《榴花梦》也是一绝。这里要重点指出的是《闽都别记》一书，据傅衣凌先生的考证，该书形成于清代乾隆年间。全书 150 万言，叙说从唐末五代的闽王审知到清代前期的福州历史与故事，可以称之为福州人的荷马史诗。该书最大的特点是描述了两位民间的女性英雄，其一为扫除妖魔鬼怪的陈靖姑，其二为远航海外的铁麻姑，看来至少有一位女性是群体作者之一，甚至是主要作者，所以会自隐其名。除了以上二位女性英雄外，作者还描写了蛙神刘鹤龄与永乐皇帝的斗争，福州儒生郑堂戏弄地方官，小市民与地方大族许氏联姻而发财等故事，这些故事都反映了明清时期市民的情感生活，具有社会史研究价值和一定的文学价值。
闽人在历史学上面也有一些出色的贡献，而且主要在宋代，这就是郑樵的《通志》和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通志》是一部类书，而《通鉴纪事本末》是在《资治通鉴》的基础上编纂的。闽人在这方面展现更多的是编纂之才。在这方面，宋代尚有杨徽之编纂《文苑英华》，杨亿协助编纂《册府元龟》等巨著。明代前期学者编纂《永乐大典》《实录》等著作，也有不少闽人参加。清代陈梦雷始纂《古今图书集成》则是另一部大型类书。在地志方面，除了《宁化县志》外，福建最突出的是海外地理学著作，其中在闽做官的学者的贡献值得注意。从早期的《诸番志》《岛夷志略》，到后期的《瀛寰志略》，都是相当杰出的。而闽人所著的海外地理著作中，最有名的是《东西洋考》和《朔方备乘》，它如《海国见闻录》等也别具一格。
本书第十四章研究福建历史上的艺术。艺术的界面广泛，除了传统的雕塑、绘画、书法、戏剧艺术外，本章增添了建筑艺术。本来可写的还有栽花艺术等，福建历史上以建兰艺术闻名，但对这一艺术实在不太懂，只好付之阙如。再如闽菜的烹制逐渐从技术发展为艺术，但无法描写古代的闽菜艺术为何，也只好暂且搁置。
本书第十五章是研究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的，以及在这个碰撞中闽中学者的作用。福建是一个靠海的省份，当信息传播尚处于轮船为主的时代，濒海的省份获得的海外消息要比内地快。五口通商之后，福建因武夷茶出口获得较大的利润，因而办起了马尾船政。马尾船政不仅引进了西方工程技术，而且培养了一批初通西学的专家，在这一基础上，福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史上的一批闽人在晚清思想界努力引进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如严复、林纾、陈季同，同时也将中学传到西方，如辜鸿铭、林语堂。这种文化的互动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
福建文化是中华文化中优秀的一支，她是在文化碰撞和交融中发展的。可以说，每一次文化的交融，都使福建文化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因此，文化的激荡是福建文化史发展的主题线索。掌握了这一线索，便能把握福建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认为，可将福建文化史划分为四个大段，即：土著文化阶段、汉越文化交融阶段、儒佛道三教融摄阶段、中西文化交融阶段，在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文化冲突和融合。我们对文化的碰撞抱积极的看法，一般地说，一种文化在封闭的环境里自我更新，其成就必然是十分有限的，因为，接触面太小妨碍了新思维的产生。而一旦两种文化发生激烈碰撞，虽说这往往是十分痛苦的过程，但也会给各自的文化主体带来新的文化因素，迫使他们各自做出反应，常能导致新的文化创造出现。福建文化的历史进程便是这一定理的最好注解。福建的土著文化曾长期落后于中原文化，这是地理条件封闭带来的副作用。即使这样，我们也能看到早期石器文化的南北因素影响。当中原文化大规模传入闽中之后，福建文化获得了新的推动力，逐步赶上发达区域水平。对中原文化来说，她与闽越文化的结合也受益于闽越文化中的许多因素，例如，闽越人善于航海，吸收这一文化因素之后，大海对汉族来说，不再是陌生的领域，古代闽人远航亚非诸国，将汉文化传播于遥远的异域。可见，文化的交融丰富了汉文化的内容。在福建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文化交融都促使福建文化出现高潮。唐中晚期中原文化的南传，激发了福建唐末五代的第一次文化高潮；两宋儒佛道三教的竞争，促成南宋福建古文化的高峰；晚明时期，儒佛道三教的又一次激荡，激发了晚明福建文化的第三次高潮；近现代中西文化的交融，引致福建文化的第四次高潮。总之，掌握了文化激荡这一线索，便弄清了福建文化的发展道路。
福建的地理环境封闭，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与中原远隔千山万水，土著文化难于参加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多民族文化交流，这一特点造成了多方面的文化影响。首先，福建土著文化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然而，也正因为这一点，福建长期游离于东方文化发展的主流之外，进步缓慢。当代的考古发现表明：福建在汉以前虽有些不错的文化成果，但其总体文化成就明显不如中原。产生差距的原因在于：中原始终处在东方文化交汇的中心，时时吸收各地的文化成果，故能长久保持一流的文化水准，而古闽人只能在狭小的范围里熔铸自己的文化，落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古老闽文化的存在，构成后世闽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土著人的文化性格，必然深深地影响闽文化的发展道路，这是不可忽略的。
闽中的考古文化可以上溯至旧石器时代，其中代表性文化为 18 万年以前的三明万寿岩旧石器遗址和约 4 万年前的漳州莲花池山遗址。它是大陆东南石器文化与台湾石器文化之间过渡的一种文化。福建的新石器遗址有台海西岸的金门岛富国墩遗址、平潭岛壳丘头遗址、闽江边上的昙石山遗址等等，其特色是基于水稻种植的早期农业文化。这些新石器文化向内地发展，和长江流域南下的文化因素相汇，形成了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闽文化。大约在商周时代，闽中出现了青铜文化，其中浦城猫耳弄陶窑，代表了商代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武夷山的船棺文化和漳州汰溪的岩画，都展示了闽文化自身的特点。西周时期闽中已经和中原建立了初步的联系，其代表性器物有青铜剑和青铜鼎。浦城周代的土墩墓表明，盛行于江浙各地的土墩墓文化竟是起源于闽北。闽中青铜器的大量出土表明，西周初年闽中已经有一个武士阶层，他们中间的首领占有较多的资源，所以，这些人的墓葬出土了较多的文物。相对而言，下层平民的墓葬，陪葬器很少。可见，阶级分化已经出现了。此外，《周礼》有关“七闽”的记述，可以证明闽中有一个“闽方国”存在。也就是说，古闽地应在商晚周初进入了文明时代。古闽人的生活习俗，初步形成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其中一些文化因子，如凿齿、洪水传说、蛇图腾至今仍保留于闽人的文化中。
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在边远地区的福建我们也能看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中原民众喜欢玉的习俗，也存在于福建与台湾的古人之中。而闽北发现的铜器，其原料成分与中原不同，但其造型风格，却受到商周铜器的影响。尤其是在台湾海峡地区，考古证明：开采于澎湖列岛的一种石器，在台湾与福建南部都有发现。可见，即使是在石器时代的海峡两岸，也有人驾船往来于两岸，进行贸易。古人之间的交往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之外。
秦始皇南下的大军切断了闽中土著文化的发展道路，随着闽中郡的建立，古闽人孤独发展的历史终于结束了，宏大的中原文化渐渐渗透到七闽之地，开始了闽中汉越文化交融史。闽越首领无诸率闽越人参加了反秦大起义，后又助汉灭楚，接受汉朝的封赐，成为闽越王。闽越国在汉代存在 93 年，到汉武帝之时才被汉军所灭。从祟安发掘的汉城遗址的文物来看，闽越人已掌握冶铁、筑城、陶冶等诸项技术，明显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如果这一文化趋势延续下去，闽中的发展速度将大大加快。然而，汉晋时代的闽文化经历了两次大挫折：第一次是汉武帝灭闽越国之后，将闽越族人迁徙至江淮一带，这对闽越人自身文化水平的提高是十分有利的，但对闽地而言，没有人也就没有了文化的发展，闽越文化因而衰落；第二次是吴国将领贺齐入闽，将战败的山越人全部编入军队北迁，闽中人口再次锐减。人口的流失导致闽文化的长期落后，直到晋代，闽中二郡仅 8600 余户，地广人稀，被中原人士视为蛮荒瘴疠之地。迄至西晋永嘉之乱发生，中原人士大举南迁，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江南汉族人口也向南方移民，其中部分移民进入福建，在沿海和闽北山区定居。他们与土著共同开发闽中，改变了闽人的血缘及文化构成。迄至南朝陈时期，闽中汉越人民业已融为一体，被称为闽人。不过，当时的闽人中，越遗民血缘比重相当大，因而，闽越文化的许多特点也保留了下来，其中最主要的是“信巫鬼，重淫祀”的习俗。在闽人中，巫觋文化的影响是压倒一切的。当然，六朝的闽文化也有另外一面，从出土墓石砖来看，随着南朝官府教化的成功，汉字在当地已经十分流行，出现了最早的儒士及文学作品。总之，六朝闽中的文化已经不是纯粹的土著文化，而是汉越交融的一种地方文化。它以汉字为表述的基础，但其故事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本土的道教文化在六朝时期有较大的发展，闽中的儒学也开始萌芽，但远未成为主流。自北方传来的佛教，在闽中开辟了新的天地，并对闽文化产生了影响。
隋唐统一南方之后，闽中与北方中原区域的联系加强。闽中与中原政权的关系也有变化。早期的闽中处于南方割据势力管辖之下，闽越人好斗轻生的民风导致易动难安的政治现实，隋代的铁腕政治反而致使闽中民众的大规模反抗。唐朝吸取隋代的教训，对闽中实行安抚轻税的政策，许多山峒民众自动接受了唐朝的统治。这使唐朝对远方的统治逐渐巩固。
因闽地人口稀少，中原民众逐次南迁，进入福建的人口不少。例如唐初的陈元光及其部下开设漳州。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原人民掀起了几次南下浪潮，最著名的是唐末光州王审知入闽，建立闽国，大量吸纳北方人口。闽中人口因而大幅度增长。从隋初的 12000 多户增长至五代末的 460000 多户，其中增长部分主要是中原移民。南下的中原移民与本地土著结合，构成了新的福建人。其中福建男性的血缘多来自中原，女性的血缘多来自闽中，因此他们继承双方的文化传统，此时的福建人已经是汉族的一支，而其文化则是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结合的闽文化。
中晚唐时期福建地方官以儒学教化为主的策略，成功地促成闽中社会的转型。“缦胡之缨，化为青衿”是同时代中原人士对闽人的评价。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原的儒学、佛教南传，与闽中原有的道教、巫觋文化相互激荡，激起了闽中第一个文化浪潮。过去受歧视的闽人已不甘心于浑浑噩噩的生活，他们对高层次的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开始研究精致的佛教、道教、儒学等学科的哲学，并力图在文学、科举诸领域一显身手，有了较高的文化成就。在道教领域，泉州道士谭峭草就《化书》，在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形成了独有的体系，对道教理论做出重大的贡献；在儒学方面，若将儒学按传统划分为义理、经世、词章、训诂四个领域，在义理上，闽中有欧阳詹附和韩愈重振儒学的主张，为闽中播下了儒学哲学的第一粒种子。而林慎思著《伸蒙子》《续孟子》等书，是其时代有代表的儒学著作；在词章上，享誉唐代、五代文坛的有：欧阳詹、陈陶、徐寅、黄滔、翁承赞、郑文宝、江为等人；在经世上，闽人进入科举的不少，但在唐代仅有少数人仕途顺利，及至五代乱世，这一状况才发生彻底改观，五代各国都有闽籍名臣，不少人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唐末五代，闽人在世人眼目中一扫“闽蛮”的形象，过去的瘴疠之区现已被看作文星灿烂之地，这为宋代八闽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唐五代在福建最受尊奉的还是佛教。闽中各地，民众大建佛寺，许多人剃度为僧，而统治者对佛教的鼓吹更是无以复加。从全国而言，晚唐五代是佛教的衰退时期，而闽人对佛教极为热忱，便造成了福建佛教特盛的局面。这一时代闽中禅僧辈出，百丈怀海、大珠慧海、沩山灵祐、黄檗希运、曹山本寂、雪峰义存、玄沙师备等，都是有全国声誉的名僧，一时有“闽中多禅宗知识”的评语。和晚唐五代的福建儒学偏重于词章之学相反，闽僧多为杰出的思想家，他们大多有作品传世，对中国思想界有相当深远的影响。总之，不论从晚唐五代福建佛教的社会影响还是其学术造诣而言，都远远超过儒学，其发展层次也超过道教，成为其时代最有影响的文化思潮。
如前所述，在福建的第一次文化高潮中，闽人的创造是有目共睹的。这些成就足以说明：闽人已告别了文化不发达的时代。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其时闽人在宗教领域的投入远胜于对儒学的投入，佛教的全盛与道教的崛起，加上闽中固有的巫觋文化，将儒学的生存空间压缩得相当有限。因而从总体上讲，五代以前闽人的整体思维表现出强烈的宗教文化色彩。不过，从“信巫鬼，多淫祀”的低级信仰发展到对较高级的宗教发生兴趣，已是一个显著的进步。其次，由于建州、福州、泉州三大州鼎足而立，漳州与汀州的初步发展，福建地域文化的基本格局初步形成。
两宋期间，北方民众在金元贵族南侵的压力下，再一次掀起南下浪潮，造成福建人口骤增，从此福建成为国内人口过剩区域，文化素质也有很大的提高。推动宋代福建文化发展的主动力是儒学。儒学在后世被视为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保守势力，但是，若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我们不应否认她在中国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对南方文化的开发方面。历史的比较也许最能说明问题。在儒学入闽以前，福建文化领域流行的是本土的巫觋文化和外来的佛教文化。巫觋文化是较低层次的迷信，而佛教文化将来世修行看得较重，认为人的生存就是为了修得来世的幸福。这种观念使他们将神明的意旨看得较重，将人生的大部分财产献给神明，从而忽略了自己的幸福。唐代的福建，辉煌的建筑大多属于佛教的寺院，全省的良田大都由寺院占有。可以说，这一时代福建文化的主体是宗教文化。这种状况在中世纪是极为普遍的，对许多民族来说，摆脱宗教文化的彻底控制是近代的事，因为在他们的中世纪没有一种可以和宗教抗衡的理论。当然，这一规律对中国是不适用的，因为，在中国有和佛道相抗衡的儒文化。儒学是一种面对人生的学问，她的务实精神使她成为宗教的对立面。在理学家看来，推动世界的本原不是人格神，而是一种哲学观念——太极，世界万物的运行都有一定的规律，这一规律就是“理”，人类无法改变理，同样，神也无法改变理，因此，与其祈求神明，不如关注自身的生活。儒者在反对民间迷信和宗教方面是走得相当远的，它反对人们在信仰领域花费太多的精力和财物，提倡教育和发展生产，而且，理学崇尚理性，格物致知，关心国家社稷安危，重视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这种精神都促使闽人在文化领域深入开拓。因而，儒学的传入是促进闽人进步的一股力量。宋代闽文化正是在儒学的推动下，进入古代福建文化的最高峰。
宋代福建文化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北宋、南宋。北宋福建是儒佛道三教均衡发展的时期。由于朝廷提倡儒学，加上学者从宗教里觉悟后对儒学的投入，北宋儒学呈上升之势。不过，当时儒学的中心是在北方，闽中儒学的势力尚不够强大，仅能与佛道保持平衡而已。如果说五代以前福建的儒学尚偏重于词章方面，宋代福建儒学则是全面展开。在经世方面，北宋福建以出产秀才闻名天下，许多人通过科举一途进入政坛，仅以中枢机构的宰相而言，即有多人为闽籍，如：陈升之、章得象、章惇、吴育、吴充、曾公亮、苏颂、蔡确、吕惠卿、李纲等。此外，在词章方面，有著名文学家杨徽之、杨亿、柳永、蔡襄；在性理方面，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以“海滨四先生”闻名，除了闽中一直不发达的“训诂学”之外，福建儒学在各方面都有了成就。与儒学相对照，闽中佛道二教也十分活跃。宋代福建仍是国内佛教中心，僧人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寺院的密度也是全国第一，朝廷赐封的“大法师”中，有许多为闽人，闽中寺院还出资印刷了两部大藏经。这一切都说明北宋福建佛教的发达。然而，就学术而言，北宋闽中佛教缺乏突破性的发展，禅僧们把佛学的追求简单地归结为禅悟，他们认为：一个人知识越多就越容易迷失本性，反不如山野无知识的农夫容易进入大彻大悟的境界。所以，宋代的僧人已没有研究经典的热情，他们把追求玄之又玄的禅悟当作人生的一切，为此舍弃了其他方面的开拓。然而，当佛教失去知识土壤之后，它的智慧之花也随之萎谢了，其结果是使福建佛教失去了高深的理论，出现了庸俗化的危机。迄至南宋，佛教在思想界的地位便让位给理学。北宋福建道教在官府的扶植之下，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由于汀州道士王捷的活动，宋皇室“找”到了自己的祖先——“赵真君”，从此，道教成为宋朝的国教。其次，武夷山在这一时期成为国内著名的道教圣地。总之，北宋儒道二教都赶上来了，佛教失去了统治地位。
南宋福建是理学全盛时代。由于杨时、游酢等人传道东南的活动，闽北成为理学根据地，一时俊才云集，著名人物有杨时、游酢、刘子翚、刘勉之、胡安国、胡宏、胡宪、罗从彦、李侗等，他们多为后世孔庙配祀的理学前贤。迄至朱熹总结前辈成就，开创闽学，闽北一跃为国内学术中心。朱熹死后，后继者亦不乏杰出之士，如蔡沈、黄榦、真德秀、陈淳等人。总之，南宋闽学是中国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学派之一，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代表性学派，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化史，都发生过重要影响。南宋闽学的兴起，也带动了福建文化的全面繁荣。在文史领域，郑樵著《通志》，袁枢开创《纪事本末》体例，张元幹的豪放派词，江湖派的领袖人物刘克庄的诗词，严羽著《沧浪诗话》，都是足以称道的文化硕果；在艺术和科技领域，陈畅著《乐书》，蔡元定撰《律吕新书》，宋慈开创法医学……总之，福建文化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许多方面的成就都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儒学的刺激下，南宋八闽道教也有很大发展，曾慥编成《道枢》这一部巨著，福州万寿观经过60 年的努力，刊刻成卷帙浩繁的道教经典总汇——《道藏》，而闽清籍的著名道士白玉蟾在吸收理学思想的前提下，开创道教南宗。和儒道突飞猛进相比，南宋福建佛学仅是凭着强大的惯性随时代而随波逐流，呈现衰退趋势。不过，南宋福建思想界虽以建立理学的优势而告终，但闽学已不是孔孟时代的儒学，它批判地吸收了佛道的哲学思想，而扬弃了它的宗教外壳，最终完成了本身思想体系的重建。从哲学史发展的角度讲，闽学接过了佛教探索思维奥秘的工作，将它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元代福建动乱不安，闽人的文化建树比之宋代大为逊色，但也有一些杰出的成就。例如，元初的宋遗民文学，代表作有谢翱的诗歌、散文，郑所南画兰及《铁函心史》的创作。元代福建长期作为江浙行省的一个部分，这一隶属关系深深影响了福建文化界，闽籍名士多移居江南，如上述谢翱、郑所南，加上后世的杨载、张以宁等，他们都是在江南或京师闯出名声后，才得到各方面的认可。元代福建理学大师有熊禾、陈普、吴海等人，他们的成就也比不上江南的学者，所以，一般认为：元代中国学术中心已从福建转至江南。元代统治者重视宗教更胜于儒学，可是，他们的重视仅表现在给佛教徒、道教徒更多的特权，结果造成宗教界人士普遍的堕落。所以，元代福建宗教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佛道世俗化的危机更深了。宋元闽文化的又一特点是与海外交流的扩大，伊斯兰教、摩尼教、基督教、印度教都在福建沿海留下了传播的遗迹，这在其他地区是少见的。总之，宋元时代，福建文化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繁荣景象。
明清时期理学走向僵化而佛道二教世俗化，三教都呈没落之势。因此，就整体而言，明清闽人在文化界的贡献，前不如宋代，后不及近代，仅在晚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高潮。
明清福建文化的发展，大体可分为明代前期、明代后期、清代前期三个阶段，其脉络仍是三教关系。
明代前期，程朱理学被朝廷定为统治思想，朱熹开创的闽学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朝廷制定政策的唯一依据。在这种背景下，福建理学复兴，并以其强大的惯性继续发展，出现了陈真晟、周瑛、蔡清等一批理学家，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延续朱子学传统，并对其导师的理论做些修补工作，使之更加完整。然而，由于他们不敢超越朱学的藩篱，便限制了自己的成就。明初福建的佛教却在衰退，具有哲学思想的僧人日渐减少，大量只会念“阿弥陀佛”的流民把持着八闽大小寺院，成为“寺院地主”。因此，福建佛教的世俗化倾向非常严重。福建道教的情况和佛教也差不多。三教的沉寂使福建文化界如同一潭死水，几乎无所作为。
明代中叶，王阳明心学兴起，使沉寂的中国思想界重新热闹起来。众所周知，王阳明强调发挥本能的“致良知”之说带有浓厚的禅宗色彩，所以，也可以说王阳明是从佛教哲学中重新获得力量，推动了理学的发展。王阳明开创的道路对闽中思想界影响极大，明代后期，福建出现了两个理学异端——李贽和林兆恩。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继承王学传统，从佛教、道教理论中寻找理学的出路，但是，他们比王阳明走得更远。林兆恩觉得儒教的修身之学远不如佛道二教，因而，他提出以佛教治心、道教治身、儒教治世，创立了“三教合一”的新宗教。李贽则从禅宗里得到启发，崇尚个性解放，他抨击孔孟，反对盲从，讥弹世俗之见，给思想界造成极大冲击。面对王学的进攻，朱子学策源地的福建学者中，也有一部分人以卫道士自命，他们继承朱子学，阐发儒家经典，出现了陈琛、张岳、林希元、黄道周等一系列人物。这样，福建思想界大为活跃起来。在这种学术氛围中，福建文史、艺术、科技领域人才辈出。王慎中倡导“唐宋文学运动”；陈第开创研究古音韵的新方法；张瑞图以书法闻名；曾鲸吸收西洋画法创造崭新的人物画……就连佛教在理学的影响下，也出现了复兴趋势，隐元使福建临济宗再兴，元贤复兴曹洞宗，一时间闽中佛学人才辈出，影响后世深远。可见，明末福建出现了一个新的文化高潮。
清前期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再一次扼杀了活跃的思想界。八闽人物中，黄道周被杀，隐元流亡海外，李世熊隐居山村，埋首著书几十年。李光地原为王学崇拜者，后在形势压力下，改宗朱子学。所以，清代前期闽人没有重大的思想贡献。在这一时期，闽人引以为骄傲的闽学却成为一种负担，思想界中不乏才子，但少敢于突破禁区的人。人们甚至认为：假如没有闽学这一传统，明清闽人是否会有更大的贡献？其次，由于地理条件的关系，清代闽人跟不上江南的学术潮流。在考据学盛行的乾嘉年代，闽中竟无一个可称为大师的考据家。然而，也许是闽人不须背考据学这一包袱，清代闽人较早转向“经世致用”之学。郑光策于嘉庆、道光年间提出“经邦济世”，并培养出梁章钜、李彦章、林则徐等经世致用派学者，促使清代学风大变，也为晚清福建文化大发展奠定基础。
总的来说，明清时代儒佛道三教都缺乏活力，理学日益僵化，而佛道世俗化危机加深。因而，三教之间的碰撞也难以激起较大的文化浪潮。李贽、林兆恩等人想从佛道中寻找儒学新的出路，然而，佛道自身难保，安能救得了儒学！同样，佛教人士想溶入儒学而拯救佛教，也不能获得大成就。传统文化发展到这一境地，似已缺乏活力，无论怎么腾挪，都跳不出三界的范畴。当然，这也和新生的市民阶层的软弱有关，他们尚无法摆脱对传统思想体系的依赖，因此，也无法创造新的思想体系。
1840 年鸦片战争的发生，不仅是列强侵略中国的开始，而且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开始。在历史上与海外世界来往较多的福建成为沟通中国与海外世界的桥梁。林则徐、沈葆桢在向西方学习上走到了最前面，其后，严复、林纾、陈季同、辜鸿铭、林语堂等人都成为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极大地震撼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改变了福建文化的格局。过去，福建文化就是三教的竞争，在这以后，便发展为中西文化之争。西方文化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东方文化尚静、尚和谐、尚智慧；而西方文化尚动、尚扩张、尚力。在强有力的西方文化冲击下，传统文化一度招架不住，于是，西学传入中土，造成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巨变。然而，文化的动荡也给予福建文化新的发展契机。严复积极译介西方启蒙思想，成为对中华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林纾翻译西洋小说，使中国人通过小说了解了西方人的生活。此外，辜鸿铭与陈季同、林语堂将儒家经典译成英文、法文，使欧美人士进一步了解了中华文化的精粹。闽人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的努力，也使福建文化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大大促进了自身的发展。晚清，在西学的冲击下，福建文化出现了历史上的第四个高潮，除上述人物外，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还有陈衍、陈宝琛、丁拱辰、何秋涛、祝桐君、虚云、圆瑛等等，他们大多是对西学冲击做出反应的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新式教育的发达，福建出现了一批中国最早掌握现代科技的人物，例如魏翰、陈兆翱、郑诚、汪乔年、罗臻禄、池贞铨、林庆升等等……这为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之，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使中国传统文化面临覆没的危险，巨大的震荡使中国传统文化走出自我循环的怪圈，反而进入大发展时代。毫无疑问，近代福建文化的发展，大半是西学冲击造成的，尤其表现在科技进步方面。但从另一方面看，在社会科学领域，许多有成就的近代福建学者，大多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例如严复、林纾、辜鸿铭、林语堂、朱谦之等。可以说，中西文化合璧是这一代杰出闽人的共同特征。所以，传统文化对福建文化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化暴露出固有的弱点，于是，严复、辜鸿铭等学者开始反思西方文化。辜鸿铭以中华价值观为准绳，批判西方人尚力、尚扩张的殖民文化意识，竟引起西方哲学界的轰动，使之重评东方价值观。但是，在国内舆论界，严、辜二人对西方文化的反思，被人们视为开倒车。从现在看来，这一评语过于轻率，严复并未放弃其早期的理想，仅是想找一条折衷中西文化之路，当然，他并未完成这一探索。在严复、辜鸿铭前后，陈季同用法语介绍中国文化，翻译拿破仑法典，也取得很大的成绩。
1919 年的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发生了中西文化之争的大论战，通过这场论战，中国人进一步明确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于是，西方的各种思潮引进中国，也波及福建。其中，有一种思想转化为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样，现代福建文化领域呈现三足鼎立之势：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思潮，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潮，以及从西方引进的西方文化思潮。三种思潮的激荡，培养了新一代的闽人。林语堂兼通中西文化，用英语写作；朱谦之捍卫东方文化；郑振铎以西方文学观念分析传统文化，他们都有深厚的儒学文化背景。在科学领域，高鲁、侯德榜、萨本栋等人对现代科学做出重大贡献；张鼎丞、邓子恢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家。各种思潮的竞争，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运动的胜利而告终。不管人们怎样评说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大优点是永远不能抹杀的，这就是它力图超越西方文化模式，努力继承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天平上，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是均衡的。在这一指导思想支配下，中国共产党人宣称他们是西方最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同时也是从孔子到孙中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这是一种均衡的文化观，也算是对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之争的总结。如果在共和国成立后，面对中西文化激荡的延续，按照我国国情正确加以引导，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当有更多的成果。让人惋惜的是：这种激荡往往被忽视或扭曲了，文化虚无主义盛行，直到三中全会后才得到拨乱反正。总的来看，中西文化之争是贯穿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线索，直到现代仍是如此，中国人应向西方文化学习，这方面还有许多新课题；同时，中国人也不可持民族虚无主义，放弃宝贵的民族文化传统，只有在中西文化交相争辉的前提下，我们才可能创造出一种新文化。
纵览福建文化史，我们的结论是：文化的发展绝对不能在静止的容器中按既定的程序进行，它应是在文化之林中自由游弋，由碰撞发生接触，由接触发展为最终结合。这一过程很可能是猛烈的，具有破坏性、杀伤性威力的，并且常是痛苦的反应过程。但是，这种反应，又是孕育新文化的诞生所不可避免的。福建文化史上的四次高潮，无一不是文化冲突的结果。所以说，福建历史上各种文化的激荡，是福建文明不断升华的根本原因。